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模式下，衍生出两个新趋势：银行和互联网巨头各自凭借牌照，场景和流量的绝对优势，再次成为中心主体；同时，合作中，风险不断转移，从而形成利率阶梯，利率水平不断推高。
　　银行和互联网巨头有明显的资源优势，成为消费金融的中心主体，一点都不惊奇，意外的是，他们默契地选择同样的发展路径，姑且称之为“三条腿走路”。银行在消费金融业务上的三条腿是指，发力信用卡业务、推出消费贷产品、持股消费金融公司。据统计，目前24家持牌的消费金融公司中，有20家是银行持股。
　　相應地，现金贷产品、信用支付产品，入股或成立持牌消费金融公司是互联网巨头的“三条腿”。如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在2015年就上线了信用支付产品“花呗”和现金贷产品“借呗”，同时，间接持股包银消费金融公司股份。随后，苏宁旗下的苏宁金融上线“任性付”和“任性贷”，同时成立苏宁消费金融公司。

“利率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反映，一个民族的智力和金融力量越强大，其利率水平越低。”按《利率史》的作者悉尼·霍默的观点，金融科技的进步带来的应该是利率水平的下降。

　　但产品和服务变多，并不意味着利率的下降。
　　“利率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反映，一个民族的智力和金融力量越强大，其利率水平越低。”按《利率史》的作者悉尼·霍默的观点，金融科技的进步带来的应该是利率水平的下降。
　　但现实情况是，消费贷利率不降反升。《证券日报》报道，北京地区多家银行收紧消费贷、提高利率的同时，实施更严格的资质审查。以招行消费贷产品“闪电贷”为例，需要客户满足缴纳一年社保，且无不良信用记录，额度最高可到30万元，现在年化利率7.2%起，“上调了一点，但如果信用好的客户，年化利率可到5点多”。招行一名工作人员称，这或许和今年上半年，不少银行信用卡不良率上升有关。
　　银行消费信贷利率的上调只是导火索，持牌的消费金融公司的利率上调才是推高利率的关键一环。招联消费金融是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的头部平台，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招联消费金融的借款利率逐步提升，其中，2019年该用户借款日利率显示为0.0650%，折合年化利率为23.725%，较2018年同比上升8.33%。上述招行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应对长期积累的坏账而采取的措施，还有不断提高的资金成本压力。
　　招联消费金融有招行和联通两大股东，其综合成本相对较低，但真实年化利率已经接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的年利率24%。不少法院判例显示，中邮消费金融、兴业消费金融、北银消费金融等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皆存在综合利率超过24%年利率的情形，法院对超出部分作了不予支持的判定。
　　值得一提的是，集场景、技术、流量于一身的互联网巨头的产品，定价年利率在7%～24%之间，以花呗为例，用户可选择3、6、9、12月对“花呗”账单分期，对应的利率分别为2.50%、4.50%、6.50%、8.80%，但花呗3个月分期的实际年化利率为15%，最高的12期实际年化利率可达16.25%。
　　在上述三方合作框架中，银行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因资金渠道多元，有着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成为“资金方”，但他们不约而同提高借贷利率，将客户人群上移，势必对过往客户人群产生“挤出效应”，这部分客户会“挤”去哪？
　　答案是与它们合作的“流量方”—网贷平台、分期平台、贷款超市等平台，这些平台的目标客户是信用资质较差的互联网长尾人群，实际产品年化率更高。“在年化利率被严格限制的情况下，这些平台就只能收取各种名目的服务费及收取惩罚性的逾期利息，以此来增收。”某网贷平台从业人员文军告诉《南风窗》记者，目前我国并没有相关明确的罚息标准，“5%的罚息”成了行业约定俗成的惯例。
　　数据显示，2017年招联消费平台注册用户超过5000万，而当年累计审批客户仅1662.1万户。这意味着，平台沉淀了大量未获得消费金融服务的用户，可以想象，这些用户没通过审核是因为信用资质差，逾期风险大。在上述合作框架下，不能排除“招联好借钱”将这些未通过平台审核的用户，导流给玖富、小赢科技等高利率平台的可能。
　　年利率的计算有两种方式，APR（年化收益）和IRR（内部收益），按照IRR计算，玖富万卡、及贷、快贷等“招联好借钱”贷款超市里的产品，实际年利率则超过最高法规定的36%标准。
　　更有媒体大胆推测，与招联消费金融的方式相同，玖富万卡、小赢卡贷等平台会将用户再次筛选，将资质更差、未通过审核的用户输出给更高利率的平台，“通过层层传递，最终很有可能形成央视315报道中的‘714高炮’现象”。
　　不难看出，三方合作的隐形逻辑是，资金方在获得更高阶的风控技术同时，也实现了对导流平台的风险转移，这些导流平台在看似较低的产品利率上，收取各种名目的服务费及惩罚性的逾期利息，推高利率，并早已突破36%的红线。

这些导流平台在看似较低的产品利率上，收取各种名目的服务费及惩罚性的逾期利息，推高利率，并早已突破36%的红线。

　　而大学生是这些导流平台的主要客群之一，相关部门调查显示，从 2014年到2017年的这4年间，湖北省参与校园网贷的学生平均年龄20.28岁，包括手续费、利息、违约金等在内的人均借贷金额达22293元（在校期间），平均年化利率36.72%，一笔2000元借款，拿到手往往只有1300元左右。

信用教育与人生

　　回到中国银保监会湖北银保监局的举措，其目标是，满足大学生正常消费信贷需求，增加正规银行信贷供给，对非法校园网贷形成“挤出效应”。愿景是好的，市场上担忧也不少：此举会成为大学生过度消费的帮凶，但也有声音认为，这是对大学生信用教育的一次很好尝试，培育他们积累信用的意识。
　　事实上，凭借一张身份证、一张脸就可以下款的当下，需要信用教育不仅仅是在校学生，而是所有享受贷款便利的用户。原因有两个：
　　其一，在征信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信用下沉往往伴随着共债风险的提升。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让用户能便捷获得各类贷款，而金融科技让金融机构信贷下沉提供了保障，可以说，信用下沉已经实现。但目前央行征信仅覆盖9.5亿人群，尚有4亿多用户并没有进入央行征信系统，虽然新政，仍在运营的P2P平台数据会纳入百行征信，但其他机构的现金贷并没有纳入正规的征信系统，各类平台授信信息依旧没法连通，多头借贷催生的共债风险仍存在。
　　其二，用户已经负债累累，而政策在消费刺激和打压中徘徊，加强信用教育能让用户减少风险。数据显示，2019年3月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居民平均杠杆率达53.2%，亲友借贷、民间借贷等不在统计之列，实际居民杠杆率将更高。更有意思的是，过去一年，银保监会、国务院等部门先后出台三个提振消费的政策，同时，各地银保监局或规范或提示消费贷的文件也不少，当政策都在鼓励和管控中徘徊，作为个体，管好自己的信用显得尤为重要。
　　数据比用户更了解他们的需求。调研数据显示，在现金贷的借款用途中，超过50%的借款被用于资金周转，18%是为了偿还其他类型贷款，仅有17%的借款用途为购物。
　　这意味着，在很多时候，消费贷并非用于消费，而是刺激了其他贷款需求，但事实上，信贷市场也有自己的规律，低信用意味着高风险，高风险需要支付更高的风险成本（利率）。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文中傅鸣、黄谷中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