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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家树院士的祖籍安徽省舒城县，是“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瑜周公瑾的故乡。直到现在，他的家乡人仍以能与这样的千古俊才为同乡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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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宋竹荪是老同盟会会员，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学校，曾任安徽省参议会会长，抗战中多负辛劳，后筹资创办舒城中学……
我的祖母唐悯是晚清淮军名将唐定奎之女。唐定奎曾率军在台湾力退倭寇、阻击法军，谥号“果介”公。
我之所以和你讲这样一段开场白，是要说明一种现象。建国后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与我差不多的身世，这也是他们在那时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屡遭磨难的根本原因。我们由衷地希望那样的悲剧不要重演！
我于1932年出生在湖南长沙，抗战时期随父母颠沛流离，抗战胜利后回到安徽就读于著名的安庆中学（现安庚一中）。1950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心理学系，但我当时认为心理学对新中国建设没什么实际用处，便不顾我国现代心理学创始人潘菽先生苦口婆心的劝阻，来到东北，考上大连工学院应用物理系，系主任就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教授。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我们应用物理系的学生全部转入长春的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是我国著名的晶体结构专家余瑞璜。当时东北人民大学人才济济，唐敖庆、吴式枢、朱光亚等都在这里任教。1954年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助教。1956年我成为苏联专家莫罗佐夫的研究生。26岁时我担任吉林大学金属物理教研室主任，这在当时的全国高校中也不多见。1958年10月2日，我与王佩璇（后任北科大材料物理系教授）结婚，命运之神再次眷顾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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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初，学校突然通知我调到北京的第二机械工业部，而且催的很急，详情一律不许多问。到北京后被分到第九研究所（核武器研究所），同来的有一百多人，你曾经采访的孙维昌书记、俞大光院士等都是差不多时间从外地调来的。当时的副所长就是我在东北人民大学很敬仰的朱光亚教授。后来我才知道是朱光亚先生点名调我来的。有一天，他很神秘地把搞原子弹的“天机”告诉了我们，我们都很兴奋，同时也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
开始我被分配到理论部，后来朱光亚先生征求我的意见，因我在大学一直是搞金属物理，所以到了4室专搞核材料。在这里我要着重说明一点：虽然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原理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但其核心部件的制造工艺、技术参数仍是有核国家的秘密，不会轻易公开。关于对我们工作的评价，1987版的《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的核工业》是这样讲的：“在陈宏毅、杨庸、宋家树、徐基乾等人的组织领导下，通过反复试验研究，确定了浓缩铀的铸造成型工艺，并取得精炼、铸造、坩埚及真空取卡和切削加工等工业数据，建立了分析检验方法，明确了控制杂质含量的原则，这些成果为制造浓缩铀部件打下了技术基础……在热核部件的研究中，要将这种化学性质很活泼的材料制成符合技术要求的部件，必须解决一系列工艺技术问题。工程师宋家树等人从成型工艺、机械加工和防潮涂层等方面展开实验研究，对其中难度较大的成型问题，以几种不同的工艺方法进行试验，经过不到一年的紧张工作，掌握了一套工艺技术，制造成合格的热核部件。”
凭心而论，这些工作涉及面广，参与人很多，有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也有一线的生产工人，他们把图纸变成现实的零部件，没有他们就不会有原子弹、氢弹。但长期以来，有关方面对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人师傅的宣传是不够的。我看到苏联有关尖端武器的报道，他们把主要生产工人都写在纪念刊物上。
“宋老：您讲的有关书籍中的相关报道比较笼统，能不能在保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举几个具体的事例来谈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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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那我就事论事，谈一下这方面的相关事情。实际上《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的核工业》一书讲的有关我的论述是分两层次讲的。首先讲的是我们在北京花园路工作时的一些事情，时间大约是从1960年到1964年，我们材料组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材料进行试验探索。过去在大学时，我虽然搞过一个放射性物理实验室，但与现实需要的原子弹核心部件还是相去甚远。一切几乎都是从零开始。当时二机部核材料的生产虽然有了一定基础，但涉及到武器部件的工作尚未开始。譬如铀235的精炼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起初群策群力搞了一个小型的模拟试验钨片炉，开始进行最初的实验，但在中间试验时却遇到了困难。因为以我们国家当时的技术力量研制真空炉困难很大，短时间解决不了问题。后来我们听说三机部（航空工业部）六院六所新从瑞士进口了一台真空感应电炉。张爱萍副总长知道这件事后下令：“马上从六所把炉子要回来使用！”这下我可为难了。为什么呢？六所所长荣科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材料专家，又是我毕业论文写作和答辩的评阅老师，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师生之谊，现在我要“横刀夺爱”，太不近人情了。荣科先生知道这件事后，亲自给我打电话，张口就说：“你可把我害苦了，这炉子我们刚买来，一回都没用。我们本来是要用它熔铸喷气发动机镍基涡轮叶片的，你让我们先炼几炉，过一个礼拜再拿去行不行？面对恩师的“哀求”，我也只好违抗张副总长的军令，让荣先生他们先“尝新”使用了一个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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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日子里，我们从物理原理做起，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对核材料、核部件的性能和工艺进行研究，开展了多次对核材料的试验。通过对高浓缩铀和钚239的中子本底计算、核材料杂质控制原则的建立，以及精炼铸造过程中的动力学分析，确定了核材料部件成型的工艺路线，取得了大量的相关工艺数据，验证了多种加工方法，为关键部件的制造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试验基础。核材料具有很强的放射性，但由于正处于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连口罩手套都很缺乏，直到1962年底才有了简易的防护服。
《当代中国丛书一中国的核工业》一书中所评价的我们的工作第二部分，可以分为两个时间段：第一是我在青海221厂102车间所做的一些工作；第二是指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我主持的氢弹关键部件的研制。 当时221厂有两大车间，我们102车间负责铀、钚和热核材料研究，还有孙维昌书记领导的210车间负责特种高能炸药组件。
1964年初，我来到青海任102车间副主任，主管技术工作。虽然我们在北京时已进行过铀部件加工研究，但那毕竟是小规模的模拟试验，现在要加工出正式装弹的部件，困难还是不少的。比如铸件毛坯的气孔、裂缝等，都必须克服，还有就是严重的切屑燃烧问题。由于毛坯加工余量很大，在6月份发生了一起铀铸件切屑燃烧的问题，在国外铀切屑燃烧也是个大问题。我与谢建源、吴东周等人经过仔细研究，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了这一问题。经过我和全车间同志的共同努力，到当年的9月份，我们的各个核部件已完成并进行了检验。10月16日我国第一颖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深为自己能为研制原子弹出力而自豪。
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二机部刘西尧副部长又给我们下达新任务，“一年之内必须拿出热核材料部件”。毫无疑问，这又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热核材料和裂变材料有很大的不同，化学性质很活泼，其中的一种重要成分是氢的同位素氚，常温下为气态，极具放射性。热核材料需要干燥的环境，否则极易变质。我们以此为突破口，建造了大型空气干燥站，通过选用硅胶等问题开展大量试验，制备了大量的湿度极低的干燥空气。但热核材料的加工问题接踵而来。我们的攻关小组设计了3种方法，究竟用哪种，由我来定夺。我仔细分析了各种方法后认为；最难的方法却是最切合实际的，这种方法加工工艺和产品质量最理想，一直沿用至今。热核材料的机械加工是当时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关键是要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保证安全。为了取得第一手权威性资料，我们做了一次带表演性的大型粒尘爆炸试验。在多次燃烧、爆炸试验和往手套箱中加注不同气体对手套箱进行改造后，安全和质量得到了双重的保证。为了解决热核器件的防潮问题，我和同志们选择了来自各地的几十种防潮涂料进行分析比对，最后选择了一种专用涂层。就这样，我和同志们日夜奋战，不到一年拿出了合格的热核部件。1966年，第一次热核装置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徐克江机组投掷的爆炸当量为330万吨TNT当量的氧弹爆炸成功。
搞热核材料时，221厂武斗正炽，两派打得不可开交，生产任务完成不了。情急之下，我把两派头头叫到一起说：“你们都称自己是最革命的，但当前我们最大的革命就是完成热核材料任务，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必须按时完成。我建议，你们两派只要进了车间，就不要斗了，出了车间我不管。”车间两派头头儿同意了，生产才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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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二赵（赵启民、赵登程）率队进入221厂大搞极左路线，严刑逼供。我也因“特嫌”被请进了“学习班”改造思想，一呆就是4年多。在这期间，我还被下放到102车间去给工人做饭。我这个人干什么都认真，饭做得工人都夸好吃。朱光亚有一次到车间检查工作吃了我做的饭菜之后，夸奖说“宋家树不仅工作好，做饭也好。”
1973年9月“二赵”垮台后，我因对挨整不满，思想上有些想法不愿再干了。后来李觉将军和赵敬璞等老领导多次找我谈话，我同意到刚成立的某厂任副总工程师（张兴钤调走后任总工程师），李英杰任党委书记。李书记是个老革命，真正的好领导，他非常信任和支持我的工作，关心我的个人生活。
李英杰书记深情地回忆了他和未家树院士相处的日子。宋家树院士是个真正的学者，学识非常渊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搞军民结合。四机部十四院从美国进了一台曝光机，他们还保密，但我凭老关系带宋院士只去看了一次，回到四川后，他们凭着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愣把这机器的原理图搞出来了。后来我们厂生产的曝光机具有自主的知识产权、
有一段时间，我们厂所在地的老百姓盛传我们把生产中有放射性的污水排到江里去了，成群地找到厂子里。我把当地政府代表、老百姓代表找到一起，对宋院士说：“政策方面的事，我来讲，科学方面的事就靠你了：”宋院士把我们处理污水的过程通俗地给当地人讲了一遍，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他又把一杯刚从污水处理车间取来的处理过的水一饮而尽！这下彻底说服了老百姓
宋家树院士为我们这个厂全面正常生产做出了很大贡献。
邓稼先院长走的太早了，我们九院的人至今仍非常怀念他。他那时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催着赶进度，抓生产。但我们每个人又都很乐意，心甘情愿地照他说的去做。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他患病已经很重了，可是还亲自到我家来借学习德语的录音磁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科学家参加“军控”研究这一新生事物提到议事日程上未了。当时朱光亚主任很重视这一新的方向，带头提出“军控科学技术”这个概念，并让我参与其中，担任两个专业组组长，我因此应邀参加过多次有关的国际会议。我们与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CISAC）进行了多年的学术交流，对促进中美两国科学家的相互了解起了很好的作用。由于科技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结合，不仅军控研究得到深入，同时也对我国国防建设和外交问题提供了许多决策咨询。
听完宋院士的讲述之后。记者的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在那些特殊的年代里，面对着不平等待遇和歧视，仍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
【“人品高尚，学识渊博，技术民主，受人尊敬”是中物院老书记李英杰对宋家树院士的赞誉，直白恰当。中物院原常务副书记孙维昌老先生为本次采访提供了重要的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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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宋竹荪是老同盟会会员，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学校，曾任安徽省参议会会长，抗战中多负辛劳，后筹资创办舒城中学……
我的祖母唐悯是晚清淮军名将唐定奎之女。唐定奎曾率军在台湾力退倭寇、阻击法军，谥号“果介”公。
我之所以和你讲这样一段开场白，是要说明一种现象。建国后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与我差不多的身世，这也是他们在那时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屡遭磨难的根本原因。我们由衷地希望那样的悲剧不要重演！
我于1932年出生在湖南长沙，抗战时期随父母颠沛流离，抗战胜利后回到安徽就读于著名的安庆中学（现安庚一中）。1950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心理学系，但我当时认为心理学对新中国建设没什么实际用处，便不顾我国现代心理学创始人潘菽先生苦口婆心的劝阻，来到东北，考上大连工学院应用物理系，系主任就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教授。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我们应用物理系的学生全部转入长春的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是我国著名的晶体结构专家余瑞璜。当时东北人民大学人才济济，唐敖庆、吴式枢、朱光亚等都在这里任教。1954年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助教。1956年我成为苏联专家莫罗佐夫的研究生。26岁时我担任吉林大学金属物理教研室主任，这在当时的全国高校中也不多见。1958年10月2日，我与王佩璇（后任北科大材料物理系教授）结婚，命运之神再次眷顾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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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初，学校突然通知我调到北京的第二机械工业部，而且催的很急，详情一律不许多问。到北京后被分到第九研究所（核武器研究所），同来的有一百多人，你曾经采访的孙维昌书记、俞大光院士等都是差不多时间从外地调来的。当时的副所长就是我在东北人民大学很敬仰的朱光亚教授。后来我才知道是朱光亚先生点名调我来的。有一天，他很神秘地把搞原子弹的“天机”告诉了我们，我们都很兴奋，同时也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
开始我被分配到理论部，后来朱光亚先生征求我的意见，因我在大学一直是搞金属物理，所以到了4室专搞核材料。在这里我要着重说明一点：虽然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原理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但其核心部件的制造工艺、技术参数仍是有核国家的秘密，不会轻易公开。关于对我们工作的评价，1987版的《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的核工业》是这样讲的：“在陈宏毅、杨庸、宋家树、徐基乾等人的组织领导下，通过反复试验研究，确定了浓缩铀的铸造成型工艺，并取得精炼、铸造、坩埚及真空取卡和切削加工等工业数据，建立了分析检验方法，明确了控制杂质含量的原则，这些成果为制造浓缩铀部件打下了技术基础……在热核部件的研究中，要将这种化学性质很活泼的材料制成符合技术要求的部件，必须解决一系列工艺技术问题。工程师宋家树等人从成型工艺、机械加工和防潮涂层等方面展开实验研究，对其中难度较大的成型问题，以几种不同的工艺方法进行试验，经过不到一年的紧张工作，掌握了一套工艺技术，制造成合格的热核部件。”
凭心而论，这些工作涉及面广，参与人很多，有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也有一线的生产工人，他们把图纸变成现实的零部件，没有他们就不会有原子弹、氢弹。但长期以来，有关方面对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人师傅的宣传是不够的。我看到苏联有关尖端武器的报道，他们把主要生产工人都写在纪念刊物上。
“宋老：您讲的有关书籍中的相关报道比较笼统，能不能在保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举几个具体的事例来谈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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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那我就事论事，谈一下这方面的相关事情。实际上《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的核工业》一书讲的有关我的论述是分两层次讲的。首先讲的是我们在北京花园路工作时的一些事情，时间大约是从1960年到1964年，我们材料组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材料进行试验探索。过去在大学时，我虽然搞过一个放射性物理实验室，但与现实需要的原子弹核心部件还是相去甚远。一切几乎都是从零开始。当时二机部核材料的生产虽然有了一定基础，但涉及到武器部件的工作尚未开始。譬如铀235的精炼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起初群策群力搞了一个小型的模拟试验钨片炉，开始进行最初的实验，但在中间试验时却遇到了困难。因为以我们国家当时的技术力量研制真空炉困难很大，短时间解决不了问题。后来我们听说三机部（航空工业部）六院六所新从瑞士进口了一台真空感应电炉。张爱萍副总长知道这件事后下令：“马上从六所把炉子要回来使用！”这下我可为难了。为什么呢？六所所长荣科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材料专家，又是我毕业论文写作和答辩的评阅老师，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师生之谊，现在我要“横刀夺爱”，太不近人情了。荣科先生知道这件事后，亲自给我打电话，张口就说：“你可把我害苦了，这炉子我们刚买来，一回都没用。我们本来是要用它熔铸喷气发动机镍基涡轮叶片的，你让我们先炼几炉，过一个礼拜再拿去行不行？面对恩师的“哀求”，我也只好违抗张副总长的军令，让荣先生他们先“尝新”使用了一个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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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日子里，我们从物理原理做起，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对核材料、核部件的性能和工艺进行研究，开展了多次对核材料的试验。通过对高浓缩铀和钚239的中子本底计算、核材料杂质控制原则的建立，以及精炼铸造过程中的动力学分析，确定了核材料部件成型的工艺路线，取得了大量的相关工艺数据，验证了多种加工方法，为关键部件的制造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试验基础。核材料具有很强的放射性，但由于正处于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连口罩手套都很缺乏，直到1962年底才有了简易的防护服。
《当代中国丛书一中国的核工业》一书中所评价的我们的工作第二部分，可以分为两个时间段：第一是我在青海221厂102车间所做的一些工作；第二是指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我主持的氢弹关键部件的研制。 当时221厂有两大车间，我们102车间负责铀、钚和热核材料研究，还有孙维昌书记领导的210车间负责特种高能炸药组件。
1964年初，我来到青海任102车间副主任，主管技术工作。虽然我们在北京时已进行过铀部件加工研究，但那毕竟是小规模的模拟试验，现在要加工出正式装弹的部件，困难还是不少的。比如铸件毛坯的气孔、裂缝等，都必须克服，还有就是严重的切屑燃烧问题。由于毛坯加工余量很大，在6月份发生了一起铀铸件切屑燃烧的问题，在国外铀切屑燃烧也是个大问题。我与谢建源、吴东周等人经过仔细研究，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了这一问题。经过我和全车间同志的共同努力，到当年的9月份，我们的各个核部件已完成并进行了检验。10月16日我国第一颖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深为自己能为研制原子弹出力而自豪。
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二机部刘西尧副部长又给我们下达新任务，“一年之内必须拿出热核材料部件”。毫无疑问，这又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热核材料和裂变材料有很大的不同，化学性质很活泼，其中的一种重要成分是氢的同位素氚，常温下为气态，极具放射性。热核材料需要干燥的环境，否则极易变质。我们以此为突破口，建造了大型空气干燥站，通过选用硅胶等问题开展大量试验，制备了大量的湿度极低的干燥空气。但热核材料的加工问题接踵而来。我们的攻关小组设计了3种方法，究竟用哪种，由我来定夺。我仔细分析了各种方法后认为；最难的方法却是最切合实际的，这种方法加工工艺和产品质量最理想，一直沿用至今。热核材料的机械加工是当时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关键是要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保证安全。为了取得第一手权威性资料，我们做了一次带表演性的大型粒尘爆炸试验。在多次燃烧、爆炸试验和往手套箱中加注不同气体对手套箱进行改造后，安全和质量得到了双重的保证。为了解决热核器件的防潮问题，我和同志们选择了来自各地的几十种防潮涂料进行分析比对，最后选择了一种专用涂层。就这样，我和同志们日夜奋战，不到一年拿出了合格的热核部件。1966年，第一次热核装置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徐克江机组投掷的爆炸当量为330万吨TNT当量的氧弹爆炸成功。
搞热核材料时，221厂武斗正炽，两派打得不可开交，生产任务完成不了。情急之下，我把两派头头叫到一起说：“你们都称自己是最革命的，但当前我们最大的革命就是完成热核材料任务，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必须按时完成。我建议，你们两派只要进了车间，就不要斗了，出了车间我不管。”车间两派头头儿同意了，生产才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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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二赵（赵启民、赵登程）率队进入221厂大搞极左路线，严刑逼供。我也因“特嫌”被请进了“学习班”改造思想，一呆就是4年多。在这期间，我还被下放到102车间去给工人做饭。我这个人干什么都认真，饭做得工人都夸好吃。朱光亚有一次到车间检查工作吃了我做的饭菜之后，夸奖说“宋家树不仅工作好，做饭也好。”
1973年9月“二赵”垮台后，我因对挨整不满，思想上有些想法不愿再干了。后来李觉将军和赵敬璞等老领导多次找我谈话，我同意到刚成立的某厂任副总工程师（张兴钤调走后任总工程师），李英杰任党委书记。李书记是个老革命，真正的好领导，他非常信任和支持我的工作，关心我的个人生活。
李英杰书记深情地回忆了他和未家树院士相处的日子。宋家树院士是个真正的学者，学识非常渊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搞军民结合。四机部十四院从美国进了一台曝光机，他们还保密，但我凭老关系带宋院士只去看了一次，回到四川后，他们凭着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愣把这机器的原理图搞出来了。后来我们厂生产的曝光机具有自主的知识产权、
有一段时间，我们厂所在地的老百姓盛传我们把生产中有放射性的污水排到江里去了，成群地找到厂子里。我把当地政府代表、老百姓代表找到一起，对宋院士说：“政策方面的事，我来讲，科学方面的事就靠你了：”宋院士把我们处理污水的过程通俗地给当地人讲了一遍，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他又把一杯刚从污水处理车间取来的处理过的水一饮而尽！这下彻底说服了老百姓
宋家树院士为我们这个厂全面正常生产做出了很大贡献。
邓稼先院长走的太早了，我们九院的人至今仍非常怀念他。他那时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催着赶进度，抓生产。但我们每个人又都很乐意，心甘情愿地照他说的去做。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他患病已经很重了，可是还亲自到我家来借学习德语的录音磁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科学家参加“军控”研究这一新生事物提到议事日程上未了。当时朱光亚主任很重视这一新的方向，带头提出“军控科学技术”这个概念，并让我参与其中，担任两个专业组组长，我因此应邀参加过多次有关的国际会议。我们与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CISAC）进行了多年的学术交流，对促进中美两国科学家的相互了解起了很好的作用。由于科技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结合，不仅军控研究得到深入，同时也对我国国防建设和外交问题提供了许多决策咨询。
听完宋院士的讲述之后。记者的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在那些特殊的年代里，面对着不平等待遇和歧视，仍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
【“人品高尚，学识渊博，技术民主，受人尊敬”是中物院老书记李英杰对宋家树院士的赞誉，直白恰当。中物院原常务副书记孙维昌老先生为本次采访提供了重要的帮助，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