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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大字报命运的“戏剧性”变化
1966年，我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三年级学习。这年夏天，我们正在北京朝阳区楼梓庄大队（北京工业大学的附近）搞社教。社教运动此时已进入尾声。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高炬”的文章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日报》在4月16日以三个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急急忙忙抛出这一套东西，这突然间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我们一定不放过你们，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何明”文章也指出《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这两篇文章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
署名“高炬”的文章是江青组织人写的，而“何明”则是关锋的笔名。这些内容很快在北大传开了，即使我们尚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学生都知道，“高炬就是江青”。这些消息是够“振奋人心”的，受压的“左派”终于盼到出头之日了，他们个个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而普通青年学生则兴奋不已，期待着非凡时代的到来。
5月25日，突然听到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大字报，引起全校师生激烈争论，甚至在大饭厅前有人动手，推推搡搡。很快听说国务院外办主任张彦，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连夜到学校讲话，平息了这场风波。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张彦代表周恩来，李雪峰代表党中央。聂元梓也害怕了，就向北大校长陆平说明这张大字报是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让她写的。
知情的老师告诉我们，写大字报的人都是对学校有意见的社教积极分子。但是他们并不是主要人物，坚定的“左派”都下去搞“四清”了。
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几天，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突然广播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大家无不震惊。我们虽然不知晓这是毛泽东的决定，但是人人都明白形势突然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决不是一般人能决定的。听说当天晚上中央派来工作组，组长是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同学们坐不住了，有的连夜赶回学校。
后来，我才知道聂元梓的大字报并不是第一张。当时，中央文革到处找人写大字报。学部（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传启写的大字报才是第一张，比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得早。但是，吴传启只点了哲学所的负责人杨述的名字，而没有上联北京市委、中宣部。一个原因，杨述1961年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职务，但此前已离开北京市委调到学部；另一个原因，吴传启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虽然听到一些鼓动，但是胆子没有那么大。而聂元梓的大字报不仅点了北大校长陆平的名字，还联系到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所以毛泽东决定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
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后，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的问题公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也公开了。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很快公布了改组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的消息，公布了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切职务的决定。随后在党内传达了《五一六通知》及附件《大事记》，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群众运动阶段。
张恩慈作报告：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支持下写出来的
我们赶回学校，工作组已进校，但是人数很少，只有32个人。工作组马上召开了会议，凌晨零点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学生干部千人大会。我在大饭厅前看见有人（可能是工作组的同志）正在讲话，宣布工作组进校了。但是，他面前聚集的学生很少，只有几十个人。同学们在校园内不停地走动，互相打听消息，议论纷纷。那时我才体会到什么叫做“偌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是，那时学生还没有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遵守纪律，没有过分的举动。
很快，中央从全国各地、从军队中抽调2０0人增加工作组的力量，控制住局面。学校全部实现由工作组领导，一切以系、班为单位，按部就班进行。
6月9日，全校师生听张恩慈和哲学系教师孔繁的报告，主会场设在大饭厅。主持人特别介绍说，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的，现在中央某机关工作，是个重要人物，工作很忙，能请到他不容易，十分荣幸。充满感激、敬佩之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俩的名字。
张恩慈、孔繁系统地介绍了北大的“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就是北大的社教情况和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过程。张恩慈的报告比较长，特别介绍了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的产生经过，说大字报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支持下写出来的。他以自己所起过的“穿针引线”的作用而自诩。这个报告我印象深刻。现在有人不承认这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如能找到这份报告记录，是最好的物证。
“六一八”事件：开了乱批、乱斗的恶例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斗校长的消息，并发表社论肯定这种做法。这个消息引起一些同学的不满，他们说南大斗了校长，北大为什么还不斗，何况北大领导是第一张大字报点的名！言外之意，认为北大工作组太右了。6月18日上午，工作组和系里的负责干部集中开会，进行政治学习。北大教室很少，大家都在男生宿舍分组学习讨论。最大的宿舍是连在一起的38号楼、39号楼。38号楼住着哲学系、历史系等系的男生。这两个系都是文科的大系。政治系是小系，男生住在39号楼的一层。大约10时左右课间休息，突然听说在东边38号楼设了“斗鬼台”（当时称有问题的人为“牛鬼蛇神”）。我过去一看，有一二百个人在伸着脖子张望，楼外有一段楼梯，进楼处有一个平台上有一米多高的墙，外系低年级的男生正在里面斗老师。他们拿厕所的纸篓当做高帽子扣在老师头上，从头上往下泼墨汁。这哪是革命，完全是恶作剧！我不忍看下去，抽身出来。当然也有同病相怜的原因吧，我是学生干部，我的父亲李琪（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此前已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人民日报》上点名批判。
后来工作组组织学习时告诉大家，不仅是38号楼斗老师，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的学生还斗了40多位正和学生们一起学习的教师、党团干部和两个学生干部，其中就有西语系的学生吴然。吴然是烈士子弟，系团支部书记。他的父母牺牲后，由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吴子牧抚养成人。此时吴子牧已被打倒，他马上也受到株连。
工作组说：乱批、乱斗干部的做法违反党的政策，这种做法已被坏人利用。经过一天的工作，基本查清了几个在乱斗中起主导作用人物的情况。有几个学生有流氓习气，有一个工人当过国民党上尉连长，后因贪污判过徒刑。他们或给校外打电话，或寻找要斗的人，集中到一起斗。工作组宣布：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讨论。还宣布：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按现行反革命论处。并组织全体学生学习、讨论三天。
其实，外边的坏人混进来并不奇怪，北大的校门是敞开的，进出自由，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哪儿有事，他们都会参与。
“四清”时，各级领导不断教育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教育我们要分清敌我，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那时定“漏网”的地主富农，都有详细的条文，严格的定量规定，反复衡量，哪一条不符合也定不上。就是对地主、富农也不能罚站，更不能乱斗。所以搞“四清”回来的同学都反对这种错误的做法。6月18日那天，38号楼的乱斗就是五年级的学生出来制止的：“说理斗争不要打人。”工作组领导张承先等和各系工作组同志闻讯后也赶赴现场制止。11时以后，情况缓和下来。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由陈伯达主持的《人民日报》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在那种气氛下，工作组将问题估计过高，认为“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19日、20日、21日一连三日组织全体师生讨论、对照、检讨。并提出准备斗陆平，但是一直也没有付诸行动。从《北京大学纪事》得知，各系分别开会斗了17个干部。当时北大共有18个系，我所在的国政系没有开批斗大会。工作组搞人人过关有些过火，但是工作组的干部政策是对的，是保护广大干部的；实际上也保护了青年学生，避免他们因不懂政策、不谙世事而上当受骗，跟上坏人犯错误。
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必卿同妈妈的一席话
1966年7月10日，我爸爸李琪突然含冤去世。妈妈悲痛欲绝，不能自已。哥哥远在哈尔滨上学，因工作组要求对爸爸的死严格保密，他对此一无所知。三个妹妹一个比一个小，最大的妹妹上高一，最小的妹妹才上小学五年级。全家人焦急地等着我。我一到家，大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妈妈得知工作组准了我的假，又没有限定回校的时间后，感到很欣慰。
回到家，我昼夜陪伴妈妈。她同我讲了许多话。她因是北京农林局副局长，也在北京饭店开会。她天天去看爸爸。后来，她成为小组批判的重点后也是如此。我从小跟着父母长大，从来没有见他们吵嘴，夫妻恩爱，家庭和睦。6月底，会议告一段落，暂时结束，刘仁、郑天翔、爸爸、范瑾几个“问题严重”的人留下继续检查，各局、区、县的负责人要回单位。那时，有的地方已开始像1947年斗地主一样斗干部。李雪峰对我妈妈说：你愿意回去就回去，不愿意回去就住在这儿，什么时候回去都行。妈妈认为“文化大革命”会像历次的运动一样，几个月就结束。再说，她胸怀坦荡，心直口快，一心只为工作。她认为，工作中的问题，没有讲不清的事情，她愿意回到群众中接受批评，尽早解决问题。她回去就被扣，爸爸三次给她打电话，也不准接。10天，仅仅过了10天，爸爸就没有了。妈妈非常后悔，一再对我说：如果听了李雪峰的话，留在北京饭店，你爸爸就不会走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在整理李雪峰回忆录时，将他在北京饭店讲的这几句话写进了回忆录中。其实，年代久远，他每天讲许多话，早已忘记了这件事。
11日，发现爸爸出事，抢救一天，没有抢救过来。第二天，华北局工作组通知妈妈先到友谊医院向爸爸遗体告别，然后到北京饭店收拾东西。他们怕妈妈出问题，派医生一直跟着。晚上，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必卿找妈妈谈话。他说：本来他（指爸爸）的问题已快完了。他的问题交代到4月中旬，交代到我们进驻市委即可告一段落，他却等不及了。他想不通可以来找我。我真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做，我们为他的死难过。我和雪峰、吴德同志商量了，你在家休息，不要着急回机关。他含着眼泪和妈妈谈话。他不放心，怕妈妈也想不开，一直不让妈妈走。直到妈妈说：“从大局出发，是为了革命工作，从家庭说，为了我的5个子女，我也要活下去！”他说：“我就是要你这句话，我相信你能挺过来。”
池伯伯是爸爸在解放战争时一起在晋中工作的老领导、老战友，但是他的谈话是代表组织的，反映了华北局、改组后的北京市委的态度。他说这些话时，万万没有想到工作组“执行的是反动资产阶级路线”，这些话成为“包庇走资派”的罪证；万万没有想到运动一直持续了10年，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华国锋、叶剑英领导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才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妈妈毕竟是经历过战争的老共产党员，过了几日她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我劝她：“妈妈，你16岁参加革命，近30年党龄，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都坚持革命，现在何况你们还有错误，更应该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21日，妈妈对我说：“海文，你回学校参加运动。我再在家休息几天，就回机关。”她一直认为“文化大革命”会像此前的历次运动一样，很快会结束。再说，她参加革命后一直做群众工作，和群众在一起，她常说没有群众的掩护、帮助，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她从不怕群众，愿意接受群众的批评，尽早解决问题。那时，我们想得都太天真了。
聂元梓一语惊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
1966年7月21日当晚，我回到学校。“洞中只一日，世上已千年”，学校形势大变。7月12日，地球物理系贴的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批评工作组，石破天惊。16日、17日、18日张承先三次作检查，认为将“六一八”事件整个估计为“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因为参与的大多数人是好人。顿时，大家都给工作组贴大字报，但还是善意批评。
7月19日，聂元梓在哲学系群众大会上讲：“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聂元梓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这张大字报被毛泽东封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聂元梓成为“通天人物”，她的话当然反映中央的最新动向。大家的认识后来得到验证，聂元梓是从康生办公室得到消息的。
聂元梓的话一出口，全校震动，当晚在大饭厅通宵辩论。当时，华北局第一书记、改组后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的女儿李丹林在历史系三年级学习。20日，她和同班同学王海治等贴出大字报，针锋相对提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贺龙的女儿贺小明、吕东的女儿吕宏等六个干部子弟贴出大字报保工作组，向工作组提出建议性的意见。这些高干子弟的态度当然反映他们父辈的看法，不少人响应。这些保工作组的大字报稿，后因受到毛泽东、中央文革批评，很快刘少奇、邓小平承认错误，作者不再坚持原有的看法，社会抛弃保工作组的观点。由于各种版本的大字报选都没有收录，他们自己也没有保存，现已找不到大字报稿全文。由此可见，当时中央文革八面威风，炙手可热。群众听任他们的摆布，狂热之极，缺乏独立思考。社会舆论是那么统一、一边倒，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民主”、“保护少数派”都有特定的含意，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是一句空话。
我回到学校时，学校气氛异常热烈。班里男生告诉我这几天学校的变化，领我到39号楼门口看他们刚贴出来的大字报，邀我签名。我们系的同学没有参与“六一八”事件，事后三天的对照检查，大家谈认识、感想，没有整任何人，没有伤害任何人。大家对工作组的意见不大。
大部分同学认为应该批评工作组，少部分认为“批评”这种提法是保皇派，应该改组工作组，罢免张承先的职务，让聂元梓参加工作组领导。工作组是延安，还是西安？是批评，还是打倒？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但是，还没有人要提出赶走工作组。赶走工作组，是7月26日康生、陈伯达、江青在全校大会上提出来的。
江青在北大说：“谁不革命就走开。”
1966年7月２2日上午，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集会，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同学们都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大会了，校园里异常安静。我因为头一天晚上刚返回学校，没有去参加大会，一个人到大饭厅前的小树林里踌躇踽行。将近中午，突然有几个人从北边走过来，边走边兴奋地议论着刚才他们在燕南园听到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的讲话。江青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的。”“我们是来做小学生的，跟同志们一块来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都站在你们这个革命派这面。革命派跟我们一块，谁不革命就走开。”几个人说话的声音很大，有的说：“江青、陈伯达在北大燕南园召开座谈会，结束后出来碰上的。”有的说：“就在燕南园，向北有一个大下坡，江青站在高坡上说的。当时只有十几名同学。”有的说：“江青、陈伯达到燕南园召开过座谈会，19日就来过一次了。”
1966年，我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三年级学习。这年夏天，我们正在北京朝阳区楼梓庄大队（北京工业大学的附近）搞社教。社教运动此时已进入尾声。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高炬”的文章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日报》在4月16日以三个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急急忙忙抛出这一套东西，这突然间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我们一定不放过你们，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何明”文章也指出《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这两篇文章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
署名“高炬”的文章是江青组织人写的，而“何明”则是关锋的笔名。这些内容很快在北大传开了，即使我们尚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学生都知道，“高炬就是江青”。这些消息是够“振奋人心”的，受压的“左派”终于盼到出头之日了，他们个个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而普通青年学生则兴奋不已，期待着非凡时代的到来。
5月25日，突然听到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大字报，引起全校师生激烈争论，甚至在大饭厅前有人动手，推推搡搡。很快听说国务院外办主任张彦，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连夜到学校讲话，平息了这场风波。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张彦代表周恩来，李雪峰代表党中央。聂元梓也害怕了，就向北大校长陆平说明这张大字报是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让她写的。
知情的老师告诉我们，写大字报的人都是对学校有意见的社教积极分子。但是他们并不是主要人物，坚定的“左派”都下去搞“四清”了。
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几天，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突然广播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大家无不震惊。我们虽然不知晓这是毛泽东的决定，但是人人都明白形势突然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决不是一般人能决定的。听说当天晚上中央派来工作组，组长是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同学们坐不住了，有的连夜赶回学校。
后来，我才知道聂元梓的大字报并不是第一张。当时，中央文革到处找人写大字报。学部（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传启写的大字报才是第一张，比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得早。但是，吴传启只点了哲学所的负责人杨述的名字，而没有上联北京市委、中宣部。一个原因，杨述1961年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职务，但此前已离开北京市委调到学部；另一个原因，吴传启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虽然听到一些鼓动，但是胆子没有那么大。而聂元梓的大字报不仅点了北大校长陆平的名字，还联系到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所以毛泽东决定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
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后，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的问题公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也公开了。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很快公布了改组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的消息，公布了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切职务的决定。随后在党内传达了《五一六通知》及附件《大事记》，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群众运动阶段。
张恩慈作报告：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支持下写出来的
我们赶回学校，工作组已进校，但是人数很少，只有32个人。工作组马上召开了会议，凌晨零点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学生干部千人大会。我在大饭厅前看见有人（可能是工作组的同志）正在讲话，宣布工作组进校了。但是，他面前聚集的学生很少，只有几十个人。同学们在校园内不停地走动，互相打听消息，议论纷纷。那时我才体会到什么叫做“偌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是，那时学生还没有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遵守纪律，没有过分的举动。
很快，中央从全国各地、从军队中抽调2０0人增加工作组的力量，控制住局面。学校全部实现由工作组领导，一切以系、班为单位，按部就班进行。
6月9日，全校师生听张恩慈和哲学系教师孔繁的报告，主会场设在大饭厅。主持人特别介绍说，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的，现在中央某机关工作，是个重要人物，工作很忙，能请到他不容易，十分荣幸。充满感激、敬佩之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俩的名字。
张恩慈、孔繁系统地介绍了北大的“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就是北大的社教情况和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过程。张恩慈的报告比较长，特别介绍了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的产生经过，说大字报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支持下写出来的。他以自己所起过的“穿针引线”的作用而自诩。这个报告我印象深刻。现在有人不承认这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如能找到这份报告记录，是最好的物证。
“六一八”事件：开了乱批、乱斗的恶例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斗校长的消息，并发表社论肯定这种做法。这个消息引起一些同学的不满，他们说南大斗了校长，北大为什么还不斗，何况北大领导是第一张大字报点的名！言外之意，认为北大工作组太右了。6月18日上午，工作组和系里的负责干部集中开会，进行政治学习。北大教室很少，大家都在男生宿舍分组学习讨论。最大的宿舍是连在一起的38号楼、39号楼。38号楼住着哲学系、历史系等系的男生。这两个系都是文科的大系。政治系是小系，男生住在39号楼的一层。大约10时左右课间休息，突然听说在东边38号楼设了“斗鬼台”（当时称有问题的人为“牛鬼蛇神”）。我过去一看，有一二百个人在伸着脖子张望，楼外有一段楼梯，进楼处有一个平台上有一米多高的墙，外系低年级的男生正在里面斗老师。他们拿厕所的纸篓当做高帽子扣在老师头上，从头上往下泼墨汁。这哪是革命，完全是恶作剧！我不忍看下去，抽身出来。当然也有同病相怜的原因吧，我是学生干部，我的父亲李琪（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此前已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人民日报》上点名批判。
后来工作组组织学习时告诉大家，不仅是38号楼斗老师，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的学生还斗了40多位正和学生们一起学习的教师、党团干部和两个学生干部，其中就有西语系的学生吴然。吴然是烈士子弟，系团支部书记。他的父母牺牲后，由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吴子牧抚养成人。此时吴子牧已被打倒，他马上也受到株连。
工作组说：乱批、乱斗干部的做法违反党的政策，这种做法已被坏人利用。经过一天的工作，基本查清了几个在乱斗中起主导作用人物的情况。有几个学生有流氓习气，有一个工人当过国民党上尉连长，后因贪污判过徒刑。他们或给校外打电话，或寻找要斗的人，集中到一起斗。工作组宣布：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讨论。还宣布：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按现行反革命论处。并组织全体学生学习、讨论三天。
其实，外边的坏人混进来并不奇怪，北大的校门是敞开的，进出自由，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哪儿有事，他们都会参与。
“四清”时，各级领导不断教育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教育我们要分清敌我，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那时定“漏网”的地主富农，都有详细的条文，严格的定量规定，反复衡量，哪一条不符合也定不上。就是对地主、富农也不能罚站，更不能乱斗。所以搞“四清”回来的同学都反对这种错误的做法。6月18日那天，38号楼的乱斗就是五年级的学生出来制止的：“说理斗争不要打人。”工作组领导张承先等和各系工作组同志闻讯后也赶赴现场制止。11时以后，情况缓和下来。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由陈伯达主持的《人民日报》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在那种气氛下，工作组将问题估计过高，认为“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19日、20日、21日一连三日组织全体师生讨论、对照、检讨。并提出准备斗陆平，但是一直也没有付诸行动。从《北京大学纪事》得知，各系分别开会斗了17个干部。当时北大共有18个系，我所在的国政系没有开批斗大会。工作组搞人人过关有些过火，但是工作组的干部政策是对的，是保护广大干部的；实际上也保护了青年学生，避免他们因不懂政策、不谙世事而上当受骗，跟上坏人犯错误。
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必卿同妈妈的一席话
1966年7月10日，我爸爸李琪突然含冤去世。妈妈悲痛欲绝，不能自已。哥哥远在哈尔滨上学，因工作组要求对爸爸的死严格保密，他对此一无所知。三个妹妹一个比一个小，最大的妹妹上高一，最小的妹妹才上小学五年级。全家人焦急地等着我。我一到家，大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妈妈得知工作组准了我的假，又没有限定回校的时间后，感到很欣慰。
回到家，我昼夜陪伴妈妈。她同我讲了许多话。她因是北京农林局副局长，也在北京饭店开会。她天天去看爸爸。后来，她成为小组批判的重点后也是如此。我从小跟着父母长大，从来没有见他们吵嘴，夫妻恩爱，家庭和睦。6月底，会议告一段落，暂时结束，刘仁、郑天翔、爸爸、范瑾几个“问题严重”的人留下继续检查，各局、区、县的负责人要回单位。那时，有的地方已开始像1947年斗地主一样斗干部。李雪峰对我妈妈说：你愿意回去就回去，不愿意回去就住在这儿，什么时候回去都行。妈妈认为“文化大革命”会像历次的运动一样，几个月就结束。再说，她胸怀坦荡，心直口快，一心只为工作。她认为，工作中的问题，没有讲不清的事情，她愿意回到群众中接受批评，尽早解决问题。她回去就被扣，爸爸三次给她打电话，也不准接。10天，仅仅过了10天，爸爸就没有了。妈妈非常后悔，一再对我说：如果听了李雪峰的话，留在北京饭店，你爸爸就不会走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在整理李雪峰回忆录时，将他在北京饭店讲的这几句话写进了回忆录中。其实，年代久远，他每天讲许多话，早已忘记了这件事。
11日，发现爸爸出事，抢救一天，没有抢救过来。第二天，华北局工作组通知妈妈先到友谊医院向爸爸遗体告别，然后到北京饭店收拾东西。他们怕妈妈出问题，派医生一直跟着。晚上，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必卿找妈妈谈话。他说：本来他（指爸爸）的问题已快完了。他的问题交代到4月中旬，交代到我们进驻市委即可告一段落，他却等不及了。他想不通可以来找我。我真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做，我们为他的死难过。我和雪峰、吴德同志商量了，你在家休息，不要着急回机关。他含着眼泪和妈妈谈话。他不放心，怕妈妈也想不开，一直不让妈妈走。直到妈妈说：“从大局出发，是为了革命工作，从家庭说，为了我的5个子女，我也要活下去！”他说：“我就是要你这句话，我相信你能挺过来。”
池伯伯是爸爸在解放战争时一起在晋中工作的老领导、老战友，但是他的谈话是代表组织的，反映了华北局、改组后的北京市委的态度。他说这些话时，万万没有想到工作组“执行的是反动资产阶级路线”，这些话成为“包庇走资派”的罪证；万万没有想到运动一直持续了10年，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华国锋、叶剑英领导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才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妈妈毕竟是经历过战争的老共产党员，过了几日她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我劝她：“妈妈，你16岁参加革命，近30年党龄，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都坚持革命，现在何况你们还有错误，更应该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21日，妈妈对我说：“海文，你回学校参加运动。我再在家休息几天，就回机关。”她一直认为“文化大革命”会像此前的历次运动一样，很快会结束。再说，她参加革命后一直做群众工作，和群众在一起，她常说没有群众的掩护、帮助，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她从不怕群众，愿意接受群众的批评，尽早解决问题。那时，我们想得都太天真了。
聂元梓一语惊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
1966年7月21日当晚，我回到学校。“洞中只一日，世上已千年”，学校形势大变。7月12日，地球物理系贴的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批评工作组，石破天惊。16日、17日、18日张承先三次作检查，认为将“六一八”事件整个估计为“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因为参与的大多数人是好人。顿时，大家都给工作组贴大字报，但还是善意批评。
7月19日，聂元梓在哲学系群众大会上讲：“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聂元梓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这张大字报被毛泽东封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聂元梓成为“通天人物”，她的话当然反映中央的最新动向。大家的认识后来得到验证，聂元梓是从康生办公室得到消息的。
聂元梓的话一出口，全校震动，当晚在大饭厅通宵辩论。当时，华北局第一书记、改组后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的女儿李丹林在历史系三年级学习。20日，她和同班同学王海治等贴出大字报，针锋相对提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贺龙的女儿贺小明、吕东的女儿吕宏等六个干部子弟贴出大字报保工作组，向工作组提出建议性的意见。这些高干子弟的态度当然反映他们父辈的看法，不少人响应。这些保工作组的大字报稿，后因受到毛泽东、中央文革批评，很快刘少奇、邓小平承认错误，作者不再坚持原有的看法，社会抛弃保工作组的观点。由于各种版本的大字报选都没有收录，他们自己也没有保存，现已找不到大字报稿全文。由此可见，当时中央文革八面威风，炙手可热。群众听任他们的摆布，狂热之极，缺乏独立思考。社会舆论是那么统一、一边倒，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民主”、“保护少数派”都有特定的含意，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是一句空话。
我回到学校时，学校气氛异常热烈。班里男生告诉我这几天学校的变化，领我到39号楼门口看他们刚贴出来的大字报，邀我签名。我们系的同学没有参与“六一八”事件，事后三天的对照检查，大家谈认识、感想，没有整任何人，没有伤害任何人。大家对工作组的意见不大。
大部分同学认为应该批评工作组，少部分认为“批评”这种提法是保皇派，应该改组工作组，罢免张承先的职务，让聂元梓参加工作组领导。工作组是延安，还是西安？是批评，还是打倒？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但是，还没有人要提出赶走工作组。赶走工作组，是7月26日康生、陈伯达、江青在全校大会上提出来的。
江青在北大说：“谁不革命就走开。”
1966年7月２2日上午，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集会，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同学们都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大会了，校园里异常安静。我因为头一天晚上刚返回学校，没有去参加大会，一个人到大饭厅前的小树林里踌躇踽行。将近中午，突然有几个人从北边走过来，边走边兴奋地议论着刚才他们在燕南园听到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的讲话。江青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的。”“我们是来做小学生的，跟同志们一块来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都站在你们这个革命派这面。革命派跟我们一块，谁不革命就走开。”几个人说话的声音很大，有的说：“江青、陈伯达在北大燕南园召开座谈会，结束后出来碰上的。”有的说：“就在燕南园，向北有一个大下坡，江青站在高坡上说的。当时只有十几名同学。”有的说：“江青、陈伯达到燕南园召开过座谈会，19日就来过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