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武将多瞧不起读书人，最狠一句话是“宁为百夫长，胜过一书生”，道理很简单，“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因为武将们多是功利心极强的人，图的是战场上一刀一枪，搏个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书里有什么？所谓“黄金屋”“颜如玉”，那不过是劝学的欺人之谈。因而，班超投笔从戎，袁崇焕弃文从武，都成为历史美谈。
　　武将最不得意的时候要算宋代，因为赵匡胤的政策是抑武扬文，可就是这样，还有不少武将瞧不起读书人。南宋大将韩世忠，早年最讨厌读书人，见面不叫“先生”，统统蔑称为“子曰”，显然因为读书人张口闭口“子曰”“诗云”的缘故。这事连皇上都听说了。一次高宗问他：听说你把读书人称作“子曰”，有这事吗？韩回答：“我已经改了。”高宗正要夸他，不料他接着说：“今呼为‘萌儿’矣！”“萌儿”即幼稚的孩子，高宗聽了，只好一笑作罢。
　　蒋介石虽是行伍出身，其实读书不少，颇通文墨，但他还是迷信枪杆子能解决一切问题。史量才主持的《申报》经常抨击国民政府对内搞迫害、对日搞妥协的卖国政策，蒋介石很不满意，召见史量才时要求他更换报社编辑，解聘进步人员，不得再登载批评政府的文章，遭到史的坚决抵制。蒋威胁说，我有百万大军；史不卑不亢地回道：我有百万读者。居然在气势上不落下风，蒋介石还真拿他没有办法。
　　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就没那么客气了。著名报人邵飘萍曾写文章批过他，那时他在东北，鞭长莫及，只能怀恨在心。一进北京，他立即通缉邵飘萍。邵躲进外国使馆，他找人把邵骗出来抓进大牢，然后罗织罪名，严刑审讯。虽然全国新闻界共同营救，但“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张作霖还是把邵飘萍杀害了，开了“军阀杀记者”的先河。
　　当然，人是会变化的。一些武将年事渐长，阅历丰富后，也会认识到文化的重要，也会逐渐尊重起读书人。就说张作霖，他不仅把几个孩子都送到最好的学堂读书，晚年时对教育也颇重视，从不拖欠教师工资，每逢孔子诞辰日，就穿上长袍马褂，到各个学校慰问老师，坦言自己是大老粗，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師，特地赶来致谢云云。
　　还有韩世忠，打打杀杀一辈子，晚年竟喜欢上作诗填词，他有一首词《南乡子》就很有味道：“人有几何般，富贵荣华总是闲。自古英雄都如梦，为官，宝玉妻儿宿业缠。年事已衰残，鬓发苍浪骨髓干。不道山林多好处，贪欢，只恐痴迷误了贤。”后人论道，他“生长兵间，初不知书，晚岁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诗词，皆有见趣”。自然，他对读书人的态度也大为转变，恭敬有礼，时常请教，与先前迥异。
　　文人相轻，武人相轻，还有文武相轻，都是古已有之，自然也不无偏颇。其实不论文武，均有所长，治国安民，皆不可少，历史上凡国力强盛的朝代，大都是文武相偕，各尽其责。而一旦文武离心，相互猜忌，如廉颇与蔺相如势同水火，黄祖杀了祢衡，安禄山与杨国忠争权夺势，秦桧陷害岳武穆，后果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国将不国，天下大乱。
　　至于封建帝王，对文人武将都只是视作使用工具而已，孰轻孰重并无一定之规，就看哪个更顺手罢了。一般来说，打天下时重视武将，瞧不起文人，像刘邦就曾用儒生的帽子接尿；坐江山了则更倚重文人，杯酒释兵权即是一例。其轻文还是轻武，全是从利益出发的实用主义考量，并非出自真心实意。所以，对读书人来说，受了重用大可不必感激涕零，立刻去写颂圣文章；遭到冷落也不必诚惶诚恐，那一肚子学问并非注定非要“货与帝王家”不可，否则，便当真是有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士人风骨了。
　　（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