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是米兰·昆德拉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同为来自东欧的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和昆德拉有着几乎相同的“生活在别处”的经历：前者来自波兰，后者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先后都在巴黎避难。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得不向巴黎的朋友们解释自己国家的现状和历史，以及与红色苏联的关系。

　　事实也常常令人嗟叹。这些国家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似乎从来都不是自己命运和边界的主人。这是当时的东欧—另一个“欧洲”的诡异命运。米沃什说：“无疑存在着两个欧洲，并且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第二个欧洲的居民们，命定坠入了20世纪的黑暗中心。”

“耻于供宰割的心”

　　米沃什有篇小说叫《被禁锢的头脑》，这个名字阐释了他这一代人的复杂人生。
　　1911年，米沃什出生于立陶宛的维尔诺。维尔诺是波兰语的叫法，立陶宛语叫维尔纽斯。这个地方曾经属于沙皇俄国，属于波兰，属于立陶宛大公国，属于苏联，现在是立陶宛的首都。
　　他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了动荡不安的童年，在这里读书并接受了大学教育。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历史镌刻在每一块石头上”，巴洛克式的建筑到处可见。因为有几十座犹太教堂和40座天主教教堂，维尔诺被犹太人称为“北方的耶路撒冷”。
　　米沃什在小说《故土》中说，他了解城里的每一块石头。城里“有一种宽容的无政府主义，一种使凶猛口角罢休的幽默，一种有机的群体感，一种对任何集权的不信任”。“在这样一个世界长大的诗人，应该是一名透过冥思来探求现实的人。”这为他后来的写作和政治态度埋下了伏笔。
　　
　　维尔诺给米沃什的，不仅仅是美好。他的许多同学和朋友不是死于纳粹的集中营，就是死于苏联的古拉格群岛。1941年至1944年之间，立陶宛被纳粹占据，之后又被苏联吞并，直到1991年重获独立。这段历史夹杂着阴谋与背叛，废墟与杀戮，流放与妥协。
　　他因此在诗中说：“让死者向死者解释发生了什么。”死亡和发生在波兰、东欧、苏联的事情，把米沃什塑造成了一个充满“意识形态激情”的诗人。自1951年开始，米沃什在法国流亡了10年，然后去了美国。法国知识分子萨特、波伏娃对苏联的赞颂，令米沃什愤慨不已。
　　《被禁锢的头脑》完成了某种存在者的忠实记录。作者选取了几位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或是永远挣扎在道德边缘的小说家，或是彻底虚无主义的诗人，或是一个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者，或是放浪形骸地视一切为虚妄的行吟诗人。通过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与命运，我们能看到苏联如何改造国家、改造人们的思想。
　　对米沃什来说，这是东欧大部分国家的集体命运，而且这种命运具有一种致命的传染性。“天鹅绒革命”的思想家、前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就曾写道，可以把东欧国家的命运看作是西欧的记事本，这样后者就会看清它的未来趋势。
　　不过，米沃什对于家乡维尔诺一直念念不忘。他的流亡，与家乡的遥远距离，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了自己的身份感。他虽然心怀维尔诺，可并没有犯上“怀乡病”，避免了对家乡的美化。维尔诺一方面是米沃什想象和思考的对象，一方面成为他面对西方世界时不可或缺的他者。
　　同时，波兰的历史屈辱感是深入骨髓的。二战时期，有德国人将波兰称作“世界的阴沟”，德国人杀起波兰人就像处理次等人类。布罗茨基说：“人们或许会称米沃什所受到的教育为标准的东欧教育，其中包括人类所知道的大屠杀。”
　　米沃什曾在《一个装镜子的画廊。第二十九页》里写道：
　　它不会走掉，即使你改换了国家和姓名。
　　可悲地耻于失败。耻于供宰割的心。

“回归的神奇魔力”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发起的“布拉格之春”草草结束，针对知识分子的新一轮打击随之而来。作家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和安稳生活，沦为底层，作品也不能公开发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玩笑》被列为禁书。
　　《玩笑》是昆德拉写作生涯中第一次出版的小说，讲述了青年知识分子路德维克因为与女友开了个玩笑，被朋友泽马内克陷害，送入苦役营。归来后，他为了报复泽马内克，设计勾引其妻海伦娜。计划成功后，他才发现，泽马内克早想抛弃妻子，他的报复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玩笑”。
　　“这首关于灵与肉分离的伤感的二重奏”，散发出与该国当时的主流思潮迥异的批判精神。昆德拉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就将《玩笑》寄给了出版社。两年之后，也就是1967年，《玩笑》毫无预兆地问世了，没有受到任何审查。连昆德拉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
　　《玩笑》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小说连出三版，总销量达到几十万册，须臾间被抢购一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部小说都是畅销书排行榜的头名。评论界把它的出版，视为20世纪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大文化事件，甚至说它唤起了整个民族的觉悟。
　　转眼到了第二年，昆德拉因此被开除党籍，电影学院的教职也被解除，他的作品从所有的书店和公共图书馆消失，他的名字也从此销声匿迹。1975年，昆德拉与妻子离开祖国，前往巴黎，定居在那里并且加入法国国籍。
　　移居法国后，以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为时代背景的小说《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应运而生。《笑忘录》講述了几个捷克斯洛伐克不同阶层知识分子的多舛命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则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之一。小说描写了托马斯与特丽莎、萨丽娜之间的感情生活，但它绝不是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庸俗三角恋故事。它是一部哲理小说，小说从“永恒轮回”的讨论开始，把读者带入了一系列“心理现实主义”的思考。

　　最能体现他反思故乡的小说，是《无知》。昆德拉跟小说中的两位流亡者—伊雷娜和约瑟夫一样，离开了故乡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而且和伊雷娜相同，他也移居到了法国，居住了30多年。昆德拉在《无知》中深入思考了人与故乡的关系：这是一种人类都拥有、有时却意识不到的深刻联系;这种联系通常又和人类把自己与历史区分开来的渴望有关。
　　《无知》里，昆德拉写下了一段充满感情的文字。伊雷娜生长在布拉格，她的朋友希尔薇建议她返回故乡。虽然伊雷娜并不想离开法国的新家庭、新生活，但她依然情不自禁地憧憬着回到布拉格：
　　她不再抗拒，因为此时，她已被突然闪现在眼前的影像迷惑，这些影像来源于旧时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自己的记忆，或许还有自己祖先的记忆：那影像是与母亲重逢的游子;是被残酷命运分离而又回到心爱之人身旁的男人;是每人心中都始终耸立的故宅;是印着儿时足迹而今重又打开的乡间小道;是多少年流离颠沛后重新见到故岛的奥德修斯。回归，回归，回归的神奇魔力。

异乡人相遇

　　昆德拉在随笔集《相遇》中提到了米沃什，后者在198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法国大作家纪德编诗选时，没有收录米沃什的作品。纪德认为，从诗的“质地”来看，米沃什的诗歌不值一提。这个态度令昆德拉不快，他颇带讽刺地说，米沃什的诗确实不属于法国，因为他保留了波兰语的根基。
　　“逃到法文里，宛如躲入僻静的修道院里。就让我们把纪德的拒绝当成某种高贵的做法，为的是保护一个异乡人不容侵犯的孤独：一个永远的异乡人。”同在异乡为异客，昆德拉写下这句话时，一定想到了自己。
　　“当昆德拉获得最高世界声誉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化正处于和极权体系作艰苦斗争之中。国内的知识分子和流亡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斗争中协同作战。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艰辛：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自己的职位，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舒适生活。”“而昆德拉远在巴黎，过着安逸富足的生活，与法国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们大谈小说的艺术、绘画的艺术、结构主义、超现实主义……”
　　这是《相遇》中收录的一篇很不起眼的短文《解放的流亡，薇拉·林哈托瓦的说法》里的提法。薇拉·林哈托瓦也是捷克作家，她在1968年之后就离开了家乡，前往巴黎，比昆德拉早一步踏上流亡之路。这篇短文一反昆德拉的风格，只是摘抄了林哈托瓦在一个流亡主题研讨会上宣读的报告，稍加点评。
　　某种程度上，昆德拉是想通过点评林哈托瓦的词句，给自己的流亡生涯寻找一种合法性的诉求，来回应人们对他的非议：“依照薇拉·林哈托瓦的说法，流亡生活经常可以将放逐变成一次解放的开始，‘走向他方，走向就定义而言陌生的他方，走向对一切可能性开放的他方’。确实如此，她说得非常有道理！”
　　昆德拉一直用法语写作，这也是批评者的置喙之处。流亡在美国的米沃什，一直声称自己无法用波兰语之外的语言写作：“说波兰语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和死者交谈，我对波兰语的执着，仅仅出于作为幸存者的罪疚感。”“语言并不仅仅是语言，是一种与过去的联系和记忆，一旦我们放弃了这种语言，我们很可能就成为一个无根之人。”
　　对于这种说法，昆德拉进行了自我辩护。“所以作家可以选择想要生活的地方，也可以选择说话的语言，因为‘作家并非单一语言的囚徒’。”昆德拉还不断提到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概念：“所有欧洲民族都经历过同样的、共同的命运，但每个民族都从自己的特殊情况出发，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他们相互影响，构成欧洲文学。”

　　除了剖白自己的灵魂，昆德拉也引用米沃什的诗歌，对故乡进行真正的思恋。《相遇》的“他方”一章中，他分析米沃什“语法未来式的乡愁”，是将“已经不在的忧伤回忆转化成一个无法实现的承诺所带来的令人心碎的悲伤”：
　　你将穿上淡紫的衣裳，美丽的哀愁！
　　你的帽子将插上悲伤的小花。
　　昆德拉想說明，他理解米沃什将乡愁扣在了“未来”的十字架上。他们同为身在西方的创作者，将永远背负对“另一个欧洲”的乡愁。“未来”的叠加为乡愁画上了一道倒影，它将无法更改的痛苦过去，转化成永远无法抵达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