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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振英这个名字，除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的人外，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袁崇焕的后代，曾是北京大学的高才’生，加入过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是辜鸿铭的得意门生。他曾作为陈独秀的弟子，跟随陈编辑《新青年》，帮助陈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多名党员之一。同时，他还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8个发起人之一。但他很快与党脱离了关系，随后就去做他的学问和教授了。袁振英一生曾两次入狱：1928年初，因被当成“共产党重要分子嫌疑”而被国民党广东当局监禁，后来是蔡元培救了他；第二次入狱是在“文革”期间，他被以所谓的“现行反革命罪”遭到逮捕，还差点被判死刑，是周恩来救了他。纵观他的一生，27岁以前可谓轰轰烈烈，退出共产党后的58年里又可谓平平淡淡。袁振英生前评价自己是“共产主义马前卒”。
北京大学的高才生
1894年7月12日，袁振英出生于广东东莞县温塘村(今东莞市东城区温塘村)，字震瀛，号黄龙道人。袁家是东莞当地的名门望族。袁家先人中以明朝末年的军事家袁崇焕最为著名。东莞袁氏后人为袁崇焕建有祠庙“袁督师祠”。
袁振英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袁居敦是一个秀才，以教书为业。袁振英5岁就随父读书，混在大馆里免费旁听，学习写八股文。但幼年时代的袁振英却有着极强的反叛精神。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科举制而设立的私塾慢慢也关闭了。为了生存，袁振英的父亲决定到邻近的香港去谋生。这样，11岁的袁振英也跟着父亲一块儿到了香港。在香港，袁振英先后在英皇书院、皇仁书院读书，接受西式教育。1908年1月至1911年间，袁振英在英皇书院读书，刻苦补习学校开设的科目，很快成绩就出类拔萃了。1911年毕业会考时，他以全香港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当时的名校皇仁书院高中部。对此，袁振英曾回忆道：“在香江读英文的时候，英帝国主义英皇书院的校长和教员说我程度好，三个半年便升了三级。仍居第一名；三个半年升了五级，全香江会考，我又占了第一名，升到皇仁书院高中，三年免费!”
1915年6月，袁振英考取北京大学本科英文学门。北大档案馆中存有袁振英当年的成绩档案，并注明袁振英第二外语选修的是德语。经过3年的学习，袁振英于1918年7月毕业。据1918年7月9日的《北京大学日刊》记载：当年本科哲学门、国文门、英文学门应有毕业学生52人，除2人因成绩过差而留级，1人试卷未齐，2人主要科目不及格需补考外，共毕业学生47人。毕业生按3年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70分以上、60分以上分别定为甲、乙、丙三等，其中甲等毕业生13人，乙等毕业生28人，丙等毕业生6人。袁振英所在的英文学门毕业生总计12人，甲等2人、乙等8人、丙等2人，袁振英名列乙等的第二名。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当时，袁振英是北大二年级的学生。为培养学生研究的习惯和能方，北大相继设立了文科、理科、法科研究所，聘请学校教员，并在学生中聘请研究员。教员以演讲、讨论、指示参考书等方式，指导研究员进行选题研究。1917年12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的英文学门研究所教员及研究员名单，共有研究员8人，其中就有袁振英。此外，袁振英的研究兴趣广泛，国文门研究所曾连续三次召开小说科研究会，由北京大学教师周作人、刘半农演讲有关小说问题，袁振英虽不是国文门研究员，但三次均到会听讲，还把小说《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为自己研究的题目。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年后，为了整饬校风，于1918年1月中旬发起组织了“进德会”，与社会浊流作斗争，并面向全校师生招收会员。1月19日，袁振英加入“进德会”。“进德会”的会员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会员要求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要求于前三戒外，又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丙种会员要求于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1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公布第一批会员名单，甲种会员有李大钊等19人，乙种会员有蔡元培等9人，丙种会员有李石曾等2人。1月31日，《北京大学日刊》公布第七批会员29人，其中袁振英为最高规格的丙种会员。5月28日，“进德会”召开成立大会。此前，曾以通信的方式在职员、教师、学生中分别选举出“进德会”评议员、纠察员，选举傅斯年等16人为学生评议员，选举袁振英等31人为纠察员。袁振英得了43票，排名第13位。此外，还有24票选举袁振英为评议员，而当选评议员的16位学生中最后两人各得23票。后来，考虑到袁振英纠察方面得票较多，故当选为纠察员。由此可见袁振英在学生中的威信。
在学校管理上，作为学生的袁振英也大胆地提出了不少建议。后来，袁振英曾回忆说：“我曾写信给蔡元培先生。我反对考试制度、分数制度、文凭制度、学位制度等，只赞成做论文。当时北大三年预科，三年本科(法科、医科为四年)。我向他说：我二年可以学完三年的课程。这不是假话!因为我还有许多时间来学习其他各科，如德、法、日、拉丁文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所以后来我能够在各大学担任各种科目。”虽然蔡元培没有采纳袁振英的意见，但对袁振英倍加器重。
袁振英从北京大学毕业时，校长蔡元培曾建议他去法国勤工俭学，并代他向教育部申请了官费生的名额。因体质不佳，袁振英放弃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打算，回到老家广东，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教书，此后一直与蔡元培有书信往来。1928年，已经脱离共产党的袁振英被广东军阀陈济棠以“共产党重要嫌疑”的罪名拘押，险些丧命，后来多亏蔡元培出面保释才幸免于难。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袁振英得知后极为悲伤。后来，有人曾询问袁振英的女儿袁昌淑父亲一生中最尊敬的人是谁时，她毫不迟疑地说是蔡元培。
在《新青年》上发表译文和著作
1917年1月，陈独秀接受蔡元培的聘请，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职，《新青年》也由上海迁至北大。它的撰稿人也由原来以陈独秀的皖籍同道为主，逐步发展成以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沈尹默、周作人等北大专兼职教员为主的群体。当时正在北大读书的袁振英也积极为《新青年》撰稿，曾有两篇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一篇是译文，题目为《结婚与恋爱》，发表在1917年7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上；另外一篇题目为《易卜生传》，是袁振英在北大的毕业论文，发表在1918年6月15日发行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专号上。胡适还亲自为该文撰写了按语。
袁振英为何在《新青年》上发表《结婚与恋爱》这篇译文呢?这与袁振英在北大积极发起成立社团有关。袁振英早在香港皇仁书院读书时，就曾与同学组织“大同社”，极力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无家庭、无国家，提倡世界大同。在北大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袁振英与同学 黄凌霜等于1917年春发起组织了一个叫“实社”的社团组织。其宗旨依然是研究、宣传无政府主义。社员无国界、男女之别，无职员、社长等级，但从事政治生活人员不得加入。为此，他们还编辑出版了《实社自由录》，但仅仅出版了两辑。《实社自由录》第一辑中发表了袁振英3篇文章，其中就有《结姻与恋爱》，译自美国高曼女士的原著，其观点就是赞成和宣传无婚姻的恋爱，反对无恋爱的婚姻。实际上，《实社自由录》第一辑中发表的《结姻与恋爱》一文，与发表在《新青年》上题目为《结婚与恋爱》的是同一篇文章，只是略有改动而已。
曾与陈独秀发生冲突
袁振英与陈独秀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1917年的北大。一开始，陈独秀给袁振英留下的印象并不好。一向认真的袁振英对陈独秀的学术水准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袁振英后来曾经就此写道：陈独秀“根本不懂得教育为何物，绝对没有教育经验。听说陈独秀曾到过日本，但他读过什么书，得过什么文凭和学位，都没有人知道。他也没有什么专长，只会作些政论罢了”。要知道当时的陈独秀大名鼎鼎，连进士出身、留学德国的蔡元培聘请他去北大担任文科学长都是“三顾茅庐”，作为北大二年级学生的袁振英竟敢怀疑陈独秀的学历、学识，胆子的确是太大了。
事实上，陈独秀当年进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一职，其学历的的确确是校长蔡元培一手伪造的。陈独秀被蔡元培聘请到北大前，曾七次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早稻田大学等学校学习过，但都没有取得任何学历、学位。而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对所聘教师的学历、学位有着极高的要求。为了应付教育部，蔡元培在上报陈独秀的学历和经历时，只得采用伪造这一招，并亲自策划、亲自动手伪造，说陈独秀毕业于日本的东京大学，后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位。教育部在不知真相的情况下，很快就批复同意了由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请求。其实，蔡元培不仅伪造了陈独秀的学历，还伪造了陈独秀的履历：陈独秀只是芜湖安徽公学、安徽高等学校的倡办人之一，并没有当过校长，只是在安徽高等学校当过短期的教务长而已。
除了怀疑陈独秀的学历、履历外，袁振英对陈独秀聘任教师的一些做法也曾和他发生过冲突。当时，作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曾聘用一位刚从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任英文老师，而且教的还是英文学系的毕业班。这让身为班长的袁振英感到既吃惊又气愤。袁振英曾记述道：“我们中国国立北京大学是与日本帝国大学同级；我们中国的国立高等师范也是与日本的高等师范同级。中国高等师范毕业生进入北京大学还要从第一年级起读；日本高等师范毕业生如果要入北京大学也要从第一年级读起，因为中日两国常常也会交换教员和学生的。所以陈独秀任用一个日本高师的毕业生来教我们北京大学英文学系毕业班的英文，这简直是国家的一种耻辱。”当时，袁振英拉上副班长李季，直接去找陈独秀申诉，并声称：“假如不赶走那一个教员，我们只有不上课。”无奈之下，陈独秀只得顺从了袁振英等人的要求。不打不成交，从此，袁振英与陈独秀的交往开始多了起来。
中共最早的50多名党员之一
从北大毕业后，袁振英先到广东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任哲学教员。1919年1月，离开广东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到菲律宾组织、创办全菲律宾华侨工党，并负责编辑工党机关报《平民日报》。1920年2月回国后，担任《香港晨报》兼《新民国报》记者，7月辞职后前往上海。在上海，袁振英遇见了他北大时的老师陈独秀。
陈独秀推荐袁振英到俄文生活报报社工作，担任报社英语翻译。这份工作让没有固定收入的袁振英有了一份不菲的收入。《俄文生活报》于1919年9月21日创刊，1920年2月被苏俄以5000美元买断。此后，《俄文生活报》就成为一份有着充裕资金的布尔什维克报纸。该报社还是苏俄与共产国际在上海开展工作的秘密大本营。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里保存有袁振英的个人档案资料，资料中袁振英亲笔填写的是：“‘民九’参加上海和广州共产党小组。”“民九”指的是民国九年，即1920年。可见，袁振英就是在这时加入共产党的，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党员之一。曾经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袁振英为何突然加入共产党?他自己的解释是：“我之所以参加了共产党小组，就是在当时很少人提倡共产主义，假如我不负一份责任，对于主义的进展，更多一些妨碍。”
从1920年7月到12月，5个多月的时间里，袁振英异常忙碌。他不仅要担当《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栏目的主要编译者，还要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撰写稿件，此外还要为《俄文生活报》提供英文译稿，参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担任外国语学社的英语教师。这期间。他还曾赴武汉争取恽代英加入共产党组织。
12月，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聘请，陈独秀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俄共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决定随陈独秀一同到广州，与广东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由于他们二人都不懂粤语，急需一个懂粤语的人在身边充当翻译。袁振英是广东人，所以就成了最佳人选。随后，袁振英陪陈独秀、维经斯基来到广州，充当他们的粤语翻译。在广州时，袁振英帮助陈独秀创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所以当时许多人说，袁振英就是“陈独秀的手足”。
周恩来帮他安度晚年
1921年1月，袁振英接受孙中山之邀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即今天的广州广雅中学)校长一职。这时的袁振英只有27岁。
在广东省第一中学历任校长中，袁振英任职时间最短，仅仅几个月。虽然任职时间很短，但袁振英的名气却不小。他率先在学校招收女子捕班生，实行男女同校，在校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广雅中学校史上对此评价道：“是为该校有女生之始，亦开广东省中学男女同校之先声。”
同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此时的袁振英考取了庚子赔款官费留学，因忙于准备到法国里昂留学，也就没有参加中共一大。8月，袁振英离开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去法国，从此与共产党不再有组织上的任何联系，也对政治失去了以往的强烈兴趣。对于脱党原因，后来袁振英的解释是：因为“喜欢以一个学者的态度来研究，适应不了共产党严格的纪律”。
10月，袁振英偕妻子黄式坤抵达法国，就读于里昂中法大学博士院，妻子黄式坤也在该校学医。1924年8月，袁振英从法国留学回国，在广东大学担任教授。同年，周恩来也从法国回国，到设在广州的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与袁振英第一次见面是在1924年12月25日至29日的“广东反对基督教大同盟”组织的集会上，之前他们二人根本就不认识。北伐战争开始以后，袁振英曾到武汉担任武汉中央军校教官。与共产党员恽代英等人共事。在武汉时，他还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见过几次面。1926年至1927年间，袁振英的妻子黄式坤与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接触较多。当时邓颖超刚流产不久，身为妇女部医务所主事兼妇女训练班校医的黄式坤对她进行了细心的照顾，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袁振英与妻子黄式坤共生育了5个子女。新中困成立前后，袁振英曾一度失业在家长达两年。1951年1月16日，窘迫困顿中的袁振英给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一封求助信。周恩来接到信后，将它转给当时主政广东的叶剑英，请叶剑英解决袁振英信中提出的一些问题。1951年12月，袁振英正式到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级别是行政13级，也就是处长级。1953年，广东文史馆成立，袁振英被调到文史馆做馆员。1966年“文革”爆发后，袁振英因为历史上曾退出过共产党，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关进了牢房，还差点被判处死刑。危难中的袁振英又多次给周恩来写信，以寻求庇护。后来又是周恩来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才免于灭顶之灾。
晚年的袁振英是广东文史馆公认的“疯老头”。他平时很少与人交谈，每天匆忙地进进出出，腋下还常常挟着一大叠报纸。没事时，他喜欢一个人到广州烈士陵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静坐。1979年1月，袁振英因病在广州去世。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家人发现了一本小册子，上面记录的全部是人们怀念周恩来的天安门诗抄。
北京大学的高才生
1894年7月12日，袁振英出生于广东东莞县温塘村(今东莞市东城区温塘村)，字震瀛，号黄龙道人。袁家是东莞当地的名门望族。袁家先人中以明朝末年的军事家袁崇焕最为著名。东莞袁氏后人为袁崇焕建有祠庙“袁督师祠”。
袁振英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袁居敦是一个秀才，以教书为业。袁振英5岁就随父读书，混在大馆里免费旁听，学习写八股文。但幼年时代的袁振英却有着极强的反叛精神。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科举制而设立的私塾慢慢也关闭了。为了生存，袁振英的父亲决定到邻近的香港去谋生。这样，11岁的袁振英也跟着父亲一块儿到了香港。在香港，袁振英先后在英皇书院、皇仁书院读书，接受西式教育。1908年1月至1911年间，袁振英在英皇书院读书，刻苦补习学校开设的科目，很快成绩就出类拔萃了。1911年毕业会考时，他以全香港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当时的名校皇仁书院高中部。对此，袁振英曾回忆道：“在香江读英文的时候，英帝国主义英皇书院的校长和教员说我程度好，三个半年便升了三级。仍居第一名；三个半年升了五级，全香江会考，我又占了第一名，升到皇仁书院高中，三年免费!”
1915年6月，袁振英考取北京大学本科英文学门。北大档案馆中存有袁振英当年的成绩档案，并注明袁振英第二外语选修的是德语。经过3年的学习，袁振英于1918年7月毕业。据1918年7月9日的《北京大学日刊》记载：当年本科哲学门、国文门、英文学门应有毕业学生52人，除2人因成绩过差而留级，1人试卷未齐，2人主要科目不及格需补考外，共毕业学生47人。毕业生按3年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70分以上、60分以上分别定为甲、乙、丙三等，其中甲等毕业生13人，乙等毕业生28人，丙等毕业生6人。袁振英所在的英文学门毕业生总计12人，甲等2人、乙等8人、丙等2人，袁振英名列乙等的第二名。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当时，袁振英是北大二年级的学生。为培养学生研究的习惯和能方，北大相继设立了文科、理科、法科研究所，聘请学校教员，并在学生中聘请研究员。教员以演讲、讨论、指示参考书等方式，指导研究员进行选题研究。1917年12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的英文学门研究所教员及研究员名单，共有研究员8人，其中就有袁振英。此外，袁振英的研究兴趣广泛，国文门研究所曾连续三次召开小说科研究会，由北京大学教师周作人、刘半农演讲有关小说问题，袁振英虽不是国文门研究员，但三次均到会听讲，还把小说《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为自己研究的题目。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年后，为了整饬校风，于1918年1月中旬发起组织了“进德会”，与社会浊流作斗争，并面向全校师生招收会员。1月19日，袁振英加入“进德会”。“进德会”的会员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会员要求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要求于前三戒外，又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丙种会员要求于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1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公布第一批会员名单，甲种会员有李大钊等19人，乙种会员有蔡元培等9人，丙种会员有李石曾等2人。1月31日，《北京大学日刊》公布第七批会员29人，其中袁振英为最高规格的丙种会员。5月28日，“进德会”召开成立大会。此前，曾以通信的方式在职员、教师、学生中分别选举出“进德会”评议员、纠察员，选举傅斯年等16人为学生评议员，选举袁振英等31人为纠察员。袁振英得了43票，排名第13位。此外，还有24票选举袁振英为评议员，而当选评议员的16位学生中最后两人各得23票。后来，考虑到袁振英纠察方面得票较多，故当选为纠察员。由此可见袁振英在学生中的威信。
在学校管理上，作为学生的袁振英也大胆地提出了不少建议。后来，袁振英曾回忆说：“我曾写信给蔡元培先生。我反对考试制度、分数制度、文凭制度、学位制度等，只赞成做论文。当时北大三年预科，三年本科(法科、医科为四年)。我向他说：我二年可以学完三年的课程。这不是假话!因为我还有许多时间来学习其他各科，如德、法、日、拉丁文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所以后来我能够在各大学担任各种科目。”虽然蔡元培没有采纳袁振英的意见，但对袁振英倍加器重。
袁振英从北京大学毕业时，校长蔡元培曾建议他去法国勤工俭学，并代他向教育部申请了官费生的名额。因体质不佳，袁振英放弃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打算，回到老家广东，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教书，此后一直与蔡元培有书信往来。1928年，已经脱离共产党的袁振英被广东军阀陈济棠以“共产党重要嫌疑”的罪名拘押，险些丧命，后来多亏蔡元培出面保释才幸免于难。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袁振英得知后极为悲伤。后来，有人曾询问袁振英的女儿袁昌淑父亲一生中最尊敬的人是谁时，她毫不迟疑地说是蔡元培。
在《新青年》上发表译文和著作
1917年1月，陈独秀接受蔡元培的聘请，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职，《新青年》也由上海迁至北大。它的撰稿人也由原来以陈独秀的皖籍同道为主，逐步发展成以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沈尹默、周作人等北大专兼职教员为主的群体。当时正在北大读书的袁振英也积极为《新青年》撰稿，曾有两篇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一篇是译文，题目为《结婚与恋爱》，发表在1917年7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上；另外一篇题目为《易卜生传》，是袁振英在北大的毕业论文，发表在1918年6月15日发行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专号上。胡适还亲自为该文撰写了按语。
袁振英为何在《新青年》上发表《结婚与恋爱》这篇译文呢?这与袁振英在北大积极发起成立社团有关。袁振英早在香港皇仁书院读书时，就曾与同学组织“大同社”，极力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无家庭、无国家，提倡世界大同。在北大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袁振英与同学 黄凌霜等于1917年春发起组织了一个叫“实社”的社团组织。其宗旨依然是研究、宣传无政府主义。社员无国界、男女之别，无职员、社长等级，但从事政治生活人员不得加入。为此，他们还编辑出版了《实社自由录》，但仅仅出版了两辑。《实社自由录》第一辑中发表了袁振英3篇文章，其中就有《结姻与恋爱》，译自美国高曼女士的原著，其观点就是赞成和宣传无婚姻的恋爱，反对无恋爱的婚姻。实际上，《实社自由录》第一辑中发表的《结姻与恋爱》一文，与发表在《新青年》上题目为《结婚与恋爱》的是同一篇文章，只是略有改动而已。
曾与陈独秀发生冲突
袁振英与陈独秀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1917年的北大。一开始，陈独秀给袁振英留下的印象并不好。一向认真的袁振英对陈独秀的学术水准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袁振英后来曾经就此写道：陈独秀“根本不懂得教育为何物，绝对没有教育经验。听说陈独秀曾到过日本，但他读过什么书，得过什么文凭和学位，都没有人知道。他也没有什么专长，只会作些政论罢了”。要知道当时的陈独秀大名鼎鼎，连进士出身、留学德国的蔡元培聘请他去北大担任文科学长都是“三顾茅庐”，作为北大二年级学生的袁振英竟敢怀疑陈独秀的学历、学识，胆子的确是太大了。
事实上，陈独秀当年进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一职，其学历的的确确是校长蔡元培一手伪造的。陈独秀被蔡元培聘请到北大前，曾七次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早稻田大学等学校学习过，但都没有取得任何学历、学位。而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对所聘教师的学历、学位有着极高的要求。为了应付教育部，蔡元培在上报陈独秀的学历和经历时，只得采用伪造这一招，并亲自策划、亲自动手伪造，说陈独秀毕业于日本的东京大学，后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位。教育部在不知真相的情况下，很快就批复同意了由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请求。其实，蔡元培不仅伪造了陈独秀的学历，还伪造了陈独秀的履历：陈独秀只是芜湖安徽公学、安徽高等学校的倡办人之一，并没有当过校长，只是在安徽高等学校当过短期的教务长而已。
除了怀疑陈独秀的学历、履历外，袁振英对陈独秀聘任教师的一些做法也曾和他发生过冲突。当时，作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曾聘用一位刚从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任英文老师，而且教的还是英文学系的毕业班。这让身为班长的袁振英感到既吃惊又气愤。袁振英曾记述道：“我们中国国立北京大学是与日本帝国大学同级；我们中国的国立高等师范也是与日本的高等师范同级。中国高等师范毕业生进入北京大学还要从第一年级起读；日本高等师范毕业生如果要入北京大学也要从第一年级读起，因为中日两国常常也会交换教员和学生的。所以陈独秀任用一个日本高师的毕业生来教我们北京大学英文学系毕业班的英文，这简直是国家的一种耻辱。”当时，袁振英拉上副班长李季，直接去找陈独秀申诉，并声称：“假如不赶走那一个教员，我们只有不上课。”无奈之下，陈独秀只得顺从了袁振英等人的要求。不打不成交，从此，袁振英与陈独秀的交往开始多了起来。
中共最早的50多名党员之一
从北大毕业后，袁振英先到广东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任哲学教员。1919年1月，离开广东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到菲律宾组织、创办全菲律宾华侨工党，并负责编辑工党机关报《平民日报》。1920年2月回国后，担任《香港晨报》兼《新民国报》记者，7月辞职后前往上海。在上海，袁振英遇见了他北大时的老师陈独秀。
陈独秀推荐袁振英到俄文生活报报社工作，担任报社英语翻译。这份工作让没有固定收入的袁振英有了一份不菲的收入。《俄文生活报》于1919年9月21日创刊，1920年2月被苏俄以5000美元买断。此后，《俄文生活报》就成为一份有着充裕资金的布尔什维克报纸。该报社还是苏俄与共产国际在上海开展工作的秘密大本营。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里保存有袁振英的个人档案资料，资料中袁振英亲笔填写的是：“‘民九’参加上海和广州共产党小组。”“民九”指的是民国九年，即1920年。可见，袁振英就是在这时加入共产党的，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党员之一。曾经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袁振英为何突然加入共产党?他自己的解释是：“我之所以参加了共产党小组，就是在当时很少人提倡共产主义，假如我不负一份责任，对于主义的进展，更多一些妨碍。”
从1920年7月到12月，5个多月的时间里，袁振英异常忙碌。他不仅要担当《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栏目的主要编译者，还要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撰写稿件，此外还要为《俄文生活报》提供英文译稿，参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担任外国语学社的英语教师。这期间。他还曾赴武汉争取恽代英加入共产党组织。
12月，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聘请，陈独秀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俄共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决定随陈独秀一同到广州，与广东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由于他们二人都不懂粤语，急需一个懂粤语的人在身边充当翻译。袁振英是广东人，所以就成了最佳人选。随后，袁振英陪陈独秀、维经斯基来到广州，充当他们的粤语翻译。在广州时，袁振英帮助陈独秀创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所以当时许多人说，袁振英就是“陈独秀的手足”。
周恩来帮他安度晚年
1921年1月，袁振英接受孙中山之邀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即今天的广州广雅中学)校长一职。这时的袁振英只有27岁。
在广东省第一中学历任校长中，袁振英任职时间最短，仅仅几个月。虽然任职时间很短，但袁振英的名气却不小。他率先在学校招收女子捕班生，实行男女同校，在校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广雅中学校史上对此评价道：“是为该校有女生之始，亦开广东省中学男女同校之先声。”
同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此时的袁振英考取了庚子赔款官费留学，因忙于准备到法国里昂留学，也就没有参加中共一大。8月，袁振英离开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去法国，从此与共产党不再有组织上的任何联系，也对政治失去了以往的强烈兴趣。对于脱党原因，后来袁振英的解释是：因为“喜欢以一个学者的态度来研究，适应不了共产党严格的纪律”。
10月，袁振英偕妻子黄式坤抵达法国，就读于里昂中法大学博士院，妻子黄式坤也在该校学医。1924年8月，袁振英从法国留学回国，在广东大学担任教授。同年，周恩来也从法国回国，到设在广州的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与袁振英第一次见面是在1924年12月25日至29日的“广东反对基督教大同盟”组织的集会上，之前他们二人根本就不认识。北伐战争开始以后，袁振英曾到武汉担任武汉中央军校教官。与共产党员恽代英等人共事。在武汉时，他还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见过几次面。1926年至1927年间，袁振英的妻子黄式坤与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接触较多。当时邓颖超刚流产不久，身为妇女部医务所主事兼妇女训练班校医的黄式坤对她进行了细心的照顾，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袁振英与妻子黄式坤共生育了5个子女。新中困成立前后，袁振英曾一度失业在家长达两年。1951年1月16日，窘迫困顿中的袁振英给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一封求助信。周恩来接到信后，将它转给当时主政广东的叶剑英，请叶剑英解决袁振英信中提出的一些问题。1951年12月，袁振英正式到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级别是行政13级，也就是处长级。1953年，广东文史馆成立，袁振英被调到文史馆做馆员。1966年“文革”爆发后，袁振英因为历史上曾退出过共产党，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关进了牢房，还差点被判处死刑。危难中的袁振英又多次给周恩来写信，以寻求庇护。后来又是周恩来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才免于灭顶之灾。
晚年的袁振英是广东文史馆公认的“疯老头”。他平时很少与人交谈，每天匆忙地进进出出，腋下还常常挟着一大叠报纸。没事时，他喜欢一个人到广州烈士陵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静坐。1979年1月，袁振英因病在广州去世。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家人发现了一本小册子，上面记录的全部是人们怀念周恩来的天安门诗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