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成为了一个老人。这让很多人难以适应—印象里，她一直像个女战士一样，在生机勃勃，在爱憎分明，在变化，在出走。
　　她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两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却因为特立独行，在国内鲜见报道。
　　前不久，她把近些年独自远行的见闻集合成书，取名《流浪的老狗》（2013）。她喜欢“流浪的老狗”这个意象，既酷又充满戏谑。尽管年迈，她还是自有俏皮，并熟练地使用网络语言：“汗死”、“你懂的”，不时感慨下，现在是个“小时代”了。
　　张洁情感鲜明、浓烈。她的写作是那种从生命状态里生长出来的。由她散文改编的电影《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2006）广为人知，文章通过讲述她和患病母亲的分离，写出了一种情感所能达到的极致，并被冠之“啼血之作”。
　　她还试图在每一部新作中有所改变和探索。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四十多岁的张洁开始写作。在当时那个爱需要唤醒的年代，她早期关于“爱”的作品给很多人带去了启蒙。处女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1978）发表后，她的庆祝方式是“和母亲相视泪流”。
　　但她没有止步于此，之后她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两部作品，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1984），被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认为：富有洞见，是一部重要的“改革小说”。上世纪90年代，张洁推出另一长篇小说《无字》（1998），涉及女性、革命、历史多个主题，广泛而深厚，被李敬泽认为是一部“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和研究”的作品。2002年，她的新小说《知在》，则在形式上充满“悬疑感”。
　　即使年老，张洁也没有如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理所当然地和这个世界握手言和。她依然激烈、敢言，少有顾忌地表达她的喜与怒。她一直都是一个“不好对付”的采访对象，几年前，她在德国接受《法兰克福邮报》采访，三个小时中，因为没有谈及文学，她反问：“这些问题可以向国家领导人发问，你为什么不和我谈谈文学？”
　　多年前，张洁在北京大学和学生有过一次关于《无字》的交流，但自始至终，对于学生关于作品的疑问，她并没有做出一个完整的解释。有学生问：为什么“回答都是离题万里”？张洁说，自己不擅长发言和回答，也不认为人和人之间是可以完全沟通的，对话这种形式只是让大家彼此知道而已。直到当下，她也认为这不是一种失望，而是一种现实。
　　李敬泽说，很多作家在出走海外后，写作会充满乡愁，无论眼光，还是主体性，反而更强调中国文化本位，但《无字》之后的张洁，写作的题材更趋国际化，少见“中国性”，她有一种态度上的“决绝”。在他看来，张洁毕生会是一个漂泊者、出走者和流浪者，居无定所。这是她个人经验和审美的基本气质，也是她小说的根本气质。她从来不是一群人中的某一个，她肯定会“出走”，变成一个人。在很多时候，她“固执己见”甚至“偏见”，并在“片面之见”中，集聚伟大力量。
　　这样一种个性也许注定张洁成为一个出走者。当下，她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美国，除写作外，还开始学习画画。尽管她一直认为沟通的达成是困难的，我们还是访问了这位老人，试图了解她当下的生活状态以及对待情感、婚姻、死亡的态度，完成一次靠近。

博尔赫斯是精品，
　　马尔克斯是大排档

　　南都周刊：新作《流浪的老狗》很容易让人想到你上一本书《灵魂是用来流浪》，谈谈你所理解的流浪的意义？后者中的人物“墨非”所进行的追寻毫无实际功用，书中把他的生活方式认为是“世上最豪华的消费”，他身上是否寄放着你对人生意义的特别理解？
　　张洁：说到“流浪”的意义，各人有各人的认同。我在书中写了一段话“有人生来似乎就是为了行走，我把这些人称为行者，他们行走，是为了寻找。寻找什么，想来他们自己也未必十分清楚，也许是寻找心之所依，也许是寻找魂之所系。行者趋至巴黎，终于可以坐在拉丁区某个小咖啡馆外的椅子上喝杯咖啡，或终于可以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走一遭，风马牛不相及。行者与这个世界似乎格格不入，平白的好日子也会觉得心无宁日。只有在行走中……他的心才会安静下来……”
　　至于墨非的追寻，我倒要问：什么是有意义的追寻？对自己的理念、价值观人生观等等终极意义的探寻，难道不是意义吗？有些意义，是不能用戥子称量的。
　　南都周刊：你在新书中提到一个苏联女人的评价：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是政治，而非文学。该怎样定义你心目的文学？
　　张洁：我认为文学的价值，与被阅读的多寡没有太大的关系，世界上很多好作品至今阅读量并不大，比如我很喜欢的博尔赫斯，而且我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说过，博尔赫斯是精品，马尔克斯是大排档。这很正常，任何领域的顶尖艺术品，都是小众的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的文集时，我把《爱，是不能忘记的》，以及三个得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短篇小说都删除了，没有收进我的文集，因为我认为它们够不上文学这个水准，好在责编很理解我的“怪”。我虽不是学文学的出身，但我对文学的敬意不可质疑。
　　南都周刊：这些年你的写作一直试图做各种突破，你是如何保持这种探索的热情的？
　　张洁：如果人家说你有自己的“风格”，我不认为是好事，相反是画地为牢。所以我害怕形成“风格”，总是打一枪换一个窝，当然我还是有重复自己的地方，这说明水平还不高，但我将不懈地为此努力。至于驱动力，很简单，就是热爱。人活一世，有件值得你热爱并投入全部精力、热情的事情，真是幸运。
　　南都周刊：四十多岁才开始写作，这样一种很晚的起步，是否给写作带来某种影响。
　　张洁：我的创作起步晚，是社会条件的限制。即便我开始写作后，当年也是举步维艰，比如为了《沉重的翅膀》，我几乎进监狱。如果不是邓力群同志的干预，我肯定进去了。为那部小说受过的种种迫害，我的德文译者阿克曼先生说，简直可以再写一部《沉重的翅膀》了，好在那些事都已记存在我的日记里。 　　南都周刊：你说过你真正的写作从《无字》开始，为什么这么说？
　　张洁：1982年访问美国时，发起中美作家会谈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特别顾问诺曼·卡曾斯先生对我说：“我们很欢迎你留在美国，我们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工作和住处。”我回答说：“听起来真不错，非常感谢您的厚爱。遗憾的是我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必得完成，那是我对历史的责任。”有人肯定认为我矫情，放着这么好的便宜不占。可有什么好得过我矢志要完成的《无字》？！ 20世纪是一个大谎言横行的世纪，是一个上当受骗，充满比死亡还痛苦，还可怕的世纪，我有幸（或是不幸）地经历过其中主要的成分，而且自信还有能力描绘出这个画面留于后人评说。为这个重大的责任（我自己封给自己的），我投入了十二年时间，走访了很多相关人物。此书在意大利出版后，一位作家代表一家报纸采访我，他说，这是一部哲学的、心理学的小说，“你怎么能把哲学和心理写作写得那么诗意？”我无言以对，心想，你知道我这十二年是怎么过来的？！

在他人看来，
　　我大概神经不正常

　　南都周刊：一种常见的说法是，苦难是艺术创作的素材，小说家因冲突与折磨而更有灵感。你如何看待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否有过对文艺梦的反省，它或许影响了生活？
　　张洁：中国不是有句老话，愤怒出诗人？也许吧。但我认为艺术很大程度来自天赋。其他工作，只要努力总能有所成效，而艺术如果没有天赋，怎么努力也白搭。我想我可能天生思路就有问题，在他人看来，我大概神经不正常，总和别人看到的不一样，说是视觉不同也可。加上我母亲从来任我自由发展，没有约束过我。这样一来，我从小就是个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主儿，进入社会之后，领导也没给过好果子吃。这可能从另一方面造就了我。所幸我改行写作，让我有可能不与社会有很多的接触。
　　但我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一个有关写作的细节，记得有个细节不舍得用，等了十年，终于在短篇小说《四个烟筒》里用上。我经常为思考文学和绘画失眠，我女儿开玩笑说：“您还真当您是毕加索呐？”我说，我当然不是毕加索，我也不想做毕加索，但我有与毕加索同样的、追求艺术的疯狂。 所以男人跟我离婚，肯定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不但把创作摆在了家庭之上，还既不会做女人、也不会做女人应该做的，哪个男人受得了！ 如今，当我看到有些夫妇为生活中的一点小事磨叽来、磨叽去的时候，就心中暗喜：幸亏我没有了这种家庭之累。
　　南都周刊：你如何看待名声？会格外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吗？有消息传，1986年诺贝尔奖提名名单里有巴金和你的名字，但你一直没有透露这个消息，国内的传媒也对此几乎没有报道。
　　张洁：谁能不喜欢名声？我也不例外，但要让我为此付出自己的尊严，我就得衡量衡量。不是没有经历过名声和尊严的取舍，最后因为把自己的尊严看得太重，失去了很多有关名利的大好机会，但我并不后悔。1986年被诺贝尔奖提名，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不过提名而已，没有真的当选就不能算数。我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说到：如果你只是穿上了婚纱，只要没戴上那只婚戒，你都不能说新娘就是你，否则就变成了不自尊的吹嘘。
　　南都周刊：回忆此生，你是否有过什么遗憾？如何看待死亡？会因此恐惧吗？
　　张洁：严肃的回答是：我最大的遗憾是，不能把剩下的生命，分予母亲一半，最好比她多一天，等我安排好她的后事，我再从容离去。玩笑的角度回答是：结了几次婚，却没有穿过婚纱。有朋友开玩笑说，你可以补穿后再去拍婚纱照。我说，可以倒是可以，但你的脸、你的眼神，还是当年的那张脸、那个眼神吗？我从未害怕死亡，花开花落自有时，不如坦然面对。记得有次医生查出我有癌症的可能，在等待复查时，我想到的是死前能否完成《无字》，并且想不能告诉女儿，她会非常伤心。做过几次手术，因为老了，脊椎间隙变窄，麻醉针很难进入，主治医生只好亲自动手，他后来对我说，这是很疼的，你怎么一声也不哼？我说，如果我哼了不疼，我肯定大哼特哼，如果我哼了照样疼，我又何必哼哼？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人生哲学？我害怕的是不能咔嚓一下就死，吃喝拉撒都得依靠他人，那太可怕了。我甚至打听到，世界上只有瑞士可安乐死。为什么不可以安乐死？这是关乎人道、人性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