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世界性粮食危机使人们再次将目光盯在农业上面。本次粮食危机已使数个非洲国家、印尼、菲律宾以及海地等国家发生粮食骚乱，越南也因为油价和粮价高涨导致严重通胀，股市折腰、楼市低迷、越南盾随美元走势疲软。中国短期无忧，供需基本平衡。
　　但是，粮食危机仍然给中国敲响了警钟，未来中国有没有能力、要不要采取措施保证粮食的自给自足？一些经济界人士认为，只要放开粮价，就可通过粮食进口等方式保障国内粮食安全，我对此却不敢乐观。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是，一旦粮食问题演变成国际普遍的社会问题，许多国家就会采取粮食禁运的办法以求“自保”。
　　在全球性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浪潮中，中国的城市化浪潮规模最大，对世界影响也最深远。1995年，一位名叫布朗的美国人出版了轰动世界的书《谁来养活中国》。13年来的事实表明，中国人自己养活了自己。但这光荣只是过去。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粮农的种粮比较收益已经越来越低，土地抛荒现象也愈演愈烈，今年5月至6月末，“铁老大”将要完成一项特殊的运输任务，60天内，被指令从东北向南方抢运1000万吨大米。经济发达的广东省还要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保证粮食供应，一旦国际粮食供应持续吃紧，而国内耕地面积和实际耕种面积继续减少，情何以堪？
　　未来谁来养活中国？是主要指望用钱购粮的进口方式，由外国养活中国，还是主要靠自己种粮，以自己的田地养活中国，这是事关国家生存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可以说，中国粮食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内忧”与“外患”。
　　“外患”是国内粮价太低，有可能导致即使国内供应不足仍然难以阻止粮食外流。前些日子新华社发布消息，说政府将严禁国内大米出口，可全球最大粮商——中粮集团(央企)的一位高管公开对媒体声称“中粮集团将继续出口大米”。原因何在？出口大米有大利可图也。为限制国内大米出口，从3月份起，13％的出口退税被取消，并加收5％的出口税。一减一加相当于增加大米出口成本18％，但国内出口大米离岸价每吨已暴涨至970美元，计入18％的税负，出口价格仍然高出国内近2倍。如此高昂利润，如何控制国内大米出口？这种情形，与国内闹油荒，而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却加大出口如出一辙。
　　经济规律无法阻挡，保证国内粮食长期稳定的根本办法，消除国际粮价远高于国内粮价的“外患”，只有从内部提高粮价着手，使国内粮价尽快与国际接轨。
　　中国粮食的“内忧”则更深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越来越碎片化的小农经济使种粮的比较收益几乎低到历史上的谷底。农业部发布的今年粮食生产调查结果发现，农产品微小提价并不能抵消快速上涨成本，最后农民获利0.055元，比上年少0.105元。相对于农民售一斤粮食只有5分钱的利润，加工经销环节和超市零售环节，均获利明显。经销商平均每斤赚0.09元。超市零售每斤稻谷赚0.05元，每斤挂面赚0.21元。更为重要的是，农民种粮食的生产周期长，在生产环节中投入也最大，但是收获的农产品要想顺利销售获得利润，将受到产后收购、运输、加工、销售各个环节的制约。
　　二是除了产后环节受制于人，产前和产中环节同样受制于人。特别是受制于中化集团公司和中国农资集团两家垄断企业。耐人寻味的是，这两家国有企业与加拿大、俄罗斯等国际钾肥主要供应商签署的合同内容竟以“商业秘密”为由向公众保密。按照国际市场化肥行业的权威杂志、英国《化肥周报》报道，国际市场上每吨钾肥的价格约为1800元人民币，与进口相关的其他成本约为180元，而我国国内市场上每吨钾肥的价格高达4000元人民币。而我国钾肥的主要国际供应商加拿大的PCS公司竟然是持有中化集团在香港的上市公司“中化化肥”20％股份的大股东！其中，存在怎样的猫腻？
　　虽然国家增加了农业补贴，但农民每亩获农资综合补贴增加额仅为11元，每亩因化肥价格上涨而增加的成本是30元，农民负担不减反增。其中差额又进了谁的腰包？
　　目前中国的粮食种植事实上受制于四重挤压:一是小农经济；二是粮价管制；三是化肥垄断；四是销售环节受制于人。传统农民通过不断开荒扩大种植面积弥补损失，但在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则采取打工、种经济作物等方式弥补损失，少种粮甚至不种粮似乎成为其明智选择。如此，农民种粮积极性每况愈下，国家无论采取增加储备、减少出口还是暂缓生物能源战略，都是治标不治本，若不能做到存粮于田，上述举措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而要做到“存粮于田”，根本办法还是市场的办法:一是在补贴城乡低收入阶层的前提下，尽快实现国内粮价与国际接轨，使其融入国际市场；二是打破农资特别是化肥垄断；三是提高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水平。今日中国粮食现状，是一个经销商面对几十几百乃至几十万户农民，少数几个化肥企业面对全国性农民。只有这种关系切实有所扭转，农民的话语权重切实得以加强，那时，面对国际粮价波动、全球气候变暖、发展中国家人民饮食结构调整、生物能源开发的现实，我们才能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作者系北京资深评论员，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