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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词：百年大计
中华民族代代人才辈出，时在当代也不例外。教育为人才培养之所，也是民族百年大计。如何使教育适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出培育新世纪的建设人才，是很多代表思考的问题。学校教育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青少年现代人格培养等教育领域里的经验与问题，收获和缺失，成为这个阳春三月里最冷静的思考和探究。
“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这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一个难题，在电影《天下无贼》里葛优半开玩笑地就做了回答——“人才”。但是我们把问题稍微变一下也许就不那么容易求解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老人逝世前，在病榻上向温总理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至今依然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在2010年两会期间，教育部曾公开回应钱学森之问，称将要进一步深入进行教育改革（以下简称教改），解决人才困境。2011年两会已至，作为教育改革试行第一年，教改势必会再次成为两会热议的话题，“人才”这个词将被再次炒热，究竟什么是人才，如何评价人才，如何选拔人才，这成为中国教育必须要求解的命题。
“人才之问”不好解
2010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人才规划发展纲要（2010——2020）》中对人才做了这样的解释：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其实在民间的理解中，还可以对此阐述稍加延伸——人才不仅是进行创造劳动和做出贡献的人，也包括有能力、有潜力进行创造性劳动但尚未对社会做出明显贡献的人，这部分主要是指正在进行知识储备的学生。如何评价人才呢？对于已经对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很好评价，但是对于那些有能力、有潜力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学生来说，贡献还未产生，对他们的评价也就成了难题。在某种意义上，高考的分数成了评价他们的唯一手段。
2010年的孙见坤事件，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在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测试中，来自陕西的学生孙见坤过关斩将，最终赢得了复旦多位国学、史学教授的赞誉和认可。然而在2010年高考中，孙见坤失利，距一本投档线差了6分，复旦大学8位教授联名建议破格录取，可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陕西省教委因孙见坤总分不够一本线，拒绝投档。复旦大学的校方领导与陕西教委几经交涉，但无果而终。最终孙见坤被投档到山西大学法学院，一个满怀国学梦想的年轻人不得不先研习法学来迂回自己的夙愿。我们不禁想问，孙见坤即使算不得国学天才，那他就一定是法学的人才吗？当享受自己期望的教育成为一种奢望，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的人才评价体系是不是出了问题？在所谓的文科状元、理科状元遍地的现实面前，钱老语重心长地提出“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该做何感想？高考，这个几乎能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走向的大考成了判断人才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标准下，学校一年又一年，一批又一批地培养出数量惊人、技巧卓绝的“应试奇才”。这就像一个钢性的螺母，每个学生都必须把自己打造成适合尺寸的螺丝，任何个性都有可能把你排斥在外。
人才评价是难解的结
目前我们的教育体系培养出的大多是应试型人才，当然教育部用另一种提法——知识型人才。学生的个性、爱好都在应试中被消磨殆尽，钱老先生说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里所说的是创造型人才。试想一个在应试教育中披荆斩棘、苦苦挣扎的学生，哪来的创造性？在调查中有网民提到：我的孩子有很多兴趣爱好，但是为了高考，都不得不放弃。
南方科技大学是一所新建的探索型大学，他们在创建之初就只钟情于高二学生。终身从事教育研究的校长朱清时说，“实际上高中课程到高二已经做完了，高三的这种复习旨在应试，容易破坏学生的想象力。”记得本刊曾刊出过一幅漫画：一个孩子指着天边奇姿异态的云彩尖叫着：妈妈你看，天上有一匹“马”。妈妈立即更正到：傻孩子，那只是云。对，正确答案只能是云，但孩子的想象力却在渐行渐远，“神马”都成为“浮云”。
当分数这个钢性评价标准不可撼动的时候，孩子们只能按着这样的标准去打造自己，任何挑战标准的行为，都可能是危险的。2010年教育部提出创新型人才培养体制，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教育改革，不在于表态，而在于行动，行胜于言。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关于教改的表态，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比如，早在1987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就已经提出推进素质教育的概念，现在已经时过二十多年，素质教育在哪里？”
龚自珍有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想这句诗放在当下，成了国民面对教育体制发出的呐喊。但是如何不拘一格？说易行难。2011年作为教育改革试行第一年，应该说在“不拘一格”上有所尝试，2月中旬，由北京大学等13所高校组织的“北约”联考，清华大学等7所高校组织的“华约”联考相继进行。考试题目看似怪状频出，却体现了这些学校对人才的独特理解。虽然联考这个新生事物眼下受到各种诟病，但是做为人才评价体制的改革，它的功总有一天会大于过。熊丙奇认为：“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特长都能得到关注。这样的评价标准，会倡导个性教育，从而使学校教育富有特色，不再千校一面，而每一个学生也都会学习、会思考、会创造，有自己鲜明的个性。打破了分数单一标准，也就没有分数这个‘格’的问题了。”
自主与公正的纠结
对于高校来说，招生自主权越大，学校人才招收的特色也就越鲜明。那些过去被认为是“偏才”、“怪才”的学生，也就越有可能接受适合的教育。联考自主招生是旨在脱离高考大一统模式的尝试，它向个性化评价制度迈进一步。熊丙奇认为，“在多元评价体系中，是不存在“偏才”、“怪才”之说的，因为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个性化的评价。我国现在之所以有偏才说，是因为评价标准太单一，相对于全科分数高的学生，某科不行，或者只有一科突出的学生就成了“偏才”，可对于这些“偏才”来说，那些只是分数高，却无创造力、想象力的学生，是不是也是“偏才”呢？我国的人才评价体系，不是要消除对偏才的偏见，而是要根本消除偏才这种落伍的概念。”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也曾提出，应当提倡专业性评价。教育部表示，未来要进一步完善招生录取办法，今后高考的成绩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要把高中阶段的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如何参考，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其实在联考出现之前，也有针对特殊学生的优待政策，这就是高考加分制度，能够加分的项目包括三好学生、艺术体育特长、见义勇为、军烈后代等诸多方面，这原本是为了推进多元化录取而采取的策略，却在近些年饱受诟病。2011年两会前的一项调查中显示，有64%的人认为应该取消所有加分项目。在去年两会期间的调查也有77.9%的人认为应该回归“裸考”。人们认为“裸考”是去除了一切附加成分的纯粹竞争，是绝对的公平，而所有加分项目，都可能有人为成分或者权钱交易等不公现象。
这其实是学生和家长对招生单位的公信力丧失信心的一种表现，并不是加分制度不好，而是考生和家长对操作的公平性、透明度有质疑。这殃及到了时下的联考，由于名牌大学实行自主招生，很多人担心会有内部关系、暗箱操作。招生单位公信力的丧失更直接殃及到人才评价体系的改革，越自主、越个性、越多元，越容易产生不公。熊丙奇表示，“评价学生的分数单一标准以及社会的‘学历情结’，严重影响我国教育的健康发展。对于考生，更合适的评价体系，应该是多元评价，关注学生的个性、特长与兴趣；对于毕业生，也应打破学历至上的用人观，同时给人才多元的成才选择。但是，要实行多元评价，必须建立起学校的自主招生体系，而这又牵涉到评价的公平公正问题。这是一个令公众十分纠结的问题，普遍认为当前按照分数高低评价人才的体系，是最不坏的制度，能保证基本的公平，而实际上，人才多元评价的公平，必须通过深入教育改革来进行。”
人才评价需立体多元
有人曾戏言：中国高校是唯一一个可以不对自己的“产品”负责的机构。那么能否让它对自己的“产品”负起责任呢？可以对高校“去行政化”，进行放权，扩大高校的自主招生尺度。熊丙奇说：“所有教育改革的核心，就是行政放权，教育要回归自己的本位，按教育规律办学，在这种办学环境中，不用其他人给学校设定某种人才评价标准，他们会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教育方式和评价体系。”
但高校需对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负责，甚至可以建立一个“消协”，哪个毕业生出了问题，用人单位可以直接投诉高校。在过去学生毕业以后和学校就没有多大关系了，在未来的教育体系中，可以对高校毕业生进行长期跟踪管理，一个毕业生是不是真的成了栋梁之才，他为社会做出了多少贡献，缴纳了多少税收，都登记在学校的记录上，以此来对一个高校的教育进行综合考评。这样，在高校招生之初，就会自觉把关，杜绝不公正现象了。所以，人才评价体系的革新，必须有新的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应运而生。
在未来教育中，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多元、立体，同时又公平公正的人才评价体系。教育的力量在于发掘不同人的不同潜能，而不是量化生产统一标准的“知识储备机器”。曾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扬州大学将于2011年开始，将“感恩”加入在校生的年度测评中，虽然这种做法受到诸多质疑，但至少他们在意识到，人才应该是立体的，忠孝仁义为“人”，术业精进为“才”。
【后记】
有时候觉得困惑。一个想让自己有点用，希望为社会做点贡献的人，为了能接受到自己希望的教育要舍生忘死，争得头破血流，甚至还可能“求之而不可得。”如果上个世纪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人人有饭吃”，那么这个世纪我们面对的问题应该是“人人有书读”，而且，还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本书。两会将至，教育改革的问题会再次被代表们关注，我们有理由相信，适合我们自己的那本书，已经翻开了第一页。
教育的力量在于发掘不同人的不同潜能，而不是量化生产统一标准的“知识储备机器”。
中华民族代代人才辈出，时在当代也不例外。教育为人才培养之所，也是民族百年大计。如何使教育适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出培育新世纪的建设人才，是很多代表思考的问题。学校教育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青少年现代人格培养等教育领域里的经验与问题，收获和缺失，成为这个阳春三月里最冷静的思考和探究。
“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这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一个难题，在电影《天下无贼》里葛优半开玩笑地就做了回答——“人才”。但是我们把问题稍微变一下也许就不那么容易求解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老人逝世前，在病榻上向温总理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至今依然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在2010年两会期间，教育部曾公开回应钱学森之问，称将要进一步深入进行教育改革（以下简称教改），解决人才困境。2011年两会已至，作为教育改革试行第一年，教改势必会再次成为两会热议的话题，“人才”这个词将被再次炒热，究竟什么是人才，如何评价人才，如何选拔人才，这成为中国教育必须要求解的命题。
“人才之问”不好解
2010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人才规划发展纲要（2010——2020）》中对人才做了这样的解释：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其实在民间的理解中，还可以对此阐述稍加延伸——人才不仅是进行创造劳动和做出贡献的人，也包括有能力、有潜力进行创造性劳动但尚未对社会做出明显贡献的人，这部分主要是指正在进行知识储备的学生。如何评价人才呢？对于已经对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很好评价，但是对于那些有能力、有潜力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学生来说，贡献还未产生，对他们的评价也就成了难题。在某种意义上，高考的分数成了评价他们的唯一手段。
2010年的孙见坤事件，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在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测试中，来自陕西的学生孙见坤过关斩将，最终赢得了复旦多位国学、史学教授的赞誉和认可。然而在2010年高考中，孙见坤失利，距一本投档线差了6分，复旦大学8位教授联名建议破格录取，可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陕西省教委因孙见坤总分不够一本线，拒绝投档。复旦大学的校方领导与陕西教委几经交涉，但无果而终。最终孙见坤被投档到山西大学法学院，一个满怀国学梦想的年轻人不得不先研习法学来迂回自己的夙愿。我们不禁想问，孙见坤即使算不得国学天才，那他就一定是法学的人才吗？当享受自己期望的教育成为一种奢望，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的人才评价体系是不是出了问题？在所谓的文科状元、理科状元遍地的现实面前，钱老语重心长地提出“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该做何感想？高考，这个几乎能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走向的大考成了判断人才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标准下，学校一年又一年，一批又一批地培养出数量惊人、技巧卓绝的“应试奇才”。这就像一个钢性的螺母，每个学生都必须把自己打造成适合尺寸的螺丝，任何个性都有可能把你排斥在外。
人才评价是难解的结
目前我们的教育体系培养出的大多是应试型人才，当然教育部用另一种提法——知识型人才。学生的个性、爱好都在应试中被消磨殆尽，钱老先生说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里所说的是创造型人才。试想一个在应试教育中披荆斩棘、苦苦挣扎的学生，哪来的创造性？在调查中有网民提到：我的孩子有很多兴趣爱好，但是为了高考，都不得不放弃。
南方科技大学是一所新建的探索型大学，他们在创建之初就只钟情于高二学生。终身从事教育研究的校长朱清时说，“实际上高中课程到高二已经做完了，高三的这种复习旨在应试，容易破坏学生的想象力。”记得本刊曾刊出过一幅漫画：一个孩子指着天边奇姿异态的云彩尖叫着：妈妈你看，天上有一匹“马”。妈妈立即更正到：傻孩子，那只是云。对，正确答案只能是云，但孩子的想象力却在渐行渐远，“神马”都成为“浮云”。
当分数这个钢性评价标准不可撼动的时候，孩子们只能按着这样的标准去打造自己，任何挑战标准的行为，都可能是危险的。2010年教育部提出创新型人才培养体制，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教育改革，不在于表态，而在于行动，行胜于言。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关于教改的表态，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比如，早在1987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就已经提出推进素质教育的概念，现在已经时过二十多年，素质教育在哪里？”
龚自珍有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想这句诗放在当下，成了国民面对教育体制发出的呐喊。但是如何不拘一格？说易行难。2011年作为教育改革试行第一年，应该说在“不拘一格”上有所尝试，2月中旬，由北京大学等13所高校组织的“北约”联考，清华大学等7所高校组织的“华约”联考相继进行。考试题目看似怪状频出，却体现了这些学校对人才的独特理解。虽然联考这个新生事物眼下受到各种诟病，但是做为人才评价体制的改革，它的功总有一天会大于过。熊丙奇认为：“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特长都能得到关注。这样的评价标准，会倡导个性教育，从而使学校教育富有特色，不再千校一面，而每一个学生也都会学习、会思考、会创造，有自己鲜明的个性。打破了分数单一标准，也就没有分数这个‘格’的问题了。”
自主与公正的纠结
对于高校来说，招生自主权越大，学校人才招收的特色也就越鲜明。那些过去被认为是“偏才”、“怪才”的学生，也就越有可能接受适合的教育。联考自主招生是旨在脱离高考大一统模式的尝试，它向个性化评价制度迈进一步。熊丙奇认为，“在多元评价体系中，是不存在“偏才”、“怪才”之说的，因为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个性化的评价。我国现在之所以有偏才说，是因为评价标准太单一，相对于全科分数高的学生，某科不行，或者只有一科突出的学生就成了“偏才”，可对于这些“偏才”来说，那些只是分数高，却无创造力、想象力的学生，是不是也是“偏才”呢？我国的人才评价体系，不是要消除对偏才的偏见，而是要根本消除偏才这种落伍的概念。”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也曾提出，应当提倡专业性评价。教育部表示，未来要进一步完善招生录取办法，今后高考的成绩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要把高中阶段的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如何参考，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其实在联考出现之前，也有针对特殊学生的优待政策，这就是高考加分制度，能够加分的项目包括三好学生、艺术体育特长、见义勇为、军烈后代等诸多方面，这原本是为了推进多元化录取而采取的策略，却在近些年饱受诟病。2011年两会前的一项调查中显示，有64%的人认为应该取消所有加分项目。在去年两会期间的调查也有77.9%的人认为应该回归“裸考”。人们认为“裸考”是去除了一切附加成分的纯粹竞争，是绝对的公平，而所有加分项目，都可能有人为成分或者权钱交易等不公现象。
这其实是学生和家长对招生单位的公信力丧失信心的一种表现，并不是加分制度不好，而是考生和家长对操作的公平性、透明度有质疑。这殃及到了时下的联考，由于名牌大学实行自主招生，很多人担心会有内部关系、暗箱操作。招生单位公信力的丧失更直接殃及到人才评价体系的改革，越自主、越个性、越多元，越容易产生不公。熊丙奇表示，“评价学生的分数单一标准以及社会的‘学历情结’，严重影响我国教育的健康发展。对于考生，更合适的评价体系，应该是多元评价，关注学生的个性、特长与兴趣；对于毕业生，也应打破学历至上的用人观，同时给人才多元的成才选择。但是，要实行多元评价，必须建立起学校的自主招生体系，而这又牵涉到评价的公平公正问题。这是一个令公众十分纠结的问题，普遍认为当前按照分数高低评价人才的体系，是最不坏的制度，能保证基本的公平，而实际上，人才多元评价的公平，必须通过深入教育改革来进行。”
人才评价需立体多元
有人曾戏言：中国高校是唯一一个可以不对自己的“产品”负责的机构。那么能否让它对自己的“产品”负起责任呢？可以对高校“去行政化”，进行放权，扩大高校的自主招生尺度。熊丙奇说：“所有教育改革的核心，就是行政放权，教育要回归自己的本位，按教育规律办学，在这种办学环境中，不用其他人给学校设定某种人才评价标准，他们会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教育方式和评价体系。”
但高校需对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负责，甚至可以建立一个“消协”，哪个毕业生出了问题，用人单位可以直接投诉高校。在过去学生毕业以后和学校就没有多大关系了，在未来的教育体系中，可以对高校毕业生进行长期跟踪管理，一个毕业生是不是真的成了栋梁之才，他为社会做出了多少贡献，缴纳了多少税收，都登记在学校的记录上，以此来对一个高校的教育进行综合考评。这样，在高校招生之初，就会自觉把关，杜绝不公正现象了。所以，人才评价体系的革新，必须有新的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应运而生。
在未来教育中，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多元、立体，同时又公平公正的人才评价体系。教育的力量在于发掘不同人的不同潜能，而不是量化生产统一标准的“知识储备机器”。曾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扬州大学将于2011年开始，将“感恩”加入在校生的年度测评中，虽然这种做法受到诸多质疑，但至少他们在意识到，人才应该是立体的，忠孝仁义为“人”，术业精进为“才”。
【后记】
有时候觉得困惑。一个想让自己有点用，希望为社会做点贡献的人，为了能接受到自己希望的教育要舍生忘死，争得头破血流，甚至还可能“求之而不可得。”如果上个世纪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人人有饭吃”，那么这个世纪我们面对的问题应该是“人人有书读”，而且，还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本书。两会将至，教育改革的问题会再次被代表们关注，我们有理由相信，适合我们自己的那本书，已经翻开了第一页。
教育的力量在于发掘不同人的不同潜能，而不是量化生产统一标准的“知识储备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