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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七五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到云冈村去插队落户，就是云冈石窟前的那个村子。多年以后，已经看不见那个村子了，因为发展旅游业，那个村子整体搬迁，已经在大地上永远消失了。
我背着行李卷儿走出家门，父亲和母亲跟在后面。父亲愁眉苦脸地站在家门口，一步也不肯往前走，木然地站着，呆呆地望着我。我知道父亲不是送我走，而是在等我回来。那一刻，我在父亲身上看到了一种温柔。
我上了解放牌大卡车之后，父亲就蹲在房山头下抽烟，妹妹说父亲蹲在房山头下，抽了一盒烟。
到农村插队落户是城市毕业生唯一的人生出路，只有下农村，将来才能抽上来当工人，不插队，就找不上工作。人们最担心的是，不知道下了农村以后，什么时候才能抽上来，假如抽不上来的话，就得当一辈子农民。
我背着行李，母亲提着装在网兜里的脸盆和洗嗽用具，紧跟着我，走到解放牌大卡车下。我举起行李，车上的人把行李接上去，我又回过头看了一眼我的父亲。父亲仍然在原地站着，像一截木桩。父亲表情悲伤，充满忧虑，好像是在说：唉，他才十八岁，他还是个孩子，当了农民怎么办？真是愁死人了。
敲锣打鼓的人们很卖力地敲打着，喜笑颜开地欢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两辆解放牌大卡车上插绑了许多杆红旗，载满了十八九岁的男女青年和送行的人，车进村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村干部和农民们簇拥在大队部门口，说是来欢迎我们。其实那些村民并不是欢迎我们，而是去看热闹的。大队部院里人声嘈杂，农村妇女们忙着调凉菜炸油糕。中午时，一大盆一大盆油炸糕摆放在大队部院里的黄土地上，红萝卜丝和苤蓝丝还有菠菜以及黄豆芽拌的凉菜，红红绿绿、白白黄黄，很好看。插队生们欢欢喜喜地吃油糕，结识新朋友，家长们则愁眉苦脸，很少言语，有的母亲在偷偷掉眼泪。
大队院里有三排红砖房，是知青宿舍，每个宿舍里住着五六个老知青，新来的知青已经没有住处了。大队书记拿着一张纸念名单，念一个农民的名字，再念两个插队青年的名字，那两个插队青年就跟着那个农民到他家里去。农民的院子里有小土房，拾掇出来给插队青年住。房子不高，也不大，房顶是一出水，房子的内外墙壁都是用剁碎的莜麦秸子和了泥抹在墙壁上，房顶也是大泥抹出来的。房子里有一铺小土炕，有一个灶火。
我母亲临走的时候，看着那个小土房，再也坚持不住了，哗哗地流眼泪。
我跟母亲说：“回去以后别跟我爹说我住这样的房子。”
我母亲点点头，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我的女同学王美丽几乎每个礼拜给我寄一封信，有时候一个礼拜来两封，我把她的信全都保存在小箱子里，摞在箱角的信有一拃高了。她的每一封信都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忧虑，她怕我和别的姑娘搞对象。
我们村里有个女知青肚子大了，大队书记在知青大会上说，那个女孩子得了气裹血住进医院了。然后又说：“你们青年人得注意呢，千万得注意呢，你说一个好好的女孩子，突然肚子大起来咋办？要是你们的家长找来了，你们说让我咋回答他们？”插队生们就哈哈大笑。
插队生跟着农民种地、锄地、掏粪、收割，农民干一天挣十多个工分，可最能干的插队生一天才挣七八分，合七八毛钱。插队生每人每天供给一斤二两毛粮，就是带皮的粮食，去掉皮，还不到一斤。一天三顿饭，一顿三两粮，对于翻山越岭、种地耕田的年轻男女来说，那点儿粮食远远不够。插队生回一趟家，就背回一包干粮，可刚一进宿舍，就让相好的知青们一会儿就吃光了。有的插队生，一顿能吃十个窝头，还要喝两碗凉水。肚子里没油水，饭量就大，就更容易饿。
一天深夜，我躺在炕上，挖心的饥饿感折磨得我连一分一秒都睡不成觉。我爬起来，拉着灯，在整个屋子里东寻西找，只找到一个盛着咸菜的罐头瓶子，其实我知道我找不到吃的东西，可我还是在屋子里找来找去。那时候我最大心愿就是能有一个窝头。我拿着罐头瓶子走出去，一直走到村西头一口水井边。
月光很好，皎洁清亮。黑乎乎的群山显出悠久沉重的轮廓。
我把胶皮笆斗扔下井去，把辘轳疯狂旋转，仿佛要甩掉许多个苦恼的年轮。
月亮在轻纱般的白云里穿行，月光洒在光滑的井台上。
一声尖锐凄厉的鸟鸣划破长夜，那鸟儿大概是把明月夜当成白昼了。
我攥着辘轳把子，摇上一笆斗清冽井水，一边吃咸菜一边喝井水。
我就着咸菜，喝了一肚子凉水，长时间地凝视着黑乎乎的云冈大佛。
我坐在井台边，面對静静的夜色，不由自主地唱起了一首插队生流行歌曲：“外面下雨我在屋，我在屋中大声哭，远离家乡离父母啊，妈妈呀妈妈呀，何年何月我才能回家……”我唱着，我是那么孤独，我的眼泪唰唰流淌。没有人知道我在深深的大山里，在深深的黑夜里，一个人，一边唱歌一边流泪一边喝凉水。
云冈村东面毗邻着晋华宫矿，矿上有很多痞子，村民们都怕他们。年年秋天，村民们都不敢去收割临近煤矿的庄稼，那个矿的一些人家养着鸡鸭猪羊，平时就放任在庄稼地里，农民们去收庄稼，总是提心吊胆，害怕挨打。我曾经是一个闯江湖的少年，有点儿打架名声，村里的年轻人也听说过我的名声，他们想看我这回是怎么去收秋的。我带着农民和插队生，去了农村和煤矿的临界地。
我跟插队生们说：“你们别怕他们，痞子是人我们也是人，他们不是妖魔鬼怪，更没有孙悟空的铜头铁臂，只要我们敢跟他们打，他们未必打得过我们。”我边走边给插队生鼓劲。
走到临界地的时候，插队生显出斗志昂扬的样子，显出除暴安良的样子，可农民胆小怕事，走着走着就不走了，他们站在那里，好像是看着插队生走向刑场。
金黄的谷子遍布山坡，显示出喜人的丰收景象。
已经有很多痞子站在了高高的山坡上，摆出一副寻衅打架的阵势。
农民们说：“你们看见了吧，年年来收秋时，那些痞子就站在那里，看上去真吓人。”
有的插队生吓得低着头割庄稼，动作很轻，就像在偷别人的庄稼。我想在农民面前显显威风，正好看见一只母鸡在吃庄稼，我猛挥镰刀砍那只鸡，那只鸡一下飞向半空里，我纵身一跳，飞上去砍了一镰刀，一下子就把那只母鸡砍到了地上。母鸡跌落在地上，扑棱扑棱甩射鲜血，就像跳着迪斯科。站在高处的痞子们，“哗”一下从山上汹涌下来，犹如洪水下山。我已经提前观察了周围地势，选好了作战的地方，我见痞子们乱哄哄拥了过来，就急忙退到一处悬崖下，这样就可以防止有人从背后偷袭我。我背靠崖壁，注视着他们，只要发现哪一个要往前来，我就挥动镰刀去砍他，在我去砍一个人的时候，一片人就哗一下往后退，就像一片芦苇，一下被大风给刮偏了。双方僵持了很长时间，煤矿上的人都跑来看热闹了，山岗上和山坡上，到处都站满了乱哄哄的人群，天空弥漫着黄腾腾的土雾。我和煤矿的地痞头子最终讲定，双方都好好准备一下，要打就打个心服口服，明天上午，在大庙前决战。那时候人打架，都是提前约好了才打，打得很绅士。当地人管云冈石窟叫大庙，一说大庙，大家就知道是云冈石窟。 大庙前有个据说是五百多年前的古戏台，我把那个戏台想象成了打擂台。
当天晚上，我叫了一些插队生我到宿舍里，商量明天打架的事情。我说：“打架时最怕出现逃兵，那样就会动摇军心，如果明天谁敢当逃兵，以后就别想在云冈村再待下去了。”我像首长一样布置战斗任务，插队青年们热血沸腾，准备迎接战斗。
第二天，煤矿的三十多个痞子拥向大庙前，他们边走边喊：“血洗云冈村……血洗云冈村……”那些人就像“文革”武斗时期的造反派在街上游行示威一样，边走边喊口号，喊声震天，声势吓人。从矿上跟来看热闹的人，就像羊群一样，远远地散乱在后面。
意外的是，这一天要来外国人，大庙前早早的就来了很多警察。听说是法国总统蓬皮杜要来。那时的中国，来个外国人真是很稀罕、很隆重，中国封闭了几十年，要来外国人了，就很重视，就来了很多警察，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这样一来，我们打架的地方就不能在大庙前了，我对煤矿的痞子们说，咱们不能让警察逮住，更不能让外国人看笑话，自己国家里的事情自己关起门来办，你们说是不是呢？痞子们说，你说的有道理，咱们不能让外国人看见中国人打中国人，不能让老外看红火、看笑话儿。
大庙前来了很多农民，农民胆小，不敢打架，他们是来看热闹的。
双方决定到山后去一拼高低。我带着插队生向山坳走去，煤矿的三十多个痞子也往山后走，他们没我有智慧，他们是想到了一个双方认可的地方，说就在这儿吧，就在这儿正式开战。我可不那么想，我想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出奇制胜。打仗哪有等对方说准备好了才打的呢？我悄悄告诉插队生，你们看我的动静，我一动手，你们就一齐动手。我后腰上别着一把锁摩托车用的钢丝锁，圆圆的锁头攥在手里，很得劲儿。锁尖有儿一寸多长，指头粗细，是黄铜的，就像一颗子弹头儿。挥动起钢丝锁打人的时候可真是得勁儿，特别是打在头上，一打一个血窟窿。我们绕过云冈石窟，刚走进山沟里，我突然抽出钢丝锁，冷不防就开始抽打那个地痞头子的脑袋，连续打了七八下，每一下都开花见红。那家伙头大，又是光头，那颗头就像一个大白灯笼，锁尖每打上去，就射出一股鲜红的血，再打上去，又射出一股鲜红的血。一个大白灯笼很快就被我打成了大红灯笼。他的白的确良褂子被鲜血染红了，就像身上裹着一面红旗。插队生一齐出手，英勇战斗，对方毫无准备，一下子就被打乱了，打得满山乱跑。我们出其不意地战胜了那些地痞，他们不但没有血洗云冈村，反倒是他们的鲜血洒遍了山坡和山沟。
插队生打了胜仗，士气高涨，都摩拳擦掌地说：“让他们来，不服气他们就再来。”过了一段日子，地痞头子打发下面的马仔来跟我讲和，要请我吃饭，要跟我交朋友。大庙前只有一个国营饭店，煤矿的地痞们就在那个国营饭店里请我吃饭喝酒。我带了几个插队生，我们大块儿吃肉，大碗喝酒，饱饱地吃喝了一顿。
插队青年敢打痞子，但不敢得罪农村人，谁得罪了村民，谁就有可能得罪了大队干部，因为农村人攀来攀去，都是亲戚。你得罪了农村人，一旦下来返城指标，大队干部能给你指标吗？村民和插队生之间，有一条隐形鸿沟，是不能融为一体的。
插队青年在和农村人打交道时，都是小心谨慎，尽量不发生冲突，有的女知青，为了将来能返城，和大队干部的儿子或者是亲戚搞对象，和村里有势力的青年搞对象，真实目的就是想找到返城的机会，根本就不是想做农民的老婆。但是，知青和村民长时间在一起，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
有一天傍晚，我回宿舍，看见几个农村小伙子在我宿舍门前鬼鬼祟祟的转悠，当他们看见我的时候，赶快溜走了，我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走得更快了，后来竟然跑了起来。我知道他们怕我，但相互间没有矛盾，他们也不至于那么怕我。我感到奇怪，赶紧走进宿舍，这里看看，那里看看，看看有没有被人偷过的迹象，当我确认宿舍没有被偷过时，心里就更奇怪了。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想要干什么？他们鬼鬼祟祟，看见我就跑，他们跑什么？正猜疑着，同宿舍的赵青慌慌张张地跑进院子里说：“不好了不好了，咱们插队生跟村民们在二道巷打起架来了。”
我急忙跑到二道巷，看见村民们正踢着一个倒在地上的插队青年，踢来踢去踢来踢去，就像跳着藏族舞蹈。
我跑过去，扬起两条胳膊，同时打中了两个村民的下巴，两个下巴发出牙齿撞击声：咯噔噔，咯噔噔。他们当时正低头踢人，冷不防被我打中了下巴，他们看见是我来打架了，就哗一下全跑了。
我把倒在地上的知青拉起来，问他咋回事儿。
“狗日的农村人，打人还打得挺狠的，不拿手打，放倒了我就拿脚踢，把我的脑袋快踢成烂西瓜了。”张建华扭着脸让我看，抬起手抓了一把鼻血。
“他们为啥打你？”我问道。
“因为我把小珍闹了。”张建华笑笑说。
小珍是女知青，人们都知道她跟大队干部的儿子搞着对象，可张建华却在我回家的时候，把小珍领到我宿舍里，把人家给收拾了。张建华抓一把鼻血抹在墙上，拍打着身上的土，笑着说：“那天晚上真失笑，我闹完小珍，她下地就尿，尿得唰唰地响，尿了一脸盆尿，真失笑。”
我被逗笑了，我说搞对象又不是娶回家的老婆，他能搞，你也能搞，只要女的愿意就行，别尿?他们！小珍要是还让你闹，你就再闹她！
张建华笑眯眯地摸着脸上的伤，看样子是，要是再有机会的话，他还要闹那个女知青。“烂×农村人，还想闹插队青年呢，他们想着去吧。”
我笑着说：“你没拿我的脸盆让小珍尿尿吧？”
“没没没，她拿的是赵青的脸盆。”
赵青“啊”了一声，眼珠子瞪得快掉出来了。
插队青年犹豫彷徨、心灵空虚，性交是对付那种空虚的最好办法。他们把性交当作很平常的事情，好像是，上面吃不饱，下面可不能饿着。有一次，我到菜窖里给伙房取山药，站在上面的李继红突然也跳了下去，李继红早就喜欢上我了。她父亲是晋华宫矿的采购员，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经常给插队生的伙房买油盐酱醋和发酵粉什么的，所以大队让她在伙房里跟着农村妇女给知青做饭，她喜欢我，经常给我吃烧山药。我喜欢吃烧山药，吃的时候就着大咸菜（腌苤蓝），咔嚓一声咬一口大咸菜，再烫嘴烫嘴地咬一口烧山药，嘴里还发出吸溜吸溜的响声，那种情景好像不是因为吃东西香，而是为了吃出让别人眼红的样子来。李继红看着我吃烧山药时，总是满脸堆笑，笑得十分灿烂。她给我扑打烧山药上的火灰，总是“卟卟”地吹着烫疼的手。女孩子大概都喜欢调皮的男孩子和敢作敢为的男孩子。 她跳下菜窖，想在黑暗中跟我做什么？
我是一个很有约束力的青年，我在事业不成功时绝不想贪恋女色，更何况我的老同学王美丽每个礼拜都给我寄来一封情书，我怎么能背叛她？我当时一着急，冲着李继红的屁股踢了一脚，踢得李继红哇一声号叫，像狼咬了屁股。她急忙往菜窖上爬。这事儿，我没跟任何人说过，我知道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别人不会相信我不吃送到嘴边的一块儿肉。
我不能随便毁掉一个良家女孩，我当时就是那么想的。
我估计插队生和村里人打了架，村里人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就讓打架的两个知青先离开村子，到别的地方去躲一躲。
“躲哪儿去，这能躲哪儿去？”他们说没处躲。
“你们到云冈矿去躲躲，那里的大部分痞子都是我的朋友，你们只要一提我黄三，他们就会接待你们，随便找到谁，特别是最有名气的痞子，就说是我让你们去的，他们就会收留你们，会很好的招待你们。”
张建华和徐静犹犹豫豫地往村子西边走，出了村子再走五六里地，就到云冈矿了。
半夜，我正睡得香甜，突然听到大队部的高音喇叭喊民兵集合，全村人都听到了。过了一会儿，高音喇叭又喊插队青年去大队部开会。我心想：坏事儿了。我急忙穿起衣裳，去了大队部。
两个知青被五花大绑，耷拉着脑袋，样子非常可怜。民兵连长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枪，冲着插队生怒目而视。大队部里站满了神色慌张的插队青年，大队干部和民兵连长的面孔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阴森恐怖。那种严肃冰冷的场面，就是批斗走资派的样子。
张建华和徐静没听我的，没去云冈矿，他俩怀着侥幸心理，藏在了村西头炒莜麦房里，钻进莜麦秸里睡觉，民兵连长带着民兵把他俩绑了起来。我想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有人发现了他俩，然后报告了大队干部。
后来，带队干部很生气地对我说：“这次就这么算了，以后要是村里人再敢绑插队青年，我就带着你到北京去告状去，去告给毛主席。”
民兵连长的弟弟找到我跟我说：“我爸说了，我爸不认他这个儿子了，他绑插队青年的事情，跟我们家没一点儿关系，你们以后要报复就报复我哥，可别报复我们家人啊！”
我的人生志向在那一刻彻底崩毁了，像坍塌了一间房子。脑子里呼隆一声，全是坍塌的土雾。
我对民兵连长的弟弟说：“你跟你哥说，让他跟大队干部说说，把插队生放了就算了，他是民兵连长，他得执行命令，他绑插队青年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他必须在背后做工作，劝劝书记队长，放了插队生，咱们就算摆平了。”
民兵连长的弟弟连连说：“一定一定，我一定告诉我哥，让他跟大队干部说说，放了插队生。”
我看着民兵连长的弟弟，心里生出一种蔑视。
二
云冈村很穷。一千五百年来，云冈大佛一直没有保佑这里的村民富裕起来。云冈大佛无动于衷地注视着脚下的村庄，无动于衷地注视着农村对插队生的不公平待遇。插队生跟农民干一样的活儿，可待遇不一样，分口粮的时候，农民是按年终打下的粮食平均分配，而插队生却一人一天分配一斤二两毛粮，插队生每天早晨的早饭是一个窝头和一碗瞪眼儿米汤。窝头是用勺子挖一勺儿糊糊状的玉米面扣在笼屉里，蒸熟了就是一个月饼样的窝头。瞪眼儿米汤是用小米熬的稀粥，米少，水多，站在稀粥锅前能照见人的眼睛，人们就管那种清亮的稀粥叫“瞪眼儿米汤”。中午饭依然是一个窝头，有时候有大烩菜，是圆白菜烩山药，老远就能闻到那股没有油水的熬菜味，那股寡苦寡苦还带点儿甜腻腻的熬菜味让人闻着就头晕。晚饭依然是一个窝头，一碗瞪眼儿米汤。对于正在受苦正在长身体的插队青年来说，这点儿饭食真等于是往死里饿人呢。每到吃饭的时候，插队生一人端着一个饭盒，排在伙房门前打饭，做饭的农村女人，一个用勺子给插队生舀两勺子瞪眼儿米汤，一个给发窝头，那种情景跟奥斯维辛集中营差不多。国家每个月发给插队生每人八元钱伙食费，可八元钱被大队拿走了，插队生根本见不到。插队生不敢问这事儿，怕得罪大队干部，将来影响返城。那时候村子不叫村子，叫大队，隐喻着战争年代这大队那大队的意思。大队长就是村长，大队书记就是村书记。城市不要我们了，农村又不把我们当农民，我们感到孤立无援。我们是那个年代里一个特殊的群体。
有时候，插队生睡到半夜就悄悄起来，搭两三个伴儿，到煤矿的家属区去偷鸡。饥饿，让我领悟了一个真理，偷吃东西不是贼。有一天晚上，赵青神秘兮兮地看着我，光看不说话，我猜他心里肯定有鬼，就问他：“有啥事儿你就说，鬼眉溜眼地看我干啥？”他说：“我真是饿得不行了，咱们也出去偷个鸡回来咋样？”我笑着说：“你不怕让人家逮住你打断你的腿？”
“不怕，我不怕。”他还说，“自从来了农村就没吃过肉，想肉都快想疯了。”
我笑了一下说：“咱们半夜出去。”
“真的？”
“真的。”
他很舒心地笑着，好像已经吃到鸡肉了。“咱们好好计划计划，咋去偷鸡，还带谁去。”
“谁也不带，就咱俩。”
“就咱俩？”他显出犹豫的样子，一看就是害怕了。
“你害怕了吧？你是又胆小又嘴馋，害怕就算了。”
他踌躇了一会儿说：“就咱俩就就咱俩，跟着你，我啥都不怕。”
我做事儿，胆大心细，需要人多就人多，不需要人多，就越少越好。比如杀人，我想如果我要杀人的话，就自己杀，决不让第二个人知道。偷鸡不是光荣的事情，不能让太多的人知道，传出去影响不好。睡到半夜，我叫醒赵青，去偷鸡。
偷鸡得会偷，不能把鸡搞炸了窝，炸了窝，鸡又叫又飞，还不得惊动主人？偷鸡怎么偷？要轻轻地打开鸡窝门，伸进胳膊，把手掌竖着移动，用手心去慢慢寻找鸡脖子，一旦感觉到了，猛一下攥住鸡脖子，不让鸡出声，掐住鸡脖子把鸡掐出来。半夜的时候，鸡正在睡觉，突然遇到轻微动静，就会伸直脖子，挺起头，想判断一下动静，在它还没来得及判断清楚的时候，就已经被掐住了脖子，鸡就会大脑缺氧，就不炸窝了。鸭子也是，也是挺起脖子，像竖起一根棍子，在黑暗中判断动静，细细想来，偷鸡的时候，会给人带来一种愉悦的享受，一般人是不会得到那种享受的，能得到那种享受的人，必须是胆大心细的人。比如我。我就是那么不慌不忙地从鸡窝里掏出一只鸡来。赵青看见我从鸡窝里掏出了鸡，还没等我站起来，就冲着来时的方向跑了，我觉得那样的情景真是好玩儿。我和赵青回到宿舍，用洗脸盆烧了开水，褪掉鸡毛，清理了鸡肚子，开始煮鸡肉。不能用赵青的脸盆煮鸡肉，他的脸盆让小珍尿过尿。脸盆虽然平时洗脸洗脚，但煮出鸡肉来却是特别的香。 饥饿，会让人真正知道什么叫香。
三
一天傍晚，大队书记召集插队青年开了一个紧急大会，说是明天市革委会主任要下来考察，警告插队生不要捣乱，要好好干活儿，要给市革委会主任留下一个好印象。
散会以后，我偷偷召集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插队青年到我宿舍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我对大家说，明天市革委会主任要来考察，这是解决挨饿的最好机会，大家下去串通一下，明天上午十点，全体插队生准时罢工。
翌日清晨，大队院里敲响了出工的钟声。民兵连长挥动着铁棍，奋力地敲打挂在大队部房檐下的一截铁轨，“当当当当当当”，那天的铁轨声尤其响亮。插队青年们瞅着民兵连长，流露出鄙弃的笑容，意思是说：你们等着吧，我们要罢工了，我们一定能胜利！
上午十点，所有的插队生全都躺倒在干活的地方，嘴里嚷嚷着：“妈呀……妈呀……饿死啦……饿死啦……”女知青躺在地上哀叫的样子，更是让人心疼。女孩子们喊着喊着，居然伤心地哭起来了，居然是哇哇地号哭起来，一个哭，就有人跟着哭，一时间遍地是哭声。
市革委会主任蒙了，急忙问大队干部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大队干部就像雕刻的木头人，眼睛也像木头雕刻的，干瞪着不动。
插队生叫苦连天地说，供给我们的粮食真是太少了，少得可怜呢，一顿饭就给一个窝头，快把人饿死了。这是诚心要往死里饿插队青年呢。
市革委会主任很严厉地批评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说后生和姑娘正是好饭量的时候，吃那么点儿粮食不够塞牙缝，给你们家的孩子吃那么点儿饭，你们怎么想，你们说说，你们怎么想？赶快解决，村里没粮食，打报告，申请上边支援。
书记队长着急了，给插队生说好的，哄插队生赶快复工，但插队生早有约定，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复工。山坡上和川地里，到处都躺着插队生，都在喊：“饿、饿、饿……”
书记队长知道我在插队生里的威信，赶快找我商量，问我能不能让插队生马上复工，剩下的问题都好解决。我说不好解决，饿肚子最不好解决。
队长书记说：“要不让你当管理员，管插队生伙食？”
我说让我当管理员可以，但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队长书记说：“三个啥条件？你说，你快说。”
“第一，插队生要和村民同工同酬，干一样的活儿要挣一样的工分。第二，分口粮也要跟村民一样，不能再吃一斤二两毛粮。第三，国家给插队生每人每月的八块钱补贴金要由插队生自己接管，自己支配。这三个条件缺一条，这管理员我不干。”
书记队长和知青带队干部经过研究，答应了我的三个条件。
我传下话去：复工。
这一天，整个村庄到处都在窃窃私语，就是那种发生了重大事件而且是从来没有过的重大事件的样子。云冈大佛作证，在他脚下的人世上，已经一千五百多年了，这是平民第一次战胜了当地的官吏。
当天晚上，插队青年们兴奋不已，自发地聚集到大队部，议论着这次罢工行动。我想辞退给我们做饭的三个农村妇女，这样就能省下三份口粮，我们自己当家了，就得精打细算，我们有一百多号插队青年，不愁没有会做饭的人。大家都赞成，马上举起手毛遂自荐。我们确定了两男两女四个伙房人员，当然要保留下那个被我踢过屁股的李继红，她一直爱着我，见了我眼睛都是直的。我让人通知那三个给插队生做饭的农村妇女，我们不需要她们了。
那天晚上，插队生都失眠了，特别是做饭的四个男女知青，更是心情激动，表示绝不辜负全体插队生对他们的信任。经历了几年的饥饿，从明天起就可以吃饱肚子了，多么幸福！我们的幸福很简单，就是想吃饱肚子。
四个做饭的知青，高兴得屁滚尿流，居然在满天繁星、一片黑暗的时候，就把饭做熟了。
他们敲打我宿舍门窗，告诉我早饭做熟了，敲打门窗的声音是那么急促，那么激动。
夜空繁星点点，苍穹幽绿，一派舒广。
云冈大佛俯视着村庄，看到了一千五百年来的村庄里，第一次这么早就有一个烟囱冒出了炊烟，冒出了闪闪烁烁的耀眼的火星。
我进了伙房，看见做熟的饭菜，笑得抿不住嘴。我吃了两个窝头，套上毛驴车，要到云冈村东面的晋华宫矿的菜铺去买菜。那时候没有自由市场，国家不允许私人卖菜，私人卖菜就是投机倒把，是国家严厉打击的对象，农村都是把菜送到国营菜铺去，是统购统销，去晚了就买不上菜了。大队会计已经把插队生的补贴金移交给我，我要用插队生的钱给插队生买菜吃。我赶着毛驴车上路了。
天空泛出青蓝青蓝的微光，孕育着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马路两边是连绵起伏的群山，毛驴车行进在两侧山峦夹着的马路上，哒哒的驴蹄声清脆悦耳，在山谷里回荡……我赶着毛驴车来到国营菜铺门前时，菜铺还没上班，我把毛驴系在电线杆上，排队买菜。送菜的大马车已经等在菜铺后院的大门前，等有人来开门。我们村不是蔬菜村，不种菜，只种粮食。那是以粮为纲的年代，允许种菜的村子是蔬菜村，不允许种菜的村子就只能种粮食，打下粮食一部分分给农民做口粮，一部分上交国家叫作上缴爱国粮，那是一个贫穷而有序的时代。
菜铺上班以后，院子里马上混乱起来了，买菜的人拥拥挤挤，吵吵嚷嚷，好像是打架。
我从磅秤上一抱一抱地往毛驴车上抱长白菜，抱上少半車长白菜，我又买茄子豆角，茄子豆角在平常人家里属于细菜，一般是舍不得买的，平常人家吃菜，也就是白菜山药。我们这批插队生没吃过一顿茄子豆角。我不停地往车上抱菜，浑身冒汗，心里高兴，想象着插队生不再皱着眉头吃那寡苦寡苦的圆白菜了，真感到高兴。那是一种令人怀念的思想境界，那时的人有为别人高兴的思想境界，绝不是多年以后的自私贪婪和漠不关心。
四
我赶着毛驴车，满载而归。毛驴车不紧不慢地走在公路上，那样的情景很寂寞。毛驴车把我摇困了，我靠在白菜上睡着了。毛驴车把我拉回大队院里的时候，我还没醒呢。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给王美丽写了信，约她在城门洞里见面，我要和她聊聊我们罢工的事情，我想她接到我的信，一定会兴奋不已。城门洞里是个纳凉的好地方，里面气温阴凉，微风轻吹，吹得人凉爽舒服。每到夏天炎热难耐的时候，镇子上的老汉们都喜欢搬个小板凳，坐在城门洞里，你一言我一语，断断续续地回忆着年轻时的情景和曾经有过的故事。
王美丽蹦蹦跳跳地向我走来，那是非常激动的样子，她左边的小虎牙一直露在外面，说明她一直在笑。她喜形于色地说：“我一看见你走路的样子心里就不由得高兴起来，你这样，左手夹着烟卷，右手插在裤兜里，有时抬起左手抽一口烟，青烟飘动在你的脸上，你的动作真优美真潇洒真好看。”她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地比画着我走路的姿势。我感到内心骄傲，我想所有的男人可能都希望有女人崇拜他。我和王美丽叙述我领导罢工的事情，她说她信，她说如果搁到乱世，你一定是起义领袖。我俩边说边笑，边走边说。我们横跨过一条大马路，慢慢地下到马路下边，又踩着河湾里的乱石，越过镇西河，到河对岸的野地里去谈情说爱。
那是夕阳西下时，我俩躺在谷子地里的一棵柳树下，那片荫凉真好，给人的感觉真舒服。我俩亲吻着拥抱着，不疲不倦地激动在青春期的冲动中。做爱不用人教，也不用商量，只要火候儿到了，谁都知道怎么做。我俩隐伏在谷子地里，闻着土地味儿，开始做爱。她皱着眉头，是疼痛的反应。我有点儿不忍心了，她就暗示我，不要管她。我看着她的眉头一会儿舒展，一会儿拧成疙瘩，让我非常紧张也非常着急。突然，她“哇”的一声大叫，吓了我一大跳。我想下去，她却紧紧地搂住了我的腰。
她搂紧我的脖子，咬我的肩膀，我任她咬疼我的肩膀。我浑身痉挛一样抽动了一下，兴奋的大脑出现了一阵空白，然后就像一条突然放了气的汽车里带，趴在她身上不动了。
“你觉得好吗，好吗？”她问我。
我点点头。
她说：“以后你别再跟人打架了，那样多危险呀，不是打坏别人就是让人打坏自己，闹不好还得蹲监狱，为了我，你以后就别跟人打架了。”
我说我不打好人，专打坏人，有时候碰到坏人真是忍不住，就想打。
她说：“我知道你想把坏人都打光了，可世界上有那么多坏人，靠你一个人能打光吗？”她两眼一眨不眨地看着我，突然很严肃地说，“不管你做啥不做啥，反正你不能跟你们那儿的女孩子们搞对象，这是我最不放心的事情，插队生搞对象太随便了，我们村里也是那种风气，你们那儿也是，你可千万千万别沾染那种风气，你答应我，别搞对象，你能答应我吗？”
“你觉得，”我停顿了一下，“你对今天的事情，将来会后悔吗？”
“后悔是不会后悔的，我就是害怕，害怕将来会发生不可想象的事情。”
“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
“就是……就是……就是害怕哪个女孩子把你抢跑了，那样的话，我真是活不了了，活不下去了。”
“我想我会让你活下去的。”
她使劲儿亲了我一下，“叭”的一声，算是和我的一个约定。她像宣誓一样说：“我拿定主意了，等咱俩都从农村抽上来，咱们就结婚，我给你做老婆，养孩子，养一群孩子。”
五
插隊生能吃饱了，而且伙食也有所改善了，大家都挺高兴。插队生和农民一样，都是早晨出地，中午不回村，伙房负责把午饭送到地里去。农民们是自己带饭。对于那些翻山越岭、走得很远的人，就没法儿送饭了，我就让伙房给他们带饭，或者是窝头，或者是馒头。当天做什么就带什么。出地近的，我们就把饭送到地头上去。我们送饭都是用扁担担着两个桶，一桶稀粥，一桶菜，这一担饭菜沉，我担。另一担是干粮，轻一些，由女知青担着。桶上盖着厚厚的棉垫子。开始的时候，我担着一担饭，一路上要歇缓好几次，压得肩膀酸疼酸疼，左肩压得受不了了，就倒到右肩，过一会儿再倒到左肩，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歇缓歇缓，但不能在路上耽搁太长时间，时间长了，饭就凉了。每次送饭，我都想抓紧时间，让插队生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起初送饭的时候，一路上要休息三四次，渐渐的，休息的次数越来越少，再后来就不休息了，担一担饭菜，走四五里路，不休息，一气儿就到。插队生们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他们高兴，我也高兴。每次送饭，李继红都要跟着去，她也是渐渐的就能担着担子走长路了。那时候我们都挺高兴，都觉得能为别人做一点儿贡献，心里很高兴。有时候，我回想起在菜窖里踢李继红屁股的事情，就觉得对不起她。李继红是个胖乎乎的姑娘，不是林黛玉那样的身材，但也不是臃肿身材，只是胖一点儿，是一种很健康的身材。她长着两只圆圆的眼睛，眼白好像有点儿多，但并不难看。她喜欢笑，动不动就笑，一笑就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她的笑，总是很天真，好像不该笑的时候，也会笑起来。在她对我笑的时候，眼里总是含情脉脉。我觉得我应该对这个姑娘说出我心里的想法，我不能再让人家对我那么痴情却得不到回报。
她听我说了我和我女同学的事情以后，苦笑着说：“反正，我等着你，一直等下去。”刚说出这话，她就沁出了眼泪。“也许我会有运气的，也许有一天，你的那个女同学不跟你了，我就有希望了。”
这真是一个痴情女子。
每年秋天，村子里都要成立护秋队，防止有人偷庄稼，特别是防止有人偷玉米偷山药。护秋队队员每天晚上都在地里转悠，到了白天才回村睡觉。有一天晚上十二点左右，赵青突然跑回宿舍，要拉着我去大队部听房。我问听谁的房，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赵青是护秋队队员，他不去护秋，不知道怎么就发现了新鲜事情。
我那时候夜里并不早睡，每天晚上都看书写作，我的人生理想是将来能当个作家。
农村的窗户，都是那种木条方格子窗户，窗户上糊着麻纸。我和赵青用舌头舔破窗户上的麻纸，顺着窟窿眼儿往里看，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就把耳朵贴着窟窿眼儿往里面听。
“不行不行，这样真不行。”女声。
“有啥不行的，迟早也是个这，跟谁也是个这。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真不行真不行。”
“我不会让你吃亏的，等将来你就知道你会有啥好处了。”男人的声音，死乞白赖的声音。
“我要是答应了你，你也得答应我。”
“你说，答应你啥？你说。”
“等下来了招工指标……”
还没等女的说完，男的就着急地说：“你放心你放心，我肯定给你指标，先尽着你走。”
“不是给我，是给黄三，先给他，先让他走。”
“那你呢？”
“我以后再说。”
“那也好，咱们俩就能有更长的时间了。”
我拽住赵青的胳膊就往外走，赵青不走，我狠劲一拽，差点儿把他拽倒。我拽着他，快走了十多步。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照着大队部的窗户扔了过去，哗嚓一声。我又捡起一块石头，那边又是哗嚓一声。我希望我砸窗户的做法，能够拯救里边的那个姑娘。
我对赵青说：“今天晚上的事情，你别跟任何人说，你要是说出去，我就割了你的舌头！”
这以后，我心里总是充满愤怒，好像对谁都想发火。我本来就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这以后就更是一个愤怒的人了。
打打打！我的心里每天都在这样吼叫着。
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插队生在晋华宫矿电影院看《永不消逝的电波》，有几个云冈矿的痞子找到我，让我打他们矿的两个保卫科干事，我早听说过其中一个干事特别坏，他发明了打人“八大件儿”，其中一件儿是“卷刨渣”，就是把人摁在地上，用木板在人的头上推来推去，推得头上全是小疙瘩。这手段可真是歹毒，比日本鬼子给地下党用刑都歹毒。我恨那个干事，我要狠狠地收拾他一回。电影快演完的时候，我领了几个插队生，等在他们回矿的公路边。我们截住了那两个保卫科干事，二话没说，把两个人放翻了，摁在地上打。打得他哇哇号叫，就像被狼叼住了。
“啊……啊……啊……”惨痛的号叫声，震动了黑暗的山谷。
第二天半夜，我听见吉普车的声音进了房东院子，我做贼心虚，想都没多想，抱起衣裳，跳出窗子逃跑了。我跑到村西边炒莜麦房里才开始穿衣裳，冻得上下牙齿“嘎嘎”作响。我翻山越岭，走进一个山村，敲开一个朋友家门，在他家躲了一夜。从此，我逃离了云冈村，直到第二年，办理返城手续时，才在一天夜里回了云冈村。
我从朋友家出来，翻山越岭，走了三个多小时，走到了狐狸沟矿，很快就找到了我的一个朋友——虹长青。虹长青是狐狸沟矿的下井工人，但他想下井就下，不想下就不下，月月工资照拿不误。虹长青是矿上的黑社会老大，区队长都怕他。我说我来这儿逃案来了，想在狐狸沟矿躲避一个时期，虹长青面有难色地说：“你来这儿躲案，是看得起我，可我怕保证不了你的安全。”虹长青还说，“矿上的民兵小分队经常出来查夜，挨家挨户查，单身宿舍也查，我怕他们查着你。”我说：“这我知道，别说是你们矿了，全国各地都查夜，查了多少年了，咱们也都被查习惯了不是吗？”我让虹长青带着我到矿上转了转，了解了一下情况，我对虹长青说：“我已经选好住处了，就住在民兵小分队大门对过儿的单身楼里，你给我找一间单身宿舍。”虹长青瞪大眼睛，惊讶地说：“啊！你要跟他们住门对门，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我笑笑说：“最不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民兵小分队绝不会想到有坏人敢和他们住对门儿，他们哪儿都查，就是不查门前的单身楼。”我很自信地笑着。
虹长青将信将疑地说：“这可是你自己硬要住那儿的，出了事儿可别怪我啊？”
我在狐狸沟矿住下以后，虹长青为了显示自己在矿上的实力，每天请我下饭店、喝酒。矿上的痞子们也听说过我在江湖上的大名，都想认识我，跟我交朋友，所以总是有人请我。过去，没见过我的人，都把我想象成是一个虎背熊腰、满脸挓挲着络腮胡子的高大汉子，可见了面一看，却原来是一个面目清秀的青年，或者说是一个英俊少年，举止文雅，根本不像是一个闯江湖的人。但是，细心的人会看出我的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很有威力，眼窝凹陷，眼眶骨很高，前额宽大明亮，眼睛深邃尖锐，具有一种征服对方的精神力量。江湖上都知道这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都很佩服。
有一天，居然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也要请我喝酒，我对虹长青说：“他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了，还混社会？”
“他不混社会，但他喜欢和社会人打交道，他说社会人讲义气，愿意跟社会人来往。”虹长青说。
那个人对我一抱拳，说：“久仰久仰，請进请进。”
我们一伙人进了饭店，我们下饭店喝酒，也就是喝酒，简单地要点儿便宜菜，一块三一斤高粱白，大碗大碗地喝。虹长青管那个四十多岁的人叫“单眼儿挑担”。虹长青显出盛气凌人的样子对“单眼儿挑担”说：“你以为你能请来黄三吗？他来喝你的酒，是看我的面子呢，要是你呀，八抬大轿也抬不来他。”
“单眼儿挑担”笑一下，喝一口酒，很荣幸地点点头，“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
我觉得“单眼儿挑担”这个名字很奇怪，就悄悄地问虹长青：“你咋叫他‘单眼儿挑担’”？
虹长青笑着说：“他老婆跟我们矿的刘矿长有那种关系呢。”
“有那种关系，你还当面叫人家‘单眼儿挑担’？”
“他？他就是那种王八骨头，他生啥气？他不生气。”
“单眼儿挑担”已经喝多了，一边喝一边流眼泪。
人们都知道“单眼儿挑担”喝酒的毛病，他喜欢喝酒，喝一两醉，喝二两也醉，喝一斤二斤还是醉，他总是一边喝酒一边流泪，好像他喝酒就是为了流眼泪，好像他喝下去的酒，又从眼睛里流淌出来了，所以人们说他喝多少酒都喝不成稀泥烂醉的样子，人们说，从来没见他醉倒过。
“单眼儿挑担”里边的“挑担”，是方言，意思就是两个男人娶了同一个女人，所以叫“单眼儿挑担”。人们给人起外号起得真损，也起得真是恰当。“单眼儿挑担”的老婆是全矿有名的漂亮女人，已经跟刘矿长好了好几年了。“单眼儿挑担”管不了老婆，他也不敢管老婆，一旦管了，下井以后，队长就要派他去老古塘里往出回柱子，那是井下最危险的工作，闹不好就要了命。老古塘是采空区，里面空荡荡的就像大礼堂，就靠原来的一些柱子支撑着顶板，进了里面常常会听到“吱吱嘎嘎”的响声，说不定哪一片柱子就被大顶压垮了，人要是再进去把柱子拉倒了，再把柱子抢出来，那不就是虎口拔牙、不就是去送死吗？ 我说：“他妈了个×的，真是太欺负人了！”
“单眼儿挑担”说：“他闹我老婆我没办法，闹就闹吧，可他最近又想闹我闺女了，我真是没法儿活了，不想活了。“单眼儿挑担”两眼落泪，落出的泪是一股酒味儿。
虹长青说：“?相，就知道掉眼泪，你死去吧你！”
我用深邃的眼睛凝视着“单眼儿挑担”，一时间恨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恨不得一脚踢翻桌子，大喊一声：“杀了他！”
可我不是那种轻易暴露喜怒形色的人，我是一个从来都不把要做的事情提前说出来的人。我要做什么，从来不让人提前知道。第二天，我又找到了“单眼儿挑担”，像没事儿一样和“单眼儿挑担”拉家常，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问刘矿长的起居动向和生活习惯。又过了几天，我对虹长青说：“我在矿上待腻了，走啦！”虹长青有点舍不得，还想让我多待几天。我说：“不待了不待了，出去走走，散散心，过些日子想来再来。”虹长青说：“要不这样吧，我带上两个掏腰的（方言，就是偷钱包的扒手），咱们到全国各地去转转，去闯江湖，咋好活咋来。”
我也想过要那样做，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我知道那是一条离开好人走向坏人的不归之路，那样做了，我以后就当不成好人了。我知道，人要坏，很容易，只要自己不约束自己，就坏起来了。
我说我们还是当好人吧，别去社会上瞎胡混了。
我在山里面闲转悠，等天黑。天黑以后，我提着一条洋镐柄子，藏在刘矿长的家门前。刘矿长正要进院门时，我在背后喊了一声“刘矿长！”
刘矿长“哦”了一声。
刘矿长还没转过身来，我已经挥起洋镐柄子抡在了他的脖子上，刘矿长一声没吭就倒在地上了。我搬起刚才坐过的一块大石头，瞅准刘矿长左小腿，举起石头砸下去，就听见咔嚓一声，我忿忿地说：“我教你流！”
我提起镐柄，急匆匆地消失在隆冬的夜色里。
我边走边晃动着镐柄子，显出很愉快很得意的样子。山里有狼，如果碰着狼，我就用洋镐柄子打狼，我虽然形貌文弱，但我什么都不怕。我翻山越嶺，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看见了山脚下的村庄，飘着一股股乳白色的炊烟，像一股股飘动的牛奶。我高兴地笑了，笑着往山下跑去。那个村庄里也有插队生，插队生管理员是我的朋友，我可以长期住在村子里。农村是不查夜的，可以放心睡觉。快过年的时候，我的“谍报网”来给我报信：“你哥哥到哪里哪里找过你，你父亲让你回家过年，他想你想病了。”
腊月二十九，整个白天，我都站在雪地里。鹅毛大雪纷纷飘落，那雪很沉重地往下落，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在来回折腾：回还是不回？
我担心在我回家过年的时候，会被公安局的人从家里抓走。公安局的人喜欢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到人们家里去抓人。我左手夹着烟卷，右手插在裤兜里，长时间地徘徊在雪地上。我感觉着雪的凉意，希望那凉意能让我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我的朋友叫田文清，人们都习惯地叫他文清。文清也是一个喜欢闯江湖的青年，自从他来到这个村子插队以后，这个村子的插队青年跟周围村子以及工厂矿山的社会人打过一些架，我带着人帮他们打过架。那时候，打架是青少年很时兴的一种英雄式的生活方式。我们管那种生活方式叫闯江湖。整个冬天，我并不是一直都躲在这个村子里，有时候到一些煤矿去，住在煤矿朋友的宿舍里，或者躲到某个工厂的工人宿舍里，煤矿和工厂经常有民兵在夜里查户口，待在那些地方总让我提心吊胆。过几天，我就挪动一个地方，我觉得我那时就是一只无家可归的丧家犬。田文清插队的村子就像我的据点，当我觉得在某些地方难以躲避时，我就回到他们村子去睡安稳觉。田文清见我在雪地里走来走去，就走到我跟前说：“你要是想回就回吧，你回了家，我带几个人给你在外面瞭哨，一旦有情况，马上通知你，我保证他们抓不着你。”
我站在茫茫雪地里，总是看见父亲送我送到家门口站着不动的情景，父亲不想让我走，我每走远一步都会扯痛父亲的心。人性和亲情战胜了我的恐惧和胆怯，我回家了。天已黑，炕桌上摆了丰盛的晚餐，一家人围在桌边不动声色地等着我。他们等待了整整一个冬季，他们相信我今晚会回来。
我回来了，看见亲人，眼圈儿发热。
我娘哭了，拉我上炕，对我说：“三子，这一冬天你跑哪儿去啦？”
妹妹也哭，哥哥也哭。
积压的整个冬季的泪水汹涌流淌。
我坐在父亲身边，父亲说：“三子啊……”父亲的话，戛然而止，然后是一声长叹，那一声长叹直到多年以后的今夜，我还觉得是那么沉重、那么无奈。
父亲越来越感到肝区疼痛难忍，有时用右手捂住肝区，左手压住右手，两只手使劲顶住肝区想减轻疼痛，脸上挂满了汗珠子。人们都劝我父亲到市人民医院去检查检查，看看到底得了什么病。市人民医院是全市最大的一所医院，拥有当地最好的医生和医疗设备。父亲不想去医院，父亲怀着侥幸心理，心想疼一疼也许就不疼了。他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的人，他觉得他能忍住肝脏疼痛，希望那种来自于腹腔内部的疼痛会慢慢过去。有时候，父亲觉得身体好一些了，就去单位上班，人们都说他脸色不好，真应该去大医院好好检查检查了。父亲有个朋友认识市人民医院的内科主任，说是保证能让主任给好好检查检查。这一检查不要紧，真就检查出大问题了。内科主任看完X光片后，避开父亲对父亲的朋友说，肝脏有块阴影，好像是肿瘤，可能得了癌症。内科主任还说，这种病是紧七慢八，病程发展得快呢，是七个月死，病程发展得慢呢，是八个月死，活下去是不可能了。家里人和外人都在父亲面前隐瞒他的病情，没有人告诉他得了什么病。父亲是一个内心非常敏感的人，有时候看见家里人说悄悄话，或者看见家人和客人说悄悄话，就伸起头，支棱起耳朵偷听，有时还问一声，我到底得了什么病？父亲微笑着说：“你们别瞒我嘛，我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呢？”
我们总是说，没事没事，不是啥重病，中医说是肝瘀血，吃些汤药，消肿化瘀就好了。我想父亲肯定已经觉察出自己是得了不治之症，所以他总是皱着眉头，一碗一碗地喝中药。父亲把烟戒了，把酒也戒了，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生欲望。 我经常在晚上十点钟以后，偷偷地走到野地里跪下，给老天爷磕头，祈求老天爷救救我的父亲。我躲避着所有的人，不希望有人看到我所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和老天爷之间的事情，让别人看见就不灵了。我对上天充满了虔诚，充满了对父亲的柔情和拯救之情。我到处打听治疗癌症的办法，有一天，找到一个阴阳先生。阴阳先生长相怪异，一寸多长的络腮胡须，全白，一张白花花的胡子脸，像个白色向日葵，很难判断出他是八十岁还是九十岁，或者是一百二十岁，人们都说他能下阴，就是能到阴曹地府去。阴阳先生算完卦，扬起一张白花花的胡子脸，张大嘴，长长地打了个哈欠，那张嘴就像黑洞。在他家看病扎针的人说，先生的魂已经走了，去阴间打问你父亲的事情去了。过了一会儿，阴阳先生好像是跑快了，气喘吁吁地说：“孩子，你父亲欠了阎王爷钱了，你们得还阎王爷的钱呢。”他教我怎么叠麻纸，怎么铰纸钱，让我回家去铰纸钱。他说，“多铰点儿，到了晚上十二点，不要让人看见，把纸钱装进纸袋里，纸袋上用毛笔写上：冥国收。找一个十字路口把纸钱烧了，或许阎王爷会饶了你父亲。”阴阳先生还告诉我一个偏方，说要是能找到一个遗饭钵里的遗饭给你父亲吃了，可能会治好你父亲的病，阴阳先生很诡秘地说：“那玩意儿治绝症很灵验，偏方治大病呢。”
什么是遗饭钵？遗饭钵就是埋葬死人时，用一个黑陶瓷小罐儿盛上一些五谷杂粮，把小罐儿放在墓穴里的一个方形土洞里，是给死人留下的粮食，供死人食用。想找到遗饭钵，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挖墓。可挖谁的墓呢？谁家的墓能让我挖呢？
我和父亲讲了烧纸钱的事情，也说了遗饭钵的事情，父亲说遗饭钵可就难找了，上哪儿去找那玩意儿呢？我看出了父亲的期望，也看出了父亲的绝望。我说家里人谁也不要打扰我，阴阳先生说了，不能让第二个人看见我烧纸钱，否则就不灵验了。其实，阴阳先生是害怕有人发现他搞迷信活动，一旦有人告发他，他会倒霉的。我一个人待在小房里，开始用麻纸剪纸钱。剪到夜深人静时，想起父亲的可怜，想起父亲就要离我而去了，就一边剪纸钱一边掉眼泪，好像每一剪子都铰疼了我的心。泪水掉在麻纸上，一滴一滴洇湿了麻纸。
我真想哭出声来。
我插队的时候，父亲还好好的，可刚过了半年，父亲怎么就病成了这种样子？
我剪了一大堆紙钱，用两张麻纸粘了一个大纸袋子，把纸钱放进纸袋里，然后手执毛笔，在纸袋上恭恭敬敬地写下三个字：冥国收。
我抱着一大袋纸钱，从后门悄悄溜出去，像做贼一样轻手轻脚。我看见父母和兄妹睡觉的屋子还亮着灯，他们也一定是难以入眠，都在为这个给阎王爷送钱的夜晚而心情不安。
我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向四周看看，确实无人。整个人世间一片黑暗，阴森森的。我跪在十字路口，很虔诚地磕了三个头，一边掏出火柴点火，一边哭声哭气地说：“阎王爷，我的好阎王爷啊，我来替我父亲还钱来了，求求阎王爷，让我父亲好了吧！实在不行，就折我二十年阳寿给我父亲吧，求求阎王爷，饶了我爹吧！”我祷告完，点燃了纸钱，火焰冲天而起，眼前是一片红彤彤的火光。我怀着父亲有可能得救的激动心情回到家里，我娘正冲着黑夜张望着，其实我娘只能看到黑暗而看不到任何东西。
我娘很诡秘地悄声问：“烧啦？”
我说烧了。
我娘说烧的时候看没看见有什么奇怪现象？
我想了想，忽然想起好像当时有过一点儿奇怪现象。我说我看见一束雪白的火光，“嗖”一下冲上天去，就像手电光的光柱，嗖一下就射上去了。
我娘脸上忽然有了一点儿笑容，我娘说：“好！这就说明阎王爷来收钱了，你爹的病可能还真能好了呢。”我娘高兴完了，很快就淌出了眼泪。
为了救活父亲，我决定挖一个遗饭钵子。我把虹长青和黑狗还有小号手叫到家里，悄悄密谋着挖墓的事情。商量来商量去，我们决定挖死鬼李建国的墓。李建国曾经是镇子上公认的一条好汉，身体高大，虎背熊腰，胸脯上长着黑毛。他在武斗的时候是糟派黑干将，他平时手里提着两把板斧，不系扣子，胸脯上的黑毛随风摆动，整个儿一个凶神恶煞，真像张飞再生，李逵复来，有他在的地方，好派就不敢去，好派的人都怕他。两派大联合以后，李建国当了同安水泥厂的民兵连长，经常组织民兵训练。那时的口号是：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有一年纪念八一建军节，水泥厂的民兵都去甘河水库搞渡江演习，毛主席曾经畅游长江，所以民兵们就对渡江演习非常热情。民兵们把充足气的汽车里带绑上木板，木板架上架着高射机枪和小高炮，民兵们脱光衣裳跳进水里，拥着木架子游向对岸，木架子上插着五星红旗，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些赤条条的大人们在水里推着木架子吆吆喝喝，岸上还有人吹军号，那声势，真是威风凛凛。照理说水里的人扶着木架子是淹不死的，万万没有想到，那么高大的一个李建国居然淹死了。有人说他是在喊口号时呛死的，也有人说他是让河里的淹死鬼给拽走了。
李建国老婆嫁人了，也不给李建国上坟了，他的坟就成了荒坟，坟堆越来越小，已经快和土地一样平了。一天夜里，我和朋友们来到李建国坟前，跪下，点了三炷香，我对他说：“李建国大英雄，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我想借用一下你的遗饭钵子，对不起你了，请你多多原谅吧。”祷告完毕，我说，“弟兄们，动手！”
虹长青和黑狗还有小号手，马上开始挖墓。
我哥哥骑着车子，带着父亲突然来到了墓地，父亲用衰弱的声音喊道：“三子，三子，你们停下，你们都停……停下……”父亲很着急地说，“你们不能做这种事，自古以来掘坟挖墓是犯死罪的，你们千万不能干这种事情啊！”
父亲的善良，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为父亲的善良倾洒出了感动的热泪。
我继续打听治病的办法，有个民间郎中告诉我一个偏方，说是用半斤重的下蛋小母鸡，熬霸王鞭皮子可以治疗癌症。对别人来说，找那么多半斤大的小母鸡，而且还必须是下蛋的小母鸡应该是很难的事情，但对我来说不难，我放出话去，要朋友们给我找半斤大的下蛋母鸡。朋友传朋友，朋友何其多？每天都有认识和不认识的青少年往我家里送鸡，每天熬一只鸡和一两霸王鞭皮，霸王鞭皮是朋友们从公园里搞来的，只要能治好父亲的病，鸡和霸王鞭皮都不成问题。我觉得我就像《隋唐演义》里的单雄信，登高一呼，四方响应。我知道那些鸡是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们偷的，否则怎么办，我还能怎么办？送来的鸡都圈在小房里，喂些粮食，炕上地上的鸡蛋就像鸽子蛋。父亲在医院住院，我娘陪着，我每天晚上熬一只鸡，把鸡汤灌进一个输液瓶子里，第二天坐上公共汽车去给父亲送鸡汤，父亲一喝汤就皱眉头，我娘就像劝小孩子一样说：“喝吧喝吧，喝了就好了。”父亲喝了多少鸡汤，真是说不清了，但我知道他一定是喝腻了。 现在，我的年龄已经比父亲去世时的年龄都大了，但我还会像孩子一样流着眼泪思念我的父亲。我一直都在想：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
有一回，我给父亲送完鸡汤回家，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扒手。那是一个什么都缺少的年代，公共汽车也同样缺少，人们总是拼命地挤乘公共汽车，汽车里的人像煮在锅里的饺子一样滚来滚去，这就给一些扒手造成了极好的扒窃机会。扒手们总是三五结伴，趁着汽车颠簸时故意拥挤，在混乱中偷窃钱包。我穿着军褂，那是时兴军褂军帽的年代，最次的人也想穿一条军裤。在拥挤中，我感到我的上衣兜有动静，再看看两边，两边的后生都攥着汽车上的横杆，用胳膊把我的脸挡得严严实实，面对面的后生正在扒窃我的上衣兜。用行话说，对面的扒手叫“钱工”，两边用胳膊挡我脸的人叫“搭架子”，正在被扒窃的上衣兜叫“天窗”，上衣下兜叫“平台”，裤兜叫“地道”，偷走皮包（钱包），拿走里面的钱和粮票和布票，再把皮包扔了，叫“洗皮子”，这我都懂。我假装没发现什么，等我感觉到上衣兜里确实伸进手指的时候，我猛抬右手，一把攥住了一只胳膊腕子。那家伙想猛然抽走胳膊腕子，被我狠狠地踢了一脚干腿棒子，就是小腿胫骨，那个部位踢上去生疼。
我低声说：“别动！”我目光炯炯，怒视对方，把对方镇住了。我说我是古庙镇的黄三。我必须尽快报出名姓，否则打起来我可能打不过他们三个人，而且在拥挤的车里也不好打架，我只能让他们尽快知道我是谁。对面的后生低声说：“你是黄三，你就是黄三？”旁边“搭架子”的两个后生知道我已经逮住了扒手，很凶狠地对我说：“你想干啥！你想干啥！”他们要动手了。对面的后生急忙说：“别动别动，他是黄三！”那两个家伙立刻软了，连连说对不起。我想把他们带到古庙镇下车，只要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就是瓮中之鳖，随我擒拿。三个家伙不住地给我说好话。这时候车里已经有人发现丢了钱包，有人一嚷嚷，提醒了其他人，好几个人都嚷嚷着丢了钱包，但不敢大声嚷嚷，好像是他们偷了别人。人们都用手捂住自己的衣兜和裤兜，显出紧张恐惧的样子。车上有个警察，人们都把求救的眼神投向警察，可那个警察故意把眼睛看着窗外，对人们的嚷嚷和求助的眼神充当聋子和瞎子。这让我从心里看不起警察，他们狗屁不是！混社会的人管警察叫“盖子”，那是行话。那三个家伙悄悄地说，车上有“盖子”！
公共汽车总站是古庙镇，镇子里有个派出所，他们担心跟我到了总站会被警察抓进派出所去，他们说：“咱们的事情好说，日后我们哥们儿一定登门拜访，当面谢罪。”我想也是，一旦让警察把他们抓进去，我不就变成“探子”了吗？社会人管暗中联络警察的痞子叫“探子”，最受鄙视。我点点头，允许他们下车。他们一下车，车上的人就反了，刚才还不敢大声说自己丢了钱包的人，居然都大声嚷开了：“我的钱包丢了……”“我的钱包也丢了……”“我也丢了……”“那些黑了心的王八蛋！”这就是国民的软弱性，他们不敢团结起来捉拿坏人，包括那个警察。当地人有一句骂胆小鬼的歇后语：贼走了——你才挠出刀子了！
有人问我：“你是不是认识他们？”我说不认识，他们掏我钱包被我抓住了，所以他们才跟我说好话。人们奇怪地说，“他们不打你，还跟你说好话？”我突然警觉起来，想到了车上的“盖子”，我知道有些警察抓坏人不行，抓好人最有本事，如果到了总站把我当嫌疑人抓进派出所去，我就是浑身长满了嘴也说不清楚。
我心生一计，也在下一站下车了。
有一次，父亲很平静地对我说：“以后别送鸡汤了，我这病我知道是好不了了。”
父亲已经肝腹水，肚子又圆又大，像扣着一个锅。父亲不能躺着睡，总是跪在床上，额头抵住床面，两只胳膊肘撑住床，圆圆的大肚子向下悬垂着，肚皮上的静脉很明显地泛出青蓝色道子，像西瓜的花纹。父亲就那么一天一天的埋着头，忍受着病痛折磨，偶尔哼出一点儿微弱的呻吟，那是一种压抑的怕人听见的声音。父亲小便不出来，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有时候，父亲跪在痰盂上，一跪就是十多分钟或者半个多小时，想挤出一滴尿液。那时候，若是能挤出一滴尿液，父亲就会感到是莫大的幸福和愉快。父亲被憋胀的肚子搞得实在难挨时，才发出一种低沉的怕人听见的声音来缓释一下肉体和精神的痛苦。
又一次，父亲见我娘离得远了一点儿，就示意我挨近他，要和我说话。我刚把耳朵贴近，父亲见我娘过来了，就不说了。
我娘说：“你想说啥，你想说啥？”
父亲没吭声。父亲不想让我娘听到他要对我说的话，因为那样一说，就说明他活不了了，他不想让我娘知道他活不了了。
父亲不再说话，但他的眼睛却凝视着我，我从那种凝视的眼神里看懂了父亲的心思，父亲一定是要说：“唉，你啥时候才能从农村上来呢？”
有一天早晨，我去医院送鸡汤，推开病房门，看见病房空了。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像一间空房子。我赶紧跑出医院，挤上公共汽车，下了车往家跑。我没见上父亲最后一面，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我把脸贴在父亲脸上，父亲的脸冰凉。我想哭，但哭不出来，那时我才知道，最亲的人死了，一下子是哭不出来的。
我才十九岁，父亲就扔下我走了，不管我了，我今后还能和谁说说心里话呢？
我知道我的父亲为什么会得那场重病。父亲是因为我插队郁结于心而酿成了死亡的结果。
火葬父亲的前一天，我对娘说：“明天抬走父亲的时候，您一定要坚强，一定不能哭。”当时刚刚提倡火葬，上级领导给我娘做思想工作，希望能火葬我父亲，给社会带个好头。火葬以后，单位承诺给我们家一个接班当工人的指标，为了能有一个孩子日后当工人，我娘答应火葬我的父亲。
火葬父亲的那天早晨，父亲单位的人用担架把父亲抬出家门，父亲身上盖着一面红旗，我娘把头挨近担架，跟出家门，我娘的脖子一蠕一蠕的蠕动，像鸡吃东西噎住了，看来我娘是真想放声痛哭一场，但最终听了孩子们的话，忍了，一声没哭。孩子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革命情结，居然剥夺了母亲哭泣丈夫的权利。真是太残酷，太没有人性了！我娘能痛痛快快地哭一回丈夫的时候，是三十年以后。我把父亲的骨灰盒埋在了一块坟地里，要让父亲入土为安。埋完父亲的第七天，按当地习惯叫“头七”，要去上坟，这一天我把我娘带到坟上。当地的习惯是，埋葬死人的当天是不允许女人到坟上去的，所以过“头七”的时候，才把我娘带到了坟地。我娘坐在我父亲坟堆边，放开声号哭起来，我娘一边哭一边用手摸着新鲜的坟堆，摸来摸去，摸来摸去，就像摸着一个人的脸，这是我娘离开丈夫三十多年后的第一次放声大哭。我娘歪着头，把头倾斜向坟堆那边，一只手就那么在坟堆上摸呀摸呀，哭呀哭呀，哭得泪水滂沱，一塌糊涂。三十多年的时间有多长，儿女们来到三十多年的父母墳边，是绝不会那样痛哭了，可我娘的哭，就像是丈夫刚刚去世。这时候，我娘已经八十多岁了。 火葬了父亲，父亲单位真的给了我家一个接班指标，人们都让我接班，我说我不接，我已经在农村插队了，总有上来的时候。人们说要是上不来呢？我说上不来再说，让妹妹接吧，妹妹是女孩子，更不好找工作。人们（当然也包括我娘）说女孩子确实不好找工作，但女孩子将来找个对象，有男人养活，可男人就不同了，男人必须有工作，将来才能养活女人，才能有家。
我不愿意接受传统观念，不愿意妹妹将来靠男人养活，去承受歧视，我希望我妹妹是一个具有独立生存能力的新型女性。我坚决把接班指标让给了妹妹，我去派出所给妹妹改了户口，因为妹妹才十五岁，还在上学，还不够招工年龄。
我将来能从农村上来吗？心里真是没底。
六
孩子们都在唱一首流行歌谣：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比爹，从那时就开始了。
王美丽就有一个好爸爸，她爸爸是同安水泥厂厂长，他爸爸有一个朋友是当地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主任，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简称“安置办”。“安置办”主任，那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职位。王美丽从农村抽上来以后，被安排到市里的红旗商场当了售货员。在生活物品匮乏的年代，有本事有门路的女孩子都去商店当售货员，站在柜台里的售货员大部分是漂亮女性，她们不是有权人家的孩子和亲戚就是当官人家的儿媳妇。男人们想过眼瘾时，就去商店里看售货员。红旗商场是全市最大的国营商店，外观建筑完全模仿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据说中央领导因此还批评过大同市的领导：你们大同想做什么，也想成立中央吗？
安置插队知青的年代，是一个青少年比爹的年代。可我的爹，却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永远的离开了我，这对我的人生真是一个重大打击。
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也在“安置办”工作，我想他也许能帮我从农村返回城市。我想买一些礼品去看望我父亲的那个朋友。买什么礼品最好呢？想来想去，当然是“北京糕点”。大同人很难吃到“北京糕点”，而“北京糕点”更时兴的原因是，里边含有政治上的北京情结。全大同市只有红旗商场才卖“北京糕点”，别的商店都没有销售“北京糕点”的资格。全国各地都像进贡一样供养着北京，中国的好东西都在北京，这就是政治。“北京糕点”就是用纸褙盒装着的糕点，是送礼的稀罕品，这就让我想起了王美丽。
王美丽从农村上来以后，没再给我写过信，也没找过我，我想一定是因为我父亲的死和我娘没有工作而让她感到不称心了，当然更主要的是，我还是插队生，是农民，和她的售货员身份已经很不般配了，当我明白这一点时，我也就主动放弃了她对我的海誓山盟。在做人方面，我受到了父亲的影响，那就是做人自觉，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一回，我是想花钱买东西，我觉得找找她也没什么不可以，我毕竟是打开她处女门的人，她应该能给我这点儿面子。
我找到了王美丽，她先是惊讶地瞪圆了眼睛，但一直没露出嘴里那颗很好看的小虎牙，这说明她一直没笑，说明她早就考虑过和我一旦见面，会怎样对付我和我们曾经有过的爱情了。女人对人生的选择总是那么实际那么坚决，总是比男人强，比男人有定力。
王美丽站在柜台里，显出售货员的高贵身份，很拿捏地跟我说话。
我说我想买两盒“北京糕点”。
她说这得请示组长，组长让卖才能卖，她说她去问问吧。
她对我说：“组长同意了，可以卖给你两盒北京糕点。”
我们这次见面，冷冷淡淡，她居然没有说我们应该抽时间谈谈，应该很合适地了却一下过去。没有。学生的纯情，被现实一击就碎。
她果断的样子，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了人生的世态炎凉，她是我初恋的恋人，她让我那么真实地感到，世界上是没有爱情的，这真让我伤心。
我父亲的朋友很讲义气，见了我就说：“哎呀，你正好来了，我正要抽时间到你们家去找你，我给你搞到一个从农村上来的指标。”他还说，“你来就来吧，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啥？你父亲临死前跟我说过你的事情，求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从农村抽上来。”他瞅着“北京糕点”说，“你们家那么困难，哪有钱买这些东西？”
我们家确实困难，我娘没有工作，在外面干临时工，两个哥哥都在部队当兵，一个月一人十二块津贴，妹妹在纺织厂当学徒工，一个月挣十八块钱，这样说来，我的家庭条件确实与王美丽的家庭条件有了天地之别，人家不跟我，我也能想得开，可让我想不开的是，她不应该连一句结束的话都没有，她总应该跟我说一句什么不是吗？其实，我伤心，也就是伤心在一两句话上。
我父亲的朋友给了我一份插队青年返城招工表，推我出门，边推边说：“你把点心拿回去给你娘吃吧。”
“您看您看，”我着急地说：“我已经买来了，您就收下吧。”我想我把糕点拿回家去也不好處理，我们家真是舍不得吃那种东西。他说：“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他很固执地把我推出了家门。
我一直不敢明目张胆地回村去，有事就让同宿舍的赵青给村里捎话。赵青告诉大队干部和知青带队干部，说黄三晚上要来办理返城手续，要来签字盖章。那天晚上，我骑车子进了云冈村，很警觉地观察村子里有没有异常情况，确定没有可疑迹象后，我才去找大队干部和带队干部。他们很痛快地在招工表上签字盖章，一点儿也没有为难我，我感谢他们。民兵连长请我到他们家喝酒吃饭，感谢我没有因为他捆绑插队青年而报复他。他说：“你黄三虽然是混社会的人，但你不欺负人，是个坏人里的好人。”
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我将返城，我将到建筑公司去当工人，开始我新的人生，尽管我还不知道我新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我所经历过的人生，必定会被后来人看作是一个似懂不懂的故事。
还有一个人需要交代一下，那就是插队生李继红，我听说她跳进大同公园的湖里自杀了，我跟插队生们打听过，但没有人能说清她为什么要跳湖自杀。
黄静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长城》《黄河》《雨花》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若干。出版小说集《走向远方的河》等3部。作品曾被《小说选刊》《散文选刊》选载。
一九七五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到云冈村去插队落户，就是云冈石窟前的那个村子。多年以后，已经看不见那个村子了，因为发展旅游业，那个村子整体搬迁，已经在大地上永远消失了。
我背着行李卷儿走出家门，父亲和母亲跟在后面。父亲愁眉苦脸地站在家门口，一步也不肯往前走，木然地站着，呆呆地望着我。我知道父亲不是送我走，而是在等我回来。那一刻，我在父亲身上看到了一种温柔。
我上了解放牌大卡车之后，父亲就蹲在房山头下抽烟，妹妹说父亲蹲在房山头下，抽了一盒烟。
到农村插队落户是城市毕业生唯一的人生出路，只有下农村，将来才能抽上来当工人，不插队，就找不上工作。人们最担心的是，不知道下了农村以后，什么时候才能抽上来，假如抽不上来的话，就得当一辈子农民。
我背着行李，母亲提着装在网兜里的脸盆和洗嗽用具，紧跟着我，走到解放牌大卡车下。我举起行李，车上的人把行李接上去，我又回过头看了一眼我的父亲。父亲仍然在原地站着，像一截木桩。父亲表情悲伤，充满忧虑，好像是在说：唉，他才十八岁，他还是个孩子，当了农民怎么办？真是愁死人了。
敲锣打鼓的人们很卖力地敲打着，喜笑颜开地欢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两辆解放牌大卡车上插绑了许多杆红旗，载满了十八九岁的男女青年和送行的人，车进村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村干部和农民们簇拥在大队部门口，说是来欢迎我们。其实那些村民并不是欢迎我们，而是去看热闹的。大队部院里人声嘈杂，农村妇女们忙着调凉菜炸油糕。中午时，一大盆一大盆油炸糕摆放在大队部院里的黄土地上，红萝卜丝和苤蓝丝还有菠菜以及黄豆芽拌的凉菜，红红绿绿、白白黄黄，很好看。插队生们欢欢喜喜地吃油糕，结识新朋友，家长们则愁眉苦脸，很少言语，有的母亲在偷偷掉眼泪。
大队院里有三排红砖房，是知青宿舍，每个宿舍里住着五六个老知青，新来的知青已经没有住处了。大队书记拿着一张纸念名单，念一个农民的名字，再念两个插队青年的名字，那两个插队青年就跟着那个农民到他家里去。农民的院子里有小土房，拾掇出来给插队青年住。房子不高，也不大，房顶是一出水，房子的内外墙壁都是用剁碎的莜麦秸子和了泥抹在墙壁上，房顶也是大泥抹出来的。房子里有一铺小土炕，有一个灶火。
我母亲临走的时候，看着那个小土房，再也坚持不住了，哗哗地流眼泪。
我跟母亲说：“回去以后别跟我爹说我住这样的房子。”
我母亲点点头，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我的女同学王美丽几乎每个礼拜给我寄一封信，有时候一个礼拜来两封，我把她的信全都保存在小箱子里，摞在箱角的信有一拃高了。她的每一封信都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忧虑，她怕我和别的姑娘搞对象。
我们村里有个女知青肚子大了，大队书记在知青大会上说，那个女孩子得了气裹血住进医院了。然后又说：“你们青年人得注意呢，千万得注意呢，你说一个好好的女孩子，突然肚子大起来咋办？要是你们的家长找来了，你们说让我咋回答他们？”插队生们就哈哈大笑。
插队生跟着农民种地、锄地、掏粪、收割，农民干一天挣十多个工分，可最能干的插队生一天才挣七八分，合七八毛钱。插队生每人每天供给一斤二两毛粮，就是带皮的粮食，去掉皮，还不到一斤。一天三顿饭，一顿三两粮，对于翻山越岭、种地耕田的年轻男女来说，那点儿粮食远远不够。插队生回一趟家，就背回一包干粮，可刚一进宿舍，就让相好的知青们一会儿就吃光了。有的插队生，一顿能吃十个窝头，还要喝两碗凉水。肚子里没油水，饭量就大，就更容易饿。
一天深夜，我躺在炕上，挖心的饥饿感折磨得我连一分一秒都睡不成觉。我爬起来，拉着灯，在整个屋子里东寻西找，只找到一个盛着咸菜的罐头瓶子，其实我知道我找不到吃的东西，可我还是在屋子里找来找去。那时候我最大心愿就是能有一个窝头。我拿着罐头瓶子走出去，一直走到村西头一口水井边。
月光很好，皎洁清亮。黑乎乎的群山显出悠久沉重的轮廓。
我把胶皮笆斗扔下井去，把辘轳疯狂旋转，仿佛要甩掉许多个苦恼的年轮。
月亮在轻纱般的白云里穿行，月光洒在光滑的井台上。
一声尖锐凄厉的鸟鸣划破长夜，那鸟儿大概是把明月夜当成白昼了。
我攥着辘轳把子，摇上一笆斗清冽井水，一边吃咸菜一边喝井水。
我就着咸菜，喝了一肚子凉水，长时间地凝视着黑乎乎的云冈大佛。
我坐在井台边，面對静静的夜色，不由自主地唱起了一首插队生流行歌曲：“外面下雨我在屋，我在屋中大声哭，远离家乡离父母啊，妈妈呀妈妈呀，何年何月我才能回家……”我唱着，我是那么孤独，我的眼泪唰唰流淌。没有人知道我在深深的大山里，在深深的黑夜里，一个人，一边唱歌一边流泪一边喝凉水。
云冈村东面毗邻着晋华宫矿，矿上有很多痞子，村民们都怕他们。年年秋天，村民们都不敢去收割临近煤矿的庄稼，那个矿的一些人家养着鸡鸭猪羊，平时就放任在庄稼地里，农民们去收庄稼，总是提心吊胆，害怕挨打。我曾经是一个闯江湖的少年，有点儿打架名声，村里的年轻人也听说过我的名声，他们想看我这回是怎么去收秋的。我带着农民和插队生，去了农村和煤矿的临界地。
我跟插队生们说：“你们别怕他们，痞子是人我们也是人，他们不是妖魔鬼怪，更没有孙悟空的铜头铁臂，只要我们敢跟他们打，他们未必打得过我们。”我边走边给插队生鼓劲。
走到临界地的时候，插队生显出斗志昂扬的样子，显出除暴安良的样子，可农民胆小怕事，走着走着就不走了，他们站在那里，好像是看着插队生走向刑场。
金黄的谷子遍布山坡，显示出喜人的丰收景象。
已经有很多痞子站在了高高的山坡上，摆出一副寻衅打架的阵势。
农民们说：“你们看见了吧，年年来收秋时，那些痞子就站在那里，看上去真吓人。”
有的插队生吓得低着头割庄稼，动作很轻，就像在偷别人的庄稼。我想在农民面前显显威风，正好看见一只母鸡在吃庄稼，我猛挥镰刀砍那只鸡，那只鸡一下飞向半空里，我纵身一跳，飞上去砍了一镰刀，一下子就把那只母鸡砍到了地上。母鸡跌落在地上，扑棱扑棱甩射鲜血，就像跳着迪斯科。站在高处的痞子们，“哗”一下从山上汹涌下来，犹如洪水下山。我已经提前观察了周围地势，选好了作战的地方，我见痞子们乱哄哄拥了过来，就急忙退到一处悬崖下，这样就可以防止有人从背后偷袭我。我背靠崖壁，注视着他们，只要发现哪一个要往前来，我就挥动镰刀去砍他，在我去砍一个人的时候，一片人就哗一下往后退，就像一片芦苇，一下被大风给刮偏了。双方僵持了很长时间，煤矿上的人都跑来看热闹了，山岗上和山坡上，到处都站满了乱哄哄的人群，天空弥漫着黄腾腾的土雾。我和煤矿的地痞头子最终讲定，双方都好好准备一下，要打就打个心服口服，明天上午，在大庙前决战。那时候人打架，都是提前约好了才打，打得很绅士。当地人管云冈石窟叫大庙，一说大庙，大家就知道是云冈石窟。 大庙前有个据说是五百多年前的古戏台，我把那个戏台想象成了打擂台。
当天晚上，我叫了一些插队生我到宿舍里，商量明天打架的事情。我说：“打架时最怕出现逃兵，那样就会动摇军心，如果明天谁敢当逃兵，以后就别想在云冈村再待下去了。”我像首长一样布置战斗任务，插队青年们热血沸腾，准备迎接战斗。
第二天，煤矿的三十多个痞子拥向大庙前，他们边走边喊：“血洗云冈村……血洗云冈村……”那些人就像“文革”武斗时期的造反派在街上游行示威一样，边走边喊口号，喊声震天，声势吓人。从矿上跟来看热闹的人，就像羊群一样，远远地散乱在后面。
意外的是，这一天要来外国人，大庙前早早的就来了很多警察。听说是法国总统蓬皮杜要来。那时的中国，来个外国人真是很稀罕、很隆重，中国封闭了几十年，要来外国人了，就很重视，就来了很多警察，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这样一来，我们打架的地方就不能在大庙前了，我对煤矿的痞子们说，咱们不能让警察逮住，更不能让外国人看笑话，自己国家里的事情自己关起门来办，你们说是不是呢？痞子们说，你说的有道理，咱们不能让外国人看见中国人打中国人，不能让老外看红火、看笑话儿。
大庙前来了很多农民，农民胆小，不敢打架，他们是来看热闹的。
双方决定到山后去一拼高低。我带着插队生向山坳走去，煤矿的三十多个痞子也往山后走，他们没我有智慧，他们是想到了一个双方认可的地方，说就在这儿吧，就在这儿正式开战。我可不那么想，我想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出奇制胜。打仗哪有等对方说准备好了才打的呢？我悄悄告诉插队生，你们看我的动静，我一动手，你们就一齐动手。我后腰上别着一把锁摩托车用的钢丝锁，圆圆的锁头攥在手里，很得劲儿。锁尖有儿一寸多长，指头粗细，是黄铜的，就像一颗子弹头儿。挥动起钢丝锁打人的时候可真是得勁儿，特别是打在头上，一打一个血窟窿。我们绕过云冈石窟，刚走进山沟里，我突然抽出钢丝锁，冷不防就开始抽打那个地痞头子的脑袋，连续打了七八下，每一下都开花见红。那家伙头大，又是光头，那颗头就像一个大白灯笼，锁尖每打上去，就射出一股鲜红的血，再打上去，又射出一股鲜红的血。一个大白灯笼很快就被我打成了大红灯笼。他的白的确良褂子被鲜血染红了，就像身上裹着一面红旗。插队生一齐出手，英勇战斗，对方毫无准备，一下子就被打乱了，打得满山乱跑。我们出其不意地战胜了那些地痞，他们不但没有血洗云冈村，反倒是他们的鲜血洒遍了山坡和山沟。
插队生打了胜仗，士气高涨，都摩拳擦掌地说：“让他们来，不服气他们就再来。”过了一段日子，地痞头子打发下面的马仔来跟我讲和，要请我吃饭，要跟我交朋友。大庙前只有一个国营饭店，煤矿的地痞们就在那个国营饭店里请我吃饭喝酒。我带了几个插队生，我们大块儿吃肉，大碗喝酒，饱饱地吃喝了一顿。
插队青年敢打痞子，但不敢得罪农村人，谁得罪了村民，谁就有可能得罪了大队干部，因为农村人攀来攀去，都是亲戚。你得罪了农村人，一旦下来返城指标，大队干部能给你指标吗？村民和插队生之间，有一条隐形鸿沟，是不能融为一体的。
插队青年在和农村人打交道时，都是小心谨慎，尽量不发生冲突，有的女知青，为了将来能返城，和大队干部的儿子或者是亲戚搞对象，和村里有势力的青年搞对象，真实目的就是想找到返城的机会，根本就不是想做农民的老婆。但是，知青和村民长时间在一起，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
有一天傍晚，我回宿舍，看见几个农村小伙子在我宿舍门前鬼鬼祟祟的转悠，当他们看见我的时候，赶快溜走了，我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走得更快了，后来竟然跑了起来。我知道他们怕我，但相互间没有矛盾，他们也不至于那么怕我。我感到奇怪，赶紧走进宿舍，这里看看，那里看看，看看有没有被人偷过的迹象，当我确认宿舍没有被偷过时，心里就更奇怪了。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想要干什么？他们鬼鬼祟祟，看见我就跑，他们跑什么？正猜疑着，同宿舍的赵青慌慌张张地跑进院子里说：“不好了不好了，咱们插队生跟村民们在二道巷打起架来了。”
我急忙跑到二道巷，看见村民们正踢着一个倒在地上的插队青年，踢来踢去踢来踢去，就像跳着藏族舞蹈。
我跑过去，扬起两条胳膊，同时打中了两个村民的下巴，两个下巴发出牙齿撞击声：咯噔噔，咯噔噔。他们当时正低头踢人，冷不防被我打中了下巴，他们看见是我来打架了，就哗一下全跑了。
我把倒在地上的知青拉起来，问他咋回事儿。
“狗日的农村人，打人还打得挺狠的，不拿手打，放倒了我就拿脚踢，把我的脑袋快踢成烂西瓜了。”张建华扭着脸让我看，抬起手抓了一把鼻血。
“他们为啥打你？”我问道。
“因为我把小珍闹了。”张建华笑笑说。
小珍是女知青，人们都知道她跟大队干部的儿子搞着对象，可张建华却在我回家的时候，把小珍领到我宿舍里，把人家给收拾了。张建华抓一把鼻血抹在墙上，拍打着身上的土，笑着说：“那天晚上真失笑，我闹完小珍，她下地就尿，尿得唰唰地响，尿了一脸盆尿，真失笑。”
我被逗笑了，我说搞对象又不是娶回家的老婆，他能搞，你也能搞，只要女的愿意就行，别尿?他们！小珍要是还让你闹，你就再闹她！
张建华笑眯眯地摸着脸上的伤，看样子是，要是再有机会的话，他还要闹那个女知青。“烂×农村人，还想闹插队青年呢，他们想着去吧。”
我笑着说：“你没拿我的脸盆让小珍尿尿吧？”
“没没没，她拿的是赵青的脸盆。”
赵青“啊”了一声，眼珠子瞪得快掉出来了。
插队青年犹豫彷徨、心灵空虚，性交是对付那种空虚的最好办法。他们把性交当作很平常的事情，好像是，上面吃不饱，下面可不能饿着。有一次，我到菜窖里给伙房取山药，站在上面的李继红突然也跳了下去，李继红早就喜欢上我了。她父亲是晋华宫矿的采购员，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经常给插队生的伙房买油盐酱醋和发酵粉什么的，所以大队让她在伙房里跟着农村妇女给知青做饭，她喜欢我，经常给我吃烧山药。我喜欢吃烧山药，吃的时候就着大咸菜（腌苤蓝），咔嚓一声咬一口大咸菜，再烫嘴烫嘴地咬一口烧山药，嘴里还发出吸溜吸溜的响声，那种情景好像不是因为吃东西香，而是为了吃出让别人眼红的样子来。李继红看着我吃烧山药时，总是满脸堆笑，笑得十分灿烂。她给我扑打烧山药上的火灰，总是“卟卟”地吹着烫疼的手。女孩子大概都喜欢调皮的男孩子和敢作敢为的男孩子。 她跳下菜窖，想在黑暗中跟我做什么？
我是一个很有约束力的青年，我在事业不成功时绝不想贪恋女色，更何况我的老同学王美丽每个礼拜都给我寄来一封情书，我怎么能背叛她？我当时一着急，冲着李继红的屁股踢了一脚，踢得李继红哇一声号叫，像狼咬了屁股。她急忙往菜窖上爬。这事儿，我没跟任何人说过，我知道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别人不会相信我不吃送到嘴边的一块儿肉。
我不能随便毁掉一个良家女孩，我当时就是那么想的。
我估计插队生和村里人打了架，村里人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就讓打架的两个知青先离开村子，到别的地方去躲一躲。
“躲哪儿去，这能躲哪儿去？”他们说没处躲。
“你们到云冈矿去躲躲，那里的大部分痞子都是我的朋友，你们只要一提我黄三，他们就会接待你们，随便找到谁，特别是最有名气的痞子，就说是我让你们去的，他们就会收留你们，会很好的招待你们。”
张建华和徐静犹犹豫豫地往村子西边走，出了村子再走五六里地，就到云冈矿了。
半夜，我正睡得香甜，突然听到大队部的高音喇叭喊民兵集合，全村人都听到了。过了一会儿，高音喇叭又喊插队青年去大队部开会。我心想：坏事儿了。我急忙穿起衣裳，去了大队部。
两个知青被五花大绑，耷拉着脑袋，样子非常可怜。民兵连长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枪，冲着插队生怒目而视。大队部里站满了神色慌张的插队青年，大队干部和民兵连长的面孔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阴森恐怖。那种严肃冰冷的场面，就是批斗走资派的样子。
张建华和徐静没听我的，没去云冈矿，他俩怀着侥幸心理，藏在了村西头炒莜麦房里，钻进莜麦秸里睡觉，民兵连长带着民兵把他俩绑了起来。我想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有人发现了他俩，然后报告了大队干部。
后来，带队干部很生气地对我说：“这次就这么算了，以后要是村里人再敢绑插队青年，我就带着你到北京去告状去，去告给毛主席。”
民兵连长的弟弟找到我跟我说：“我爸说了，我爸不认他这个儿子了，他绑插队青年的事情，跟我们家没一点儿关系，你们以后要报复就报复我哥，可别报复我们家人啊！”
我的人生志向在那一刻彻底崩毁了，像坍塌了一间房子。脑子里呼隆一声，全是坍塌的土雾。
我对民兵连长的弟弟说：“你跟你哥说，让他跟大队干部说说，把插队生放了就算了，他是民兵连长，他得执行命令，他绑插队青年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他必须在背后做工作，劝劝书记队长，放了插队生，咱们就算摆平了。”
民兵连长的弟弟连连说：“一定一定，我一定告诉我哥，让他跟大队干部说说，放了插队生。”
我看着民兵连长的弟弟，心里生出一种蔑视。
二
云冈村很穷。一千五百年来，云冈大佛一直没有保佑这里的村民富裕起来。云冈大佛无动于衷地注视着脚下的村庄，无动于衷地注视着农村对插队生的不公平待遇。插队生跟农民干一样的活儿，可待遇不一样，分口粮的时候，农民是按年终打下的粮食平均分配，而插队生却一人一天分配一斤二两毛粮，插队生每天早晨的早饭是一个窝头和一碗瞪眼儿米汤。窝头是用勺子挖一勺儿糊糊状的玉米面扣在笼屉里，蒸熟了就是一个月饼样的窝头。瞪眼儿米汤是用小米熬的稀粥，米少，水多，站在稀粥锅前能照见人的眼睛，人们就管那种清亮的稀粥叫“瞪眼儿米汤”。中午饭依然是一个窝头，有时候有大烩菜，是圆白菜烩山药，老远就能闻到那股没有油水的熬菜味，那股寡苦寡苦还带点儿甜腻腻的熬菜味让人闻着就头晕。晚饭依然是一个窝头，一碗瞪眼儿米汤。对于正在受苦正在长身体的插队青年来说，这点儿饭食真等于是往死里饿人呢。每到吃饭的时候，插队生一人端着一个饭盒，排在伙房门前打饭，做饭的农村女人，一个用勺子给插队生舀两勺子瞪眼儿米汤，一个给发窝头，那种情景跟奥斯维辛集中营差不多。国家每个月发给插队生每人八元钱伙食费，可八元钱被大队拿走了，插队生根本见不到。插队生不敢问这事儿，怕得罪大队干部，将来影响返城。那时候村子不叫村子，叫大队，隐喻着战争年代这大队那大队的意思。大队长就是村长，大队书记就是村书记。城市不要我们了，农村又不把我们当农民，我们感到孤立无援。我们是那个年代里一个特殊的群体。
有时候，插队生睡到半夜就悄悄起来，搭两三个伴儿，到煤矿的家属区去偷鸡。饥饿，让我领悟了一个真理，偷吃东西不是贼。有一天晚上，赵青神秘兮兮地看着我，光看不说话，我猜他心里肯定有鬼，就问他：“有啥事儿你就说，鬼眉溜眼地看我干啥？”他说：“我真是饿得不行了，咱们也出去偷个鸡回来咋样？”我笑着说：“你不怕让人家逮住你打断你的腿？”
“不怕，我不怕。”他还说，“自从来了农村就没吃过肉，想肉都快想疯了。”
我笑了一下说：“咱们半夜出去。”
“真的？”
“真的。”
他很舒心地笑着，好像已经吃到鸡肉了。“咱们好好计划计划，咋去偷鸡，还带谁去。”
“谁也不带，就咱俩。”
“就咱俩？”他显出犹豫的样子，一看就是害怕了。
“你害怕了吧？你是又胆小又嘴馋，害怕就算了。”
他踌躇了一会儿说：“就咱俩就就咱俩，跟着你，我啥都不怕。”
我做事儿，胆大心细，需要人多就人多，不需要人多，就越少越好。比如杀人，我想如果我要杀人的话，就自己杀，决不让第二个人知道。偷鸡不是光荣的事情，不能让太多的人知道，传出去影响不好。睡到半夜，我叫醒赵青，去偷鸡。
偷鸡得会偷，不能把鸡搞炸了窝，炸了窝，鸡又叫又飞，还不得惊动主人？偷鸡怎么偷？要轻轻地打开鸡窝门，伸进胳膊，把手掌竖着移动，用手心去慢慢寻找鸡脖子，一旦感觉到了，猛一下攥住鸡脖子，不让鸡出声，掐住鸡脖子把鸡掐出来。半夜的时候，鸡正在睡觉，突然遇到轻微动静，就会伸直脖子，挺起头，想判断一下动静，在它还没来得及判断清楚的时候，就已经被掐住了脖子，鸡就会大脑缺氧，就不炸窝了。鸭子也是，也是挺起脖子，像竖起一根棍子，在黑暗中判断动静，细细想来，偷鸡的时候，会给人带来一种愉悦的享受，一般人是不会得到那种享受的，能得到那种享受的人，必须是胆大心细的人。比如我。我就是那么不慌不忙地从鸡窝里掏出一只鸡来。赵青看见我从鸡窝里掏出了鸡，还没等我站起来，就冲着来时的方向跑了，我觉得那样的情景真是好玩儿。我和赵青回到宿舍，用洗脸盆烧了开水，褪掉鸡毛，清理了鸡肚子，开始煮鸡肉。不能用赵青的脸盆煮鸡肉，他的脸盆让小珍尿过尿。脸盆虽然平时洗脸洗脚，但煮出鸡肉来却是特别的香。 饥饿，会让人真正知道什么叫香。
三
一天傍晚，大队书记召集插队青年开了一个紧急大会，说是明天市革委会主任要下来考察，警告插队生不要捣乱，要好好干活儿，要给市革委会主任留下一个好印象。
散会以后，我偷偷召集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插队青年到我宿舍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我对大家说，明天市革委会主任要来考察，这是解决挨饿的最好机会，大家下去串通一下，明天上午十点，全体插队生准时罢工。
翌日清晨，大队院里敲响了出工的钟声。民兵连长挥动着铁棍，奋力地敲打挂在大队部房檐下的一截铁轨，“当当当当当当”，那天的铁轨声尤其响亮。插队青年们瞅着民兵连长，流露出鄙弃的笑容，意思是说：你们等着吧，我们要罢工了，我们一定能胜利！
上午十点，所有的插队生全都躺倒在干活的地方，嘴里嚷嚷着：“妈呀……妈呀……饿死啦……饿死啦……”女知青躺在地上哀叫的样子，更是让人心疼。女孩子们喊着喊着，居然伤心地哭起来了，居然是哇哇地号哭起来，一个哭，就有人跟着哭，一时间遍地是哭声。
市革委会主任蒙了，急忙问大队干部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大队干部就像雕刻的木头人，眼睛也像木头雕刻的，干瞪着不动。
插队生叫苦连天地说，供给我们的粮食真是太少了，少得可怜呢，一顿饭就给一个窝头，快把人饿死了。这是诚心要往死里饿插队青年呢。
市革委会主任很严厉地批评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说后生和姑娘正是好饭量的时候，吃那么点儿粮食不够塞牙缝，给你们家的孩子吃那么点儿饭，你们怎么想，你们说说，你们怎么想？赶快解决，村里没粮食，打报告，申请上边支援。
书记队长着急了，给插队生说好的，哄插队生赶快复工，但插队生早有约定，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复工。山坡上和川地里，到处都躺着插队生，都在喊：“饿、饿、饿……”
书记队长知道我在插队生里的威信，赶快找我商量，问我能不能让插队生马上复工，剩下的问题都好解决。我说不好解决，饿肚子最不好解决。
队长书记说：“要不让你当管理员，管插队生伙食？”
我说让我当管理员可以，但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队长书记说：“三个啥条件？你说，你快说。”
“第一，插队生要和村民同工同酬，干一样的活儿要挣一样的工分。第二，分口粮也要跟村民一样，不能再吃一斤二两毛粮。第三，国家给插队生每人每月的八块钱补贴金要由插队生自己接管，自己支配。这三个条件缺一条，这管理员我不干。”
书记队长和知青带队干部经过研究，答应了我的三个条件。
我传下话去：复工。
这一天，整个村庄到处都在窃窃私语，就是那种发生了重大事件而且是从来没有过的重大事件的样子。云冈大佛作证，在他脚下的人世上，已经一千五百多年了，这是平民第一次战胜了当地的官吏。
当天晚上，插队青年们兴奋不已，自发地聚集到大队部，议论着这次罢工行动。我想辞退给我们做饭的三个农村妇女，这样就能省下三份口粮，我们自己当家了，就得精打细算，我们有一百多号插队青年，不愁没有会做饭的人。大家都赞成，马上举起手毛遂自荐。我们确定了两男两女四个伙房人员，当然要保留下那个被我踢过屁股的李继红，她一直爱着我，见了我眼睛都是直的。我让人通知那三个给插队生做饭的农村妇女，我们不需要她们了。
那天晚上，插队生都失眠了，特别是做饭的四个男女知青，更是心情激动，表示绝不辜负全体插队生对他们的信任。经历了几年的饥饿，从明天起就可以吃饱肚子了，多么幸福！我们的幸福很简单，就是想吃饱肚子。
四个做饭的知青，高兴得屁滚尿流，居然在满天繁星、一片黑暗的时候，就把饭做熟了。
他们敲打我宿舍门窗，告诉我早饭做熟了，敲打门窗的声音是那么急促，那么激动。
夜空繁星点点，苍穹幽绿，一派舒广。
云冈大佛俯视着村庄，看到了一千五百年来的村庄里，第一次这么早就有一个烟囱冒出了炊烟，冒出了闪闪烁烁的耀眼的火星。
我进了伙房，看见做熟的饭菜，笑得抿不住嘴。我吃了两个窝头，套上毛驴车，要到云冈村东面的晋华宫矿的菜铺去买菜。那时候没有自由市场，国家不允许私人卖菜，私人卖菜就是投机倒把，是国家严厉打击的对象，农村都是把菜送到国营菜铺去，是统购统销，去晚了就买不上菜了。大队会计已经把插队生的补贴金移交给我，我要用插队生的钱给插队生买菜吃。我赶着毛驴车上路了。
天空泛出青蓝青蓝的微光，孕育着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马路两边是连绵起伏的群山，毛驴车行进在两侧山峦夹着的马路上，哒哒的驴蹄声清脆悦耳，在山谷里回荡……我赶着毛驴车来到国营菜铺门前时，菜铺还没上班，我把毛驴系在电线杆上，排队买菜。送菜的大马车已经等在菜铺后院的大门前，等有人来开门。我们村不是蔬菜村，不种菜，只种粮食。那是以粮为纲的年代，允许种菜的村子是蔬菜村，不允许种菜的村子就只能种粮食，打下粮食一部分分给农民做口粮，一部分上交国家叫作上缴爱国粮，那是一个贫穷而有序的时代。
菜铺上班以后，院子里马上混乱起来了，买菜的人拥拥挤挤，吵吵嚷嚷，好像是打架。
我从磅秤上一抱一抱地往毛驴车上抱长白菜，抱上少半車长白菜，我又买茄子豆角，茄子豆角在平常人家里属于细菜，一般是舍不得买的，平常人家吃菜，也就是白菜山药。我们这批插队生没吃过一顿茄子豆角。我不停地往车上抱菜，浑身冒汗，心里高兴，想象着插队生不再皱着眉头吃那寡苦寡苦的圆白菜了，真感到高兴。那是一种令人怀念的思想境界，那时的人有为别人高兴的思想境界，绝不是多年以后的自私贪婪和漠不关心。
四
我赶着毛驴车，满载而归。毛驴车不紧不慢地走在公路上，那样的情景很寂寞。毛驴车把我摇困了，我靠在白菜上睡着了。毛驴车把我拉回大队院里的时候，我还没醒呢。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给王美丽写了信，约她在城门洞里见面，我要和她聊聊我们罢工的事情，我想她接到我的信，一定会兴奋不已。城门洞里是个纳凉的好地方，里面气温阴凉，微风轻吹，吹得人凉爽舒服。每到夏天炎热难耐的时候，镇子上的老汉们都喜欢搬个小板凳，坐在城门洞里，你一言我一语，断断续续地回忆着年轻时的情景和曾经有过的故事。
王美丽蹦蹦跳跳地向我走来，那是非常激动的样子，她左边的小虎牙一直露在外面，说明她一直在笑。她喜形于色地说：“我一看见你走路的样子心里就不由得高兴起来，你这样，左手夹着烟卷，右手插在裤兜里，有时抬起左手抽一口烟，青烟飘动在你的脸上，你的动作真优美真潇洒真好看。”她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地比画着我走路的姿势。我感到内心骄傲，我想所有的男人可能都希望有女人崇拜他。我和王美丽叙述我领导罢工的事情，她说她信，她说如果搁到乱世，你一定是起义领袖。我俩边说边笑，边走边说。我们横跨过一条大马路，慢慢地下到马路下边，又踩着河湾里的乱石，越过镇西河，到河对岸的野地里去谈情说爱。
那是夕阳西下时，我俩躺在谷子地里的一棵柳树下，那片荫凉真好，给人的感觉真舒服。我俩亲吻着拥抱着，不疲不倦地激动在青春期的冲动中。做爱不用人教，也不用商量，只要火候儿到了，谁都知道怎么做。我俩隐伏在谷子地里，闻着土地味儿，开始做爱。她皱着眉头，是疼痛的反应。我有点儿不忍心了，她就暗示我，不要管她。我看着她的眉头一会儿舒展，一会儿拧成疙瘩，让我非常紧张也非常着急。突然，她“哇”的一声大叫，吓了我一大跳。我想下去，她却紧紧地搂住了我的腰。
她搂紧我的脖子，咬我的肩膀，我任她咬疼我的肩膀。我浑身痉挛一样抽动了一下，兴奋的大脑出现了一阵空白，然后就像一条突然放了气的汽车里带，趴在她身上不动了。
“你觉得好吗，好吗？”她问我。
我点点头。
她说：“以后你别再跟人打架了，那样多危险呀，不是打坏别人就是让人打坏自己，闹不好还得蹲监狱，为了我，你以后就别跟人打架了。”
我说我不打好人，专打坏人，有时候碰到坏人真是忍不住，就想打。
她说：“我知道你想把坏人都打光了，可世界上有那么多坏人，靠你一个人能打光吗？”她两眼一眨不眨地看着我，突然很严肃地说，“不管你做啥不做啥，反正你不能跟你们那儿的女孩子们搞对象，这是我最不放心的事情，插队生搞对象太随便了，我们村里也是那种风气，你们那儿也是，你可千万千万别沾染那种风气，你答应我，别搞对象，你能答应我吗？”
“你觉得，”我停顿了一下，“你对今天的事情，将来会后悔吗？”
“后悔是不会后悔的，我就是害怕，害怕将来会发生不可想象的事情。”
“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
“就是……就是……就是害怕哪个女孩子把你抢跑了，那样的话，我真是活不了了，活不下去了。”
“我想我会让你活下去的。”
她使劲儿亲了我一下，“叭”的一声，算是和我的一个约定。她像宣誓一样说：“我拿定主意了，等咱俩都从农村抽上来，咱们就结婚，我给你做老婆，养孩子，养一群孩子。”
五
插隊生能吃饱了，而且伙食也有所改善了，大家都挺高兴。插队生和农民一样，都是早晨出地，中午不回村，伙房负责把午饭送到地里去。农民们是自己带饭。对于那些翻山越岭、走得很远的人，就没法儿送饭了，我就让伙房给他们带饭，或者是窝头，或者是馒头。当天做什么就带什么。出地近的，我们就把饭送到地头上去。我们送饭都是用扁担担着两个桶，一桶稀粥，一桶菜，这一担饭菜沉，我担。另一担是干粮，轻一些，由女知青担着。桶上盖着厚厚的棉垫子。开始的时候，我担着一担饭，一路上要歇缓好几次，压得肩膀酸疼酸疼，左肩压得受不了了，就倒到右肩，过一会儿再倒到左肩，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歇缓歇缓，但不能在路上耽搁太长时间，时间长了，饭就凉了。每次送饭，我都想抓紧时间，让插队生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起初送饭的时候，一路上要休息三四次，渐渐的，休息的次数越来越少，再后来就不休息了，担一担饭菜，走四五里路，不休息，一气儿就到。插队生们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他们高兴，我也高兴。每次送饭，李继红都要跟着去，她也是渐渐的就能担着担子走长路了。那时候我们都挺高兴，都觉得能为别人做一点儿贡献，心里很高兴。有时候，我回想起在菜窖里踢李继红屁股的事情，就觉得对不起她。李继红是个胖乎乎的姑娘，不是林黛玉那样的身材，但也不是臃肿身材，只是胖一点儿，是一种很健康的身材。她长着两只圆圆的眼睛，眼白好像有点儿多，但并不难看。她喜欢笑，动不动就笑，一笑就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她的笑，总是很天真，好像不该笑的时候，也会笑起来。在她对我笑的时候，眼里总是含情脉脉。我觉得我应该对这个姑娘说出我心里的想法，我不能再让人家对我那么痴情却得不到回报。
她听我说了我和我女同学的事情以后，苦笑着说：“反正，我等着你，一直等下去。”刚说出这话，她就沁出了眼泪。“也许我会有运气的，也许有一天，你的那个女同学不跟你了，我就有希望了。”
这真是一个痴情女子。
每年秋天，村子里都要成立护秋队，防止有人偷庄稼，特别是防止有人偷玉米偷山药。护秋队队员每天晚上都在地里转悠，到了白天才回村睡觉。有一天晚上十二点左右，赵青突然跑回宿舍，要拉着我去大队部听房。我问听谁的房，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赵青是护秋队队员，他不去护秋，不知道怎么就发现了新鲜事情。
我那时候夜里并不早睡，每天晚上都看书写作，我的人生理想是将来能当个作家。
农村的窗户，都是那种木条方格子窗户，窗户上糊着麻纸。我和赵青用舌头舔破窗户上的麻纸，顺着窟窿眼儿往里看，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就把耳朵贴着窟窿眼儿往里面听。
“不行不行，这样真不行。”女声。
“有啥不行的，迟早也是个这，跟谁也是个这。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真不行真不行。”
“我不会让你吃亏的，等将来你就知道你会有啥好处了。”男人的声音，死乞白赖的声音。
“我要是答应了你，你也得答应我。”
“你说，答应你啥？你说。”
“等下来了招工指标……”
还没等女的说完，男的就着急地说：“你放心你放心，我肯定给你指标，先尽着你走。”
“不是给我，是给黄三，先给他，先让他走。”
“那你呢？”
“我以后再说。”
“那也好，咱们俩就能有更长的时间了。”
我拽住赵青的胳膊就往外走，赵青不走，我狠劲一拽，差点儿把他拽倒。我拽着他，快走了十多步。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照着大队部的窗户扔了过去，哗嚓一声。我又捡起一块石头，那边又是哗嚓一声。我希望我砸窗户的做法，能够拯救里边的那个姑娘。
我对赵青说：“今天晚上的事情，你别跟任何人说，你要是说出去，我就割了你的舌头！”
这以后，我心里总是充满愤怒，好像对谁都想发火。我本来就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这以后就更是一个愤怒的人了。
打打打！我的心里每天都在这样吼叫着。
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插队生在晋华宫矿电影院看《永不消逝的电波》，有几个云冈矿的痞子找到我，让我打他们矿的两个保卫科干事，我早听说过其中一个干事特别坏，他发明了打人“八大件儿”，其中一件儿是“卷刨渣”，就是把人摁在地上，用木板在人的头上推来推去，推得头上全是小疙瘩。这手段可真是歹毒，比日本鬼子给地下党用刑都歹毒。我恨那个干事，我要狠狠地收拾他一回。电影快演完的时候，我领了几个插队生，等在他们回矿的公路边。我们截住了那两个保卫科干事，二话没说，把两个人放翻了，摁在地上打。打得他哇哇号叫，就像被狼叼住了。
“啊……啊……啊……”惨痛的号叫声，震动了黑暗的山谷。
第二天半夜，我听见吉普车的声音进了房东院子，我做贼心虚，想都没多想，抱起衣裳，跳出窗子逃跑了。我跑到村西边炒莜麦房里才开始穿衣裳，冻得上下牙齿“嘎嘎”作响。我翻山越岭，走进一个山村，敲开一个朋友家门，在他家躲了一夜。从此，我逃离了云冈村，直到第二年，办理返城手续时，才在一天夜里回了云冈村。
我从朋友家出来，翻山越岭，走了三个多小时，走到了狐狸沟矿，很快就找到了我的一个朋友——虹长青。虹长青是狐狸沟矿的下井工人，但他想下井就下，不想下就不下，月月工资照拿不误。虹长青是矿上的黑社会老大，区队长都怕他。我说我来这儿逃案来了，想在狐狸沟矿躲避一个时期，虹长青面有难色地说：“你来这儿躲案，是看得起我，可我怕保证不了你的安全。”虹长青还说，“矿上的民兵小分队经常出来查夜，挨家挨户查，单身宿舍也查，我怕他们查着你。”我说：“这我知道，别说是你们矿了，全国各地都查夜，查了多少年了，咱们也都被查习惯了不是吗？”我让虹长青带着我到矿上转了转，了解了一下情况，我对虹长青说：“我已经选好住处了，就住在民兵小分队大门对过儿的单身楼里，你给我找一间单身宿舍。”虹长青瞪大眼睛，惊讶地说：“啊！你要跟他们住门对门，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我笑笑说：“最不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民兵小分队绝不会想到有坏人敢和他们住对门儿，他们哪儿都查，就是不查门前的单身楼。”我很自信地笑着。
虹长青将信将疑地说：“这可是你自己硬要住那儿的，出了事儿可别怪我啊？”
我在狐狸沟矿住下以后，虹长青为了显示自己在矿上的实力，每天请我下饭店、喝酒。矿上的痞子们也听说过我在江湖上的大名，都想认识我，跟我交朋友，所以总是有人请我。过去，没见过我的人，都把我想象成是一个虎背熊腰、满脸挓挲着络腮胡子的高大汉子，可见了面一看，却原来是一个面目清秀的青年，或者说是一个英俊少年，举止文雅，根本不像是一个闯江湖的人。但是，细心的人会看出我的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很有威力，眼窝凹陷，眼眶骨很高，前额宽大明亮，眼睛深邃尖锐，具有一种征服对方的精神力量。江湖上都知道这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都很佩服。
有一天，居然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也要请我喝酒，我对虹长青说：“他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了，还混社会？”
“他不混社会，但他喜欢和社会人打交道，他说社会人讲义气，愿意跟社会人来往。”虹长青说。
那个人对我一抱拳，说：“久仰久仰，請进请进。”
我们一伙人进了饭店，我们下饭店喝酒，也就是喝酒，简单地要点儿便宜菜，一块三一斤高粱白，大碗大碗地喝。虹长青管那个四十多岁的人叫“单眼儿挑担”。虹长青显出盛气凌人的样子对“单眼儿挑担”说：“你以为你能请来黄三吗？他来喝你的酒，是看我的面子呢，要是你呀，八抬大轿也抬不来他。”
“单眼儿挑担”笑一下，喝一口酒，很荣幸地点点头，“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
我觉得“单眼儿挑担”这个名字很奇怪，就悄悄地问虹长青：“你咋叫他‘单眼儿挑担’”？
虹长青笑着说：“他老婆跟我们矿的刘矿长有那种关系呢。”
“有那种关系，你还当面叫人家‘单眼儿挑担’？”
“他？他就是那种王八骨头，他生啥气？他不生气。”
“单眼儿挑担”已经喝多了，一边喝一边流眼泪。
人们都知道“单眼儿挑担”喝酒的毛病，他喜欢喝酒，喝一两醉，喝二两也醉，喝一斤二斤还是醉，他总是一边喝酒一边流泪，好像他喝酒就是为了流眼泪，好像他喝下去的酒，又从眼睛里流淌出来了，所以人们说他喝多少酒都喝不成稀泥烂醉的样子，人们说，从来没见他醉倒过。
“单眼儿挑担”里边的“挑担”，是方言，意思就是两个男人娶了同一个女人，所以叫“单眼儿挑担”。人们给人起外号起得真损，也起得真是恰当。“单眼儿挑担”的老婆是全矿有名的漂亮女人，已经跟刘矿长好了好几年了。“单眼儿挑担”管不了老婆，他也不敢管老婆，一旦管了，下井以后，队长就要派他去老古塘里往出回柱子，那是井下最危险的工作，闹不好就要了命。老古塘是采空区，里面空荡荡的就像大礼堂，就靠原来的一些柱子支撑着顶板，进了里面常常会听到“吱吱嘎嘎”的响声，说不定哪一片柱子就被大顶压垮了，人要是再进去把柱子拉倒了，再把柱子抢出来，那不就是虎口拔牙、不就是去送死吗？ 我说：“他妈了个×的，真是太欺负人了！”
“单眼儿挑担”说：“他闹我老婆我没办法，闹就闹吧，可他最近又想闹我闺女了，我真是没法儿活了，不想活了。“单眼儿挑担”两眼落泪，落出的泪是一股酒味儿。
虹长青说：“?相，就知道掉眼泪，你死去吧你！”
我用深邃的眼睛凝视着“单眼儿挑担”，一时间恨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恨不得一脚踢翻桌子，大喊一声：“杀了他！”
可我不是那种轻易暴露喜怒形色的人，我是一个从来都不把要做的事情提前说出来的人。我要做什么，从来不让人提前知道。第二天，我又找到了“单眼儿挑担”，像没事儿一样和“单眼儿挑担”拉家常，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问刘矿长的起居动向和生活习惯。又过了几天，我对虹长青说：“我在矿上待腻了，走啦！”虹长青有点舍不得，还想让我多待几天。我说：“不待了不待了，出去走走，散散心，过些日子想来再来。”虹长青说：“要不这样吧，我带上两个掏腰的（方言，就是偷钱包的扒手），咱们到全国各地去转转，去闯江湖，咋好活咋来。”
我也想过要那样做，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我知道那是一条离开好人走向坏人的不归之路，那样做了，我以后就当不成好人了。我知道，人要坏，很容易，只要自己不约束自己，就坏起来了。
我说我们还是当好人吧，别去社会上瞎胡混了。
我在山里面闲转悠，等天黑。天黑以后，我提着一条洋镐柄子，藏在刘矿长的家门前。刘矿长正要进院门时，我在背后喊了一声“刘矿长！”
刘矿长“哦”了一声。
刘矿长还没转过身来，我已经挥起洋镐柄子抡在了他的脖子上，刘矿长一声没吭就倒在地上了。我搬起刚才坐过的一块大石头，瞅准刘矿长左小腿，举起石头砸下去，就听见咔嚓一声，我忿忿地说：“我教你流！”
我提起镐柄，急匆匆地消失在隆冬的夜色里。
我边走边晃动着镐柄子，显出很愉快很得意的样子。山里有狼，如果碰着狼，我就用洋镐柄子打狼，我虽然形貌文弱，但我什么都不怕。我翻山越嶺，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看见了山脚下的村庄，飘着一股股乳白色的炊烟，像一股股飘动的牛奶。我高兴地笑了，笑着往山下跑去。那个村庄里也有插队生，插队生管理员是我的朋友，我可以长期住在村子里。农村是不查夜的，可以放心睡觉。快过年的时候，我的“谍报网”来给我报信：“你哥哥到哪里哪里找过你，你父亲让你回家过年，他想你想病了。”
腊月二十九，整个白天，我都站在雪地里。鹅毛大雪纷纷飘落，那雪很沉重地往下落，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在来回折腾：回还是不回？
我担心在我回家过年的时候，会被公安局的人从家里抓走。公安局的人喜欢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到人们家里去抓人。我左手夹着烟卷，右手插在裤兜里，长时间地徘徊在雪地上。我感觉着雪的凉意，希望那凉意能让我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我的朋友叫田文清，人们都习惯地叫他文清。文清也是一个喜欢闯江湖的青年，自从他来到这个村子插队以后，这个村子的插队青年跟周围村子以及工厂矿山的社会人打过一些架，我带着人帮他们打过架。那时候，打架是青少年很时兴的一种英雄式的生活方式。我们管那种生活方式叫闯江湖。整个冬天，我并不是一直都躲在这个村子里，有时候到一些煤矿去，住在煤矿朋友的宿舍里，或者躲到某个工厂的工人宿舍里，煤矿和工厂经常有民兵在夜里查户口，待在那些地方总让我提心吊胆。过几天，我就挪动一个地方，我觉得我那时就是一只无家可归的丧家犬。田文清插队的村子就像我的据点，当我觉得在某些地方难以躲避时，我就回到他们村子去睡安稳觉。田文清见我在雪地里走来走去，就走到我跟前说：“你要是想回就回吧，你回了家，我带几个人给你在外面瞭哨，一旦有情况，马上通知你，我保证他们抓不着你。”
我站在茫茫雪地里，总是看见父亲送我送到家门口站着不动的情景，父亲不想让我走，我每走远一步都会扯痛父亲的心。人性和亲情战胜了我的恐惧和胆怯，我回家了。天已黑，炕桌上摆了丰盛的晚餐，一家人围在桌边不动声色地等着我。他们等待了整整一个冬季，他们相信我今晚会回来。
我回来了，看见亲人，眼圈儿发热。
我娘哭了，拉我上炕，对我说：“三子，这一冬天你跑哪儿去啦？”
妹妹也哭，哥哥也哭。
积压的整个冬季的泪水汹涌流淌。
我坐在父亲身边，父亲说：“三子啊……”父亲的话，戛然而止，然后是一声长叹，那一声长叹直到多年以后的今夜，我还觉得是那么沉重、那么无奈。
父亲越来越感到肝区疼痛难忍，有时用右手捂住肝区，左手压住右手，两只手使劲顶住肝区想减轻疼痛，脸上挂满了汗珠子。人们都劝我父亲到市人民医院去检查检查，看看到底得了什么病。市人民医院是全市最大的一所医院，拥有当地最好的医生和医疗设备。父亲不想去医院，父亲怀着侥幸心理，心想疼一疼也许就不疼了。他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的人，他觉得他能忍住肝脏疼痛，希望那种来自于腹腔内部的疼痛会慢慢过去。有时候，父亲觉得身体好一些了，就去单位上班，人们都说他脸色不好，真应该去大医院好好检查检查了。父亲有个朋友认识市人民医院的内科主任，说是保证能让主任给好好检查检查。这一检查不要紧，真就检查出大问题了。内科主任看完X光片后，避开父亲对父亲的朋友说，肝脏有块阴影，好像是肿瘤，可能得了癌症。内科主任还说，这种病是紧七慢八，病程发展得快呢，是七个月死，病程发展得慢呢，是八个月死，活下去是不可能了。家里人和外人都在父亲面前隐瞒他的病情，没有人告诉他得了什么病。父亲是一个内心非常敏感的人，有时候看见家里人说悄悄话，或者看见家人和客人说悄悄话，就伸起头，支棱起耳朵偷听，有时还问一声，我到底得了什么病？父亲微笑着说：“你们别瞒我嘛，我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呢？”
我们总是说，没事没事，不是啥重病，中医说是肝瘀血，吃些汤药，消肿化瘀就好了。我想父亲肯定已经觉察出自己是得了不治之症，所以他总是皱着眉头，一碗一碗地喝中药。父亲把烟戒了，把酒也戒了，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生欲望。 我经常在晚上十点钟以后，偷偷地走到野地里跪下，给老天爷磕头，祈求老天爷救救我的父亲。我躲避着所有的人，不希望有人看到我所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和老天爷之间的事情，让别人看见就不灵了。我对上天充满了虔诚，充满了对父亲的柔情和拯救之情。我到处打听治疗癌症的办法，有一天，找到一个阴阳先生。阴阳先生长相怪异，一寸多长的络腮胡须，全白，一张白花花的胡子脸，像个白色向日葵，很难判断出他是八十岁还是九十岁，或者是一百二十岁，人们都说他能下阴，就是能到阴曹地府去。阴阳先生算完卦，扬起一张白花花的胡子脸，张大嘴，长长地打了个哈欠，那张嘴就像黑洞。在他家看病扎针的人说，先生的魂已经走了，去阴间打问你父亲的事情去了。过了一会儿，阴阳先生好像是跑快了，气喘吁吁地说：“孩子，你父亲欠了阎王爷钱了，你们得还阎王爷的钱呢。”他教我怎么叠麻纸，怎么铰纸钱，让我回家去铰纸钱。他说，“多铰点儿，到了晚上十二点，不要让人看见，把纸钱装进纸袋里，纸袋上用毛笔写上：冥国收。找一个十字路口把纸钱烧了，或许阎王爷会饶了你父亲。”阴阳先生还告诉我一个偏方，说要是能找到一个遗饭钵里的遗饭给你父亲吃了，可能会治好你父亲的病，阴阳先生很诡秘地说：“那玩意儿治绝症很灵验，偏方治大病呢。”
什么是遗饭钵？遗饭钵就是埋葬死人时，用一个黑陶瓷小罐儿盛上一些五谷杂粮，把小罐儿放在墓穴里的一个方形土洞里，是给死人留下的粮食，供死人食用。想找到遗饭钵，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挖墓。可挖谁的墓呢？谁家的墓能让我挖呢？
我和父亲讲了烧纸钱的事情，也说了遗饭钵的事情，父亲说遗饭钵可就难找了，上哪儿去找那玩意儿呢？我看出了父亲的期望，也看出了父亲的绝望。我说家里人谁也不要打扰我，阴阳先生说了，不能让第二个人看见我烧纸钱，否则就不灵验了。其实，阴阳先生是害怕有人发现他搞迷信活动，一旦有人告发他，他会倒霉的。我一个人待在小房里，开始用麻纸剪纸钱。剪到夜深人静时，想起父亲的可怜，想起父亲就要离我而去了，就一边剪纸钱一边掉眼泪，好像每一剪子都铰疼了我的心。泪水掉在麻纸上，一滴一滴洇湿了麻纸。
我真想哭出声来。
我插队的时候，父亲还好好的，可刚过了半年，父亲怎么就病成了这种样子？
我剪了一大堆紙钱，用两张麻纸粘了一个大纸袋子，把纸钱放进纸袋里，然后手执毛笔，在纸袋上恭恭敬敬地写下三个字：冥国收。
我抱着一大袋纸钱，从后门悄悄溜出去，像做贼一样轻手轻脚。我看见父母和兄妹睡觉的屋子还亮着灯，他们也一定是难以入眠，都在为这个给阎王爷送钱的夜晚而心情不安。
我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向四周看看，确实无人。整个人世间一片黑暗，阴森森的。我跪在十字路口，很虔诚地磕了三个头，一边掏出火柴点火，一边哭声哭气地说：“阎王爷，我的好阎王爷啊，我来替我父亲还钱来了，求求阎王爷，让我父亲好了吧！实在不行，就折我二十年阳寿给我父亲吧，求求阎王爷，饶了我爹吧！”我祷告完，点燃了纸钱，火焰冲天而起，眼前是一片红彤彤的火光。我怀着父亲有可能得救的激动心情回到家里，我娘正冲着黑夜张望着，其实我娘只能看到黑暗而看不到任何东西。
我娘很诡秘地悄声问：“烧啦？”
我说烧了。
我娘说烧的时候看没看见有什么奇怪现象？
我想了想，忽然想起好像当时有过一点儿奇怪现象。我说我看见一束雪白的火光，“嗖”一下冲上天去，就像手电光的光柱，嗖一下就射上去了。
我娘脸上忽然有了一点儿笑容，我娘说：“好！这就说明阎王爷来收钱了，你爹的病可能还真能好了呢。”我娘高兴完了，很快就淌出了眼泪。
为了救活父亲，我决定挖一个遗饭钵子。我把虹长青和黑狗还有小号手叫到家里，悄悄密谋着挖墓的事情。商量来商量去，我们决定挖死鬼李建国的墓。李建国曾经是镇子上公认的一条好汉，身体高大，虎背熊腰，胸脯上长着黑毛。他在武斗的时候是糟派黑干将，他平时手里提着两把板斧，不系扣子，胸脯上的黑毛随风摆动，整个儿一个凶神恶煞，真像张飞再生，李逵复来，有他在的地方，好派就不敢去，好派的人都怕他。两派大联合以后，李建国当了同安水泥厂的民兵连长，经常组织民兵训练。那时的口号是：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有一年纪念八一建军节，水泥厂的民兵都去甘河水库搞渡江演习，毛主席曾经畅游长江，所以民兵们就对渡江演习非常热情。民兵们把充足气的汽车里带绑上木板，木板架上架着高射机枪和小高炮，民兵们脱光衣裳跳进水里，拥着木架子游向对岸，木架子上插着五星红旗，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些赤条条的大人们在水里推着木架子吆吆喝喝，岸上还有人吹军号，那声势，真是威风凛凛。照理说水里的人扶着木架子是淹不死的，万万没有想到，那么高大的一个李建国居然淹死了。有人说他是在喊口号时呛死的，也有人说他是让河里的淹死鬼给拽走了。
李建国老婆嫁人了，也不给李建国上坟了，他的坟就成了荒坟，坟堆越来越小，已经快和土地一样平了。一天夜里，我和朋友们来到李建国坟前，跪下，点了三炷香，我对他说：“李建国大英雄，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我想借用一下你的遗饭钵子，对不起你了，请你多多原谅吧。”祷告完毕，我说，“弟兄们，动手！”
虹长青和黑狗还有小号手，马上开始挖墓。
我哥哥骑着车子，带着父亲突然来到了墓地，父亲用衰弱的声音喊道：“三子，三子，你们停下，你们都停……停下……”父亲很着急地说，“你们不能做这种事，自古以来掘坟挖墓是犯死罪的，你们千万不能干这种事情啊！”
父亲的善良，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为父亲的善良倾洒出了感动的热泪。
我继续打听治病的办法，有个民间郎中告诉我一个偏方，说是用半斤重的下蛋小母鸡，熬霸王鞭皮子可以治疗癌症。对别人来说，找那么多半斤大的小母鸡，而且还必须是下蛋的小母鸡应该是很难的事情，但对我来说不难，我放出话去，要朋友们给我找半斤大的下蛋母鸡。朋友传朋友，朋友何其多？每天都有认识和不认识的青少年往我家里送鸡，每天熬一只鸡和一两霸王鞭皮，霸王鞭皮是朋友们从公园里搞来的，只要能治好父亲的病，鸡和霸王鞭皮都不成问题。我觉得我就像《隋唐演义》里的单雄信，登高一呼，四方响应。我知道那些鸡是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们偷的，否则怎么办，我还能怎么办？送来的鸡都圈在小房里，喂些粮食，炕上地上的鸡蛋就像鸽子蛋。父亲在医院住院，我娘陪着，我每天晚上熬一只鸡，把鸡汤灌进一个输液瓶子里，第二天坐上公共汽车去给父亲送鸡汤，父亲一喝汤就皱眉头，我娘就像劝小孩子一样说：“喝吧喝吧，喝了就好了。”父亲喝了多少鸡汤，真是说不清了，但我知道他一定是喝腻了。 现在，我的年龄已经比父亲去世时的年龄都大了，但我还会像孩子一样流着眼泪思念我的父亲。我一直都在想：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
有一回，我给父亲送完鸡汤回家，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扒手。那是一个什么都缺少的年代，公共汽车也同样缺少，人们总是拼命地挤乘公共汽车，汽车里的人像煮在锅里的饺子一样滚来滚去，这就给一些扒手造成了极好的扒窃机会。扒手们总是三五结伴，趁着汽车颠簸时故意拥挤，在混乱中偷窃钱包。我穿着军褂，那是时兴军褂军帽的年代，最次的人也想穿一条军裤。在拥挤中，我感到我的上衣兜有动静，再看看两边，两边的后生都攥着汽车上的横杆，用胳膊把我的脸挡得严严实实，面对面的后生正在扒窃我的上衣兜。用行话说，对面的扒手叫“钱工”，两边用胳膊挡我脸的人叫“搭架子”，正在被扒窃的上衣兜叫“天窗”，上衣下兜叫“平台”，裤兜叫“地道”，偷走皮包（钱包），拿走里面的钱和粮票和布票，再把皮包扔了，叫“洗皮子”，这我都懂。我假装没发现什么，等我感觉到上衣兜里确实伸进手指的时候，我猛抬右手，一把攥住了一只胳膊腕子。那家伙想猛然抽走胳膊腕子，被我狠狠地踢了一脚干腿棒子，就是小腿胫骨，那个部位踢上去生疼。
我低声说：“别动！”我目光炯炯，怒视对方，把对方镇住了。我说我是古庙镇的黄三。我必须尽快报出名姓，否则打起来我可能打不过他们三个人，而且在拥挤的车里也不好打架，我只能让他们尽快知道我是谁。对面的后生低声说：“你是黄三，你就是黄三？”旁边“搭架子”的两个后生知道我已经逮住了扒手，很凶狠地对我说：“你想干啥！你想干啥！”他们要动手了。对面的后生急忙说：“别动别动，他是黄三！”那两个家伙立刻软了，连连说对不起。我想把他们带到古庙镇下车，只要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就是瓮中之鳖，随我擒拿。三个家伙不住地给我说好话。这时候车里已经有人发现丢了钱包，有人一嚷嚷，提醒了其他人，好几个人都嚷嚷着丢了钱包，但不敢大声嚷嚷，好像是他们偷了别人。人们都用手捂住自己的衣兜和裤兜，显出紧张恐惧的样子。车上有个警察，人们都把求救的眼神投向警察，可那个警察故意把眼睛看着窗外，对人们的嚷嚷和求助的眼神充当聋子和瞎子。这让我从心里看不起警察，他们狗屁不是！混社会的人管警察叫“盖子”，那是行话。那三个家伙悄悄地说，车上有“盖子”！
公共汽车总站是古庙镇，镇子里有个派出所，他们担心跟我到了总站会被警察抓进派出所去，他们说：“咱们的事情好说，日后我们哥们儿一定登门拜访，当面谢罪。”我想也是，一旦让警察把他们抓进去，我不就变成“探子”了吗？社会人管暗中联络警察的痞子叫“探子”，最受鄙视。我点点头，允许他们下车。他们一下车，车上的人就反了，刚才还不敢大声说自己丢了钱包的人，居然都大声嚷开了：“我的钱包丢了……”“我的钱包也丢了……”“我也丢了……”“那些黑了心的王八蛋！”这就是国民的软弱性，他们不敢团结起来捉拿坏人，包括那个警察。当地人有一句骂胆小鬼的歇后语：贼走了——你才挠出刀子了！
有人问我：“你是不是认识他们？”我说不认识，他们掏我钱包被我抓住了，所以他们才跟我说好话。人们奇怪地说，“他们不打你，还跟你说好话？”我突然警觉起来，想到了车上的“盖子”，我知道有些警察抓坏人不行，抓好人最有本事，如果到了总站把我当嫌疑人抓进派出所去，我就是浑身长满了嘴也说不清楚。
我心生一计，也在下一站下车了。
有一次，父亲很平静地对我说：“以后别送鸡汤了，我这病我知道是好不了了。”
父亲已经肝腹水，肚子又圆又大，像扣着一个锅。父亲不能躺着睡，总是跪在床上，额头抵住床面，两只胳膊肘撑住床，圆圆的大肚子向下悬垂着，肚皮上的静脉很明显地泛出青蓝色道子，像西瓜的花纹。父亲就那么一天一天的埋着头，忍受着病痛折磨，偶尔哼出一点儿微弱的呻吟，那是一种压抑的怕人听见的声音。父亲小便不出来，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有时候，父亲跪在痰盂上，一跪就是十多分钟或者半个多小时，想挤出一滴尿液。那时候，若是能挤出一滴尿液，父亲就会感到是莫大的幸福和愉快。父亲被憋胀的肚子搞得实在难挨时，才发出一种低沉的怕人听见的声音来缓释一下肉体和精神的痛苦。
又一次，父亲见我娘离得远了一点儿，就示意我挨近他，要和我说话。我刚把耳朵贴近，父亲见我娘过来了，就不说了。
我娘说：“你想说啥，你想说啥？”
父亲没吭声。父亲不想让我娘听到他要对我说的话，因为那样一说，就说明他活不了了，他不想让我娘知道他活不了了。
父亲不再说话，但他的眼睛却凝视着我，我从那种凝视的眼神里看懂了父亲的心思，父亲一定是要说：“唉，你啥时候才能从农村上来呢？”
有一天早晨，我去医院送鸡汤，推开病房门，看见病房空了。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像一间空房子。我赶紧跑出医院，挤上公共汽车，下了车往家跑。我没见上父亲最后一面，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我把脸贴在父亲脸上，父亲的脸冰凉。我想哭，但哭不出来，那时我才知道，最亲的人死了，一下子是哭不出来的。
我才十九岁，父亲就扔下我走了，不管我了，我今后还能和谁说说心里话呢？
我知道我的父亲为什么会得那场重病。父亲是因为我插队郁结于心而酿成了死亡的结果。
火葬父亲的前一天，我对娘说：“明天抬走父亲的时候，您一定要坚强，一定不能哭。”当时刚刚提倡火葬，上级领导给我娘做思想工作，希望能火葬我父亲，给社会带个好头。火葬以后，单位承诺给我们家一个接班当工人的指标，为了能有一个孩子日后当工人，我娘答应火葬我的父亲。
火葬父亲的那天早晨，父亲单位的人用担架把父亲抬出家门，父亲身上盖着一面红旗，我娘把头挨近担架，跟出家门，我娘的脖子一蠕一蠕的蠕动，像鸡吃东西噎住了，看来我娘是真想放声痛哭一场，但最终听了孩子们的话，忍了，一声没哭。孩子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革命情结，居然剥夺了母亲哭泣丈夫的权利。真是太残酷，太没有人性了！我娘能痛痛快快地哭一回丈夫的时候，是三十年以后。我把父亲的骨灰盒埋在了一块坟地里，要让父亲入土为安。埋完父亲的第七天，按当地习惯叫“头七”，要去上坟，这一天我把我娘带到坟上。当地的习惯是，埋葬死人的当天是不允许女人到坟上去的，所以过“头七”的时候，才把我娘带到了坟地。我娘坐在我父亲坟堆边，放开声号哭起来，我娘一边哭一边用手摸着新鲜的坟堆，摸来摸去，摸来摸去，就像摸着一个人的脸，这是我娘离开丈夫三十多年后的第一次放声大哭。我娘歪着头，把头倾斜向坟堆那边，一只手就那么在坟堆上摸呀摸呀，哭呀哭呀，哭得泪水滂沱，一塌糊涂。三十多年的时间有多长，儿女们来到三十多年的父母墳边，是绝不会那样痛哭了，可我娘的哭，就像是丈夫刚刚去世。这时候，我娘已经八十多岁了。 火葬了父亲，父亲单位真的给了我家一个接班指标，人们都让我接班，我说我不接，我已经在农村插队了，总有上来的时候。人们说要是上不来呢？我说上不来再说，让妹妹接吧，妹妹是女孩子，更不好找工作。人们（当然也包括我娘）说女孩子确实不好找工作，但女孩子将来找个对象，有男人养活，可男人就不同了，男人必须有工作，将来才能养活女人，才能有家。
我不愿意接受传统观念，不愿意妹妹将来靠男人养活，去承受歧视，我希望我妹妹是一个具有独立生存能力的新型女性。我坚决把接班指标让给了妹妹，我去派出所给妹妹改了户口，因为妹妹才十五岁，还在上学，还不够招工年龄。
我将来能从农村上来吗？心里真是没底。
六
孩子们都在唱一首流行歌谣：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比爹，从那时就开始了。
王美丽就有一个好爸爸，她爸爸是同安水泥厂厂长，他爸爸有一个朋友是当地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主任，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简称“安置办”。“安置办”主任，那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职位。王美丽从农村抽上来以后，被安排到市里的红旗商场当了售货员。在生活物品匮乏的年代，有本事有门路的女孩子都去商店当售货员，站在柜台里的售货员大部分是漂亮女性，她们不是有权人家的孩子和亲戚就是当官人家的儿媳妇。男人们想过眼瘾时，就去商店里看售货员。红旗商场是全市最大的国营商店，外观建筑完全模仿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据说中央领导因此还批评过大同市的领导：你们大同想做什么，也想成立中央吗？
安置插队知青的年代，是一个青少年比爹的年代。可我的爹，却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永远的离开了我，这对我的人生真是一个重大打击。
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也在“安置办”工作，我想他也许能帮我从农村返回城市。我想买一些礼品去看望我父亲的那个朋友。买什么礼品最好呢？想来想去，当然是“北京糕点”。大同人很难吃到“北京糕点”，而“北京糕点”更时兴的原因是，里边含有政治上的北京情结。全大同市只有红旗商场才卖“北京糕点”，别的商店都没有销售“北京糕点”的资格。全国各地都像进贡一样供养着北京，中国的好东西都在北京，这就是政治。“北京糕点”就是用纸褙盒装着的糕点，是送礼的稀罕品，这就让我想起了王美丽。
王美丽从农村上来以后，没再给我写过信，也没找过我，我想一定是因为我父亲的死和我娘没有工作而让她感到不称心了，当然更主要的是，我还是插队生，是农民，和她的售货员身份已经很不般配了，当我明白这一点时，我也就主动放弃了她对我的海誓山盟。在做人方面，我受到了父亲的影响，那就是做人自觉，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一回，我是想花钱买东西，我觉得找找她也没什么不可以，我毕竟是打开她处女门的人，她应该能给我这点儿面子。
我找到了王美丽，她先是惊讶地瞪圆了眼睛，但一直没露出嘴里那颗很好看的小虎牙，这说明她一直没笑，说明她早就考虑过和我一旦见面，会怎样对付我和我们曾经有过的爱情了。女人对人生的选择总是那么实际那么坚决，总是比男人强，比男人有定力。
王美丽站在柜台里，显出售货员的高贵身份，很拿捏地跟我说话。
我说我想买两盒“北京糕点”。
她说这得请示组长，组长让卖才能卖，她说她去问问吧。
她对我说：“组长同意了，可以卖给你两盒北京糕点。”
我们这次见面，冷冷淡淡，她居然没有说我们应该抽时间谈谈，应该很合适地了却一下过去。没有。学生的纯情，被现实一击就碎。
她果断的样子，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了人生的世态炎凉，她是我初恋的恋人，她让我那么真实地感到，世界上是没有爱情的，这真让我伤心。
我父亲的朋友很讲义气，见了我就说：“哎呀，你正好来了，我正要抽时间到你们家去找你，我给你搞到一个从农村上来的指标。”他还说，“你来就来吧，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啥？你父亲临死前跟我说过你的事情，求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从农村抽上来。”他瞅着“北京糕点”说，“你们家那么困难，哪有钱买这些东西？”
我们家确实困难，我娘没有工作，在外面干临时工，两个哥哥都在部队当兵，一个月一人十二块津贴，妹妹在纺织厂当学徒工，一个月挣十八块钱，这样说来，我的家庭条件确实与王美丽的家庭条件有了天地之别，人家不跟我，我也能想得开，可让我想不开的是，她不应该连一句结束的话都没有，她总应该跟我说一句什么不是吗？其实，我伤心，也就是伤心在一两句话上。
我父亲的朋友给了我一份插队青年返城招工表，推我出门，边推边说：“你把点心拿回去给你娘吃吧。”
“您看您看，”我着急地说：“我已经买来了，您就收下吧。”我想我把糕点拿回家去也不好處理，我们家真是舍不得吃那种东西。他说：“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他很固执地把我推出了家门。
我一直不敢明目张胆地回村去，有事就让同宿舍的赵青给村里捎话。赵青告诉大队干部和知青带队干部，说黄三晚上要来办理返城手续，要来签字盖章。那天晚上，我骑车子进了云冈村，很警觉地观察村子里有没有异常情况，确定没有可疑迹象后，我才去找大队干部和带队干部。他们很痛快地在招工表上签字盖章，一点儿也没有为难我，我感谢他们。民兵连长请我到他们家喝酒吃饭，感谢我没有因为他捆绑插队青年而报复他。他说：“你黄三虽然是混社会的人，但你不欺负人，是个坏人里的好人。”
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我将返城，我将到建筑公司去当工人，开始我新的人生，尽管我还不知道我新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我所经历过的人生，必定会被后来人看作是一个似懂不懂的故事。
还有一个人需要交代一下，那就是插队生李继红，我听说她跳进大同公园的湖里自杀了，我跟插队生们打听过，但没有人能说清她为什么要跳湖自杀。
黄静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长城》《黄河》《雨花》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若干。出版小说集《走向远方的河》等3部。作品曾被《小说选刊》《散文选刊》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