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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向他咨询，工商质检和他交流
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纸宣判，让赵正军一夜之间成了舆论“红人”。
这是一场“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赵正军状告卫生部，要求其公开生乳新国标制定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编写的《会议纪要》。根据判决，卫生部需在法定期限内，对赵正军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予以重新答复。
赵正军，河南巩义人，39岁，初中学历，没有正规学过一天法律，却因为屡屡状告行政部门，成了消费者的“民间代言人”。
对于外界常称他为“职业打假人”，赵正军坦言：“别人怎么叫，无所谓。其实，现在出问题的并非假货，大都是真货，可又不符合安全标准。我认为，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比假货更严重。”2006年以来，他一直关注食品安全，从最初的现金索赔到现在的行政诉讼，他说自己已经在这条道路上“不能自拔”了。
卫生部的答复让他哭笑不得
赵正军对卫生部的起诉，源于2010年4月卫生部公布的生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在这份新的标准中，有关生乳收购的两项标准发生了变化：每百克蛋白质含量不得低于2.8克，每毫升细菌总数不超过200万个。而在之前的生鲜牛乳收购标准中，这两项指标分别为2.95克、50万个——新标准不升反降。
出于对新国标制定过程的质疑，2011年12月，赵正军向卫生部提出申请，要求对生乳标准制定过程中的8项信息进行公开，卫生部很快作出了答复，答复称，赵正军要在卫生部制定的表格上填写申请，才能受理。
赵正军按照要求寄出了表格，很快卫生部又回信了：按照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一事一申请，赵正军要求8项信息公开，应该填写8份表格。这让赵正军哭笑不得又颇感郁闷。
最后，赵正军决定不再纠缠于细枝末节，单独申请对《会议纪要》进行信息公开，重新填表、寄出。2012年1月20日，赵正军收到了来自卫生部的《非本机关政府信息告知书》，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是负责审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科学性和实用性等内容的技术机构，其《会议纪要》不适于卫生部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2月16日，赵正军将卫生部诉至法院。开庭审理时，卫生部答辩称，赵正军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制作单位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并非卫生部。因此，卫生部并未获取这些信息。其次，《会议纪要》“属于过程性信息，一旦公开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增加行政管理工作负担”。法院认为，卫生部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定机关，《会议纪要》属于卫生部在履行其法定职责过程中制作的政府信息。因此，判决支持赵正军的起诉，要求卫生部在法定期限内重新答复。
赵正军对判决结果表示接受：“这个判决体现了法院对政府的监督，也体现了司法对行政的尊重。”
“我首先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谈起打这场官司的动机，赵正军说。“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老百姓应该通过信息公开实现知情权。”当外界了解他职业打假人的身份后，关于他“炒作自己”的猜测声也开始蔓延，对此他断然否认：“这个真没有，哪有那个精力？再说，我以前也告过几次国家其他部委。我就是在做我该做、想做的事。”
一年200多个案件
身为职业打假人，赵正军从不讳言自己的收入来源。“一个月收入在1万以上吧。主要就是对不合格食品的投诉索赔，根据《食品安全法》里规定的10倍赔偿。”《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在郑州，赵正军常常出入于商场、超市，专门挑选“有问题”的食品，购买后要求索赔。食品安全标准、每种食品标签上应该标注哪些内容……这些他早就烂熟于心。“到商场里一转就都看出来了，你要先了解法规，再细心找，能发现很多。”
与其他职业打假人不同的是，赵正军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了针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诉讼上。去年一年，他的复议案件为181件，诉讼案件48件，加起来是200多件。
赵正军为何如此热衷“和政府打官司”，这要从他第一次诉讼维权的经历说起。2004年，赵正军在巩义经营着一家小酒店，偶然查看固定电话账单时，他发现网通公司在消费者没有提出申请的情况下，默认开通了一项信息业务，并每月收取5元钱。后来他了解到，这项收费不仅发生在巩义，还包括整个郑州地区的用户。
“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没有征得同意就扣钱。”赵正军先是向河南省发改委反映情况，后来干脆去郑州，就此打起了官司。第一次上法庭，他忐忑不安，官司到底能不能赢，他没有一点把握。最终，河南省发改委下文要求网通公司：中止这项不合理收费，并对用户做出相应赔偿。对于赵正军来说，这个结果就是一场胜利。“除了自己的权益得到保护外，还对社会产生了好的效果，这对我触动很大。”
2006年，赵正军放弃了原来经营的生意，正式踏上职业打假人的道路。当时为了诉讼需要，他经常要去工商局查询相关企业档案，但每次都要缴纳档案查询费。这笔费用，他觉得“收得不合理”，于是向河南省政府申请复议。经过长达两年的诉讼，河南省高院最终判决赵正军胜诉。随即，河南省在全省范围内取消了这项档案查询费。“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个案子。”赵正军说。
在数年的打假、维权、诉讼经历中，也有过让他耿耿于怀的挫败。2009年，郑州市针对公交公司提出的新收费方案召开价格听证会，新的收费方案按照公里计费，相当于提高了乘车费用。作为消费者代表，赵正军参加了这次听证会，最终新的收费方案没有通过。“这是郑州历史上唯一一次没调价成功的案例。”赵正军说，“所以当时有人心里不舒服了，说‘以后坚决不让赵正军来参加听证’。”此后不久，物价局再次召开燃气调价听证会，赵正军又以消费者的身份前往报名，却被拒之门外，理由是他的身份证居住地是巩义，而非郑州。赵正军当即就此向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并在一审中获得了法院的支持。但在二审中，他被判败诉。“败诉不是问题，我有很多次败诉，你得让我心服口服。但这次败诉，我不服气。” 随着诉讼经验的累积，赵正军的官司越打越大。近几年，他先后告过河南省政府、国家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这次对簿公堂的卫生部，他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
2010年4月，卫生部针对修订《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标准》开始征求意见，之后便没了下文。当年11月，他向卫生部申请信息公开。“征求了这么长时间，都征集了哪些意见？什么时候出台？”卫生部没有作出答复。2011年5月，赵正军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要求卫生部作出复议决定。当时，距离《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标准》征求意见已经过去一年多，“如此工作效率，实属漠视食品安全，漠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赵正军在起诉书中说。6个月后，北京市一中院作出判决，支持赵正军的诉讼请求。这成了赵正军在食品安全行政诉讼中，告赢的级别最高的行政机关。
“食品安全确实让老百姓很失望”
迄今为止，赵正军从未接受过任何专业的法律训练，谦称对法律只是“略懂皮毛，比一般消费者知道得多一点”。他的主要知识积累，来自于查阅网络资源和“自己琢磨”，可以算作“久病成医”。
环球人物杂志：你一直坚持打“民告官”的官司，有没有心里没底的时候？
赵正军：一开始肯定心里没底，但慢慢做多了，诉的级别越来越高，知识、经验都在积累。每次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你得先说服自己，然后才能说服法官支持你。你有理，就有底气。
环球人物杂志：你是职业打假人，但打这些行政诉讼、信息公开的官司，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收益，为什么要这么做？
赵正军：这个和我一直投诉食品问题有很大关系。申请信息公开，是因为一些行政法规不清楚，存在疑问，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执法中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我必须要把它搞清楚。另外，行政机关在处理投诉过程中，有时候不及时，或者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处理，为了促进它们依法行政，我也会提出复议或提出诉讼。
再有一点，总是单纯地买东西、投诉索赔，那跟一般上班差不多了，没啥意思。行政诉讼也好，信息公开也好，它能让你有个更高的目标。
环球人物杂志：这些年来，你接触到的行政执法机关在具体行为和理念上有什么变化吗？
赵正军：变化是很大的。行政机关执法的水平、意识、理念都有很大提高。你现在投诉，基本上都能答复，原来可能答复不是很规范，现在也慢慢都规范了。
郑州的法治环境还是很好的。做了这么久的职业打假人，我还没有遇到过来自任何方面的打击报复。现在有的超市收货时有哪里拿不准的，还打电话跟我咨询。我和郑州的工商、药监、质检、卫生等部门打交道比较多，对于一些法律问题、执法的问题，我们也经常沟通交流。
环球人物杂志：他们主动找你？
赵正军：会，打电话也有，找我过去的时候也有。打官司归打官司，但我跟政府部门不是对头。
环球人物杂志：你打过很多食品安全的官司，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赵正军：食品安全确实是让老百姓很失望。以前我投诉，主要是针对食品标签不合规范，现在食品标签已经是越来越规范了，该有的都有了。但是新问题来了——食品本身能保证一定符合标签吗？制度上有缺陷和不规范的地方，我想不出有什么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希望政府能做一些新的尝试，我们一起努力，总是可以把食品安全监管好的。
环球人物杂志：这个职业对你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赵正军：没什么影响，我做我自己的这些事，跟家里人交流不是很多，家里人总体上也不是特别反对。
环球人物杂志：你怎么评价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
赵正军：在现阶段的制度框架内，有打假人的存在是必然的，对规范法律法规、净化市场都有积极作用。比如说，行政诉讼这方面，提高了一些机构依法行政的意识；食品安全这方面，应该是堵住了一些隐患，比如有的包装有问题的产品，怕我看到去投诉索赔，都不敢往郑州销了。
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职业打假人，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群体。有人认为他们挺身而出，维护消费者权益，也有人认为他们是钻法律的空子，质疑他们投诉索赔的行为到底算不算是维护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我个人是赞成职业打假人的行为的。”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主任岳运生认为，对于职业打假人，不应该去苛求其动机，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的立法本意就是鼓励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权益，对不法商家实施惩戒。“如果社会上多一些这样的人，食品安全这个领域可能会好得多。所以这样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应该再多一些。”
赵正军此次状告卫生部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还在于他的行为已经不仅限于打假、索赔，而是发展到了通过行政诉讼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岳运生认为，这一点尤其值得鼓励。“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信息公开条例》、《行政诉讼法》就是给这些‘较真’的人提供武器，如果一直没有人去用，那就没有意义了。”
在岳运生看来，赵正军起诉卫生部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他认为，目前政府在执政能力、方法、手段、意识上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与其坐等政府自己去改进，不如加强外部的监督、督促。
“职业打假人可以说是时代的必然产物。”岳运生说，“在我们的社会再前进一个阶段，社会管理、行政执法有一个全面的提升之前，他们会继续存在下去。”
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纸宣判，让赵正军一夜之间成了舆论“红人”。
这是一场“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赵正军状告卫生部，要求其公开生乳新国标制定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编写的《会议纪要》。根据判决，卫生部需在法定期限内，对赵正军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予以重新答复。
赵正军，河南巩义人，39岁，初中学历，没有正规学过一天法律，却因为屡屡状告行政部门，成了消费者的“民间代言人”。
对于外界常称他为“职业打假人”，赵正军坦言：“别人怎么叫，无所谓。其实，现在出问题的并非假货，大都是真货，可又不符合安全标准。我认为，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比假货更严重。”2006年以来，他一直关注食品安全，从最初的现金索赔到现在的行政诉讼，他说自己已经在这条道路上“不能自拔”了。
卫生部的答复让他哭笑不得
赵正军对卫生部的起诉，源于2010年4月卫生部公布的生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在这份新的标准中，有关生乳收购的两项标准发生了变化：每百克蛋白质含量不得低于2.8克，每毫升细菌总数不超过200万个。而在之前的生鲜牛乳收购标准中，这两项指标分别为2.95克、50万个——新标准不升反降。
出于对新国标制定过程的质疑，2011年12月，赵正军向卫生部提出申请，要求对生乳标准制定过程中的8项信息进行公开，卫生部很快作出了答复，答复称，赵正军要在卫生部制定的表格上填写申请，才能受理。
赵正军按照要求寄出了表格，很快卫生部又回信了：按照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一事一申请，赵正军要求8项信息公开，应该填写8份表格。这让赵正军哭笑不得又颇感郁闷。
最后，赵正军决定不再纠缠于细枝末节，单独申请对《会议纪要》进行信息公开，重新填表、寄出。2012年1月20日，赵正军收到了来自卫生部的《非本机关政府信息告知书》，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是负责审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科学性和实用性等内容的技术机构，其《会议纪要》不适于卫生部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2月16日，赵正军将卫生部诉至法院。开庭审理时，卫生部答辩称，赵正军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制作单位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并非卫生部。因此，卫生部并未获取这些信息。其次，《会议纪要》“属于过程性信息，一旦公开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增加行政管理工作负担”。法院认为，卫生部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定机关，《会议纪要》属于卫生部在履行其法定职责过程中制作的政府信息。因此，判决支持赵正军的起诉，要求卫生部在法定期限内重新答复。
赵正军对判决结果表示接受：“这个判决体现了法院对政府的监督，也体现了司法对行政的尊重。”
“我首先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谈起打这场官司的动机，赵正军说。“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老百姓应该通过信息公开实现知情权。”当外界了解他职业打假人的身份后，关于他“炒作自己”的猜测声也开始蔓延，对此他断然否认：“这个真没有，哪有那个精力？再说，我以前也告过几次国家其他部委。我就是在做我该做、想做的事。”
一年200多个案件
身为职业打假人，赵正军从不讳言自己的收入来源。“一个月收入在1万以上吧。主要就是对不合格食品的投诉索赔，根据《食品安全法》里规定的10倍赔偿。”《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在郑州，赵正军常常出入于商场、超市，专门挑选“有问题”的食品，购买后要求索赔。食品安全标准、每种食品标签上应该标注哪些内容……这些他早就烂熟于心。“到商场里一转就都看出来了，你要先了解法规，再细心找，能发现很多。”
与其他职业打假人不同的是，赵正军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了针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诉讼上。去年一年，他的复议案件为181件，诉讼案件48件，加起来是200多件。
赵正军为何如此热衷“和政府打官司”，这要从他第一次诉讼维权的经历说起。2004年，赵正军在巩义经营着一家小酒店，偶然查看固定电话账单时，他发现网通公司在消费者没有提出申请的情况下，默认开通了一项信息业务，并每月收取5元钱。后来他了解到，这项收费不仅发生在巩义，还包括整个郑州地区的用户。
“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没有征得同意就扣钱。”赵正军先是向河南省发改委反映情况，后来干脆去郑州，就此打起了官司。第一次上法庭，他忐忑不安，官司到底能不能赢，他没有一点把握。最终，河南省发改委下文要求网通公司：中止这项不合理收费，并对用户做出相应赔偿。对于赵正军来说，这个结果就是一场胜利。“除了自己的权益得到保护外，还对社会产生了好的效果，这对我触动很大。”
2006年，赵正军放弃了原来经营的生意，正式踏上职业打假人的道路。当时为了诉讼需要，他经常要去工商局查询相关企业档案，但每次都要缴纳档案查询费。这笔费用，他觉得“收得不合理”，于是向河南省政府申请复议。经过长达两年的诉讼，河南省高院最终判决赵正军胜诉。随即，河南省在全省范围内取消了这项档案查询费。“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个案子。”赵正军说。
在数年的打假、维权、诉讼经历中，也有过让他耿耿于怀的挫败。2009年，郑州市针对公交公司提出的新收费方案召开价格听证会，新的收费方案按照公里计费，相当于提高了乘车费用。作为消费者代表，赵正军参加了这次听证会，最终新的收费方案没有通过。“这是郑州历史上唯一一次没调价成功的案例。”赵正军说，“所以当时有人心里不舒服了，说‘以后坚决不让赵正军来参加听证’。”此后不久，物价局再次召开燃气调价听证会，赵正军又以消费者的身份前往报名，却被拒之门外，理由是他的身份证居住地是巩义，而非郑州。赵正军当即就此向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并在一审中获得了法院的支持。但在二审中，他被判败诉。“败诉不是问题，我有很多次败诉，你得让我心服口服。但这次败诉，我不服气。” 随着诉讼经验的累积，赵正军的官司越打越大。近几年，他先后告过河南省政府、国家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这次对簿公堂的卫生部，他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
2010年4月，卫生部针对修订《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标准》开始征求意见，之后便没了下文。当年11月，他向卫生部申请信息公开。“征求了这么长时间，都征集了哪些意见？什么时候出台？”卫生部没有作出答复。2011年5月，赵正军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要求卫生部作出复议决定。当时，距离《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标准》征求意见已经过去一年多，“如此工作效率，实属漠视食品安全，漠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赵正军在起诉书中说。6个月后，北京市一中院作出判决，支持赵正军的诉讼请求。这成了赵正军在食品安全行政诉讼中，告赢的级别最高的行政机关。
“食品安全确实让老百姓很失望”
迄今为止，赵正军从未接受过任何专业的法律训练，谦称对法律只是“略懂皮毛，比一般消费者知道得多一点”。他的主要知识积累，来自于查阅网络资源和“自己琢磨”，可以算作“久病成医”。
环球人物杂志：你一直坚持打“民告官”的官司，有没有心里没底的时候？
赵正军：一开始肯定心里没底，但慢慢做多了，诉的级别越来越高，知识、经验都在积累。每次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你得先说服自己，然后才能说服法官支持你。你有理，就有底气。
环球人物杂志：你是职业打假人，但打这些行政诉讼、信息公开的官司，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收益，为什么要这么做？
赵正军：这个和我一直投诉食品问题有很大关系。申请信息公开，是因为一些行政法规不清楚，存在疑问，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执法中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我必须要把它搞清楚。另外，行政机关在处理投诉过程中，有时候不及时，或者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处理，为了促进它们依法行政，我也会提出复议或提出诉讼。
再有一点，总是单纯地买东西、投诉索赔，那跟一般上班差不多了，没啥意思。行政诉讼也好，信息公开也好，它能让你有个更高的目标。
环球人物杂志：这些年来，你接触到的行政执法机关在具体行为和理念上有什么变化吗？
赵正军：变化是很大的。行政机关执法的水平、意识、理念都有很大提高。你现在投诉，基本上都能答复，原来可能答复不是很规范，现在也慢慢都规范了。
郑州的法治环境还是很好的。做了这么久的职业打假人，我还没有遇到过来自任何方面的打击报复。现在有的超市收货时有哪里拿不准的，还打电话跟我咨询。我和郑州的工商、药监、质检、卫生等部门打交道比较多，对于一些法律问题、执法的问题，我们也经常沟通交流。
环球人物杂志：他们主动找你？
赵正军：会，打电话也有，找我过去的时候也有。打官司归打官司，但我跟政府部门不是对头。
环球人物杂志：你打过很多食品安全的官司，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赵正军：食品安全确实是让老百姓很失望。以前我投诉，主要是针对食品标签不合规范，现在食品标签已经是越来越规范了，该有的都有了。但是新问题来了——食品本身能保证一定符合标签吗？制度上有缺陷和不规范的地方，我想不出有什么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希望政府能做一些新的尝试，我们一起努力，总是可以把食品安全监管好的。
环球人物杂志：这个职业对你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赵正军：没什么影响，我做我自己的这些事，跟家里人交流不是很多，家里人总体上也不是特别反对。
环球人物杂志：你怎么评价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
赵正军：在现阶段的制度框架内，有打假人的存在是必然的，对规范法律法规、净化市场都有积极作用。比如说，行政诉讼这方面，提高了一些机构依法行政的意识；食品安全这方面，应该是堵住了一些隐患，比如有的包装有问题的产品，怕我看到去投诉索赔，都不敢往郑州销了。
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职业打假人，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群体。有人认为他们挺身而出，维护消费者权益，也有人认为他们是钻法律的空子，质疑他们投诉索赔的行为到底算不算是维护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我个人是赞成职业打假人的行为的。”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主任岳运生认为，对于职业打假人，不应该去苛求其动机，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的立法本意就是鼓励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权益，对不法商家实施惩戒。“如果社会上多一些这样的人，食品安全这个领域可能会好得多。所以这样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应该再多一些。”
赵正军此次状告卫生部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还在于他的行为已经不仅限于打假、索赔，而是发展到了通过行政诉讼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岳运生认为，这一点尤其值得鼓励。“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信息公开条例》、《行政诉讼法》就是给这些‘较真’的人提供武器，如果一直没有人去用，那就没有意义了。”
在岳运生看来，赵正军起诉卫生部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他认为，目前政府在执政能力、方法、手段、意识上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与其坐等政府自己去改进，不如加强外部的监督、督促。
“职业打假人可以说是时代的必然产物。”岳运生说，“在我们的社会再前进一个阶段，社会管理、行政执法有一个全面的提升之前，他们会继续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