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得克服很多因素的干扰来写这篇东西：首先是我多年来对张楚的服气、警惕、“敌意”、嫉妒，其次是乔迁后环境改变导致的写作不适症。
所以显而易见我会有多么审慎。七部中篇小说，按照通常的阅读速度，顶多一个或两个白天就可读完，但我读了七天。最后一天是早上八点多，在露台上，初秋凉风习习，神气俱爽。我站起来打量着小区外面光洁干净的青年南路，上面跑着的车辆，远近颜色不一的楼房，感觉到我过去对城市的打量是多么浮掠，而我自诩是一个写都市的小说家。烟台是一个小城，张楚生活的滦南县也是一个小城，2010年冬天我在那小城有点灰突突的街道上走着的时候，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因为一本集子而想起它来。那个时候我曾跟弋舟谈论过张楚是不是应该到更大一些的城市去，比如北京。我记得我们达成的一致的意见是，或许这个小城与张楚极为契合，假如离开，张楚就不是张楚了。老实说，虽然结论如此，在我内心里却没有足够的凭据支持这个结论。现在我得说，我有凭据了，就是这本《七根孔雀羽毛》。这本以同名中篇为书名的集子里恰巧收录了七部中篇，我看到腰封上有一句这样的话——七根孔雀羽毛，七则日常而艳异的故事，为你打开一个沉默的世界。做书的人注意到了“七”这个数字的巧合，并小小地做了这样一点小文章，这可爱的小狡黠，多少削减了腰封文字固有的那种让人发笑的口号感。并且老实说，这句话无意中蕴藏了一种智慧的机锋：羽毛是轻的，恰如张楚一贯的那种轻盈的小叙事；但整本书却是重的，那是张楚砸给浮躁的文学界的一只拳头。
在我印象中，张楚和滦南小城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他游刃有余地对付着那个地方。在《七根孔雀羽毛中》，小城是一个名叫桃源县或桃源镇的地方，多数是桃源县。当然我知道，它们都代表了滦南。在七部中篇里，我看到张楚对小城进行了那么绵密细致的描摹，触角延伸得无所不至，正如他在《七根孔雀羽毛》中借主人公之口所说：既然我从生下来就很少离开这个县城，那么，我很有必要熟悉它的每条毛细血管。他写粮油店、红灯区、冷饮店、商贸城、集市，写开马自达、丰田、悍马、路虎、奥迪、松花江、长城皮卡、三轮车、手扶拖拉机的人，那些人是做小本生意的、卖水暖配件或圣像复合地板的、医生、生产钢锹的、裁缝、鞋匠、煤矿工人、大象管理员、泥瓦匠、赶集卖衣服卖鞭子的小商贩、小学老师、打井队技术员、警察、大学女生、再障性贫血患者、石油公司工人、开自行车修理铺的、在国地税工商局银行建设局环保局等行政口谋职的人。有段时间好像张楚是骑自行车的——所以我猜想，张楚没事干了就骑着辆自行车，在滦南县城里乱转，或者跟三教九流的朋友豪饮。他是一个矛盾的人，有时看着极其内秀，但在喝酒和唱歌这两件事上却极其爷们儿。言归正传，我所认识的同龄作家中，在描摹周遭环境的功力上，没人比得过张楚。是我们不想这么干吗？我们不知道真正有恒久力的小说就应该顺着这样的路子走吗？一定不是。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不够张楚那么明晰和执著。我们漂浮，顾盼，总在瞅着风向标。在读这本集子的过程中，我数度想到过这样几本书：《十一种孤独》《都柏林人》《小城畸人》《奥丽芙·基特里奇》。我之所以那么自然地想到这几本书，一定说明这本集子在我的释读里感到与它们具备某种同类的气味：耶茨、乔伊斯、舍伍德·安德森、伊丽莎白·斯特劳斯描摹的都是一些普通人的生活截面中那些孤独苦闷和绝望的部分，在这方面，《七根孔雀羽毛》毫无疑问也做到了，它在描摹截面感、片刻感、游离感、孤独感上是很见功力的。但你要是说张楚仅仅想表达这些，那就错了。他更多还写活了许多的小温情、小市侩、小愚蠢、小可怜。可以这样说：我上述罗列的那四本书比较清冷一些，而张楚的这本集子则比较烟火一些。当然，我做这样的比较并无任何意思，清冷自有清冷的韵致，烟火自有烟火的切实，这中间含有大的文化习俗的差异。其实我尤为喜爱《小城畸人》，但很难想象中国作家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并很难想象一个中国作家写出这样一部作品会走俏。所以我一直认为阅读西方文学必须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前提，移花接木是愚蠢的。在这一点上，张楚是极其聪慧的，其实他花在阅读西方文学上的工夫并不少。无疑，张楚写出了一系列属于他个人的、真正原创的都柏林人和小城畸人。我手里还有一本张楚的《刹那记》，可以看到，从2002年的《曲别针》《长发》，2003年的《蜂房》，到近年频频被转载的《七根孔雀羽毛》《夏朗的望远镜》《小情事》，十年了，张楚是如何地在坚持。在我们这批同龄作家中，张楚算是一个跳脱的人，他坚持回避故事，他的创作量不是很多。在我们被代际和环境而带来的失落感所裹挟并不幸中招，群起而朝着某些显然背离文学原旨的方向一窝蜂跑去时，张楚没那么做。他一贯地保持着这种精致讲究的叙事，作品的数量谈不上丰硕，却篇篇珠玑。我纳闷他何以能如此冷静，同时又毫不怀疑，他会一直这样写下去，任何风向都不足以左右他，让他摇摆。
既然如此，那么，我想这样说：张楚的小说是有时代感的，他为这个无料可写的文学时代沉默地在做着他自己的贡献。在阅读集子的过程中，我脆弱的神经数度被某些熟悉而又陌生、遥远而又从未走远的事物所击中：王洁实和谢莉斯的《脚印》、“歌德歌德”响着的缝纫机、《中学生作文词典》《少年文艺》、啪啪转着按钮的黑白电视机、台剧《八月桂花香》、掉链子的自行车、万利达VCD、小说《林海雪原》、电影《少林寺》《三打白骨精》《春苗》、山里红罐头、红钢笔水写的分手信、王伯昭和赵静主演的《笔中情》、肉联厂、纺纱女工、红色的水塔、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和《梦醒时分》、凤飞飞的《追梦人》、齐豫的《九月的高跟鞋》、席慕容和汪国真、《越狱》里的狐狸河监狱、李宇春、凉粉和玉米……我想说，只有七零初出生的人，才会把这样一些事物从小说里搜检出来，为之怀念、为之唏嘘。就连《越狱》和李宇春，虽然它们是新世纪以后的大众娱乐产物，我都觉得它们是属于七零初这批人的。由此要说到我开头提到过的“敌意”，如今说来是这么让人由衷地开心——2005年在某个文学论坛上，我因为贬张（张靓颖）挺李（李宇春），而跟张楚发生过不甚愉快的交锋，当然，他是因为挺张靓颖而与我交锋。那个时候的张楚表现出来的那股子执拗的粉丝劲儿，特别像一个大男孩。我记得为此王棵还在中间为我们调停过。言归正传，我认识的同龄作家中，能在其小说里找到对时代小细部如此不吝笔墨深情描摹的，真的没人比得过张楚。这完全是独居一隅的另一种形式的时光感的呈现，最为幽微、最为有效和动人。读张楚的小说让我喜悦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此：无论在何种场合，我始终坚持七零后在这个无料可写的文学时代，恰恰是有着最不可磨灭的贡献的，这贡献就在于对当下的看似无利而为的描摹。而且我坚信这种贡献是和时间的逝去成反比的，时间愈是消逝下去，这种贡献愈是显现。否则的话，何以解释那些烙刻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痕迹的事物，为何会如此地打动我……前段时间和弋舟在一起聊天时谈到这个话题，他用了这样一个词：填坑。我是那么喜爱这个词。其实，不仅弋舟，在我们这代七零后所有人看来都是这样：我们似乎一直在默默地为文学干着填坑的事。但面对张楚这样的一本集子，我们同时又应该感觉到：填坑是美好的。总有一天，人们会注意到我们填得是多么勤勉而实在。 但我反对归类。依稀记得有人曾经把张楚的小说归为现实主义，我想，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分类，大抵正缘于张楚那朴素而耐心的描摹、回避故事的精致叙事。就算凭据缘于其它，我都认为这样归类让人发笑。张楚缺乏智慧吗？绝不。如果你在读过《刹那记》等充满旧事斑驳影子的小说之后，就认为张楚永远只会这样写，那就未免偏颇了。在《夏朗的望远镜》中，我们会看到张楚是如何地在展现他试图突破惯有套路的“设置”或说“筹谋”。夏朗在庸常的生活中居然认识了一个来自于水母星云一颗小行星上的外星人，他们之间的感情和你我他之间任何的婚外感情并无什么不同。在一多半的篇幅中，张楚仍沉湎于他惯常的细碎叙事，夏朗沉闷不甘而又日复一日的生活，简直和张楚的叙事保持着相当一致的格调。因此，当陈桂芬告诉夏朗她是外星人的时候，我们虽然已从某些迹象中寻到了可以佐证此言并非谎言的端倪，奇妙的感觉却出现了：我们甚至觉得陈桂芬是外星人这很正常，她从水母星云中脱身来到地球上很正常，她和夏朗恋爱一场很正常，她最后乘类似飞碟的东西消失不见也很正常。为什么会这样？明明是一个关乎大胆想象的小说，我们读来却觉得很正常？我想，这就是张楚的“筹谋”。他高明，即便在写一个大胆想象的小说，仍坚持绝不离开现实的土壤。他把想象搓揉进现实感十足的叙事方式之中——就这么简单，然而旁人若来写，就不一定会写出这种感觉来。马拉有一个短篇小说《身体咒》，名叫李坦的主人公身体出现了奇异的现象：他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可以再生。这个小说也有着和《夏朗的望远镜》类似的完成效果，只是马拉的叙事节奏更趋快一些，叙事感觉多一些无厘头的意味，这是和《夏朗的望远镜》不同之处；还有另外一个小说，刘荣书的《父亲的捕鱼船》相当棒。父亲最后把捕鱼船开到了天上，消失不见了。然后，天上下起了鱼雨。这个小说令我念念不忘的原因，并非荣书虚构的故事多么特别——众所周知，当下是一个最不乏虚构的文学时代——而是因为他虚构故事却又奇妙地压制了故事。他压制故事的手法也并无特别之处，却让你觉得，捕鱼船开到天上去是正常的；王威廉《倒立生活》也是如此，他保持着不疾不徐的语速一路把小说写下来，似乎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你觉得，人完全可以把床掉过来，用钉子钉到天花板上去。如此看来，所谓的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哪里有什么明确的界限？小说只有好与不好的区分。老实说，我嫉妒张楚写出了《夏朗的望远镜》这样的小说。如果换了我写，那一定是要写成悬疑小说的。
最后说说张楚这个人。最早我们因为玉米和凉粉而互有“敌意”的时候，我没想到有一天会给他写这么一篇东西。这篇东西无法贴上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标签——我本来想写一篇书评，现在发现它完全不是书评，当然也完全不是印象记。当年我知道他深得这个领域里的很多话语者厚爱，又有过交锋，所以天然就把他排除在我的朋友之外。但我敬重他的小说及他对小说的态度。2010年我在鲁院，四个月，我们竟鬼使神差地在或大或小的场合见了三次。第一次我们为了消除拘谨竟然提到了因为玉米和凉粉而交锋的旧事；最后一次，在KTV里，这个大男孩听到我和弋舟合唱的《北京，北京》之后，过来抱住我们，差点掉出眼泪来。他唱了一首《离歌》，棒极了的嗓音让我嫉妒得不行。他是一个能喝酒能抽烟能唱歌的人，穿着牛仔裤席地而坐，这些都是他的粗犷；而他开口时腔调居然是大男孩般的，那么纯净，并且你毫不怀疑他会保持这种腔调到成为一个老头。张楚还是一个疯狂的人，不必列举他在多部小说中提到过宇宙、星云等等这些大而无当的东西，仅仅《夏朗的望远镜》，就足以让我们窥见他的疯狂。这疯狂包含着他作为男性对宇宙天然的好奇、作为一个敏感的人时时会有的对现世的不安、作为作家必有的大胆的欲一跃冲天的想象、作为一个到老都有些天真气质的人不会泯灭的对亲近不可知事物的美好愿望。但同时我坚信，他患有一定程度的宇宙恐惧症。什么样的作家会患有这么巨大的恐惧症？想想就行了。我经常想，我怕黑夜，怕蛇，怕臆想和梦中的鬼魂。我喜欢看《危机边缘》等关于平行世界的美剧，但我就是没有将恐惧提升到宇宙那样的高度。如果有一天我抛开这些，转而去怕宇宙，那将是多么厉害的一件事。真的，对一个作家来说，内心疯狂极其可贵。我看到他在至少两部小说里提到断指这一行为，这足可说明我的看法。总之，张楚长得高大，但他一开口会让人感到有一种柔弱之美，这些表象下面还深藏着疯狂。这些气质我们都容易窥见，大抵是因为同类的缘故。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张楚有那么多看似很谈得来的同类朋友，可如果撇开张楚，他这些朋友们又有些是一辈子都不会主动互相搭讪的。所以有时我又疑惑，张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伙？总之，就是这样。在这个特殊的七零后群体中，我们各个不同。但我们能很容易地从任何一个身上找到和自己相似的地方。我一度认为王棵和张楚某些地方很像，但他们其它地方又那么有天壤之别。现在，想起张楚，就会想起滦南，想起那个灰突突的早上滦南给我的感觉，还有张楚把我们送到大巴车上时，又返身回去买饮料那一路狂跑的样子，穿着他那招牌风衣。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人，平日不多联系，偶尔想起，总有某些扯着筋骨的温暖或疼漾上来。
相信读过《七根孔雀羽毛》的很多同行，想起张楚，都会把他跟小城联系起来。是小城给张楚以意义，还是张楚给小城以意义，已经不容易分辨了。很多命运在小城上演，然后都走到张楚的小说里来。就像穿越密林抵达城堡的那些人，他们有各自的命运，卡尔维诺摊开七十八张塔罗纸牌，向人们描摹他观察到的那些命运。
所以显而易见我会有多么审慎。七部中篇小说，按照通常的阅读速度，顶多一个或两个白天就可读完，但我读了七天。最后一天是早上八点多，在露台上，初秋凉风习习，神气俱爽。我站起来打量着小区外面光洁干净的青年南路，上面跑着的车辆，远近颜色不一的楼房，感觉到我过去对城市的打量是多么浮掠，而我自诩是一个写都市的小说家。烟台是一个小城，张楚生活的滦南县也是一个小城，2010年冬天我在那小城有点灰突突的街道上走着的时候，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因为一本集子而想起它来。那个时候我曾跟弋舟谈论过张楚是不是应该到更大一些的城市去，比如北京。我记得我们达成的一致的意见是，或许这个小城与张楚极为契合，假如离开，张楚就不是张楚了。老实说，虽然结论如此，在我内心里却没有足够的凭据支持这个结论。现在我得说，我有凭据了，就是这本《七根孔雀羽毛》。这本以同名中篇为书名的集子里恰巧收录了七部中篇，我看到腰封上有一句这样的话——七根孔雀羽毛，七则日常而艳异的故事，为你打开一个沉默的世界。做书的人注意到了“七”这个数字的巧合，并小小地做了这样一点小文章，这可爱的小狡黠，多少削减了腰封文字固有的那种让人发笑的口号感。并且老实说，这句话无意中蕴藏了一种智慧的机锋：羽毛是轻的，恰如张楚一贯的那种轻盈的小叙事；但整本书却是重的，那是张楚砸给浮躁的文学界的一只拳头。
在我印象中，张楚和滦南小城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他游刃有余地对付着那个地方。在《七根孔雀羽毛中》，小城是一个名叫桃源县或桃源镇的地方，多数是桃源县。当然我知道，它们都代表了滦南。在七部中篇里，我看到张楚对小城进行了那么绵密细致的描摹，触角延伸得无所不至，正如他在《七根孔雀羽毛》中借主人公之口所说：既然我从生下来就很少离开这个县城，那么，我很有必要熟悉它的每条毛细血管。他写粮油店、红灯区、冷饮店、商贸城、集市，写开马自达、丰田、悍马、路虎、奥迪、松花江、长城皮卡、三轮车、手扶拖拉机的人，那些人是做小本生意的、卖水暖配件或圣像复合地板的、医生、生产钢锹的、裁缝、鞋匠、煤矿工人、大象管理员、泥瓦匠、赶集卖衣服卖鞭子的小商贩、小学老师、打井队技术员、警察、大学女生、再障性贫血患者、石油公司工人、开自行车修理铺的、在国地税工商局银行建设局环保局等行政口谋职的人。有段时间好像张楚是骑自行车的——所以我猜想，张楚没事干了就骑着辆自行车，在滦南县城里乱转，或者跟三教九流的朋友豪饮。他是一个矛盾的人，有时看着极其内秀，但在喝酒和唱歌这两件事上却极其爷们儿。言归正传，我所认识的同龄作家中，在描摹周遭环境的功力上，没人比得过张楚。是我们不想这么干吗？我们不知道真正有恒久力的小说就应该顺着这样的路子走吗？一定不是。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不够张楚那么明晰和执著。我们漂浮，顾盼，总在瞅着风向标。在读这本集子的过程中，我数度想到过这样几本书：《十一种孤独》《都柏林人》《小城畸人》《奥丽芙·基特里奇》。我之所以那么自然地想到这几本书，一定说明这本集子在我的释读里感到与它们具备某种同类的气味：耶茨、乔伊斯、舍伍德·安德森、伊丽莎白·斯特劳斯描摹的都是一些普通人的生活截面中那些孤独苦闷和绝望的部分，在这方面，《七根孔雀羽毛》毫无疑问也做到了，它在描摹截面感、片刻感、游离感、孤独感上是很见功力的。但你要是说张楚仅仅想表达这些，那就错了。他更多还写活了许多的小温情、小市侩、小愚蠢、小可怜。可以这样说：我上述罗列的那四本书比较清冷一些，而张楚的这本集子则比较烟火一些。当然，我做这样的比较并无任何意思，清冷自有清冷的韵致，烟火自有烟火的切实，这中间含有大的文化习俗的差异。其实我尤为喜爱《小城畸人》，但很难想象中国作家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并很难想象一个中国作家写出这样一部作品会走俏。所以我一直认为阅读西方文学必须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前提，移花接木是愚蠢的。在这一点上，张楚是极其聪慧的，其实他花在阅读西方文学上的工夫并不少。无疑，张楚写出了一系列属于他个人的、真正原创的都柏林人和小城畸人。我手里还有一本张楚的《刹那记》，可以看到，从2002年的《曲别针》《长发》，2003年的《蜂房》，到近年频频被转载的《七根孔雀羽毛》《夏朗的望远镜》《小情事》，十年了，张楚是如何地在坚持。在我们这批同龄作家中，张楚算是一个跳脱的人，他坚持回避故事，他的创作量不是很多。在我们被代际和环境而带来的失落感所裹挟并不幸中招，群起而朝着某些显然背离文学原旨的方向一窝蜂跑去时，张楚没那么做。他一贯地保持着这种精致讲究的叙事，作品的数量谈不上丰硕，却篇篇珠玑。我纳闷他何以能如此冷静，同时又毫不怀疑，他会一直这样写下去，任何风向都不足以左右他，让他摇摆。
既然如此，那么，我想这样说：张楚的小说是有时代感的，他为这个无料可写的文学时代沉默地在做着他自己的贡献。在阅读集子的过程中，我脆弱的神经数度被某些熟悉而又陌生、遥远而又从未走远的事物所击中：王洁实和谢莉斯的《脚印》、“歌德歌德”响着的缝纫机、《中学生作文词典》《少年文艺》、啪啪转着按钮的黑白电视机、台剧《八月桂花香》、掉链子的自行车、万利达VCD、小说《林海雪原》、电影《少林寺》《三打白骨精》《春苗》、山里红罐头、红钢笔水写的分手信、王伯昭和赵静主演的《笔中情》、肉联厂、纺纱女工、红色的水塔、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和《梦醒时分》、凤飞飞的《追梦人》、齐豫的《九月的高跟鞋》、席慕容和汪国真、《越狱》里的狐狸河监狱、李宇春、凉粉和玉米……我想说，只有七零初出生的人，才会把这样一些事物从小说里搜检出来，为之怀念、为之唏嘘。就连《越狱》和李宇春，虽然它们是新世纪以后的大众娱乐产物，我都觉得它们是属于七零初这批人的。由此要说到我开头提到过的“敌意”，如今说来是这么让人由衷地开心——2005年在某个文学论坛上，我因为贬张（张靓颖）挺李（李宇春），而跟张楚发生过不甚愉快的交锋，当然，他是因为挺张靓颖而与我交锋。那个时候的张楚表现出来的那股子执拗的粉丝劲儿，特别像一个大男孩。我记得为此王棵还在中间为我们调停过。言归正传，我认识的同龄作家中，能在其小说里找到对时代小细部如此不吝笔墨深情描摹的，真的没人比得过张楚。这完全是独居一隅的另一种形式的时光感的呈现，最为幽微、最为有效和动人。读张楚的小说让我喜悦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此：无论在何种场合，我始终坚持七零后在这个无料可写的文学时代，恰恰是有着最不可磨灭的贡献的，这贡献就在于对当下的看似无利而为的描摹。而且我坚信这种贡献是和时间的逝去成反比的，时间愈是消逝下去，这种贡献愈是显现。否则的话，何以解释那些烙刻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痕迹的事物，为何会如此地打动我……前段时间和弋舟在一起聊天时谈到这个话题，他用了这样一个词：填坑。我是那么喜爱这个词。其实，不仅弋舟，在我们这代七零后所有人看来都是这样：我们似乎一直在默默地为文学干着填坑的事。但面对张楚这样的一本集子，我们同时又应该感觉到：填坑是美好的。总有一天，人们会注意到我们填得是多么勤勉而实在。 但我反对归类。依稀记得有人曾经把张楚的小说归为现实主义，我想，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分类，大抵正缘于张楚那朴素而耐心的描摹、回避故事的精致叙事。就算凭据缘于其它，我都认为这样归类让人发笑。张楚缺乏智慧吗？绝不。如果你在读过《刹那记》等充满旧事斑驳影子的小说之后，就认为张楚永远只会这样写，那就未免偏颇了。在《夏朗的望远镜》中，我们会看到张楚是如何地在展现他试图突破惯有套路的“设置”或说“筹谋”。夏朗在庸常的生活中居然认识了一个来自于水母星云一颗小行星上的外星人，他们之间的感情和你我他之间任何的婚外感情并无什么不同。在一多半的篇幅中，张楚仍沉湎于他惯常的细碎叙事，夏朗沉闷不甘而又日复一日的生活，简直和张楚的叙事保持着相当一致的格调。因此，当陈桂芬告诉夏朗她是外星人的时候，我们虽然已从某些迹象中寻到了可以佐证此言并非谎言的端倪，奇妙的感觉却出现了：我们甚至觉得陈桂芬是外星人这很正常，她从水母星云中脱身来到地球上很正常，她和夏朗恋爱一场很正常，她最后乘类似飞碟的东西消失不见也很正常。为什么会这样？明明是一个关乎大胆想象的小说，我们读来却觉得很正常？我想，这就是张楚的“筹谋”。他高明，即便在写一个大胆想象的小说，仍坚持绝不离开现实的土壤。他把想象搓揉进现实感十足的叙事方式之中——就这么简单，然而旁人若来写，就不一定会写出这种感觉来。马拉有一个短篇小说《身体咒》，名叫李坦的主人公身体出现了奇异的现象：他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可以再生。这个小说也有着和《夏朗的望远镜》类似的完成效果，只是马拉的叙事节奏更趋快一些，叙事感觉多一些无厘头的意味，这是和《夏朗的望远镜》不同之处；还有另外一个小说，刘荣书的《父亲的捕鱼船》相当棒。父亲最后把捕鱼船开到了天上，消失不见了。然后，天上下起了鱼雨。这个小说令我念念不忘的原因，并非荣书虚构的故事多么特别——众所周知，当下是一个最不乏虚构的文学时代——而是因为他虚构故事却又奇妙地压制了故事。他压制故事的手法也并无特别之处，却让你觉得，捕鱼船开到天上去是正常的；王威廉《倒立生活》也是如此，他保持着不疾不徐的语速一路把小说写下来，似乎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你觉得，人完全可以把床掉过来，用钉子钉到天花板上去。如此看来，所谓的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哪里有什么明确的界限？小说只有好与不好的区分。老实说，我嫉妒张楚写出了《夏朗的望远镜》这样的小说。如果换了我写，那一定是要写成悬疑小说的。
最后说说张楚这个人。最早我们因为玉米和凉粉而互有“敌意”的时候，我没想到有一天会给他写这么一篇东西。这篇东西无法贴上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标签——我本来想写一篇书评，现在发现它完全不是书评，当然也完全不是印象记。当年我知道他深得这个领域里的很多话语者厚爱，又有过交锋，所以天然就把他排除在我的朋友之外。但我敬重他的小说及他对小说的态度。2010年我在鲁院，四个月，我们竟鬼使神差地在或大或小的场合见了三次。第一次我们为了消除拘谨竟然提到了因为玉米和凉粉而交锋的旧事；最后一次，在KTV里，这个大男孩听到我和弋舟合唱的《北京，北京》之后，过来抱住我们，差点掉出眼泪来。他唱了一首《离歌》，棒极了的嗓音让我嫉妒得不行。他是一个能喝酒能抽烟能唱歌的人，穿着牛仔裤席地而坐，这些都是他的粗犷；而他开口时腔调居然是大男孩般的，那么纯净，并且你毫不怀疑他会保持这种腔调到成为一个老头。张楚还是一个疯狂的人，不必列举他在多部小说中提到过宇宙、星云等等这些大而无当的东西，仅仅《夏朗的望远镜》，就足以让我们窥见他的疯狂。这疯狂包含着他作为男性对宇宙天然的好奇、作为一个敏感的人时时会有的对现世的不安、作为作家必有的大胆的欲一跃冲天的想象、作为一个到老都有些天真气质的人不会泯灭的对亲近不可知事物的美好愿望。但同时我坚信，他患有一定程度的宇宙恐惧症。什么样的作家会患有这么巨大的恐惧症？想想就行了。我经常想，我怕黑夜，怕蛇，怕臆想和梦中的鬼魂。我喜欢看《危机边缘》等关于平行世界的美剧，但我就是没有将恐惧提升到宇宙那样的高度。如果有一天我抛开这些，转而去怕宇宙，那将是多么厉害的一件事。真的，对一个作家来说，内心疯狂极其可贵。我看到他在至少两部小说里提到断指这一行为，这足可说明我的看法。总之，张楚长得高大，但他一开口会让人感到有一种柔弱之美，这些表象下面还深藏着疯狂。这些气质我们都容易窥见，大抵是因为同类的缘故。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张楚有那么多看似很谈得来的同类朋友，可如果撇开张楚，他这些朋友们又有些是一辈子都不会主动互相搭讪的。所以有时我又疑惑，张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伙？总之，就是这样。在这个特殊的七零后群体中，我们各个不同。但我们能很容易地从任何一个身上找到和自己相似的地方。我一度认为王棵和张楚某些地方很像，但他们其它地方又那么有天壤之别。现在，想起张楚，就会想起滦南，想起那个灰突突的早上滦南给我的感觉，还有张楚把我们送到大巴车上时，又返身回去买饮料那一路狂跑的样子，穿着他那招牌风衣。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人，平日不多联系，偶尔想起，总有某些扯着筋骨的温暖或疼漾上来。
相信读过《七根孔雀羽毛》的很多同行，想起张楚，都会把他跟小城联系起来。是小城给张楚以意义，还是张楚给小城以意义，已经不容易分辨了。很多命运在小城上演，然后都走到张楚的小说里来。就像穿越密林抵达城堡的那些人，他们有各自的命运，卡尔维诺摊开七十八张塔罗纸牌，向人们描摹他观察到的那些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