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岁的宫川一多尸体被发现时，已经死去超过3周，死因不详，时间未知。在他独居的二层小楼里，堆积着快要漫到天花板的垃圾与杂物：厚达几层的烟头、吃剩的便当盒、脏到干硬的衣服、破报纸、塑料袋……宫川死在一个不足5平方米的阴暗小屋内，放在垃圾堆中的破床垫，因为尸体腐烂，体液渗透进床垫而染出大片深色污渍，这是他在这世界上留下的最后痕迹。
　　宫川一生未婚，父母早已去世，与另外四个兄弟没有来往，如果不是邻居路过他家闻到异味报警，还不知何时能发现他的死亡。
　　这是腾讯新闻近日上线的纪录片《无人知晓》中的一个故事。纪录片的发起人何润锋曾是一名战地记者，这一次他进入日本特殊清扫公司实习，以亲历的方式去清扫孤独死现场，进入死者的世界。
　　尽管在战场和灾区看到过很多悲惨的场景，甚至对尸味也不陌生，但孤独死现场还是使何润锋受到完全不同的冲击。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面前，人没有什么选择，灾区和战场距离普通人的生活也很远。但孤独死现场不一样，家本应是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却堆满垃圾和杂物，尸体体液的味道和一个独居老人孤独的味道夹杂在一起，令人更加无法接受，无法理解。人怎么可以这样离开这个世界？人际关系怎么会如此疏离？”

疏离的家

　　在宫川家清扫、整理遗物时，何润锋发现他曾经也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曾爱看电影，家中有很多录像带，他喜爱摄影，拍摄的主题是飞机和飞鸟，他还收藏了很多工艺品。在影集中，有他早年外出旅行时的留影，也有他年幼时和父母兄弟一起出行时的合影，書柜里还保留着厚厚的一沓写着“宫川收”的贺卡和书信，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使他封闭了自己，无人知晓。
　　在清扫房屋的7个小时中，宫川的两个兄弟在场，但他们只为清扫公司开关大门，没有进入房间。宫川的所有遗物按他两位兄弟的要求，都被当作垃圾处理掉了，他们什么都没有保留，包括一家人的那些合影。
　　宫川的弟弟回忆，自己和宫川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了，几乎也没有联系，很多年前，宫川倒是主动给他打过电话，“也没说什么，随便聊了几句就挂了”。
　　宫川弟弟的话让何润锋突然有些难受，“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总是习惯了和自己的至亲异地而居，平时也就通通电话，以为对方和自己一样忙碌而充实，谁会去想，电话那头的人，很可能忍受着孤独。”在何润锋清扫的另一个孤独死现场，死者的房子距离女儿家仅有15分钟自行车车程，却还是在死亡两周多后才被偶然有急事回家的女儿发现。
　　“这种死亡很可怕，但是这种死亡之前的生存状态更可.怕。”何润锋说。死去的老人已经无法再言说自己的孤独，在死亡现场产生的那些疑惑，也许可以通过在世的老人找到答案。拍摄纪录片时，何润锋通过一家老年心理咨询机构的社工山下女士走访了两位80多岁的独居老人——和泉女士和篠泽先生。
　　两个人都不缺钱，尤其篠泽，可以说是个“富老头”。他曾是一家音响制造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居住在横滨一栋拿过日本设计大奖的公寓里，是一套200多平方米的视野辽阔的山景房，据说旁价起码上亿日元（约600多万人民币）。
　　篠泽年轻时忙于工作和应酬，很少关心妻儿。唯一的儿子在奈良教书，与他不亲近，一年只来看他3次。他对妻子也并不真正了解，妻子病逝得早，直到妻子去世他才知道她喜欢陶艺且自制了很多陶艺器具，如今，他把妻子生前制作的陶艺摆满了屋子。
　　无论和泉还是篠泽，在拍摄时，他们都不愿在镜头前数落孩子的不是，而是乐观地说自己现在很健康，衣食无忧。和泉说自己经常去健身，有很多朋友约着一起吃饭。篠泽说，无聊的时候就躺在沙发椅上，听一首自己最爱的爵士乐，日子过得很舒适。
　　但山下偷偷告诉何润锋，其实他们都常常抱怨孩子不关心自己，很怕自己有朝一日死了都没人知道。和泉根本没有什么朋友，几乎天天给山下打电话，说个不停。篠泽除了时常和山下聊天，也在网络聊天室里找陌生的网友聊天解闷。
　　在山下的协助下，篠泽最终还是放下了戒备，慢慢对何润锋吐露了内心的不安。他说，儿子没要孩子，这让他很不放心，他担心儿子老了之后没人照顾，比他还孤独。说着说着，老人从壁柜里取了一个红酒杯，倒了些冰镇咖啡，然后打开那套价值20万人民币的高配置音响，坐到一张硕大的沙发椅上，说：“有时候我在想，我年轻的时候这么努力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啊……”

管理员，请帮帮我

　　“孤独死”一词源于日语，指独居者在自家过世后，由于鲜于与外界和家人互动，经过一段时间才被发现的事件。1970年“孤独死”一词在日本首次被提出时，还仅仅是个例。进入20世纪后，孤独死的人数迅速E升。根据日本东京都检查医务院公布的数据，2016年东京23区内日本孤独死人数为4604人，其中3175人为65岁以上，占总人数的大约70%。
　　何润锋所实习的特殊清扫公司正是由孤独死催生的新行业，它们的业务内容是受托于区县政府或死者家属，专门代替家属清扫孤独死现场并整理遗物。此行业近些年在日本蓬勃发展，2010年尚且只有几百家，到了2018年底已经变成了5000家，业务量多了十数倍不止。
　　2009年，NHK曾制作题为《无缘社会——三万二千人“无缘死”的震撼》的特别节目，次年节目播出后在日本社会引起了极大震动。根据NHK对全日本市镇村的调查，“孤独死”除了官川这样独自在家中去世的死者，还包括“身份不明的自杀者”“路毙”“饿死”“冻死”之类的“无缘死”，一年高达三万二千例之多。这些人原本过着极为寻常的生活，却一点一点地与社会失去关联，开始独自生活，最终孤独地逝去，很多人在死后甚至无人认领遗体。 　　东京都足立区政府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曾说，在“无缘死”急剧增多的现象背后，家庭形态变化巨大这一因素不可忽视。在往昔，三代人共同生活的“三世同堂”非常普通，然而如今的日本变为以“小家庭”为核心，并开始朝“单身户”方向迈进，未结婚的与结婚但没有孩子的人也在增加。同时，日本也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单身”“不婚”“少子”“老龄化”都在给“无缘社会”火上浇油。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日本户籍数量预测》的推算，十年后的2030年，日本“单身家庭”将占普通家庭总数的近40%。老年人的单身化特别显著，在2005年至2030年的25年间，会增加将近一倍。
　　当何润锋询问和泉和篠泽为什么不搬去与孩子同住时，他们说也想过，但是自己“不能给他们添麻烦”。
　　“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这也NHK在进行“无缘社会”采访的现场听到频率最高的话。参与了《无缘社会》报道的NHK主持人板垣淑子后来在根据节目内容出版的书中思考道：“所谓‘关联’或是‘缘’，难道不就意味着互相添麻烦，并允许互相添麻烦吗？”“‘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象征着‘关联’是何等脆弱。于是，日本社会中的‘无依无靠者’便与日俱增起来了。”
　　2017年日本播放的一个名为《老年公寓清洁队》的纪录片中，一位在死后两个月才被发现的老人，桌上端正地摆着一张字条，上面工整地写着：“管理员，请帮帮我”。也许，他在最绝望时曾想过向外界求助，但这张字条却始终没有真正送出去。

中国空巢老人占老年人总数一半

　　就在《无缘社会》在日本引发震动时，中国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孤独死”这一现象。南开大学社会学教授宣朝庆在2011年就曾撰写文章呼吁预防老人“孤独死”。宣朝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2000年开始，中国已经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日本的老龄化是伴随着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不断加深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中国却是在经济还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老龄化问题加速到来。与日本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也许更加复杂。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2亿5千万人，占总人口的18.1%。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显示，目前家庭规模小型化，2人、3人家庭成为家庭类型主体。空巢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一半，其中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近10%。农村老人比城镇老人面临更多困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孤独死”在中国虽然尚未演化为特别明显的社会问题，但是关于老人孤独离世的报道屡见不鲜。2015年，湖北黄石一位独居老人在离世6年后才被发现，发现时已是一堆白骨。今年夏季，上海发生了三起独居老人在家中病故多日却无入发现的事件，都是由邻居闻到气味后报警，最后由居委会、物业等部门完成消毒工作。

　　在中国，对于这些孤独离世的老人，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宣朝庆解释说，“我们通常用‘独居老人死亡’这样比较中性的描述，而不是‘孤独死’这种带情感化的词语，主要为了避免情感化的判断，给人带来更大的悲情的冲击。”
　　在何润锋看来，日本提出了“孤独死”这个概念，也许与日本人面对死亡的态度更从容有关，“这并不是社会的弊端，而是当人口结构、社会机构发生变化，会自然发生的一个现象，问题发生了去解决就好了。”“从傳播学上看，当一个现象有关键词被提炼了出来，会让这个事情得到更多关注。”
　　近些年，为了应对老龄化社会危机，减少高龄者“孤独死”现象，日本制定了一系列从政府到民间、结合公助和共助的应对措施。例如，由报纸、包裹的快递员在配送同时确认独居者的安全，通过电力、水和天然气的使用情况确认居住者的生活状态，由公益团体、社工或地方官员定期对有“孤独死”危险的人进行不间断的联络。早在1995年，日本就颁布了《高龄社会对策基本法》，以此作为高龄社会对策的基本框架。
　　何润锋为拍摄《无人知晓》在日本进行调研时，发现日本最基层的公寓社区、村镇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针对老年人安全和互动需求的办法。东京湾的一个社区把老人们组织在一起成立了名为“樱花协会”的民间自助组织，每周三下午为老人们组织打牌、唱歌、看片等活动，每年樱花季，大家会一起去赏樱。在鹿儿岛的一个小村子，年轻人普遍外出打工，留在村子里的几乎全是老人，村长要求每户老人每天早上在自家房顶升起鲤鱼旗。看到谁家早上没升旗，村长马上会去拜访，查看老人是否遇到什么问题。
　　宣朝庆认为，日本作为发达国家，文化背景和中国相近，他们的经验非常值得中国借鉴。“我们在老年社会事业方面起步比较晚，应该抓紧做调整。无论是社会保障、社会健康管理还是居住环境，都应该对老年人更友善一些，否则他们更加无法走出家门。”
　　何润锋说，之所以拍摄《无人知晓》就是希望更多人注意到“孤独死”这个社会现象。“现在很多年轻人沉醉于享受孤独”，无论是片中的和泉还是篠泽，他们应该是一些年轻人口中的“优雅、自由地老去”，其实他们是那样地渴望陪伴。“我们也许应该多去关注这样的老人，而不是在想象中替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很愿意承受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