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和完善自己，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这对于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探讨党的理论创新路向尤为迫切和必要。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即发展问题被置于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的其他理论资源大致是作为社会现代化理论被引入的。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主动选择和中国化建构包含着双重的理论努力,即一方面包含着经济学层面上对物质生产技术发展的追求，同时包含着政治伦理层面上对社会正义的诉求与社会秩序的重构。前者与后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历史地交织在一起，在不同历史阶段有所侧重。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文化主题创新。而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不仅经历了主题创新，而且经历了主题创新的深化。
　　作为分析具体时代问题的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本身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历程。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主题，到邓小平理论的“建设”主题，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党的建设”主题，直到科学发展观的“五位一体建设”主题，我们看到了其理论主题的继承、更新与不断调整和进一步深化。
　　这一理论进程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更新是一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以下方面是相同的：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再阐释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主题的历史创新；社会学视角的返本开新；对资本主义及现代性的批判。在这些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误区中走出，从单纯吸纳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走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再阐释与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创新
　　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文本整体。谈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就必然涉及后来理论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读和阐释。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重新进行了多维的解读，这种重新阐释既有方法论、认识论，又有具体表述内容，构成了多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后，第二国际理论家开始试图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阐释，如卢森堡关于自发性与领导权的观点、考茨基关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观点、伯恩施坦关于政治法权伦理意识的观点，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有益的思考。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毋宁说是站在他们的地基上来对马克思进行阐释。如卢卡奇对马克思总体辩证法的解读，以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读；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哲学基础的解读，柯尔施重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及至后来的阿多诺对辩证法之否定的解读等，都是从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进行的。上世纪80年代，这些思想大大促进了主观精神的兴起，并为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精神动力。可以说，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国内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相当一部分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这些理论在当时条件下推动了思想解放和观念领域的开放，最终为确立新时期的主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提供了客观精神条件。
　　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路线。这其中既可以看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又可以看到从“革命”主题向“建设” 主题的过渡。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放弃了抽象的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则给予经济本身更大的自由度。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判断，则搁置了意识形态差异的争论，打破了科学的国别和阶级限制，为我们借鉴引进和独立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优秀的文化和文明成果、有效的管理方法和工作方式，提高人民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邓小平理论在“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中的发展主要是在坚持总路线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党的建设。江泽民同志说，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因此，如何推进党的建设就关乎改革开放之成败、国家民族之兴衰。而要搞好党的建设，必须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不仅要求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党的建设，而且要使党对自身，特别是自己的执政地位有更加清醒的自我意识，即用科学的理论来武装全党，自觉地走在前面领导人民。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改革之主题的进一步深入。而十七大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则把这个主题更加推向深入，一方面要搞好党的建设，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在中国的国情下，前两方面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科学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人与自然、社会内部的和谐发展，而这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与政治伦理学又是紧密相关的。
　　纵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阐释，不仅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提供了客观精神土壤，而且启发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创新和深化。
　　二、社会学视角：返本开新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批判，是人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现象学阐述，而且是改变这种历史境况的斗争实践。只有抓住马克思理论的实质才能发现，与其说马克思进行了哲学革命，不如说进行了“反哲学的革命”。“反哲学的革命”有以下含义：其一，由于哲学与意识形态相联系，其抽象性必须首先得到说明和批判，才能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这从马克思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可以看出来；其二，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关心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而言，实际上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其三，晚期马克思对科学实证性的强调，充分证明马克思考虑问题已经远离了哲学的基地，而走向社会学分析。这种分析虽然首先需辨别出历史材料中的“意识形态”偏见，但是不表示马克思进行的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与制度的社会学分析，哲学的观点虽然表现为“先验的结构”，实则是此种分析之结果，而不是先验的结构和立场。
　　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实际上都是以社会学的方式来提出问题。尽管他们还使用哲学的语言，而视域已经转移到了社会学分析上。
　　当下，我党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把精力集中在社会建设上，并不是暂时救急的理论，而是根据我党整个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进展所作出的创新。改革开放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在此阶段已经不能再单纯依赖资源和市场，而是要依赖制度与理论的创新。我们发展中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方面：
　　一是与西方工业文明同质的问题。如人与自然的问题就是如此。这一方面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解决。二是社会矛盾问题。如群体性事件、信访事件、社会贫困与不公问题，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保障来解决。三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这一问题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世界范围内的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其二是社会内部的阶层认同感。在这两方面，都涉及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霸权斗争的问题，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伦理的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思想、关于社会正义的思想、关于社会的制度创新思想、关于话语权的阐述、关于领导权的阐述，非常值得借鉴。
　　以上三个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已经超出了抽象的哲学的观点，深入到中国社会的社会学分析视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充分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上，即理论上不再以单个的人为核心，不再以“人”这一抽象而孤立的哲学范畴为中心，而是以中国社会为核心，以对人的社会历史分析为中心，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与其说以整个社会历史“经验”为核心，不如说把这种经验提高到科学的高度，以制度创新为中心，来实现执政党的执政兴国理念。
　　三、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双重的批判和革命理论，即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批判，另一方面则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但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和调整，今天的资本主义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有很大差异。因此如何研究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导向深入，乃是我们时代的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集中力量研究了这一课题，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集中在新帝国主义问题、社会正义问题等问题上。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大众文化、话语霸权展开批判。在应对全球性气候问题上，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传统的经济危机将被生态危机所替代。生态问题甚至与政治问题密切相关。这些批判对于我们应对全球气候问题、全球金融危机等问题提供了可贵的观察角度。
　　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以上命题作出了全新的回应。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以及“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继承了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提出了“以什么人为本”以及“以人的什么为本”的具体问题。
　　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现代性主题并非与我们没有关系，而是紧密相关。因为我们同处于全球化的现代性进程之中。
　　应对外部意识形态挑战以及应对全球共同问题之需要，凸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性。这一方面是为了重建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 转变国家职能，增强民族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认同，整合社会内部资源以谋求发展进步；另一方面也反对国际的话语霸权，为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对现代性的批判则关注全球范围内共同面对的生态、政治、经济困境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仅需要，而且必须进一步研究新的世界形势和发展变化，进一步充实其具体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有必要吸纳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进行理论创新。
　　（作者单位：河南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