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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圭山，白族语称为outgvf，也译作宏圭山、洪圭山或红龟山，位于苍山十九峰之一的五台峰麓。近年来，在弘圭山陆续发现了一批汉晋时期的砖石墓，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关于墓葬主人的族属问题，更是为学术界所争论的热点。本文结合笔者参加过的两次弘圭山砖室墓考古发掘工作以及平日对砖室墓的一些学习研究体会，试对弘圭山砖室墓的族属谈谈自己的认识，以供参考，不当之处，敬请见谅。
一、弘圭山砖室墓情况概述
1、考古发掘情况
弘圭山分布有很多的砖室墓，但进行过考古发掘的并不多，近年来仅在2000年和2006年底开展了两次抢救性考古发掘。
第一次是在2000年3月，大理州博物馆工作人员与大理市文管所联合进行了考古发掘。田怀清同志撰写了考古简报，发表在《云南文物》上。按简报中说，墓葬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平面呈不规则的“凸”字形。有铭文砖，模印阳文“延熙十年八月造作宜子孙”，“延熙”是三国蜀汉后主刘禅年号，延熙十年即公元247年。墓葬应该是汉文化较高的河蛮大姓的墓葬。
第二次是在2006年12月至2007年2月。大理州文管所与大理州博物馆联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笔者根据考古工作记录，略作介绍：第一期共发掘了M1和M2两座墓葬，M1号墓葬规模较大，墓室由前、后室组成，前方后长，即中原地区所说的“前堂后室”墓，中间以短小的甬道相通，有墓门、墓道和排水系统。墓壁用花砖砌成，券顶也用花砖，且有的是楔形砖。墓葬中发现了纪年砖，但难以辨认。从墓葬文化特点来看，当属汉晋时期的砖室墓无疑。M2号墓葬规模小，是单室墓，出土了部分残破的陶器，墓壁与券顶均用花砖砌成，与1号墓葬基本相同，其中发现了“大(太)康”的纪年砖。“太康”为晋武帝司马炎年号，大致为公元280-289年。
2、墓葬的年代
从两次墓葬中出土的纪年砖年号得知，目前在弘圭山发掘的这些砖室墓，主要是三国和西晋早期的墓葬。经过调查，这种砖室墓类型的墓葬在弘圭山还有很多，它们的年代和延续的时间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古研究，但我们可以从目前在大理地区考古发现的同时期相同类型的砖室墓，对弘圭山砖室墓延续的大致年代作初步推断。
从80年代以来。大理地区也先后多次考古发现了同类型的砖室墓，主要有下关大展屯村1、2号墓、下关市郊荷花寺村西晋墓、喜洲镇文阁村和凤阳村西晋墓、下关城北东汉纪年墓等。从现有考古资料看，大理地区砖室墓年代最早的是下关城北制药厂原址清理发掘出的东汉墓，墓内发现模印有隶书“熹平年十二月造”铭文纪年砖。“熹平”为东汉灵帝刘宏的第二个年号，即公元172-178年。相当于东汉晚期，说明至少在东汉中晚期这种葬制已传人大理地区。考古发现时代最晚的同类型砖室墓是祥云高官铺、大理市下关镇荷花寺村和喜州镇分别清理出模印有“大康十年王氏作”、“大康十年造吉羊”和“大康六年正月赵氏作吉羊”铭文砖的砖室墓。“太康”十年即公元289年。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种类型的砖室墓从东汉中晚期至西晋初期。在大理地区一直是延续的，弘圭山上大量的同类型砖室墓至少包括有这段时期的，至于是否还有西汉时期和唐代初期的砖室墓，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研究来证明。
3、墓葬型制与随葬器物
从弘圭山考古发现的这些砖室墓形制和文化类型来看，属于西汉末至唐代初期，云南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保山一代流行的一种古墓葬。其以地表有封土堆为特征，土堆下有墓室，亦称“梁堆”墓。据孙太初先生研究，云南的“梁堆”墓大致分为三种类型：I型墓室基本结构为长方形，多系单室，少数为前后室，前面有短小墓道。顶部用楔形砖砌作成半圆形券顶。底上用砖平铺，两侧有排水沟。整个墓葬均用花砖砌造，砖的一侧模印各种几何纹图案，以菱形最为普遍。Ⅱ型墓室为长方形，有双室并列、前后室两种。四壁及券顶用花砖及石块混合砌造，底部用花砖平铺，前面有短小墓道。Ⅲ型墓室均为四方形单室，顶部从四面往上收，形如覆斗。墓室用石块砌造，墓底和墓道用花砖铺砌。按照孙太初先生的分类对照来看，弘圭山目前考古发现的砖室墓主要是I型墓，除M1号墓是前后室墓外，其余的均是单室墓，墓室全部由花砖砌造，尚未发现砖、石混用的情况。用花砖砌造是此类墓葬区别于其他类型墓葬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花砖的纹饰全部都是模印，以M1号墓葬花砖的纹饰最为丰富和具代表性，有菱形几何花纹、方格菱形乳突纹、三角对角线几何纹、太阳纹、水波纹和钱纹等纹饰。
出土的随葬器物不多。主要是早期和后期都有被盗的痕迹。随葬品以灰、黑色陶为主，有陶罐、陶仓、陶碟等。M1号墓中还出土了少量青铜摇钱树残片，鎏金青铜鸟形器、木漆器碎片。出土器物与下关大展屯东汉墓等同时期墓葬出土器物基本相同，是典型的“梁堆”墓类型。
这一时期的砖室墓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来看都与中原同时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有相似之处，具有明显的汉式墓葬文化特征，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汉式墓即汉族的墓。由于目前还缺乏具体的资料予以肯定，墓主的族属问题还应从汉晋以来大理及喜洲地区民族发展的情况等多角度再作分析判断。
二、汉晋时期大理及喜洲地区的民族状况
1、两汉时期民族融合的“汉化”
自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益州郡开始，叶榆县(今大理地区)就隶属益州管辖，又按《云南各族古代史略》考证，喜洲即叶榆县县治故地。西汉以来，中央王朝为了加强对“西南夷”地区的统治，通过军屯、民屯、商屯等“移民垦殖”形式。不断将内地汉人移民到“西南夷”地区。大理作为中原王朝郡治所在地，自然有大批的汉族移民群体生活居住。这一时期，在汉王朝“羁縻”政策下，一部分移民中的上层“大姓”家族势力扩大，成为与当地民族首领“夷帅”并驾齐驱的两大地方民族势力。除此之外，东汉时期，各种形式的官私儒学在西南夷地区陆续兴起，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交往融合，部分少数民族融入汉族。可以说，在两汉时期，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是以“汉化”为主流的。两汉时期，大理地区一直是焚族为主体的聚居地，虽然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以“汉化”为主流，但人口毕竟占少数，生活在大理地区的仍然是以焚族为主体的当地民族。两汉时期采取的“羁縻”和“移民垦殖”政策，对“西南夷”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儒学的传播，“兴起学校”，一些地方“夷”族逐渐接受了汉文化。因此，部分当地民族效仿汉人葬制也是很自然的，这为两汉时期砖室墓主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可能性提供了依据。
2、三国两晋时期民族融合的 “夷化”转变
至三国、两晋时期，南中各民族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是大姓和夷帅，但这一时期，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从两汉时期的“汉化”到“夷化”的转变。
首先是南中大姓的“夷化”。蜀汉至东晋前期(公元221年至343年左右)，南中大姓主要分布在滇东和滇中地区，其中云南郡(今楚雄州西部至大理州)也有一部分大姓在活动。大姓当中，有的是落籍的汉人，有的则是从焚族中的奴隶主转化而来。两汉对“西南夷”进行移民开拓后，焚族的奴隶制度走向崩溃。三国初年和两晋之际，南中数次大乱，造成南中汉族人口锐减。包括南中头号大姓爨氏家族在内的整个汉族移民群体，大多融入当地少数民族，成为“夷化的汉人”。南中大姓“夷化”还有一重要途径就是与夷帅之间的通婚。按《华阳国志·南中志》载：“与夷为婚日遑耶，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可见他们之间已是“夷”汉难分了。
其次是南中汉族移民中的下层群众“夷化”。一是三国初年诸葛亮南征后部分属诸大姓的“夷、汉部曲”，在长期的朝夕相处、同列卒伍、并肩耕战的过程中逐渐融为一体。另一种是在两晋之际等历次大小战乱中被夷帅掳掠而“没人夷中”的“吏民”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之中。
南中汉族移民“夷化”的历程，大体上从三国初年起步，到南北朝后期最终完成。“夷化”使南中地区(包括大理、喜洲)的民族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南中汉族移民通过“夷化”成了“夷化的汉人”，不再是原来意义的汉人，他们已经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之中。有的又发展成为新的民族。因此，在论及这一时期民族问题时，不能把南中汉族移民简单的归为汉人，他们应该是一个新的民族群体，即“夷化的汉人”，其中部分就是今天白族的先民“白蛮”，这也为我们认为弘圭山砖室墓主有可能就是白族先民提供了新的依据。
3、白族先民白蛮的形成
南诏以前。西洱河地区一直是白蛮居住的地区。“白蛮”是秦、汉以来的僰族与汉、晋时期先后迁入“西南夷”中的汉族人口相互融合形成的。汉、晋时期迁入“西南夷”的汉族人口，基本上是与僰族共同杂居在一起，而迁入的汉族中的“豪民”，逐渐成为了“为夷、汉所服”的大姓，成为了僰、汉族人民的共同统治者。由于汉族人口占少数。为了能统治好人口占多数的土著居民，即使是汉族大姓也不得不倾向于逐步的“夷化”。到了晋朝时期，迁入的汉族已经普遍与土著居民互通婚姻。三国以后，在大姓们的统治下，焚、汉族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渐趋于一致。而到了南北朝时期，民族之间融合步伐加快，汉族最终融合到了僰族之中。到了唐朝初年，包括原来爨氏家族的统治者们，被一概称之为“白蛮”。魏晋以来的南中大姓，如董、赵、杨、谢、吕、爨氏等，几乎可以在唐朝初年从滇东到滇西的“白蛮”中全部找到。汉晋时期的僰、叟、昆明族等各族是相互交错杂居的。在与迁入汉族融合中，焚族中的大部分逐渐形成了“白蛮”，南北朝时期的“白蛮”，基本上全部在爨氏的统治区域范围内。隋朝史万岁入滇以后，东境爨氏统治退缩到东部滇池周围，而西境洱海地区的“白蛮”和“乌蛮”则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直到了唐初梁建芳率兵讨伐时。西洱河地区主要仍是由“白蛮”大首领统治，西洱河东南部则由“乌蛮”酋长统治。不相统一。
白蛮即今天白族的先民，在形成过程中。其融合了众多的民族，当然也包括有“夷化”的汉族，因此我们说。今天白族的先民应该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从大理包括喜洲地区汉晋时期民族发展关系来看。西洱河地区的大理和喜洲一带一直是白族先民的主要聚居区。所以在探讨弘圭山砖室墓主族属问题时，不能因为墓葬局部所表现出的汉文化特征而断定为汉人墓葬。相反从“白蛮”的产生发展情况来看。弘圭山砖室墓主有可能就是白族先民“自蛮”是有充足依据的。
三、弘圭山与喜洲当地白族的丧葬习俗
从现有资料可以断定，至少从大理国时期开始到今天，宏圭山就一直是喜洲一带白族的主要墓葬区。至大理国以来，阿吒力教在白族群众中普遍传播，一直到元、明时期，大理地区的白族都盛行火葬。1959年，孙太初先生就在宏圭山发现了公元1195年宋代的大理国彦贲赵兴明为亡母造尊胜墓幢，从墓幢所反映的大理国时期白族的阿吒力教信仰和火葬习俗来看，墓幢的主人定是白族。这也是目前在宏圭山发现的最早的白族火葬墓经幢。元明以来的火葬墓在宏圭山保存甚多。石钟健先生辑有“大理弘圭山明代墓碑录”，据考墓主人应是信仰阿吒力教的白族群众。此外，按《蛮书·风俗》卷8说：“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埋殡。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今天大理和喜洲一带的白族仍有下葬后栽松树的习俗，说明大理包括喜洲一带的白族很早就效仿汉族葬俗。此外，明代弘治年间喜洲翰林杨仕云与进士杨宗尧等墓葬也都在此山，而杨仕云与杨宗尧都是喜洲当地的民家人(白族)。直至今天，弘圭山一直是附近村寨的主要茔地，现在的公墓区也设在此。由此可以断定，弘圭山至迟从大理国时起。就一直是喜洲当地白族的祖莹地之一。白族对丧葬十分重视，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墓地。白族家族观念浓厚，有类似“附葬”的习俗。子孙从其父祖葬，一家数代，父子兄弟往往同葬一地，甚至有的家族墓葬基本都是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大理国以前，弘圭山也应该是当地白族先民家族的墓葬区，它们一脉相承，从民族发展融合历史来看这一点也是顺理成章的。
四、结论
1、喜洲弘圭山的砖室墓是属于西汉末至唐代初期，云南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保山一代流行的“梁堆”墓类型，具有典型的汉文化体系特征，但不是汉人墓葬。2、从喜洲当地白族丧葬习俗来看。大理国以来，就有明确的资料证明弘圭山是居住在附近的白族的祖茔地。早期的砖室墓主应该与白族一脉相承，当是白族先民“白蛮”。3、从两汉以来民族融合发展的过程来看，墓主应是具备较高汉文化水平的白族先民“白蛮”，在弘圭山所发现三国两晋时期的砖室墓就是当时白族先民主要的墓葬形制之一。
一、弘圭山砖室墓情况概述
1、考古发掘情况
弘圭山分布有很多的砖室墓，但进行过考古发掘的并不多，近年来仅在2000年和2006年底开展了两次抢救性考古发掘。
第一次是在2000年3月，大理州博物馆工作人员与大理市文管所联合进行了考古发掘。田怀清同志撰写了考古简报，发表在《云南文物》上。按简报中说，墓葬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平面呈不规则的“凸”字形。有铭文砖，模印阳文“延熙十年八月造作宜子孙”，“延熙”是三国蜀汉后主刘禅年号，延熙十年即公元247年。墓葬应该是汉文化较高的河蛮大姓的墓葬。
第二次是在2006年12月至2007年2月。大理州文管所与大理州博物馆联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笔者根据考古工作记录，略作介绍：第一期共发掘了M1和M2两座墓葬，M1号墓葬规模较大，墓室由前、后室组成，前方后长，即中原地区所说的“前堂后室”墓，中间以短小的甬道相通，有墓门、墓道和排水系统。墓壁用花砖砌成，券顶也用花砖，且有的是楔形砖。墓葬中发现了纪年砖，但难以辨认。从墓葬文化特点来看，当属汉晋时期的砖室墓无疑。M2号墓葬规模小，是单室墓，出土了部分残破的陶器，墓壁与券顶均用花砖砌成，与1号墓葬基本相同，其中发现了“大(太)康”的纪年砖。“太康”为晋武帝司马炎年号，大致为公元280-289年。
2、墓葬的年代
从两次墓葬中出土的纪年砖年号得知，目前在弘圭山发掘的这些砖室墓，主要是三国和西晋早期的墓葬。经过调查，这种砖室墓类型的墓葬在弘圭山还有很多，它们的年代和延续的时间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古研究，但我们可以从目前在大理地区考古发现的同时期相同类型的砖室墓，对弘圭山砖室墓延续的大致年代作初步推断。
从80年代以来。大理地区也先后多次考古发现了同类型的砖室墓，主要有下关大展屯村1、2号墓、下关市郊荷花寺村西晋墓、喜洲镇文阁村和凤阳村西晋墓、下关城北东汉纪年墓等。从现有考古资料看，大理地区砖室墓年代最早的是下关城北制药厂原址清理发掘出的东汉墓，墓内发现模印有隶书“熹平年十二月造”铭文纪年砖。“熹平”为东汉灵帝刘宏的第二个年号，即公元172-178年。相当于东汉晚期，说明至少在东汉中晚期这种葬制已传人大理地区。考古发现时代最晚的同类型砖室墓是祥云高官铺、大理市下关镇荷花寺村和喜州镇分别清理出模印有“大康十年王氏作”、“大康十年造吉羊”和“大康六年正月赵氏作吉羊”铭文砖的砖室墓。“太康”十年即公元289年。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种类型的砖室墓从东汉中晚期至西晋初期。在大理地区一直是延续的，弘圭山上大量的同类型砖室墓至少包括有这段时期的，至于是否还有西汉时期和唐代初期的砖室墓，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研究来证明。
3、墓葬型制与随葬器物
从弘圭山考古发现的这些砖室墓形制和文化类型来看，属于西汉末至唐代初期，云南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保山一代流行的一种古墓葬。其以地表有封土堆为特征，土堆下有墓室，亦称“梁堆”墓。据孙太初先生研究，云南的“梁堆”墓大致分为三种类型：I型墓室基本结构为长方形，多系单室，少数为前后室，前面有短小墓道。顶部用楔形砖砌作成半圆形券顶。底上用砖平铺，两侧有排水沟。整个墓葬均用花砖砌造，砖的一侧模印各种几何纹图案，以菱形最为普遍。Ⅱ型墓室为长方形，有双室并列、前后室两种。四壁及券顶用花砖及石块混合砌造，底部用花砖平铺，前面有短小墓道。Ⅲ型墓室均为四方形单室，顶部从四面往上收，形如覆斗。墓室用石块砌造，墓底和墓道用花砖铺砌。按照孙太初先生的分类对照来看，弘圭山目前考古发现的砖室墓主要是I型墓，除M1号墓是前后室墓外，其余的均是单室墓，墓室全部由花砖砌造，尚未发现砖、石混用的情况。用花砖砌造是此类墓葬区别于其他类型墓葬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花砖的纹饰全部都是模印，以M1号墓葬花砖的纹饰最为丰富和具代表性，有菱形几何花纹、方格菱形乳突纹、三角对角线几何纹、太阳纹、水波纹和钱纹等纹饰。
出土的随葬器物不多。主要是早期和后期都有被盗的痕迹。随葬品以灰、黑色陶为主，有陶罐、陶仓、陶碟等。M1号墓中还出土了少量青铜摇钱树残片，鎏金青铜鸟形器、木漆器碎片。出土器物与下关大展屯东汉墓等同时期墓葬出土器物基本相同，是典型的“梁堆”墓类型。
这一时期的砖室墓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来看都与中原同时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有相似之处，具有明显的汉式墓葬文化特征，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汉式墓即汉族的墓。由于目前还缺乏具体的资料予以肯定，墓主的族属问题还应从汉晋以来大理及喜洲地区民族发展的情况等多角度再作分析判断。
二、汉晋时期大理及喜洲地区的民族状况
1、两汉时期民族融合的“汉化”
自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益州郡开始，叶榆县(今大理地区)就隶属益州管辖，又按《云南各族古代史略》考证，喜洲即叶榆县县治故地。西汉以来，中央王朝为了加强对“西南夷”地区的统治，通过军屯、民屯、商屯等“移民垦殖”形式。不断将内地汉人移民到“西南夷”地区。大理作为中原王朝郡治所在地，自然有大批的汉族移民群体生活居住。这一时期，在汉王朝“羁縻”政策下，一部分移民中的上层“大姓”家族势力扩大，成为与当地民族首领“夷帅”并驾齐驱的两大地方民族势力。除此之外，东汉时期，各种形式的官私儒学在西南夷地区陆续兴起，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交往融合，部分少数民族融入汉族。可以说，在两汉时期，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是以“汉化”为主流的。两汉时期，大理地区一直是焚族为主体的聚居地，虽然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以“汉化”为主流，但人口毕竟占少数，生活在大理地区的仍然是以焚族为主体的当地民族。两汉时期采取的“羁縻”和“移民垦殖”政策，对“西南夷”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儒学的传播，“兴起学校”，一些地方“夷”族逐渐接受了汉文化。因此，部分当地民族效仿汉人葬制也是很自然的，这为两汉时期砖室墓主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可能性提供了依据。
2、三国两晋时期民族融合的 “夷化”转变
至三国、两晋时期，南中各民族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是大姓和夷帅，但这一时期，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从两汉时期的“汉化”到“夷化”的转变。
首先是南中大姓的“夷化”。蜀汉至东晋前期(公元221年至343年左右)，南中大姓主要分布在滇东和滇中地区，其中云南郡(今楚雄州西部至大理州)也有一部分大姓在活动。大姓当中，有的是落籍的汉人，有的则是从焚族中的奴隶主转化而来。两汉对“西南夷”进行移民开拓后，焚族的奴隶制度走向崩溃。三国初年和两晋之际，南中数次大乱，造成南中汉族人口锐减。包括南中头号大姓爨氏家族在内的整个汉族移民群体，大多融入当地少数民族，成为“夷化的汉人”。南中大姓“夷化”还有一重要途径就是与夷帅之间的通婚。按《华阳国志·南中志》载：“与夷为婚日遑耶，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可见他们之间已是“夷”汉难分了。
其次是南中汉族移民中的下层群众“夷化”。一是三国初年诸葛亮南征后部分属诸大姓的“夷、汉部曲”，在长期的朝夕相处、同列卒伍、并肩耕战的过程中逐渐融为一体。另一种是在两晋之际等历次大小战乱中被夷帅掳掠而“没人夷中”的“吏民”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之中。
南中汉族移民“夷化”的历程，大体上从三国初年起步，到南北朝后期最终完成。“夷化”使南中地区(包括大理、喜洲)的民族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南中汉族移民通过“夷化”成了“夷化的汉人”，不再是原来意义的汉人，他们已经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之中。有的又发展成为新的民族。因此，在论及这一时期民族问题时，不能把南中汉族移民简单的归为汉人，他们应该是一个新的民族群体，即“夷化的汉人”，其中部分就是今天白族的先民“白蛮”，这也为我们认为弘圭山砖室墓主有可能就是白族先民提供了新的依据。
3、白族先民白蛮的形成
南诏以前。西洱河地区一直是白蛮居住的地区。“白蛮”是秦、汉以来的僰族与汉、晋时期先后迁入“西南夷”中的汉族人口相互融合形成的。汉、晋时期迁入“西南夷”的汉族人口，基本上是与僰族共同杂居在一起，而迁入的汉族中的“豪民”，逐渐成为了“为夷、汉所服”的大姓，成为了僰、汉族人民的共同统治者。由于汉族人口占少数。为了能统治好人口占多数的土著居民，即使是汉族大姓也不得不倾向于逐步的“夷化”。到了晋朝时期，迁入的汉族已经普遍与土著居民互通婚姻。三国以后，在大姓们的统治下，焚、汉族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渐趋于一致。而到了南北朝时期，民族之间融合步伐加快，汉族最终融合到了僰族之中。到了唐朝初年，包括原来爨氏家族的统治者们，被一概称之为“白蛮”。魏晋以来的南中大姓，如董、赵、杨、谢、吕、爨氏等，几乎可以在唐朝初年从滇东到滇西的“白蛮”中全部找到。汉晋时期的僰、叟、昆明族等各族是相互交错杂居的。在与迁入汉族融合中，焚族中的大部分逐渐形成了“白蛮”，南北朝时期的“白蛮”，基本上全部在爨氏的统治区域范围内。隋朝史万岁入滇以后，东境爨氏统治退缩到东部滇池周围，而西境洱海地区的“白蛮”和“乌蛮”则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直到了唐初梁建芳率兵讨伐时。西洱河地区主要仍是由“白蛮”大首领统治，西洱河东南部则由“乌蛮”酋长统治。不相统一。
白蛮即今天白族的先民，在形成过程中。其融合了众多的民族，当然也包括有“夷化”的汉族，因此我们说。今天白族的先民应该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从大理包括喜洲地区汉晋时期民族发展关系来看。西洱河地区的大理和喜洲一带一直是白族先民的主要聚居区。所以在探讨弘圭山砖室墓主族属问题时，不能因为墓葬局部所表现出的汉文化特征而断定为汉人墓葬。相反从“白蛮”的产生发展情况来看。弘圭山砖室墓主有可能就是白族先民“自蛮”是有充足依据的。
三、弘圭山与喜洲当地白族的丧葬习俗
从现有资料可以断定，至少从大理国时期开始到今天，宏圭山就一直是喜洲一带白族的主要墓葬区。至大理国以来，阿吒力教在白族群众中普遍传播，一直到元、明时期，大理地区的白族都盛行火葬。1959年，孙太初先生就在宏圭山发现了公元1195年宋代的大理国彦贲赵兴明为亡母造尊胜墓幢，从墓幢所反映的大理国时期白族的阿吒力教信仰和火葬习俗来看，墓幢的主人定是白族。这也是目前在宏圭山发现的最早的白族火葬墓经幢。元明以来的火葬墓在宏圭山保存甚多。石钟健先生辑有“大理弘圭山明代墓碑录”，据考墓主人应是信仰阿吒力教的白族群众。此外，按《蛮书·风俗》卷8说：“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埋殡。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今天大理和喜洲一带的白族仍有下葬后栽松树的习俗，说明大理包括喜洲一带的白族很早就效仿汉族葬俗。此外，明代弘治年间喜洲翰林杨仕云与进士杨宗尧等墓葬也都在此山，而杨仕云与杨宗尧都是喜洲当地的民家人(白族)。直至今天，弘圭山一直是附近村寨的主要茔地，现在的公墓区也设在此。由此可以断定，弘圭山至迟从大理国时起。就一直是喜洲当地白族的祖莹地之一。白族对丧葬十分重视，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墓地。白族家族观念浓厚，有类似“附葬”的习俗。子孙从其父祖葬，一家数代，父子兄弟往往同葬一地，甚至有的家族墓葬基本都是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大理国以前，弘圭山也应该是当地白族先民家族的墓葬区，它们一脉相承，从民族发展融合历史来看这一点也是顺理成章的。
四、结论
1、喜洲弘圭山的砖室墓是属于西汉末至唐代初期，云南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保山一代流行的“梁堆”墓类型，具有典型的汉文化体系特征，但不是汉人墓葬。2、从喜洲当地白族丧葬习俗来看。大理国以来，就有明确的资料证明弘圭山是居住在附近的白族的祖茔地。早期的砖室墓主应该与白族一脉相承，当是白族先民“白蛮”。3、从两汉以来民族融合发展的过程来看，墓主应是具备较高汉文化水平的白族先民“白蛮”，在弘圭山所发现三国两晋时期的砖室墓就是当时白族先民主要的墓葬形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