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在卜克斯之死后深刻反省，开始从内心深处不赞成对义和团的坚决镇压，将新政策的要点定为“刚柔相济，软硬兼施”。由此，总理衙门在1900年3月7日回绝了英、法、德、美意五国公使的要求。公使们希望清政府将镇压义和拳的上谕在官报上发表，以示郑重。
　　总理衙门的断然拒绝令公使们非常愤怒。更重要的是，各地传教士不断传来的坏消息显示，义和拳的规模在日益扩大。这些坏消息又与中国政府态度的转变有着密切关联。公使们寝食不安，无法静观其变。他们意识到，必须向中国政府施加更大压力，促使中国政府尽快采取强力措施取缔义和拳，否则必然发生国际纠纷。
　　3月9日，五国公使再次联名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中国政府公布剿办义和拳的那份上谕。第二天，五国公使会议一致倾向使用更坚决口吻重申要求。他们的底牌是，如果中国政府不同意公布剿办义和拳上谕，如果形势没有得到根本改善，那么五国公使将建议各自政府，为了侨民、传教士以及那些教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在大沽口外等北部中国水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此促动中国政府正视问题。
　　会后，五国公使将这一建议分别电告各自政府，请求各国尽快派遣适量军事力量来华，做好武力解决危机的准备。五国政府没有同意公使们的建议。各国政府普遍担心联合军事演习有可能进一步激化事态，不利于问题解决，反而会严重削弱各国在华势力、地位和影响力。
　　由于英国在华经济利益最大，同时，英军正在南非作战，英国政府知道不可能同时赢得两场战争，更不希望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所以英国政府绝对不同意列强向中国政府举行什么军事演习，更不主张施加更大压力。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电示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批评窦纳乐未经请示就带头发起武力威胁的提议是愚蠢的，是极端不明智的，强调在对付义和拳问题上，英国政府应该格外谨慎，不要出头，不要妄想去领导其他国家，更不要想着与中国作对。
　　与英国态度稍有不同，法国政府比较倾向于列强联合采取军事行动。法国外交部部长戴尔卡赛3月12日在巴黎对英国驻法大使爱德华·芒逊说，五国公使要求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恐怕不可避免，五国政府应该对此做好准备。
　　然而，仅仅过了两天，在接到法国驻英大使的报告和法国驻华公使代办的电告后，戴尔卡赛很快修正了法国的外交辞令，认同联合军事演习不恰当的说法，因为此举会被中国政府视为不友好，视为挑衅，因此他建议法国政府劝告友邦谨慎对待。
　　除了忌惮英国人的因素外，法国人态度转变还有一个隐秘原因，是法国不愿得罪其重要盟友俄国。俄国此时对华态度明显呈现出同情、温和与友善的姿态，在诸多大国中对义和拳问题上表现得最理解中国政府，好像会义无反顾站在中国政府一边。法国政府此时如果附和其他国家刁难中国，对中国举行充满敌意的军事示威，势必引起俄国人的不满。
　　英、法两国政府的态度深刻影响了美、德、意三国政府。由此，五国公使联盟构思的联合军事演习方案被束之高阁，至少暂时被搁置起来了。
　　在各国政策尚未充分协调好的时候，中国政府侥幸渡过了一次难关。中国政府绝对不该因此掉以轻心，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然而，中国政府辜负了俄国、英国和法国有意无意营造的外交环境，没有认真对待列强对中国政治稳定的真诚期待。或许因为内部原因，中国政府在那段难得时间里既没有对义和拳采取强力措施，阻止进一步蔓延，反而与列强期待的渐行渐远，在某种程度上鼓励甚至默许义和拳发展，容忍义和拳离开山东向华北、东北等地蔓延。
　　3月14日，中国政府大张旗鼓任命毓贤为山西巡抚。这是中国政府一个重大败笔，是错上加错。毓贤的山东巡抚是各国公使强烈要求撤换的，理由就是他在山东纵容、支持义和拳，反对传教士，迫害教民。
　　各国公使与中国政府曾有约定，即中国政府不得再起用毓贤，以免给那些同情义和拳的官员一个错误启示。中国政府当时答应了各国公使的要求，然而现在，清政府不仅背弃承诺启用毓贤，还准备将他任命到传教士更多的山西，并官复原职。
　　中国政府这样做究竟出于怎样的考虑不太清楚，但这个举措无疑激化了中外之间的矛盾。各国公使得知消息后非常沮丧，立即做出强烈反应。美国公使康格警告清政府：鉴于毓贤个人强烈的排外立场，无论如何不能起用他。即便将来一定要重新使用，也不得任命在有传教士活动的地区。
　　然而现在毓贤将要任职的山西，却恰恰是英美传教士最多，影响最大的地方。外国人都在猜，中国政府执意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
　　英国公使窦纳乐闻讯，立即前往总理衙门兴师问罪，严厉警告中国大臣：卜克斯案并没有处理完结，中国政府不对负有责任的毓贤严加惩处，反而重用。这无疑是要与各国作对。
　　3月16日，窦纳乐郑重其事电请英国政府派遣海军舰队前往中国。
　　一场新的外交危机因毓贤异地复出而悄然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