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这使他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并欣赏中国的古典戏曲，尔后在称为中国话剧运动摇篮的南开中学学习期间又获得了登台实践的经验，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就读时，更是让他接触到了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等名家的西方戏剧，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上他仿佛是天生的剧作家的灵气，让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大学生开始了他的戏剧人生，《雷雨》成了他的第一个戏剧生命。尽管《雷雨》的发表过程有点曲折，尽管《雷雨》最初并不能完全被读者正确理解，但这并没有影响《雷雨》的客观效果，它仍然引起了轰动，并且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去开掘和阐释它。
　　《雷雨》是一部由八个被包容在一个血缘关系当中的人物所演出的悲剧，它决不只是周朴园及周家的悲剧，也不只是一部社会悲剧，它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人性的悲剧。作家创作《雷雨》不只是为了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他还是“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语的憧憬”①。《雷雨》中最重要的角色要属周蘩漪了。她是悲剧中人，是终极悲剧的导火索。蘩漪是一朵污泥中开出来的带毒的鲜花，“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②，这既是她当时无可选择的选择，也是人性合乎逻辑的两个极端的显现。她嫁进周家实际上没有享受过一天的爱情生活，走进不了周朴园的感情世界，本该有爱人的愿望却再没有爱人的权利和被爱的可能，所以当她看到那个刚由乡下接回来的儿子时，她人性的欲望爆发了，就像蘩漪所说的，“我已经预备好棺材，安安静静的等死，一个人偏把我救活了”。她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被强加上了罪的成分，有罪的乱伦的爱萌发出来。西方文学里就有很多乱伦的例子。蘩漪对周萍的爱有多深，我们不知道，但至少这是她一种强烈的自救欲望的表现，她要通过爱周萍来拯救自己，否则她将连爱的经历都没有，无声无息地终了此生。这样的蘩漪是可怜的，她身上带着中国妇女的最悲惨的命运，她有罪，但并不恶。直到蘩漪意识到周萍要离开她，她将失去体现她生命价值的人，她才开始用恶的行为来维护自己，这种罪就慢慢转化成一种恶。蘩漪的恶是恶在骨子里的，她为着自私的爱，有心计的地一步一步有所求有所得，她用尽一切手段对付四凤、对付其他人，制止周萍与四凤在一起，不惜一切代价，为了得到自己的幸福，像一个魔鬼一样，一步一步逼近周萍，把周萍与四凤逼得走投无路，最后把这个家逼到绝路。蘩漪这种非常疯狂，甚至手段非常卑劣的爱，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得不到道德的允许，得不到伦理的理解，得不到舆论的同情，所有的都不保护它，所以她只能依靠一种不正常的邪恶的手段，像鬼一样的紧紧缠住周萍，弄个鱼死网破。因为周萍的离开对蘩漪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挑战，因为“一个女人……不能受两代人的欺侮”，更因为如果她不用这种方式拯救自己，那么她的人生将像空白一样，就没了。这就是中国大家庭女人惯用的恶的手段，大家庭的女人通常都是用阴谋诡计来挽救已经明显出现的问题。蘩漪所有的悲剧都是中国式的悲剧，这个人物是曹禺只有在中国的一个大家庭生活里面才能找到的典型。我们无法简单的界定对蘩漪是同情还是厌恶，但她却使人感到震憾、动容，她是把人性深处邪恶的东西翻出来给人看，是对人性的拷问。真正毁灭这一切的不是蘩漪，她只是导火索，也不是“雷雨”（天），“雷雨”也只是引燃的那根火柴，最终被毁灭的是被礼教桎梏的人生，而毁灭这人生的是合乎五四精神照耀下的自然人性。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受中国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中国的道家所讲的“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讲不要人为地去造作什么，应顺乎自然，一切违背自然的造作，皆源于人的私心私意，于是道家讲究主观的去欲去蔽，不要干扰阻塞自然地生化。
　　二
　　人与命运进行无尽的抗争，命运却不会眷顾人类，而施以无情的主宰。《雷雨》所要显示的恰恰是人与命运抗争时，作家所觉得的“大地间的‘残忍’”，宇宙的冷酷，像 “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么呼号也难以逃脱这黑暗的坑”。曹禺让剧中的人物在反抗命运，“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的同时，又陷入不可自拔的深渊，他们越是努力想摆脱命运的摆布，结果却越是陷入了命运的泥坑。这是怎样一种“挣扎”和“残忍”啊：周萍“抓住了四凤不放手，想由一个新的灵感来洗涤自己”；蘩漪又“抓住周萍不放手，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侍萍也抓住四凤，希望她不要重走自己当年走过的路，以永远的摆脱发生在昨天、今日又被唤起的梦；周朴园又抓住侍萍，希望借助她让一切都恢复平静，让周公馆回到之前的有秩序的状态中；甚至天真的周冲，也抓住四凤，他原以为他爱四凤，想通过对四凤的爱，让四凤帮助他走入理想的境界。就这样一个抓住一个，揪成一团，“正如跌在泥沼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的陷在死亡的泥沼里”，直到终于不能动弹，只好让没有办法出场的“主宰”：人格化了的“雷雨”来解决。曹禺认为，“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③。在雷雨的笼罩下，每个人都在挣扎，按照自己的意志挣扎，但努力的结果都跟他们的意志相反。四凤在知道了真相受了刺激后触电了，接着周冲死了，周萍死了，每个人都有他不得不死的结果。目睹这一切的发生，面对抗争的无奈，蘩漪疯了，侍萍也疯了，只剩下周朴园一个人痛苦的清醒着。这才是真正的残忍和冷酷：一个曾经随意支配别人命运的人，其实也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而这种变化甚至是顷刻之间的事。虽然曹禺无法讲明“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个问题，但这其中确也包含了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序幕”和“尾声”中，昔日专横、自是和倔强的周朴园现在已是一个忧郁、颤抖、衰弱、苍白的老人，他会在每年三十那天来看望他的两个夫人，会坐在同一把他曾经主宰过一切的圈椅上，默默地承受着命运对自己的主宰，以虔诚的忏悔来延续着自己的残生。这不免让人沉思：善人的悲剧值得同情，恶人的忏悔或许更值得同情。在“尾声”里，教堂修女诵读《圣经》里的一段：“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维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整个《雷雨》的正剧加上“序幕”和“尾声”，都带上了劝善惩恶、忏悔赎罪、因果报应的基督教色彩。 　　在西方文学里经常有这样一个艺术形象：在一群乌七八糟的人寰世界里，会出现一个非常纯洁非常无辜的小孩子，像一个小天使一样，带来希望，来平衡这个世界当中所有人的罪。《雷雨》中的周冲，就扮演了这个小天使的角色。在这个大家庭里，所有人都是非常阴暗的，他们各怀鬼胎，都像怀里抱了一个肮脏的东西，有的想掩饰，有的想拯救，有的想逃脱，有的想坚持。只有周冲是纯洁无辜的，只有他一点儿罪都没有，他与这个肮脏的世界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对社会，对家庭，甚至对爱情都充满了幻想和憧憬，他在追求着一个永远不可及的理想。他在鲁贵家里跟四凤说过他的白日梦：“有时我就忘了现在，（梦幻地）忘了家，忘了你，忘了母亲，并且忘了我自己。我想，我像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哦，有一条轻得想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地，像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可以飞，飞到一个真真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没有……（头微仰，好像眼前就是那么一个所在，忽然）”。就是这样一个“藏在理想的堡垒”里的人，在逐渐看清了社会，看清了他所爱的人们以后，他痛苦的感到现实的丑恶，一种幻灭的悲哀袭击他的心。心里坚实的壁垒崩溃了，“以后那偶然的或者残酷的肉体的死亡对他算不得痛苦，也许反是最适当的了结” ④。曹禺实际上是“用一个天使的眼睛来看这个黑暗的王国，那才会使正人君子也好，非常美丽的人也好，所有的人，在这个小孩子面前都变得非常丑陋，需要拯救。而最后，这个小天使是陪着这个家庭死亡，陪着这个罪恶死亡，他自己没有生的欲望，他只是伴随着这个罪恶的世界，同时又跟这个罪恶的世界一起走”⑤。所以，这个世界不管怎么污秽，不管怎么肮脏，这里面都有一种纯洁的东西，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曹禺，对这个世界抱有的脆弱的理想：相信爱与美可以拯救一切。周冲虽然死了，但他给人一种生存的希望和勇气。
　　三
　　曹禺一直强调，自己写《雷雨》“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⑥，所以他在矛盾尖锐、戏剧冲突激烈的正剧前后加上了“序幕”和“尾声”。这两幕首尾连贯的场景和气氛太像一首宁静安详、和谐而又凄婉的宗教诗。作家让罪孽深重的周朴园置身于这种宗教气氛中，让他在抖尽了所有的罪恶后，去虔诚的忏悔，通过周朴园的忏悔阐扬了基督教文化的善恶观，而且借助于宗教文化的特质，营造出极富神秘色彩的艺术氛围，增添了一分特有的诗意。作家通过序幕，将观众从现在带到“远一点的过去境内”，再由尾声把观众拉回到“一个更古老、更幽静的境界内” ⑦，造成了欣赏的距离，让观众能跳出来感受这部作品，超越传统的善与恶、正与邪、美与丑，将二者复杂地扭结在一起，无法简单的说清楚是爱和还是恨，在看完回家的路上“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低着头，沉思地，念着这些在情热、在梦想、在计算里煎熬着的人们” ⑧。用“悲悯”的眼光消解剧中人物间的种种矛盾冲突，俯视剧中一切丑陋、需要拯救的“可怜虫”，从中回味的是一种悲哀，似乎还能得到点儿心灵上的安慰，而不是像做了一场噩梦般，感到的只有死亡的恐怖。“‘悲悯’作为一种审美情感，自然是对充溢剧作中的激情的净化、升华与超越；而这种站在更高的角度，远距离的理性审视，也是更高意义上的清醒” ⑨。曹禺正是在关注人、挖掘人性背后，给人以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
　　理论家曾将悲剧分为悲情悲剧和崇高悲剧，它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念。悲情悲剧歌颂的是悲剧人物的完美性和他们的死亡，唤起人们对弱者的同情以及对欺凌弱者的憎恶。崇高悲剧不仅体现对弱者的同情，更体现了对“人”的怜悯，它所体现的是对人的生命的关怀，对人类命运的关注⑩。《雷雨》自然属于崇高悲剧，它所表现的悲剧观念和悲剧意识，使这个悲剧达到了应有的高度。
　　注释：
　　①②③④⑧曹禺：《雷雨﹒序》
　　⑤陈思和：《人性的沉沦与挣扎：〈雷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第1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⑥⑦曹禺：《﹤雷雨﹥的写作》，《杂文（质文）》月刊1935年第2号。
　　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3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⑩王福仁：《中国文学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第3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