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以色列、英国和美国等国在尽快将新冠疫苗注入手臂方面表现卓著，但疫苗犹豫仍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在美国，疫苗犹豫已导致拜登总统在7月4日前向70%的美国人口至少接种一次疫苗的目标流产。
　　在4月份的CNN民意测验中，大约26%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他们根本不打算接种疫苗。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接近全民接种是结束疫情的唯一可靠方法。假设传染性堪比麻疹的新冠变种成为主导，那么实现群体免疫可能需要94%的人口免疫。
　　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可能會试图抑制疫苗犹豫—很大一部分疫苗犹豫受阴谋论蛊惑。对信徒来说，真正的危险不是新冠，而是比尔·盖茨正在利用疫苗在我们的大脑中植入微芯片。
　　但阴谋论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言论自由吗？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为言论自由原则辩护时提出了两个论点：那些持有错误信念的人，更有可能在自由交换思想时抛弃这些信念，而大力反对真信念能防止它成为未经考察的偏见或教条。
　　事实上，阴谋论者很少通过自由交换思想放弃他们的信念。阴谋论具有“自我封存”的特性，因此，挑战旧信念的新信息将被视为进一步的证明。如果你试图说服一个“9·11真相者”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真的不是监守自盗，他们可能会哀叹你也被洗脑了，并敦促你看一下表明官方历史纯属谎言的报告或纪录片。
　　因此，为了促进理性的交流，我们是否应该扼杀阴谋论者？密尔反对一切形式的审查，正如他在《论自由》中所说：“对文明社区的任何成员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只能是防止对其他人的伤害。”
　　只是相信外星人已经降落在新墨西哥州的罗斯韦尔，或者相信没有人登陆过月球，并不会伤害任何人，尽管原本无害的阴谋论当然可能会鼓励有害行为。例如，认为5G技术有助于传播新冠的信念，导致英国人烧毁了信号塔。
　　阴谋论有时确实会造成直接伤害，就像它们与反犹主义关联时常常发生的那样。英国阴谋论者大卫·艾克认为蜥蜴统治着世界也许无关紧要，但是当他抨击“罗斯柴尔德犹太复国主义者”时绝非如此。至少从臭名昭著的沙皇秘密警察捏造的《锡安长老议定书》开始，犹太人就一直是阴谋论者的完美受害对象，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乔治·索罗斯这样的人物一直成为阴谋论的对象和威胁、诽谤的目标。
　　同样，许多在2021年1月6日暴力袭击美国国会大厦的人也赞同QAnon阴谋论，认为奥巴马、希拉里和索罗斯是撒旦主义恋童癖儿童性交易圈子的成员。在这个例子中，美国有大量为遏制阴谋论的负面影响而制定的法律措施，但这些法规只针对个人行为，而不是信念本身。
　　疫苗犹豫的问题，不在于相信盖茨试图将微芯片植入你的大脑，而在于不接种疫苗的行为。国家能对此做些什么呢？
　　来自英国的证据表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种疫苗，疫苗犹豫会消退。创造这种良性循环的最佳方式，不是审查阴谋论，而是为更多的人接种疫苗，传播疫苗确实安全有效的信息。试图阻止虚假信念传播，只能给那些声称国家是在对付他们的人提供弹药。
　　就阴谋论而言，我们应该记住，许多阴谋论往往基于某种事实，或者至少是基于挑战精英共识的合理冲动。不，盖茨不想用微芯片控制我们的思想；但完全有理由担心，当今的科技巨头对我们的思想产生了太大的影响。
　　密尔倡导公开激烈质疑真信念，含义便是要探索这些微妙之处。我们最终能够战胜疫情，但批判性思维之战将继续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