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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家忆
深秋,深夜,独居斗室,了结了一天该干的事情,欲睡之前和往常一样,拿起床头一本书来。读了几篇《唐诗一百首》,把书压到枕下,不知怎的,总是诵念着最后那首葛鸦儿的《怀良人》:
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
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底不归?
女诗人那种真挚的感情,使我想起一次归家的情景。
那年秋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我回了一次家。照往常一样,路过刘德兄的家,总要坐一会儿。那天正是下晌时候,刘德兄出工刚要走,他见我,笑着说:“噢,回来了,你们小三儿上午还打听,问有没有你的信呢。”
我笑了。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还惦记什么信呢,准是他妈日子一多不见信不放心了,嘴上盼过信,让孩子听见了。那时今天运动,明天运动,丈夫在外的,哪个妻子不是惴惴不安呢?
在离家不到一里地时,一群孩子在河边采猪草。“爸爸!”三儿在孩子群里喊着,那声音激动得像要哭似的。
他丢了小伙伴和我回家了,一边走一边唠叨个不停,队里的,家里的,反正他知道的事情都汇报。末了,他说:“妈妈今儿早上还说呢,你爸爸咋还不回来呢,好给我拿点儿药来。”
我爱人身体不大好,每次回家总是给她买一点儿她常用的药。她准是又有毛病了。
可是,一进院,窗户关着,门上挂着锁,她带着病到队里劳动去了。
每次回来,如果她不在屋里,家里总是显得很空落,让人坐不住。我到院子里随便看看,三儿像是警卫员,寸步不离地跟在身后,又像个导游,我看什么,他介绍什么。圈里的肥猪正在睡觉,我叫了一声,它对我这陌生的主人并不理睬。三儿说:“要是我妈,她一叫就来。咱们卖了一个收购猪了,这个留过年杀。妈说,到过年,等你回来才杀呢。”
瓜架上的倭瓜,黄里透红,像灯笼,挂满架下;篱笆上的扁豆角儿还开着紫花,叶间那一嘟噜一嘟噜豆角,有点儿像南方刚长出的香蕉。三儿说:“八月十五小队杀了羊,给你留着肉呢。妈说,扁豆角炒羊肉,让你喝酒。”
我从前院转到后院,那秋桃压得枝儿都下垂了,有的掉在地上,我说:“都烂了,你们怎么不吃?”三儿回答说:“妈不叫。夏天的大白桃都留烂了,你也不回来。”他小声地说:“妈骂你没家了,桃又要坏了。”
我摘下几个桃子咬着,格外甜。
我忽然想起来,白菜正是上水的时候,她天天到队里干活儿,又那么多家务,准没空浇。赶到房西一看,那满畦白菜绿油油,水灵灵的。自然,还是三儿告诉我,是她妈黑夜浇的。
我房前房后都转完了,三儿指着一个山头说:“日头到那儿了,我该给姐姐点火去了。”
本来,这大忙的秋天,我想回来有干不完的活儿,可是,她都干了。农村的生活比较艰苦,她给我留着许多吃的,虽然没什么山珍海味,可是,又是多么珍贵哟!
我搬个凳子,在院子里坐下,我仿佛听到爱人的声音:“你爸爸该来信了。”“你爸爸该回来了。”可是在信上,却总是说:“我们都好,你安心工作。”
回忆往事,感慨万端。
我过早失去双亲,只身一人,没有一瓢一碗的财产。成家后,便当上了农村干部,白天劳动,夜里工作,家务都担在她一人身上。夏日夜短,开会回来,把她从沉睡中叫醒开门;严冬夜深,她从暖被中起来热饭。刚刚盖起房子,债务未清,“风暴”开始了。我今天挨揪,明天被斗,她担惊受怕,遭人白眼。骤雨风狂,队里粮食减产,收入降低,她忍饥挨饿,教子持家。她得到的是什么呢?蓬鬓荆钗,布衣野菜。到后来,我到外面工作,春日春雨,“胡麻好种无人种”,秋月秋风,“正当归时底不归”。
又岂止是她呢,有多少农村干部的妻子不是如此,她们从不抛头露面,平平常常,普普通通,辛辛苦苦!她们衣着朴素,灵魂美丽,她们懂得爱情,纸上写不出,嘴上不愿说,珍重地库存在心底,无声地付出在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这些七尺男儿,为党为人民工作得怎样呢?该怎样不辜负妻子们一片心意呢?
两个大孩子下学了,忙着做饭,三儿的任务完成了,依偎在我的身边。我不时望着沟里,这引起了三儿的注意。他问我:“爸爸,你瞭啥呢?”我说:“瞭队里庄稼。”他是从不客气的:“你瞭我妈!”说得我脸热了。
太阳从西山顶上沉下去了,东山尖上也只有淡淡的紫光了。
从沟里的小山丘走下一个人来,像小跑似的,那动作,那身影,我一眼便认得出是她。我心窝像点起了一把火。她的背后是黄昏的天幕,有几缕淡淡的游云,晚风吹得衣襟翩翩。真的,在我的心目中,她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美丽。
三儿老远报告着:“妈,我爸回来了!”“哦!”她答应着,那声音很甜。我迎上去,见她眉眼都是笑,看得我像刚初识那天一样不好意思。还是她先说话了:“可回来了。”
几个孩子看着我俩笑得像蜜篓儿,跟看戏似的。
我回忆着那时的情景,想着她的来信,又想到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偷其中一句,补了三句:
君问归期未有期,今宵深夜忆昔时,
荆钗蓬鬓多辛苦,一片深情我自知!
千岁叔叔
我经常想念家乡,一山一岭地想,一坡一田地想,一人一事地想。我的心像一只鸟儿,不倦地飞,不停地飞,一旦它敛翼停飞的时候,就衔起一片颤颤的情丝。
现在,我心的鸟儿正落在我家南沟门那块叫南甸子的地边的梨树上,它在唱我的一个二叔刘文孝。
二叔是满三爷的儿子。他们兄弟三人。大叔很可怜,他一生的理想是“干柴细米,不漏的房屋”。这样一个理想竟未能全部实现,就死于低指标那年了。我曾经以他为模特写过一首诗《大叔笑了》。因为我实在不愿他那么可怜地早死,诗里写他活到现在。三叔当民兵,在解放战争时期因与武装叛徒斗争牺牲了。
孝二叔个子矮,身高大概只有一米五吧。他体弱多病,生活极为困难,家里的重担都挑在婶子身上,关于这,我也有诗为之立传了。还是说二叔吧。好像他的一生都没有挺胸昂首做过人,总是抱肩缩颈,弓背低头。因为他家人口多,年年都要吃救济粮,花救济款。我們那儿的习惯,一般农户到春节总要杀猪的,哪怕只有三四十斤的小猪,也要宰它一头,让孩子们尝尝荤腥,不然一年也见不到肉星儿。可是孝二叔家不能,因为他是救济户。他住在南甸子,“甸”“殿”同音,他又依靠政府救济,村里有好起绰号的人,就叫他“八王千岁”。那些年靠工分吃饭,有几个牛高马大的人讥讽他说:“‘八王千岁’,我们都是你的臣民,一天天为你流汗呢。”二叔一声不吭,忍而受之。
我们那个村山高林密,有力气的人早饭前打一捆柴,收工后打一捆柴,就可以卖上两三元钱;如果摸黑偷一根檩子就可以卖上十元八元的。二叔力单,对这些无能为力。他不能伐木,但爱栽树、种树,他在住房周围的地边上、石缝里,种了许多桃树、杏树、梨树,嫁接了甜梨、酸梨。年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桃花红,梨花白,杏花浓,李花淡,像个公园。我在家务农的时候,或打柴,或运木,常在那休息,让香风吹面,听山鸟啁啾。
二叔不只栽果树,也栽材树。在南甸子下的山谷里,他栽过三株白杨。因为谷深,那树又高又直。记得我十多岁的时候到南沟去打柴,见二叔正在修树。那树有五丈多高,他爬到树梢,摆动着,像一只大鸟。这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二叔也有他的一技之长。
我的心鸟落在孝二叔栽种的梨树上,甜甜的,又酸酸的。物是人非,二叔已经去世多年了,他栽的树年年吐绿,岁岁开花,生命常青。梨树寿命是长的,至少在百年以上,人们若采去新的接穗,寿命就更长了;桃杏寿命虽短,但它们的果实种到土里,很快就会长成新树,开花结实,繁衍不息。啊,人们戏称二叔为“八王千岁”,他真的千岁了,因为他栽了许多树,那树延续着他的生命。那些力拔山兮而只会砍树的人,恐怕只有名与身灭了。
南甸子下的路边有一块五尺高的石戳,方方的,像座无字碑,我若有日归去,真应该磨一磨,擦一擦,写上这样几句话:
这儿住过刘文孝,一个最普通的农民。他身材矮小,无缚鸡之力,贫困一生,因得过救济,被人戏称“八王千岁”。他一生没做过一件坏事,只做过一件好事,就是在这里栽了许多树。
树总是扬眉吐气的,我的千岁叔叔如果有灵,也不会再抱头缩颈的。
编辑:耿凤
深秋,深夜,独居斗室,了结了一天该干的事情,欲睡之前和往常一样,拿起床头一本书来。读了几篇《唐诗一百首》,把书压到枕下,不知怎的,总是诵念着最后那首葛鸦儿的《怀良人》:
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
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底不归?
女诗人那种真挚的感情,使我想起一次归家的情景。
那年秋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我回了一次家。照往常一样,路过刘德兄的家,总要坐一会儿。那天正是下晌时候,刘德兄出工刚要走,他见我,笑着说:“噢,回来了,你们小三儿上午还打听,问有没有你的信呢。”
我笑了。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还惦记什么信呢,准是他妈日子一多不见信不放心了,嘴上盼过信,让孩子听见了。那时今天运动,明天运动,丈夫在外的,哪个妻子不是惴惴不安呢?
在离家不到一里地时,一群孩子在河边采猪草。“爸爸!”三儿在孩子群里喊着,那声音激动得像要哭似的。
他丢了小伙伴和我回家了,一边走一边唠叨个不停,队里的,家里的,反正他知道的事情都汇报。末了,他说:“妈妈今儿早上还说呢,你爸爸咋还不回来呢,好给我拿点儿药来。”
我爱人身体不大好,每次回家总是给她买一点儿她常用的药。她准是又有毛病了。
可是,一进院,窗户关着,门上挂着锁,她带着病到队里劳动去了。
每次回来,如果她不在屋里,家里总是显得很空落,让人坐不住。我到院子里随便看看,三儿像是警卫员,寸步不离地跟在身后,又像个导游,我看什么,他介绍什么。圈里的肥猪正在睡觉,我叫了一声,它对我这陌生的主人并不理睬。三儿说:“要是我妈,她一叫就来。咱们卖了一个收购猪了,这个留过年杀。妈说,到过年,等你回来才杀呢。”
瓜架上的倭瓜,黄里透红,像灯笼,挂满架下;篱笆上的扁豆角儿还开着紫花,叶间那一嘟噜一嘟噜豆角,有点儿像南方刚长出的香蕉。三儿说:“八月十五小队杀了羊,给你留着肉呢。妈说,扁豆角炒羊肉,让你喝酒。”
我从前院转到后院,那秋桃压得枝儿都下垂了,有的掉在地上,我说:“都烂了,你们怎么不吃?”三儿回答说:“妈不叫。夏天的大白桃都留烂了,你也不回来。”他小声地说:“妈骂你没家了,桃又要坏了。”
我摘下几个桃子咬着,格外甜。
我忽然想起来,白菜正是上水的时候,她天天到队里干活儿,又那么多家务,准没空浇。赶到房西一看,那满畦白菜绿油油,水灵灵的。自然,还是三儿告诉我,是她妈黑夜浇的。
我房前房后都转完了,三儿指着一个山头说:“日头到那儿了,我该给姐姐点火去了。”
本来,这大忙的秋天,我想回来有干不完的活儿,可是,她都干了。农村的生活比较艰苦,她给我留着许多吃的,虽然没什么山珍海味,可是,又是多么珍贵哟!
我搬个凳子,在院子里坐下,我仿佛听到爱人的声音:“你爸爸该来信了。”“你爸爸该回来了。”可是在信上,却总是说:“我们都好,你安心工作。”
回忆往事,感慨万端。
我过早失去双亲,只身一人,没有一瓢一碗的财产。成家后,便当上了农村干部,白天劳动,夜里工作,家务都担在她一人身上。夏日夜短,开会回来,把她从沉睡中叫醒开门;严冬夜深,她从暖被中起来热饭。刚刚盖起房子,债务未清,“风暴”开始了。我今天挨揪,明天被斗,她担惊受怕,遭人白眼。骤雨风狂,队里粮食减产,收入降低,她忍饥挨饿,教子持家。她得到的是什么呢?蓬鬓荆钗,布衣野菜。到后来,我到外面工作,春日春雨,“胡麻好种无人种”,秋月秋风,“正当归时底不归”。
又岂止是她呢,有多少农村干部的妻子不是如此,她们从不抛头露面,平平常常,普普通通,辛辛苦苦!她们衣着朴素,灵魂美丽,她们懂得爱情,纸上写不出,嘴上不愿说,珍重地库存在心底,无声地付出在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这些七尺男儿,为党为人民工作得怎样呢?该怎样不辜负妻子们一片心意呢?
两个大孩子下学了,忙着做饭,三儿的任务完成了,依偎在我的身边。我不时望着沟里,这引起了三儿的注意。他问我:“爸爸,你瞭啥呢?”我说:“瞭队里庄稼。”他是从不客气的:“你瞭我妈!”说得我脸热了。
太阳从西山顶上沉下去了,东山尖上也只有淡淡的紫光了。
从沟里的小山丘走下一个人来,像小跑似的,那动作,那身影,我一眼便认得出是她。我心窝像点起了一把火。她的背后是黄昏的天幕,有几缕淡淡的游云,晚风吹得衣襟翩翩。真的,在我的心目中,她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美丽。
三儿老远报告着:“妈,我爸回来了!”“哦!”她答应着,那声音很甜。我迎上去,见她眉眼都是笑,看得我像刚初识那天一样不好意思。还是她先说话了:“可回来了。”
几个孩子看着我俩笑得像蜜篓儿,跟看戏似的。
我回忆着那时的情景,想着她的来信,又想到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偷其中一句,补了三句:
君问归期未有期,今宵深夜忆昔时,
荆钗蓬鬓多辛苦,一片深情我自知!
千岁叔叔
我经常想念家乡,一山一岭地想,一坡一田地想,一人一事地想。我的心像一只鸟儿,不倦地飞,不停地飞,一旦它敛翼停飞的时候,就衔起一片颤颤的情丝。
现在,我心的鸟儿正落在我家南沟门那块叫南甸子的地边的梨树上,它在唱我的一个二叔刘文孝。
二叔是满三爷的儿子。他们兄弟三人。大叔很可怜,他一生的理想是“干柴细米,不漏的房屋”。这样一个理想竟未能全部实现,就死于低指标那年了。我曾经以他为模特写过一首诗《大叔笑了》。因为我实在不愿他那么可怜地早死,诗里写他活到现在。三叔当民兵,在解放战争时期因与武装叛徒斗争牺牲了。
孝二叔个子矮,身高大概只有一米五吧。他体弱多病,生活极为困难,家里的重担都挑在婶子身上,关于这,我也有诗为之立传了。还是说二叔吧。好像他的一生都没有挺胸昂首做过人,总是抱肩缩颈,弓背低头。因为他家人口多,年年都要吃救济粮,花救济款。我們那儿的习惯,一般农户到春节总要杀猪的,哪怕只有三四十斤的小猪,也要宰它一头,让孩子们尝尝荤腥,不然一年也见不到肉星儿。可是孝二叔家不能,因为他是救济户。他住在南甸子,“甸”“殿”同音,他又依靠政府救济,村里有好起绰号的人,就叫他“八王千岁”。那些年靠工分吃饭,有几个牛高马大的人讥讽他说:“‘八王千岁’,我们都是你的臣民,一天天为你流汗呢。”二叔一声不吭,忍而受之。
我们那个村山高林密,有力气的人早饭前打一捆柴,收工后打一捆柴,就可以卖上两三元钱;如果摸黑偷一根檩子就可以卖上十元八元的。二叔力单,对这些无能为力。他不能伐木,但爱栽树、种树,他在住房周围的地边上、石缝里,种了许多桃树、杏树、梨树,嫁接了甜梨、酸梨。年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桃花红,梨花白,杏花浓,李花淡,像个公园。我在家务农的时候,或打柴,或运木,常在那休息,让香风吹面,听山鸟啁啾。
二叔不只栽果树,也栽材树。在南甸子下的山谷里,他栽过三株白杨。因为谷深,那树又高又直。记得我十多岁的时候到南沟去打柴,见二叔正在修树。那树有五丈多高,他爬到树梢,摆动着,像一只大鸟。这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二叔也有他的一技之长。
我的心鸟落在孝二叔栽种的梨树上,甜甜的,又酸酸的。物是人非,二叔已经去世多年了,他栽的树年年吐绿,岁岁开花,生命常青。梨树寿命是长的,至少在百年以上,人们若采去新的接穗,寿命就更长了;桃杏寿命虽短,但它们的果实种到土里,很快就会长成新树,开花结实,繁衍不息。啊,人们戏称二叔为“八王千岁”,他真的千岁了,因为他栽了许多树,那树延续着他的生命。那些力拔山兮而只会砍树的人,恐怕只有名与身灭了。
南甸子下的路边有一块五尺高的石戳,方方的,像座无字碑,我若有日归去,真应该磨一磨,擦一擦,写上这样几句话:
这儿住过刘文孝,一个最普通的农民。他身材矮小,无缚鸡之力,贫困一生,因得过救济,被人戏称“八王千岁”。他一生没做过一件坏事,只做过一件好事,就是在这里栽了许多树。
树总是扬眉吐气的,我的千岁叔叔如果有灵,也不会再抱头缩颈的。
编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