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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掉进粪坑，曾被小学开除，曾认为发表处女作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他从中国极其平凡的小村落里眺望世界，然后反观中国。
“我觉得，得了这个诺奖或没得这个诺奖，不会改变我的做人风格，也不会改变我的写作风格。”10月13日上午，莫言在高密市翰林苑小区的住所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
获奖之后，莫言似乎成了“万能的”，据说他的获奖甚至拉动了某些股票价格的飞涨。众多问题向他抛去，关于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看法、钓鱼岛争端甚至中日关系都被问及。甚至有媒体多次让莫言推荐自己最欣赏的文学作品，莫言有些无奈地说，“太多了，没法推荐”。
“我根据自己的良心来判断，该我发言我就会发言，不该或者我不愿意，自然就懒得去说话了。”对于公共事务的态度，莫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表示。
事实上，在获奖前后，莫言都不愿接受采访，“想从热闹和喧嚣中解脱出来”。但在获奖两个小时后，莫言便于山东高密的一家酒店召开了首次媒体见面会。第二天下午2点半，当莫言出现在酒店二楼的电梯口，鲜花、相机、人群一齐涌向他。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来了更多记者。
“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优秀作家，为什么会落在我的头上呢？”13日上午，莫言在家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及几家日、法媒体采访时说，“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提前20分钟给我打了电话，我感到既惊奇，又惶恐。我就思考，是什么原因呢？我配得这个荣誉吗？这是当时的感受。过了几个小时，我就很平静。”
“把‘东北乡’写成中国的一个缩影”
“一人（只提）一个问题。”莫言落座在沙发上，对记者们比出“1”的手势。13日上午，他也回复了此前和村上春树的“博彩赔率”：“究竟是不是我和村上竞争诺贝尔奖，这完全是一种猜测。把两个作家所谓的PK类比于中日关系，更是一种玩笑。”
在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莫言认为，“这是一个文学的奖项，我因为文学获得这个奖项。作家的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所有的人，研究人的命运，研究人的情感，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从短篇小说《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到长篇《丰乳肥臀》《蛙》等，莫言的作品一向被看做是乡土气息浓厚，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成为其代表性的文学地域。
莫言研究会会长、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没有本土的文化对莫言的影响，也不会有莫言创作的这些作品和题材。他自己讲过，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写小说的，我用的语言是高密的地方语言，题材也是高密发生的人和事。”
所以，文学馆外打着一条横幅，写着“根植故乡，莫言问鼎诺贝尔”。毛维杰认为：“他的创作离开了这种（故乡的）东西，去写别的东西，问鼎诺贝尔是不大可能的。”莫言研究会成立于2006年，文学馆开馆于2009年，坐落在高密一中校内。这栋4层建筑里展出着莫言所写的书、信、照片，以及一些奖章和研究资料，目前下面的两层作为展厅，上面的两层在莫言获奖之前就已纳入“二期工程”规划。
“我的野心就是希望能够把我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的一个缩影，但是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值得怀疑，我的力量可能不够。”13日上午，莫言在接受访谈时如是说。
事实上，莫言最初是反对建馆的。毛维杰回忆，“他自己曾说，‘我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家乡再给我建一个馆，这不是引火上身吗？’但是我们研究会一直坚持。”
“是否有先见之明？”
“当时我们只是说，他是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一个中国作家。”毛维杰说。
“没把你淹死就不错了”
同样，远在市区北郊的大栏乡平安庄，“热烈祝贺家乡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横幅也挂在村子里。那是莫言的老家。
莫言获奖的当晚，平安庄隶属的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就赶制了100多条红色横幅，并买来烟花送到平安庄。“燃放了有两个小时。”莫言的二哥管谟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第二天早上，横幅就被挂在了村子和市区。
土地上已经很少种植高粱。村子里，屋外的水泥路上，晾晒了一片片金黄的玉米棒子，晾晒场旁边的墙壁上，横幅还打出了“莫言获大奖，中国很高兴”。莫言父亲与二哥管谟欣家中的院子里也晒了几堆玉米。这7间平房是后来修建的，“莫言旧居”还在北边的另一处。
屋外一直喧嚣，记者们的采访、拍照声响成一片，莫言的父亲静坐在炕上，90岁的老人听力不太好，这可以让他置身于尘嚣之外。他不愿意搬到城里去住，在市区的翰林苑，大儿子管谟贤在三楼，原名管谟业的小儿子莫言在五楼。
这几天，莫言的大姐管谟芬来到了二哥家，因为后者要接受大量采訪，她要帮着烧饭和照顾老父的起居，有时顺便对记者讲上几句。但作为只上过四年学的地道农民，莫言获奖后，她“高兴得也不知道怎么说了”，甚至在当晚“睡不着觉”。
读过高中并当过乡村干部的管谟欣带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了“故居”，回忆起莫言小时候的事以及当年拍《红高粱》时的情景。导演张艺谋和主演姜文、巩俐曾到原作者莫言的家吃过一次饭，吃的是烙大饼、鸡蛋。
在管谟欣、管谟芬的眼中，莫言小时候“既聪明又调皮”。莫言的小学同学杨成国回忆，当时只有12岁的莫言正是因为调皮捣蛋而被学校开除。
“因为这个，我也很内疚。”从高密一中副校长任上退休的管谟贤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1967年1月放寒假回家，我把上海造反派的一些传单带回来，他看了，就到学校去造反。”
少年莫言把学校的课程表撕了，然后说，“老师是奴隶主，我们不做奴隶。”管谟贤回忆，弟弟莫言当时约了同伴去串联，到了郊县住了段时间。莫言回来以后，学校把他开除。“文革”中，中农“家庭成份”的莫言也很难被推荐入学。
令管谟贤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莫言“调皮捣蛋”甚至险些让后者在幼时丧命。一次管谟贤杏树下看书，忽然听到牲口圈里的厕所里有噗通的响声，弟弟掉进了粪坑。
“眼看要淹死了，我把他拖出来，抓起来把他扛到河边，扒下衣服，让他‘闭上眼’，按到河里洗。”管谟贤回忆说，“然后我把他背回来，丢到炕上，让他老老实实的，但之前他也喝了很多脏水，很惊恐。” 莫言的母亲和奶奶都很心痛，但是口头上却说，“没把你淹死就不错了。”
“瞎猫碰了死耗子”
在管谟贤眼中，莫言从小就喜欢读书，有文字的东西都看，交换人家的书来看，帮人家干活换来书看，大部分是上世纪60年代的红色经典。莫言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过，“把村儿里的所有书都看完了，连《新华字典》也翻来覆去地看。”
管家三兄弟都是书迷。莫言曾经在小说写到和二哥抢书看的故事。管谟欣回忆，“那时候家里用油灯，看书看到十来点，我母亲就吆喝，别看了，没油了。当时也不知道累，中午也不休息。我借的书不让他看，我藏着，他就偷着翻我的书。”
辍学后的莫言成了一个地道的小农民。管谟贤回忆，“他小学都没上完，很痛苦。特别是当他放牛从学校经过的时候，尽管当时学校也不读书，闹‘文革’，但是也很羡慕人家。”而大哥管谟贤因为在1963年即考上了大学，是乡里当时唯一一个大学生，也是家中“跳出农门”的楷模，他留下的中小学教材包括作文本，都成了莫言的文学启蒙读物。
“莫言小时候，大爷爷、父亲和我都叫他学医。他小学失学后，也跟着大爷爷学过中医，背过中医典籍。文化太低了，学医也不现实。”管谟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莫言在2009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就曾提到他大爷爷和姑姑的行医经历。《蛙》中的主人公“姑姑”，原型也就是莫言的姑姑。莫言的姑姑管贻兰也看过《蛙》，“那些讲计划生育的，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人物的经历有些跟我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她回忆起和书中类似的走村串镇，去做结扎的计划生育工作。
该书在去年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同时也是莫言最近的一部长篇作品。对于本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因为《蛙》，莫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一，它没有译成英文，第二也没译成瑞典文。”
“我很早以前并没有想到他会拿诺奖，最近几年我有感觉到，但没想到会这么早。”管谟贤说，“早期莫言写的小说都会给我看，后来的《丰乳肥臀》，他写一章就会给我看，其中也有我提供的素材。他的作品我都读过。”
1976年，莫言参军，并开始了文学创作，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当时莫言和大哥管谟贤保持着通信，第一封信也是后者“第一次看到莫言写的东西，就是汇报当兵生活”。之后，莫言的文学作品也都一直保持着手写至今。
“暑假里，我写了一篇小说，已在保定《莲池》发了首篇，这是瞎猫碰了死耗子。这篇东西费力最少，一上午写成，竞成功了，有好多‘呕心沥血’之作竟篇篇流产，不知是何道理。”1981年10月，管谟业给哥、嫂的信中写道。该处女作正是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从此管谟业开始使用“莫言”这个笔名，即将“谟”字拆开。
管谟贤回信道，“得知提干有望并处女作发表，又兼芹兰（莫言妻子）分娩在即，你马上要做父亲，三喜临门，让我们万分高兴！”那一年，莫言的女儿出生在用高粱杆和泥而建成的老房子里，即后来的“莫言旧居”。从发布处女作到获得诺奖，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家书放到了莫言文学馆。
“我对乡土的依赖性很强”
莫言的文学创作被广泛地认为深受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也如此提及。
13日上午，在莫言家中，有媒体提到，“你说自己要逃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但之后你觉得自己在文学上的创新是什么？”
莫言回道：“我的创新是立根于乡土，立根于个人经验，然后广泛地吸收了中国古典的和外来的文学技巧，形成了我自己这种亦真亦幻、历史与现实纠缠在一起的这么一种立体的写作方法。”这实际类似于诺奖的那句授奖词。
这时莫言的家门被敲响，没有人去开门。莫言接着说，“我原来是想逃离，后来我又主动地向他们靠拢。当时我太年轻，我觉得跟它靠在一起，我太敬畏它。后来我慢慢成长了，觉得可以离它近一点对话。”
在问及是否因为翻译促成了这次获奖，莫言回应说，“我相信是因为这些翻译家杰出的劳动，大家共同的努力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细数了翻译自己作品的翻译家：美国有葛浩文，瑞典是陈安娜，日本有吉田富夫、藤井省三，法國有杜特莱、尚德兰等。
在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看来，莫言受到齐文化影响更大，目前他研究的主要方向便是，“齐文化与莫言创作的关系”。1985年，当时还是大栏中学语文教师的毛维杰在《中国作家》上读到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故事的背景就是大栏乡。后来，毛维杰发现莫言就是大栏乡平安庄的管谟业，当后者从北京回家探亲时，毛就去找对方交流。1993年时，毛维杰便开始收集和整理关于莫言的相关资料。
如今，“莫言每一次回到高密，我都是他的司机兼秘书，他在家里面日常的生活，他回到家里面要逛超市，要买东西，要赶大集，要理发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有的时候呢他要到处转转看看，我都得跟着他。”毛维杰总结说，“他就是我们平常见的普普通通的高密人。”
莫言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作家跟故乡的关系，实际上跟很多人都是一样的，你在这个土地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跟你有多密切的联系。一旦当你离开了，你就会产生一种魂牵梦绕的感受。当然对于作家来讲，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尤其是像我这样以乡土为主要风格的作家。我早期的作品，人物、语言、事件都是取自于乡土，所以我对乡土的依赖性更强。当然我想乡土也不是永远写不尽的，作家要不断地写乡土，就要对乡土的变化了如指掌，要深入到乡土气息，对这个乡土发生的变化非常清楚，才能不断地持续地写。”
“我觉得，得了这个诺奖或没得这个诺奖，不会改变我的做人风格，也不会改变我的写作风格。”10月13日上午，莫言在高密市翰林苑小区的住所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
获奖之后，莫言似乎成了“万能的”，据说他的获奖甚至拉动了某些股票价格的飞涨。众多问题向他抛去，关于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看法、钓鱼岛争端甚至中日关系都被问及。甚至有媒体多次让莫言推荐自己最欣赏的文学作品，莫言有些无奈地说，“太多了，没法推荐”。
“我根据自己的良心来判断，该我发言我就会发言，不该或者我不愿意，自然就懒得去说话了。”对于公共事务的态度，莫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表示。
事实上，在获奖前后，莫言都不愿接受采访，“想从热闹和喧嚣中解脱出来”。但在获奖两个小时后，莫言便于山东高密的一家酒店召开了首次媒体见面会。第二天下午2点半，当莫言出现在酒店二楼的电梯口，鲜花、相机、人群一齐涌向他。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来了更多记者。
“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优秀作家，为什么会落在我的头上呢？”13日上午，莫言在家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及几家日、法媒体采访时说，“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提前20分钟给我打了电话，我感到既惊奇，又惶恐。我就思考，是什么原因呢？我配得这个荣誉吗？这是当时的感受。过了几个小时，我就很平静。”
“把‘东北乡’写成中国的一个缩影”
“一人（只提）一个问题。”莫言落座在沙发上，对记者们比出“1”的手势。13日上午，他也回复了此前和村上春树的“博彩赔率”：“究竟是不是我和村上竞争诺贝尔奖，这完全是一种猜测。把两个作家所谓的PK类比于中日关系，更是一种玩笑。”
在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莫言认为，“这是一个文学的奖项，我因为文学获得这个奖项。作家的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所有的人，研究人的命运，研究人的情感，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从短篇小说《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到长篇《丰乳肥臀》《蛙》等，莫言的作品一向被看做是乡土气息浓厚，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成为其代表性的文学地域。
莫言研究会会长、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没有本土的文化对莫言的影响，也不会有莫言创作的这些作品和题材。他自己讲过，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写小说的，我用的语言是高密的地方语言，题材也是高密发生的人和事。”
所以，文学馆外打着一条横幅，写着“根植故乡，莫言问鼎诺贝尔”。毛维杰认为：“他的创作离开了这种（故乡的）东西，去写别的东西，问鼎诺贝尔是不大可能的。”莫言研究会成立于2006年，文学馆开馆于2009年，坐落在高密一中校内。这栋4层建筑里展出着莫言所写的书、信、照片，以及一些奖章和研究资料，目前下面的两层作为展厅，上面的两层在莫言获奖之前就已纳入“二期工程”规划。
“我的野心就是希望能够把我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的一个缩影，但是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值得怀疑，我的力量可能不够。”13日上午，莫言在接受访谈时如是说。
事实上，莫言最初是反对建馆的。毛维杰回忆，“他自己曾说，‘我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家乡再给我建一个馆，这不是引火上身吗？’但是我们研究会一直坚持。”
“是否有先见之明？”
“当时我们只是说，他是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一个中国作家。”毛维杰说。
“没把你淹死就不错了”
同样，远在市区北郊的大栏乡平安庄，“热烈祝贺家乡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横幅也挂在村子里。那是莫言的老家。
莫言获奖的当晚，平安庄隶属的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就赶制了100多条红色横幅，并买来烟花送到平安庄。“燃放了有两个小时。”莫言的二哥管谟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第二天早上，横幅就被挂在了村子和市区。
土地上已经很少种植高粱。村子里，屋外的水泥路上，晾晒了一片片金黄的玉米棒子，晾晒场旁边的墙壁上，横幅还打出了“莫言获大奖，中国很高兴”。莫言父亲与二哥管谟欣家中的院子里也晒了几堆玉米。这7间平房是后来修建的，“莫言旧居”还在北边的另一处。
屋外一直喧嚣，记者们的采访、拍照声响成一片，莫言的父亲静坐在炕上，90岁的老人听力不太好，这可以让他置身于尘嚣之外。他不愿意搬到城里去住，在市区的翰林苑，大儿子管谟贤在三楼，原名管谟业的小儿子莫言在五楼。
这几天，莫言的大姐管谟芬来到了二哥家，因为后者要接受大量采訪，她要帮着烧饭和照顾老父的起居，有时顺便对记者讲上几句。但作为只上过四年学的地道农民，莫言获奖后，她“高兴得也不知道怎么说了”，甚至在当晚“睡不着觉”。
读过高中并当过乡村干部的管谟欣带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了“故居”，回忆起莫言小时候的事以及当年拍《红高粱》时的情景。导演张艺谋和主演姜文、巩俐曾到原作者莫言的家吃过一次饭，吃的是烙大饼、鸡蛋。
在管谟欣、管谟芬的眼中，莫言小时候“既聪明又调皮”。莫言的小学同学杨成国回忆，当时只有12岁的莫言正是因为调皮捣蛋而被学校开除。
“因为这个，我也很内疚。”从高密一中副校长任上退休的管谟贤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1967年1月放寒假回家，我把上海造反派的一些传单带回来，他看了，就到学校去造反。”
少年莫言把学校的课程表撕了，然后说，“老师是奴隶主，我们不做奴隶。”管谟贤回忆，弟弟莫言当时约了同伴去串联，到了郊县住了段时间。莫言回来以后，学校把他开除。“文革”中，中农“家庭成份”的莫言也很难被推荐入学。
令管谟贤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莫言“调皮捣蛋”甚至险些让后者在幼时丧命。一次管谟贤杏树下看书，忽然听到牲口圈里的厕所里有噗通的响声，弟弟掉进了粪坑。
“眼看要淹死了，我把他拖出来，抓起来把他扛到河边，扒下衣服，让他‘闭上眼’，按到河里洗。”管谟贤回忆说，“然后我把他背回来，丢到炕上，让他老老实实的，但之前他也喝了很多脏水，很惊恐。” 莫言的母亲和奶奶都很心痛，但是口头上却说，“没把你淹死就不错了。”
“瞎猫碰了死耗子”
在管谟贤眼中，莫言从小就喜欢读书，有文字的东西都看，交换人家的书来看，帮人家干活换来书看，大部分是上世纪60年代的红色经典。莫言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过，“把村儿里的所有书都看完了，连《新华字典》也翻来覆去地看。”
管家三兄弟都是书迷。莫言曾经在小说写到和二哥抢书看的故事。管谟欣回忆，“那时候家里用油灯，看书看到十来点，我母亲就吆喝，别看了，没油了。当时也不知道累，中午也不休息。我借的书不让他看，我藏着，他就偷着翻我的书。”
辍学后的莫言成了一个地道的小农民。管谟贤回忆，“他小学都没上完，很痛苦。特别是当他放牛从学校经过的时候，尽管当时学校也不读书，闹‘文革’，但是也很羡慕人家。”而大哥管谟贤因为在1963年即考上了大学，是乡里当时唯一一个大学生，也是家中“跳出农门”的楷模，他留下的中小学教材包括作文本，都成了莫言的文学启蒙读物。
“莫言小时候，大爷爷、父亲和我都叫他学医。他小学失学后，也跟着大爷爷学过中医，背过中医典籍。文化太低了，学医也不现实。”管谟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莫言在2009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就曾提到他大爷爷和姑姑的行医经历。《蛙》中的主人公“姑姑”，原型也就是莫言的姑姑。莫言的姑姑管贻兰也看过《蛙》，“那些讲计划生育的，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人物的经历有些跟我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她回忆起和书中类似的走村串镇，去做结扎的计划生育工作。
该书在去年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同时也是莫言最近的一部长篇作品。对于本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因为《蛙》，莫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一，它没有译成英文，第二也没译成瑞典文。”
“我很早以前并没有想到他会拿诺奖，最近几年我有感觉到，但没想到会这么早。”管谟贤说，“早期莫言写的小说都会给我看，后来的《丰乳肥臀》，他写一章就会给我看，其中也有我提供的素材。他的作品我都读过。”
1976年，莫言参军，并开始了文学创作，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当时莫言和大哥管谟贤保持着通信，第一封信也是后者“第一次看到莫言写的东西，就是汇报当兵生活”。之后，莫言的文学作品也都一直保持着手写至今。
“暑假里，我写了一篇小说，已在保定《莲池》发了首篇，这是瞎猫碰了死耗子。这篇东西费力最少，一上午写成，竞成功了，有好多‘呕心沥血’之作竟篇篇流产，不知是何道理。”1981年10月，管谟业给哥、嫂的信中写道。该处女作正是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从此管谟业开始使用“莫言”这个笔名，即将“谟”字拆开。
管谟贤回信道，“得知提干有望并处女作发表，又兼芹兰（莫言妻子）分娩在即，你马上要做父亲，三喜临门，让我们万分高兴！”那一年，莫言的女儿出生在用高粱杆和泥而建成的老房子里，即后来的“莫言旧居”。从发布处女作到获得诺奖，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家书放到了莫言文学馆。
“我对乡土的依赖性很强”
莫言的文学创作被广泛地认为深受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也如此提及。
13日上午，在莫言家中，有媒体提到，“你说自己要逃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但之后你觉得自己在文学上的创新是什么？”
莫言回道：“我的创新是立根于乡土，立根于个人经验，然后广泛地吸收了中国古典的和外来的文学技巧，形成了我自己这种亦真亦幻、历史与现实纠缠在一起的这么一种立体的写作方法。”这实际类似于诺奖的那句授奖词。
这时莫言的家门被敲响，没有人去开门。莫言接着说，“我原来是想逃离，后来我又主动地向他们靠拢。当时我太年轻，我觉得跟它靠在一起，我太敬畏它。后来我慢慢成长了，觉得可以离它近一点对话。”
在问及是否因为翻译促成了这次获奖，莫言回应说，“我相信是因为这些翻译家杰出的劳动，大家共同的努力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细数了翻译自己作品的翻译家：美国有葛浩文，瑞典是陈安娜，日本有吉田富夫、藤井省三，法國有杜特莱、尚德兰等。
在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看来，莫言受到齐文化影响更大，目前他研究的主要方向便是，“齐文化与莫言创作的关系”。1985年，当时还是大栏中学语文教师的毛维杰在《中国作家》上读到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故事的背景就是大栏乡。后来，毛维杰发现莫言就是大栏乡平安庄的管谟业，当后者从北京回家探亲时，毛就去找对方交流。1993年时，毛维杰便开始收集和整理关于莫言的相关资料。
如今，“莫言每一次回到高密，我都是他的司机兼秘书，他在家里面日常的生活，他回到家里面要逛超市，要买东西，要赶大集，要理发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有的时候呢他要到处转转看看，我都得跟着他。”毛维杰总结说，“他就是我们平常见的普普通通的高密人。”
莫言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作家跟故乡的关系，实际上跟很多人都是一样的，你在这个土地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跟你有多密切的联系。一旦当你离开了，你就会产生一种魂牵梦绕的感受。当然对于作家来讲，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尤其是像我这样以乡土为主要风格的作家。我早期的作品，人物、语言、事件都是取自于乡土，所以我对乡土的依赖性更强。当然我想乡土也不是永远写不尽的，作家要不断地写乡土，就要对乡土的变化了如指掌，要深入到乡土气息，对这个乡土发生的变化非常清楚，才能不断地持续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