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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课题，而文化创新与发展在国家和民族综合实力竞争格局中的地位，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益凸显出来。如何认识文化的两重性，以及在时代条件和国际视野下认识文化两重性的内在意蕴，既是一个学术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人类对于自身创造的文化的认识，由来已久。在世纪之交，切关文化创新和发展，学术界提出了文化整体内容分为观念文化与物质文化、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文化开放与民族文化安全、文化自主创新与对外学习借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正面文化与负面文化等两分法，并由此认识了文化的两重属性即两重性，特别是将业态纳入文化发展视野，从文化业态上区分和认识到文化具有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的两重性，这无不具有文化方法论意义和文化发展的时代性意蕴。深化对文化内容构成及其本质的认识，对于驾驭文化传承、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的规律，增强文化体制改革与发展的主动性，体现主体创造性，获得社会时效性，增强中国共产党文化执政能力，提高文化执政水平，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文化两重性；文化两分法；文化创新；时代意蕴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10－０005－０8
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课题，而文化创新与发展在国家和民族综合实力竞争格局中的地位，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益凸显出来。如何认识文化的两重性，以及在时代条件和国际视野下认识文化两重性的内在意蕴，这既是一个学术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在世纪之交，切关文化创新和发展，学术界提出了文化整体内容分为观念文化与物质文化、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文化开放与民族文化安全、文化自主创新与对外学习借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正面文化与负面文化等两分法，并由此认识文化的两重属性即两重性，特别是将业态纳入文化发展视野，从文化业态上区分和认识了文化具有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的两重性，这无不具有文化方法论意义和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价值。
由于对文化两重性的认识是一个新问题，学术界虽有一些各不相同的意见，但对此问题的讨论还须进一步深化下去；适逢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学家、教育家冯天瑜先生70华诞之际，而冯先生对本问题关注尤多，建树卓异，因此，本问题引起了笔者浓厚的学术理论兴趣，由此作了一些粗浅的思考，权作抛砖引玉之论。
一
文化的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儒家经典《易传》中，就出现了“文化”一词。《易·贲卦》中的《象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只不过这时的“文化”是作为“文”与“化”两个单词并用的，前者是名词，是“人文”的概称；后者是动词，乃“化育”的概称。后来，人们将“文”与“化”连用起来，如“以文教化”、“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等等。大体上在西汉末年“文化”连用成为整词，由动词转变为名词①。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一般是指文治教化一类的活动，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这可验诸业师冯天瑜教授对于文化术语的专门研究，冯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大体属于精神文明（或曰狭义文化）范畴，约指文治教化的总和，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应对（‘人文’与‘天文’对称），与无教化的‘质朴’和‘野蛮’形成反照（‘文’与‘质’相对，‘文’与‘野’相对）。‘文化’含义放大，获得现代义，是近百余年间的事，首先是在日本人以此词对译西洋术语的过程中开始的。”②
由上可见，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不知多少倍地放大了古代“文化”概念的内涵，即我们所俗称的“文化泛化”。这可见诸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学术演讲中关于“文化”的定义：“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③ 由于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不同，时至今日，人们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20余种之多。尽管关于文化的定义繁多，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和交往用语中所谓的文化，一般还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活动的结晶，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技术成果，等等。这大体上相当于冯天瑜先生所说的，“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身心智的塑造”④。虽然文化概念在百年来使用面是如此的宽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文字的“乱码”，或者是不切实用的“文字游戏”。就文化的内涵而言，人们习惯上是将它们进行分类的，冯先生将它们分为四块，他指出，“文化是主体与客体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这一观点既是把握文化的实质内蕴的出发点，也是剖析文化结构的钥匙。粗略言之，文化可划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极。技术体系指人类加工自然造成的技术的、器物的、非人格的、客观的东西；价值体系指人类在加工自然，塑造自我的过程中形成的规范的、精神的、人格的、主观的东西”，依此，将文化的内涵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⑤。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以文化的整体内容为基础，将文化分为四个层次：一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二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三是指一般的知识；四是指古代的文治与教化⑥。
在现代社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凯歌猛进，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出现强劲势头，文化在沿着其固有的轨道前进的同时，也日益表现出新的张力和趋向。比如，活动领域日益扩大，由传统的精神领域不断向物质领域开拓；活动的深度日益加强，由传统的精英文化、雅文化向大众文化、俗文化方向渗透，使文化的力量无所不在，展现出“魔力”般的活力；活动的形式日益增多，由传统的书、报、刊三大件，迅速向着立体式、网络化、高科技方向进步，文化创新引领着知识更新的方向。凡此种种，在建设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现代文化体系中，在把握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推进中国当代文化繁荣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不运用时代的眼光和世界的视角从职业与行业的角度，特别是从新型业态发展的角度重视审视文化的两重属性，即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以此为基点，驾驭文化传承、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的规律，增强文化体制改革与发展的主动性，体现主体创造性，获得社会时效性，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执政能力，提高文化执政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
从职业与行业的角度划分文化的整体内容，亦即认识文化业态，这是一种文化两分法的新思路。这样一种新思路在上世纪末已具思想萌芽，其权威的表征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97）。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说道：“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大力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⑦ 前者讲的主要是文化公益事业，后者讲的主要是文化经营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2001）中，江泽民总书记所作的政治报告在论述文化发展问题时，明确了文化发展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思路，他在报告中说，“坚持和完善支持文化公益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⑧ 此后，学术理论界关于文化的两分法在提法上基本定型下来。五年以后（2007），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文化发展问题时，坚持了文化两分法，指出：坚持发展文化公益性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⑨。
二
文化，是人的实践的产物，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任何历史时代的文化，它总是主要地、本质地表现出特定精神内涵，如社会规范、价值要求、审美情趣、道德示范，等等，传达特定的文化信息和精神需求，具有陶冶性情、娱乐身心、审美物我、教育人我、净化心灵、启迪后世、认识世界等等功能，对于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科学文化思想道德素质经常地、自发地产生影响。当然，这种特有的精神体系的展现，总是要依托于一定的物质形态，表现为物化的文化形态，即文化产品，形成观念加产品的结构，造成文化加物质的组合。比如中国文化经典《论语》，被称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它所宣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观念，必须借助书本的物质形态，《红楼梦》宣达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观念，《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等，都概莫能外。这就意味着，从有文化之日起，文化就分别表现为文化观念和文化产品两种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两个部分。这就是说，我们研究文化、认识文化，要坚持两分法，运用两分法，用意识形态的眼光审视文化观念，用质量标准衡量文化产品。
中国共产党是用科学理论和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大党，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深厚、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执政的大党。要长期保持执政地位，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必须重视对文化工作的驾驭能力。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积累起来的治党治国经验，是一个传家宝。这条经验、这个传家宝在任何时候都要极其珍视，不能丢；丢了，就会犯极大错误，文化事业乃至各项事业都将遭受极大损失。
应该看到，在探索文化发展规律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我们走过弯路，犯了长达20年之久的“左”的错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重观念轻物质。我们重视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但是把观念的东西当成了神圣的、万能的东西，把观念夸大到十分不恰当的地步，譬如，在那个年代曾经片面地认为并提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轻视，甚至忽视了物质对精神的决定性作用。极端重视观念形态的社会作用，“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不松劲”，所谓“革文化的命”、“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其结果，必然是文化产品匮乏，甚至贫乏，假、大、空的观念泛滥成灾，貌似革命的观念，缺乏社会存在和必要物质力量的支撑，必然走向反面。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破”字当头，“立”无支点，忽视了文化产品的开发、运用，最终导致文化沙漠。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认识到文化产品及其社会功能的重要性，十分重视物质形态（物化）的文化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在一部分人中，思想倾向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矫枉过正：重物质，轻观念，所谓“有钱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其结果必然是物欲横流，道德滑坡，人生理想信念丧失，甚至丧失道德良知，最后掉进“搞钱”和“搞人”的陷阱；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轻视甚至放弃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领导权，造成文化执政能力下降。这是值得重视和警醒的！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极大地丰富人民群众所需要的物质文化产品，但是，我们还要重视物质文化产品中的内核——文化精神、文化价值的引导作用。尤其是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西方敌对势力总是盘算着如何借助文化产品实施对我“西化”、“分化”图谋，如何削弱甚至肢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上落后的、腐朽的甚至是反动的文化观念，并没有同旧制度的灭亡一道如影随形地消亡，一有合适的条件，它们便会死灰复燃，沉渣泛起，如同马克思所揭示的“落后的传统死死拖住新生力量”的定律⑩。因此，一方面要坚持观念文化与物质文化两分法，另一方面一定要有意识形态的敏锐性和警惕性，始终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牢牢守住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促进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11}。
三
在现代社会，文化活动在公共生活中日益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大门类，文化观念也日益紧密地附着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中。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要创造物质财富，更要创造精神财富。前者主要是由文化产业来承担的，后者则主要是由文化事业来完成的。这就是说，既要坚持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两重性；又要善于两手抓，两兼顾，两促进。
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认识的加深，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工作。在思路上，变文化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如产业优势；在内涵上，走经济文化相互渗透的道路，如文化招商，文化旅游等等；在形式上，走高、精、尖的文化产业之路，打造文化产品精品，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市场份额，使文化产品的商品特性发挥到极致；在方式上，重视文化产品开发，重视原创性，由粗放型、资源型、原生型向精巧型、创新型变化，加快研发，加强竞争力和吸引力；在目标上，以市场评判为标准，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文化产业既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必须重视，加快发展。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角度讲，不重视文化产业工作，就是对文化资源的浪费，也是工作能力低下的一种表现。从国家文化安全来讲，随着我国扩大开放和加入WTO，中外文化产品竞争将更加激烈，报纸、期刊、图书、网络、影视、文艺等等，你不去占领市场赢得受众，对方就要去占领市场并赢得受众。一个没有文化安全的国家，是谈不上民族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一个被瓦解了民族文化体系的国家，是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因此，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就是加快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步伐。就是努力提高国际文化产品竞争力，维护民族文化安全。
但是，我们要一手抓文化产业，一手抓文化事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视和忽视文化事业。文化事业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是一个时段性的概念。它是指在当前发展阶段上，在文化市场的运行中直接的经济收益可能不大，但是对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作用却很大的文化部门和单位，而不是单纯地泛指那些公益性特别强的文化部门，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博物馆、图书馆、群艺馆、文化站等部门或单位，都属于文化事业。
从世界眼光看，各类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经济效益不同，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但是，文化事业却又是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这不仅关系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全局，还关系到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长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国家一定要借助政府的力量、社会组织的力量，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给予大力支持和有力保障，并鼓励它们努力运用市场机制增强自身的发展活力。
在文化建设和发展中，只重视或只抓文化产业，忽视或不抓文化事业，是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这种做法从长远来看，也是缺乏文化支撑力和文化氛围的，因而是不能成功的。
四
如同冯天瑜教授所言，“人类创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两大部类，他们分别发展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如何认识和处理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成为人类长期思索的问题。时值当下，这一问题更具有挑战性。”{12} 在笔者看来，文化体现道德政治伦理如中华传统文化以诗书礼乐教化示人，则是表现它的人文性，它体现出价值理性，即人们常说的善美与丑恶的分野；文化体现科学技艺如时下所谓电脑、标志性建筑，则是表现它的科技性，它体现出工具理性，即人们常说的真与假的分野。人类创造的文化，由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两大门类构成。随着现代化运动的发展，文化的人文性与科技性联系与互动更加紧密，文化的科技性在文化体中的强劲张力日益凸显和表征出来。
人文文化离不开科技文化，科技文化是人文文化的技术支撑和科学力量；科技文化离不开人文文化，人文文化是科技文化的价值支撑和方向引导。人文足以致善致美，但不能求真致用；反之，科技足以求真务实，但不能趋善达美。一个价值理性，一个工具理性，将两者各自定位于一隅。固然从工具、手段角度说，人文需要工具的帮助，但是，从科学技术的健康走向角度讲，无疑有赖于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牵引和规制。无论科技有多么神通广大的魔力，但是，从终极目标和终极价值角度讲，它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政治理念、伦理规范、社会准则的需求，更不能揭示人的终极关怀和人类的终极意义。如此一来，离开了人文，科技可能被“恶”所趋使，如同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盒盖，魔鬼就再也无法被征服一样。
在科学昌明、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运动中，科技的确发挥了巨大作用，大显神威，为民造福，以致于不少人相信“科技万能”，甚至惊呼“技术万能”，形成了科技文化至上说。殊不知，科技文化是把双刃剑，既能造福，又能作恶。我们日益明显地看到，高科技在为我们大量地挖掘大地母亲厚赐给我们的财富的同时，生态平衡却被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被惊扰了；当我们运用高科技医治我们的病痛时，“克隆人”之类的技术又引起了我们对自身不可名状的惊恐；当我们借助高科技尽情地享受财富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的时候，我们惊慌地失落了人类的友情和真爱；等等。这一切，都带给我们无尽的焦虑和无情的痛苦。对于这些“价值危机”、“忘义危机”、“人性失落”，我们除了借助人文以外，还能指望什么呢？难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科学不断发达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若用伦理上善恶的概念来讲，就在于科学是被善用还是被恶用；科学所造成的各种恶果，不能用科学本身来医治。以至于一大批人文学者如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大声疾呼：新世纪应致力于纠正人类文明的缺失，要警惕善与恶同时并进{13}。这就提出了一个在现代代进程中，在文化建设中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携手并进、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一定要坚持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两分法，实现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发展。
“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发展，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所在。”{14} 走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发展之路，就能使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具有科技昌明、人文发达的丰富内涵，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就具有无比的活力和生机，就能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巨大的作用；反之，这种文化建设就会走入歧途，这样的文化发展就不能造福于民。
五
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了一个预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5} 他们这里说的“文学”，是指科学、艺术和哲学等等方面的著作，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一个半世纪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化的世界性发展，成为了现实。
在近代社会一个半世纪的文化发展中，文化的世界性发展趋势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层次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俄国作家、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说，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问题，是一个相生相伴的孪生兄弟，“越是世界的文化，越是具有民族性；越是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化，也才越是具有世界性。”英国作家、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文化的世界性发展，总是表现为文化的世界性与文化的区域性，文化的世界性发展，正是文化的区域性发展的环境，环境的挑战与区域性应战，总是一种具有规律性的现象。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则说，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东西方冲突日益明显，世界范围内的东西方文化冲突值得警惕。总之，在文化的世界性潮流中，文化开放与民族文化安全、文化的自主创新与相互学习借鉴这两个问题，不言而喻地成为当今文化发展的两个极其重要的关节点，成为两个具有世界性和时代性的课题。任何国家要解决好文化发展问题，必须处理好文化开放与民族文化安全的关系、文化的自主创新与相互学习借鉴的关系；否则，就谈不上创新、发展，更不要说登上世界文明之巅了。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现代文化体系中，在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推进中国当代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必须运用世界眼光观察文化发展的两个关节点，掌握文化发展规律，增强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发展的互动性，保持文化创新的持久性，努力造就当代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但是，由于文化开放是把双刃剑，因此必须确保民族文化安全。
1998年，上海三联书店组织翻译出版美国学者珍妮特·沃斯和新西兰学者戈登·德莱顿合著的《学习的革命——通向21世纪的个人护照》，一次印销500万册，创造了中国图书市场的神话。如果没有对外开放的文化政策和文化环境，是不可能产生这个“出版神话”的。
人们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在2004年初由美国时代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精心打造的文化大片《特洛伊》，创造了一周票房价值7亿美元的“电影神话”。古希腊的特洛伊木马神话故事与现代影视技术相结合，在世界文化市场上魅力四射。“阿喀琉斯的脚踝”——人的致命弱点，由“希腊语”变成了“世界语”。这个神话正是文化开放造就的。
在封闭的条件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建设现代化，更不要说“走向世界”了。同样的道理，任何国家的文化发展、文化创新、文化进步，也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取得成绩。可见，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要谋求发展和创新，只有实行文化开放，创造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才可能将世界先进文化引进来，才可能使民族文化走出去，使文化交流成为催生文化发展的场所和动力，增强民族文化的活力，并为世界文化注入生机。近代文化发展的历程揭示，文化创新必须借助文化开放的条件和环境，必须借助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规律现象。近代日本明治维新的文化开放政策与文化成就，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性的诠释。在明治时代，维新政府一是倡导“脱亚入欧”思想，就是要将日本社会和日本国民改造成欧洲那样的社会和国民，加入先进的欧洲行列，不与落后的亚洲为伍；另一个是倡导“和魂洋才”思想，要求日本人既要具有大和民族的民族精神，又要具有从事近代化建设的西方知识和技能。经过30年的努力，日本实现了文化近代化的转型，走上了大和文化现代化的坦途。
当然，文化开放并非万能，并不能解决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有问题。实质上讲，它还是一柄双刃剑。如果使用不当，也还可能起到反作用，误伤主人。
为什么说它是一把双刃剑呢？还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维新政府所主导的“脱亚入欧”，进入世界先进的思想和政策，就是要通过对外开放，告别落后环境，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但是，它也产生了负面作用。譬如，有人说，西方的什么都好，日本的什么都不好，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那样，“外国的月亮也比自己的圆”，一切的文化甚至生活习惯都模仿西方，以“全盘西化”为时髦，有的人甚至怀疑起本民族的人种了，鼓吹“人种危机”论，主张引进欧美的人种，改造本国人种。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文化观，它无视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看不到自己的长处和优势，极易涣散民族凝聚力。岂只是日本，中国近代以来，也有深刻教训，也尝到过宝剑自伤的苦果。一是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全盘西化”思潮，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误入歧途；二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有的人崇洋迷外，丢掉了民族文化的根和本，在文化开放中丧失了自己，迷失了目标和方向。这就警醒我们：一是要弄明白，文化开放有两种开放。一种是自主开放，即在保存民族文化的个性、主体性、独立性的原则下，制定开放政策，形成文化开放环境；另一种是被动开放，丢掉文化发展的主动权，使文化开放陷入无序状态，最终使民族文化受到损害，并丧失文化的民族特性。因此，要谨守文化的自主开放这条防线。二是要弄明白，文化开放只是条件，而不是目的，只是因，而不是果，切莫本末倒置，要把住民族文化安全这条底线，牢牢守住民族文化安全的大门。
当代世界的开放度更高，造成中外文化的碰撞就更加激烈。我们在看到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为当代中华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这种有利一面的同时，还要深刻认识它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和不利因素的另一面：一是文化市场问题。谁的文化产品有核心竞争力，谁就能占领市场；谁占据的市场份额越多，谁的文化产品就越有竞争力。文化市场的背后，是民族文化信念、文化价值、文化准则、文化理想与外来文化谁主谁辅的问题，涉及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是否被瓦解的根本问题。二是文化资源问题。民族文化资源是一个民族发展生生不息的象征和依据。失掉了民族文化资源，任何民族国家都不能发展起来。文化开放后，民族文化被外来文化所挤压、所消解，必然使民族文化资源受到吞噬。从根本上讲，民族文化的灵魂就毁灭了。这两条，最最关切民族文化安全。
安全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不可麻痹大意。只不过在不同的条件下，安全的表现有所不同：在战争时期，军事安全最重要；在和平时期，文化安全最重要。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国际竞争与国力较量，在很多时候、在很大层面上表现为文化领域的攻守位移。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一手抓文化建设，一手抓文化安全。文化建设，是维护民族文化安全的基础和准备；文化安全，是文化建设的前提和条件。没有忽视文化建设的文化安全，也没有轻视文化安全的文化建设。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来说，二者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
维护民族文化安全，既是一个战略问题，又是一个经常性的工作，必须高度重视，长抓不懈。一是要明确认识民族文化与域外文化在文化类型、文化性质、文化道路上的不同，保持自己的文化个性和民族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在吸纳域外文化的同时，特别善于保守本位文化。在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中，其他文明古国消亡了，唯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自强不息，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孔子曾说，“蛮夷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16}，揭示了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在文化基因和文化精神上的差别。守护中华文化基因，坚守中华文化精神，就能确保中华文化的种姓和特色，就能沿着自己的文化道路发展下去。保持文化个性，就是严守文化安全。二是要明确认识民族文化的优势与竞争力，不断培植民族文化优势，着力壮大民族文化竞争力。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揭示过一个文化定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7}。军事上的胜利者并不就是最后的胜利者。文化的优势和竞争力往往决定军事斗争以外的胜负。在平常年景，文化优势与竞争力更是严守文化安全的生命线。三是要不断增强民族文化对殖民文化以及其他一切落后的、腐朽的和反动的外来文化的辨识力和抗阻力。在开放的国际条件下，先进的文化在传播，同时，负面文化也在向外浸润，有时还显得十分猛烈。如果不善于识别，听任泛滥，必成灾祸。在识别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设防、阻击，必能维护民族文化安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反对和抵制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全盘否定文化传统论”是一种主要的表现）和“全盘西化论”，牢牢把握民族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文化的辨识力和阻击负面文化的能力，就能维护民族文化安全。
从一定意义上说，善于驾驭文化开放，守牢民族文化安全防线，同样是一种文化能力的考验。是否善于借助文化开放，促进民族文化发展，壮大民族文化实力，为民族文化增加安全系数，是判断一个执政党是否具有在现代条件、开放环境下驾驭先进文化建设规律这种强大能力的衡量标准。
六
必须看到，吸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则是要不断增强文化的自主创新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18} 在当今世界，文化创新已经成为全人类世界性的共识。这一点在中国尤其紧迫，应该看到，“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19}。
在分析文化的自主创新与相互学习借鉴问题时，有一个故事引起了笔者的重视和思考。中日甲午海战前夕，日本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在给他的曾在英国留学时的同学、中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您知道，30年前日本帝国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你也知道日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采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如能这样，就会一切顺利；否则，就只能灭亡。”伊东祐亨的话，可以有多种理解，但最重要的是包含了向外学习与自主创新的看法。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改革，从目标和环境上讲，是向西方看齐的，即向外借鉴学习的，“贵国也要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说得多么明了；从动力和活力上讲，依靠的是自主创新、内在力量，“抛弃旧体制，采取新制度”，说得多么直白。只有把两者结合好了，才能做出一番业绩。
美国文化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说，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特定的独立的发展模式，这正如印地安人的箴言所说的那样，“开始，上帝就给了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互相学习、平等交流，这就是她所说的“不同经验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两者的改变”{20}。在世界性文化开放的条件下，各民族各国家之间互相学习借鉴，吸取营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重要的。但是，这种文化的互相学习借鉴，有三种层次：
一是落后学习先进。开放的文化环境，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资源。处于文化发展落后阶段和水平的民族和国家，不善于学习先进，无疑是愚蠢的。
二是处在同一发展阶段和水平上互相学习。如欧美国家即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前苏东地区的文化交流活动等等，即属此类。
三是不同文化类型、性质之间的互相学习和借鉴。如当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学习借鉴。邓小平对此有一段经典的表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1} 不论是哪一种层次的文化学习与交流，都是重要的。文化的交流、学习、借鉴，如同水之需要流动才成为活水长流一样。
但是，文化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如果离开了自主创新，就如同中国古老的故事东施效颦那样滑稽可笑了。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绝不是漫无目的的盲目模仿，更不是全盘照搬，生搬硬套；而是一种文化进步的条件，是为了通过学习、借鉴，取长补短，丰富自己的个性和优势，推动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是民族文化存在、发展、进步的灵魂和动力。自主创新的能力有多大，有多强，有多持久，自主创新的水平就有多高，成果就有多大，影响就有多广。学习和借鉴别人的成果，代替不了自主创新的努力。反之，自主创新，一定要善于借助向外学，对外交流。在世界性文化开放环境中，比较、研究、借鉴、吸收、综合，是一条通向成功的路径，也是当代世界文化格局中民族文化的竞争与交流所映现出来的一条成功经验。
在上世纪初，当“创新”一词被植入经济领域的时候，人们惊喜地发现，创新原来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思维方法，运用创新的方法，经济的发展猛然间获得了巨大活力。在得到启示之后，人们又把“创新”引入文化领域，使文化发展生机无限。但是，文化就是文化，它属于人文范畴，民族文化创新有不同于自然的法则：
一是原创性。文化的样式、特性、功能等等方面的创造具有独一无二性和无可替代性，但从文化意义上讲，它又具有永恒性和示范性。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只能是属于英国的古典文学，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则属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源头，而古代中原文化则是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的源头。这种原创性要求，内蕴着主体性（自主的）和创造性，也就是文化主体的从属性和文化发展的求新性。因此，民族文化创新，主要地体现在原创性上，无论是科技文化，还是人文文化，也不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要立足于原创性。有原创性，才有生命力，才有竞争力。
二是时代性。文化的“古今”范畴，就是界定文化的时代性。将古典意义的文化不断向前推进，就是既立足于时代，又体现着时代进步的要求，代表和反映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就是满足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要求。为此，既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更要善于结合时代进步的要求创新，解决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课题。既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时代性新内容，又为中国现代化（包括现代文化）夯实传统文化底蕴，使之树大根深，枝繁叶茂，欣欣向荣。这种立足于时代、以民族文化传统为源头活水的文化创新，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战略。
三是前瞻性。文化的发展向前看，就是前瞻性；反之，就是复古，就是倒退，就是退落性。“向前看”，就要站得高些，再高些，像王之涣说的那样，“更上一层楼”；就要勇立文化发展的时代潮头，勇敢些，再勇敢些，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要看得远些，再远些，像邓小平说的那样，着眼于“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就是因为有创新的精神武装，有创新的内在动力，而决不是因为别的什么缘由。文化发展的目标，既立足于当代，又面向世界和未来，就能永远涌动创造的活力，涌动创造的激情，绽开创造的文化之花。
总之，文化的自主创新，意味着文化创造，意味着文化的飞跃发展。创新则进，创新则强；反之则退，则衰，则弱。不立足于文化的自主创新，不断增强文化的核心竞争力，要想在世界文化日益激烈的碰撞中抢占先机，获得主动，加快发展，是不可能的。
不断增强驾驭先进文化发展的能力，努力造就当代中国文化的新辉煌，需要我们用世界的眼光观察人类文化发展的形势、格局、趋势和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学习对象，在世界先进水平的基础上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勇攀人类文明的高峰。
注释：
① 参见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②④⑤ 冯天瑜：《文化守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2、24、28-29页。
③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⑥ 王炯华等编《中国传统文化十二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⑦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⑧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⑨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4-60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页。
{11} 参见张艳国、王勇《主动性：社会意识形态安全的一个解证》，《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5期。
{12}{14} 参见冯天瑜《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发展》，《冯天瑜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92页。
{13} 参见章开沅《警惕善与恶同时并进——新世纪应致力于纠正人类文明的缺失》，《长江日报》2000年1月10日。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16} 《论语·八佾》。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页。
{18}{19}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2、432页。
{20}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1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作者简介：张艳国，男，1964年生，湖北仙桃人，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南昌，330022。
（责任编辑 张卫东）
关键词：文化两重性；文化两分法；文化创新；时代意蕴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10－０005－０8
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课题，而文化创新与发展在国家和民族综合实力竞争格局中的地位，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益凸显出来。如何认识文化的两重性，以及在时代条件和国际视野下认识文化两重性的内在意蕴，这既是一个学术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在世纪之交，切关文化创新和发展，学术界提出了文化整体内容分为观念文化与物质文化、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文化开放与民族文化安全、文化自主创新与对外学习借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正面文化与负面文化等两分法，并由此认识文化的两重属性即两重性，特别是将业态纳入文化发展视野，从文化业态上区分和认识了文化具有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的两重性，这无不具有文化方法论意义和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价值。
由于对文化两重性的认识是一个新问题，学术界虽有一些各不相同的意见，但对此问题的讨论还须进一步深化下去；适逢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学家、教育家冯天瑜先生70华诞之际，而冯先生对本问题关注尤多，建树卓异，因此，本问题引起了笔者浓厚的学术理论兴趣，由此作了一些粗浅的思考，权作抛砖引玉之论。
一
文化的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儒家经典《易传》中，就出现了“文化”一词。《易·贲卦》中的《象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只不过这时的“文化”是作为“文”与“化”两个单词并用的，前者是名词，是“人文”的概称；后者是动词，乃“化育”的概称。后来，人们将“文”与“化”连用起来，如“以文教化”、“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等等。大体上在西汉末年“文化”连用成为整词，由动词转变为名词①。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一般是指文治教化一类的活动，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这可验诸业师冯天瑜教授对于文化术语的专门研究，冯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大体属于精神文明（或曰狭义文化）范畴，约指文治教化的总和，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应对（‘人文’与‘天文’对称），与无教化的‘质朴’和‘野蛮’形成反照（‘文’与‘质’相对，‘文’与‘野’相对）。‘文化’含义放大，获得现代义，是近百余年间的事，首先是在日本人以此词对译西洋术语的过程中开始的。”②
由上可见，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不知多少倍地放大了古代“文化”概念的内涵，即我们所俗称的“文化泛化”。这可见诸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学术演讲中关于“文化”的定义：“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③ 由于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不同，时至今日，人们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20余种之多。尽管关于文化的定义繁多，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和交往用语中所谓的文化，一般还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活动的结晶，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技术成果，等等。这大体上相当于冯天瑜先生所说的，“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身心智的塑造”④。虽然文化概念在百年来使用面是如此的宽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文字的“乱码”，或者是不切实用的“文字游戏”。就文化的内涵而言，人们习惯上是将它们进行分类的，冯先生将它们分为四块，他指出，“文化是主体与客体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这一观点既是把握文化的实质内蕴的出发点，也是剖析文化结构的钥匙。粗略言之，文化可划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极。技术体系指人类加工自然造成的技术的、器物的、非人格的、客观的东西；价值体系指人类在加工自然，塑造自我的过程中形成的规范的、精神的、人格的、主观的东西”，依此，将文化的内涵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⑤。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以文化的整体内容为基础，将文化分为四个层次：一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二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三是指一般的知识；四是指古代的文治与教化⑥。
在现代社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凯歌猛进，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出现强劲势头，文化在沿着其固有的轨道前进的同时，也日益表现出新的张力和趋向。比如，活动领域日益扩大，由传统的精神领域不断向物质领域开拓；活动的深度日益加强，由传统的精英文化、雅文化向大众文化、俗文化方向渗透，使文化的力量无所不在，展现出“魔力”般的活力；活动的形式日益增多，由传统的书、报、刊三大件，迅速向着立体式、网络化、高科技方向进步，文化创新引领着知识更新的方向。凡此种种，在建设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现代文化体系中，在把握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推进中国当代文化繁荣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不运用时代的眼光和世界的视角从职业与行业的角度，特别是从新型业态发展的角度重视审视文化的两重属性，即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以此为基点，驾驭文化传承、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的规律，增强文化体制改革与发展的主动性，体现主体创造性，获得社会时效性，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执政能力，提高文化执政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
从职业与行业的角度划分文化的整体内容，亦即认识文化业态，这是一种文化两分法的新思路。这样一种新思路在上世纪末已具思想萌芽，其权威的表征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97）。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说道：“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大力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⑦ 前者讲的主要是文化公益事业，后者讲的主要是文化经营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2001）中，江泽民总书记所作的政治报告在论述文化发展问题时，明确了文化发展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思路，他在报告中说，“坚持和完善支持文化公益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⑧ 此后，学术理论界关于文化的两分法在提法上基本定型下来。五年以后（2007），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文化发展问题时，坚持了文化两分法，指出：坚持发展文化公益性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⑨。
二
文化，是人的实践的产物，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任何历史时代的文化，它总是主要地、本质地表现出特定精神内涵，如社会规范、价值要求、审美情趣、道德示范，等等，传达特定的文化信息和精神需求，具有陶冶性情、娱乐身心、审美物我、教育人我、净化心灵、启迪后世、认识世界等等功能，对于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科学文化思想道德素质经常地、自发地产生影响。当然，这种特有的精神体系的展现，总是要依托于一定的物质形态，表现为物化的文化形态，即文化产品，形成观念加产品的结构，造成文化加物质的组合。比如中国文化经典《论语》，被称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它所宣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观念，必须借助书本的物质形态，《红楼梦》宣达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观念，《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等，都概莫能外。这就意味着，从有文化之日起，文化就分别表现为文化观念和文化产品两种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两个部分。这就是说，我们研究文化、认识文化，要坚持两分法，运用两分法，用意识形态的眼光审视文化观念，用质量标准衡量文化产品。
中国共产党是用科学理论和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大党，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深厚、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执政的大党。要长期保持执政地位，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必须重视对文化工作的驾驭能力。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积累起来的治党治国经验，是一个传家宝。这条经验、这个传家宝在任何时候都要极其珍视，不能丢；丢了，就会犯极大错误，文化事业乃至各项事业都将遭受极大损失。
应该看到，在探索文化发展规律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我们走过弯路，犯了长达20年之久的“左”的错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重观念轻物质。我们重视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但是把观念的东西当成了神圣的、万能的东西，把观念夸大到十分不恰当的地步，譬如，在那个年代曾经片面地认为并提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轻视，甚至忽视了物质对精神的决定性作用。极端重视观念形态的社会作用，“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不松劲”，所谓“革文化的命”、“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其结果，必然是文化产品匮乏，甚至贫乏，假、大、空的观念泛滥成灾，貌似革命的观念，缺乏社会存在和必要物质力量的支撑，必然走向反面。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破”字当头，“立”无支点，忽视了文化产品的开发、运用，最终导致文化沙漠。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认识到文化产品及其社会功能的重要性，十分重视物质形态（物化）的文化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在一部分人中，思想倾向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矫枉过正：重物质，轻观念，所谓“有钱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其结果必然是物欲横流，道德滑坡，人生理想信念丧失，甚至丧失道德良知，最后掉进“搞钱”和“搞人”的陷阱；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轻视甚至放弃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领导权，造成文化执政能力下降。这是值得重视和警醒的！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极大地丰富人民群众所需要的物质文化产品，但是，我们还要重视物质文化产品中的内核——文化精神、文化价值的引导作用。尤其是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西方敌对势力总是盘算着如何借助文化产品实施对我“西化”、“分化”图谋，如何削弱甚至肢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上落后的、腐朽的甚至是反动的文化观念，并没有同旧制度的灭亡一道如影随形地消亡，一有合适的条件，它们便会死灰复燃，沉渣泛起，如同马克思所揭示的“落后的传统死死拖住新生力量”的定律⑩。因此，一方面要坚持观念文化与物质文化两分法，另一方面一定要有意识形态的敏锐性和警惕性，始终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牢牢守住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促进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11}。
三
在现代社会，文化活动在公共生活中日益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大门类，文化观念也日益紧密地附着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中。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要创造物质财富，更要创造精神财富。前者主要是由文化产业来承担的，后者则主要是由文化事业来完成的。这就是说，既要坚持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两重性；又要善于两手抓，两兼顾，两促进。
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认识的加深，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工作。在思路上，变文化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如产业优势；在内涵上，走经济文化相互渗透的道路，如文化招商，文化旅游等等；在形式上，走高、精、尖的文化产业之路，打造文化产品精品，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市场份额，使文化产品的商品特性发挥到极致；在方式上，重视文化产品开发，重视原创性，由粗放型、资源型、原生型向精巧型、创新型变化，加快研发，加强竞争力和吸引力；在目标上，以市场评判为标准，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文化产业既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必须重视，加快发展。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角度讲，不重视文化产业工作，就是对文化资源的浪费，也是工作能力低下的一种表现。从国家文化安全来讲，随着我国扩大开放和加入WTO，中外文化产品竞争将更加激烈，报纸、期刊、图书、网络、影视、文艺等等，你不去占领市场赢得受众，对方就要去占领市场并赢得受众。一个没有文化安全的国家，是谈不上民族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一个被瓦解了民族文化体系的国家，是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因此，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就是加快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步伐。就是努力提高国际文化产品竞争力，维护民族文化安全。
但是，我们要一手抓文化产业，一手抓文化事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视和忽视文化事业。文化事业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是一个时段性的概念。它是指在当前发展阶段上，在文化市场的运行中直接的经济收益可能不大，但是对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作用却很大的文化部门和单位，而不是单纯地泛指那些公益性特别强的文化部门，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博物馆、图书馆、群艺馆、文化站等部门或单位，都属于文化事业。
从世界眼光看，各类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经济效益不同，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但是，文化事业却又是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这不仅关系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全局，还关系到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长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国家一定要借助政府的力量、社会组织的力量，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给予大力支持和有力保障，并鼓励它们努力运用市场机制增强自身的发展活力。
在文化建设和发展中，只重视或只抓文化产业，忽视或不抓文化事业，是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这种做法从长远来看，也是缺乏文化支撑力和文化氛围的，因而是不能成功的。
四
如同冯天瑜教授所言，“人类创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两大部类，他们分别发展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如何认识和处理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成为人类长期思索的问题。时值当下，这一问题更具有挑战性。”{12} 在笔者看来，文化体现道德政治伦理如中华传统文化以诗书礼乐教化示人，则是表现它的人文性，它体现出价值理性，即人们常说的善美与丑恶的分野；文化体现科学技艺如时下所谓电脑、标志性建筑，则是表现它的科技性，它体现出工具理性，即人们常说的真与假的分野。人类创造的文化，由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两大门类构成。随着现代化运动的发展，文化的人文性与科技性联系与互动更加紧密，文化的科技性在文化体中的强劲张力日益凸显和表征出来。
人文文化离不开科技文化，科技文化是人文文化的技术支撑和科学力量；科技文化离不开人文文化，人文文化是科技文化的价值支撑和方向引导。人文足以致善致美，但不能求真致用；反之，科技足以求真务实，但不能趋善达美。一个价值理性，一个工具理性，将两者各自定位于一隅。固然从工具、手段角度说，人文需要工具的帮助，但是，从科学技术的健康走向角度讲，无疑有赖于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牵引和规制。无论科技有多么神通广大的魔力，但是，从终极目标和终极价值角度讲，它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政治理念、伦理规范、社会准则的需求，更不能揭示人的终极关怀和人类的终极意义。如此一来，离开了人文，科技可能被“恶”所趋使，如同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盒盖，魔鬼就再也无法被征服一样。
在科学昌明、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运动中，科技的确发挥了巨大作用，大显神威，为民造福，以致于不少人相信“科技万能”，甚至惊呼“技术万能”，形成了科技文化至上说。殊不知，科技文化是把双刃剑，既能造福，又能作恶。我们日益明显地看到，高科技在为我们大量地挖掘大地母亲厚赐给我们的财富的同时，生态平衡却被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被惊扰了；当我们运用高科技医治我们的病痛时，“克隆人”之类的技术又引起了我们对自身不可名状的惊恐；当我们借助高科技尽情地享受财富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的时候，我们惊慌地失落了人类的友情和真爱；等等。这一切，都带给我们无尽的焦虑和无情的痛苦。对于这些“价值危机”、“忘义危机”、“人性失落”，我们除了借助人文以外，还能指望什么呢？难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科学不断发达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若用伦理上善恶的概念来讲，就在于科学是被善用还是被恶用；科学所造成的各种恶果，不能用科学本身来医治。以至于一大批人文学者如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大声疾呼：新世纪应致力于纠正人类文明的缺失，要警惕善与恶同时并进{13}。这就提出了一个在现代代进程中，在文化建设中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携手并进、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一定要坚持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两分法，实现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发展。
“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发展，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所在。”{14} 走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发展之路，就能使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具有科技昌明、人文发达的丰富内涵，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就具有无比的活力和生机，就能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巨大的作用；反之，这种文化建设就会走入歧途，这样的文化发展就不能造福于民。
五
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了一个预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5} 他们这里说的“文学”，是指科学、艺术和哲学等等方面的著作，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一个半世纪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化的世界性发展，成为了现实。
在近代社会一个半世纪的文化发展中，文化的世界性发展趋势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层次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俄国作家、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说，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问题，是一个相生相伴的孪生兄弟，“越是世界的文化，越是具有民族性；越是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化，也才越是具有世界性。”英国作家、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文化的世界性发展，总是表现为文化的世界性与文化的区域性，文化的世界性发展，正是文化的区域性发展的环境，环境的挑战与区域性应战，总是一种具有规律性的现象。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则说，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东西方冲突日益明显，世界范围内的东西方文化冲突值得警惕。总之，在文化的世界性潮流中，文化开放与民族文化安全、文化的自主创新与相互学习借鉴这两个问题，不言而喻地成为当今文化发展的两个极其重要的关节点，成为两个具有世界性和时代性的课题。任何国家要解决好文化发展问题，必须处理好文化开放与民族文化安全的关系、文化的自主创新与相互学习借鉴的关系；否则，就谈不上创新、发展，更不要说登上世界文明之巅了。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现代文化体系中，在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推进中国当代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必须运用世界眼光观察文化发展的两个关节点，掌握文化发展规律，增强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发展的互动性，保持文化创新的持久性，努力造就当代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但是，由于文化开放是把双刃剑，因此必须确保民族文化安全。
1998年，上海三联书店组织翻译出版美国学者珍妮特·沃斯和新西兰学者戈登·德莱顿合著的《学习的革命——通向21世纪的个人护照》，一次印销500万册，创造了中国图书市场的神话。如果没有对外开放的文化政策和文化环境，是不可能产生这个“出版神话”的。
人们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在2004年初由美国时代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精心打造的文化大片《特洛伊》，创造了一周票房价值7亿美元的“电影神话”。古希腊的特洛伊木马神话故事与现代影视技术相结合，在世界文化市场上魅力四射。“阿喀琉斯的脚踝”——人的致命弱点，由“希腊语”变成了“世界语”。这个神话正是文化开放造就的。
在封闭的条件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建设现代化，更不要说“走向世界”了。同样的道理，任何国家的文化发展、文化创新、文化进步，也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取得成绩。可见，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要谋求发展和创新，只有实行文化开放，创造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才可能将世界先进文化引进来，才可能使民族文化走出去，使文化交流成为催生文化发展的场所和动力，增强民族文化的活力，并为世界文化注入生机。近代文化发展的历程揭示，文化创新必须借助文化开放的条件和环境，必须借助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规律现象。近代日本明治维新的文化开放政策与文化成就，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性的诠释。在明治时代，维新政府一是倡导“脱亚入欧”思想，就是要将日本社会和日本国民改造成欧洲那样的社会和国民，加入先进的欧洲行列，不与落后的亚洲为伍；另一个是倡导“和魂洋才”思想，要求日本人既要具有大和民族的民族精神，又要具有从事近代化建设的西方知识和技能。经过30年的努力，日本实现了文化近代化的转型，走上了大和文化现代化的坦途。
当然，文化开放并非万能，并不能解决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有问题。实质上讲，它还是一柄双刃剑。如果使用不当，也还可能起到反作用，误伤主人。
为什么说它是一把双刃剑呢？还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维新政府所主导的“脱亚入欧”，进入世界先进的思想和政策，就是要通过对外开放，告别落后环境，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但是，它也产生了负面作用。譬如，有人说，西方的什么都好，日本的什么都不好，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那样，“外国的月亮也比自己的圆”，一切的文化甚至生活习惯都模仿西方，以“全盘西化”为时髦，有的人甚至怀疑起本民族的人种了，鼓吹“人种危机”论，主张引进欧美的人种，改造本国人种。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文化观，它无视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看不到自己的长处和优势，极易涣散民族凝聚力。岂只是日本，中国近代以来，也有深刻教训，也尝到过宝剑自伤的苦果。一是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全盘西化”思潮，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误入歧途；二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有的人崇洋迷外，丢掉了民族文化的根和本，在文化开放中丧失了自己，迷失了目标和方向。这就警醒我们：一是要弄明白，文化开放有两种开放。一种是自主开放，即在保存民族文化的个性、主体性、独立性的原则下，制定开放政策，形成文化开放环境；另一种是被动开放，丢掉文化发展的主动权，使文化开放陷入无序状态，最终使民族文化受到损害，并丧失文化的民族特性。因此，要谨守文化的自主开放这条防线。二是要弄明白，文化开放只是条件，而不是目的，只是因，而不是果，切莫本末倒置，要把住民族文化安全这条底线，牢牢守住民族文化安全的大门。
当代世界的开放度更高，造成中外文化的碰撞就更加激烈。我们在看到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为当代中华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这种有利一面的同时，还要深刻认识它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和不利因素的另一面：一是文化市场问题。谁的文化产品有核心竞争力，谁就能占领市场；谁占据的市场份额越多，谁的文化产品就越有竞争力。文化市场的背后，是民族文化信念、文化价值、文化准则、文化理想与外来文化谁主谁辅的问题，涉及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是否被瓦解的根本问题。二是文化资源问题。民族文化资源是一个民族发展生生不息的象征和依据。失掉了民族文化资源，任何民族国家都不能发展起来。文化开放后，民族文化被外来文化所挤压、所消解，必然使民族文化资源受到吞噬。从根本上讲，民族文化的灵魂就毁灭了。这两条，最最关切民族文化安全。
安全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不可麻痹大意。只不过在不同的条件下，安全的表现有所不同：在战争时期，军事安全最重要；在和平时期，文化安全最重要。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国际竞争与国力较量，在很多时候、在很大层面上表现为文化领域的攻守位移。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一手抓文化建设，一手抓文化安全。文化建设，是维护民族文化安全的基础和准备；文化安全，是文化建设的前提和条件。没有忽视文化建设的文化安全，也没有轻视文化安全的文化建设。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来说，二者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
维护民族文化安全，既是一个战略问题，又是一个经常性的工作，必须高度重视，长抓不懈。一是要明确认识民族文化与域外文化在文化类型、文化性质、文化道路上的不同，保持自己的文化个性和民族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在吸纳域外文化的同时，特别善于保守本位文化。在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中，其他文明古国消亡了，唯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自强不息，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孔子曾说，“蛮夷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16}，揭示了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在文化基因和文化精神上的差别。守护中华文化基因，坚守中华文化精神，就能确保中华文化的种姓和特色，就能沿着自己的文化道路发展下去。保持文化个性，就是严守文化安全。二是要明确认识民族文化的优势与竞争力，不断培植民族文化优势，着力壮大民族文化竞争力。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揭示过一个文化定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7}。军事上的胜利者并不就是最后的胜利者。文化的优势和竞争力往往决定军事斗争以外的胜负。在平常年景，文化优势与竞争力更是严守文化安全的生命线。三是要不断增强民族文化对殖民文化以及其他一切落后的、腐朽的和反动的外来文化的辨识力和抗阻力。在开放的国际条件下，先进的文化在传播，同时，负面文化也在向外浸润，有时还显得十分猛烈。如果不善于识别，听任泛滥，必成灾祸。在识别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设防、阻击，必能维护民族文化安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反对和抵制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全盘否定文化传统论”是一种主要的表现）和“全盘西化论”，牢牢把握民族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文化的辨识力和阻击负面文化的能力，就能维护民族文化安全。
从一定意义上说，善于驾驭文化开放，守牢民族文化安全防线，同样是一种文化能力的考验。是否善于借助文化开放，促进民族文化发展，壮大民族文化实力，为民族文化增加安全系数，是判断一个执政党是否具有在现代条件、开放环境下驾驭先进文化建设规律这种强大能力的衡量标准。
六
必须看到，吸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则是要不断增强文化的自主创新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18} 在当今世界，文化创新已经成为全人类世界性的共识。这一点在中国尤其紧迫，应该看到，“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19}。
在分析文化的自主创新与相互学习借鉴问题时，有一个故事引起了笔者的重视和思考。中日甲午海战前夕，日本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在给他的曾在英国留学时的同学、中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您知道，30年前日本帝国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你也知道日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采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如能这样，就会一切顺利；否则，就只能灭亡。”伊东祐亨的话，可以有多种理解，但最重要的是包含了向外学习与自主创新的看法。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改革，从目标和环境上讲，是向西方看齐的，即向外借鉴学习的，“贵国也要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说得多么明了；从动力和活力上讲，依靠的是自主创新、内在力量，“抛弃旧体制，采取新制度”，说得多么直白。只有把两者结合好了，才能做出一番业绩。
美国文化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说，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特定的独立的发展模式，这正如印地安人的箴言所说的那样，“开始，上帝就给了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互相学习、平等交流，这就是她所说的“不同经验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两者的改变”{20}。在世界性文化开放的条件下，各民族各国家之间互相学习借鉴，吸取营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重要的。但是，这种文化的互相学习借鉴，有三种层次：
一是落后学习先进。开放的文化环境，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资源。处于文化发展落后阶段和水平的民族和国家，不善于学习先进，无疑是愚蠢的。
二是处在同一发展阶段和水平上互相学习。如欧美国家即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前苏东地区的文化交流活动等等，即属此类。
三是不同文化类型、性质之间的互相学习和借鉴。如当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学习借鉴。邓小平对此有一段经典的表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1} 不论是哪一种层次的文化学习与交流，都是重要的。文化的交流、学习、借鉴，如同水之需要流动才成为活水长流一样。
但是，文化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如果离开了自主创新，就如同中国古老的故事东施效颦那样滑稽可笑了。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绝不是漫无目的的盲目模仿，更不是全盘照搬，生搬硬套；而是一种文化进步的条件，是为了通过学习、借鉴，取长补短，丰富自己的个性和优势，推动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是民族文化存在、发展、进步的灵魂和动力。自主创新的能力有多大，有多强，有多持久，自主创新的水平就有多高，成果就有多大，影响就有多广。学习和借鉴别人的成果，代替不了自主创新的努力。反之，自主创新，一定要善于借助向外学，对外交流。在世界性文化开放环境中，比较、研究、借鉴、吸收、综合，是一条通向成功的路径，也是当代世界文化格局中民族文化的竞争与交流所映现出来的一条成功经验。
在上世纪初，当“创新”一词被植入经济领域的时候，人们惊喜地发现，创新原来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思维方法，运用创新的方法，经济的发展猛然间获得了巨大活力。在得到启示之后，人们又把“创新”引入文化领域，使文化发展生机无限。但是，文化就是文化，它属于人文范畴，民族文化创新有不同于自然的法则：
一是原创性。文化的样式、特性、功能等等方面的创造具有独一无二性和无可替代性，但从文化意义上讲，它又具有永恒性和示范性。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只能是属于英国的古典文学，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则属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源头，而古代中原文化则是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的源头。这种原创性要求，内蕴着主体性（自主的）和创造性，也就是文化主体的从属性和文化发展的求新性。因此，民族文化创新，主要地体现在原创性上，无论是科技文化，还是人文文化，也不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要立足于原创性。有原创性，才有生命力，才有竞争力。
二是时代性。文化的“古今”范畴，就是界定文化的时代性。将古典意义的文化不断向前推进，就是既立足于时代，又体现着时代进步的要求，代表和反映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就是满足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要求。为此，既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更要善于结合时代进步的要求创新，解决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课题。既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时代性新内容，又为中国现代化（包括现代文化）夯实传统文化底蕴，使之树大根深，枝繁叶茂，欣欣向荣。这种立足于时代、以民族文化传统为源头活水的文化创新，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战略。
三是前瞻性。文化的发展向前看，就是前瞻性；反之，就是复古，就是倒退，就是退落性。“向前看”，就要站得高些，再高些，像王之涣说的那样，“更上一层楼”；就要勇立文化发展的时代潮头，勇敢些，再勇敢些，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要看得远些，再远些，像邓小平说的那样，着眼于“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就是因为有创新的精神武装，有创新的内在动力，而决不是因为别的什么缘由。文化发展的目标，既立足于当代，又面向世界和未来，就能永远涌动创造的活力，涌动创造的激情，绽开创造的文化之花。
总之，文化的自主创新，意味着文化创造，意味着文化的飞跃发展。创新则进，创新则强；反之则退，则衰，则弱。不立足于文化的自主创新，不断增强文化的核心竞争力，要想在世界文化日益激烈的碰撞中抢占先机，获得主动，加快发展，是不可能的。
不断增强驾驭先进文化发展的能力，努力造就当代中国文化的新辉煌，需要我们用世界的眼光观察人类文化发展的形势、格局、趋势和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学习对象，在世界先进水平的基础上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勇攀人类文明的高峰。
注释：
① 参见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②④⑤ 冯天瑜：《文化守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2、24、28-29页。
③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⑥ 王炯华等编《中国传统文化十二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⑦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⑧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⑨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4-60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页。
{11} 参见张艳国、王勇《主动性：社会意识形态安全的一个解证》，《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5期。
{12}{14} 参见冯天瑜《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发展》，《冯天瑜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92页。
{13} 参见章开沅《警惕善与恶同时并进——新世纪应致力于纠正人类文明的缺失》，《长江日报》2000年1月10日。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16} 《论语·八佾》。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页。
{18}{19}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2、432页。
{20}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1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作者简介：张艳国，男，1964年生，湖北仙桃人，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南昌，330022。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