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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白话文运动，必须提到两个概念文言语和白话语。在中国古代文言语与白话语对立共存的现象是极其普遍的。张中行先生《文言与白话》一文中这样概括这二者的不同“文言，意思是只见于文而口不说的语言。白话，白是说，话是所说，总的意思是口说的语言”。简而言之，文言是中国古代用于文章正式场合的一种书面雅语，而白话则是更接近普通大众的口说语言。
文言总的来说是知识分子与贵族的语言，它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与中国古代整个封建体系相关联。清末，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中华民族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革”，促使了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的反思，深入文化层面去思考，于是酝酿已久的主张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产生了。白话文运动随着新文化运动得到了发展，白话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推广，配合着新文化运动一起推动了启蒙救亡思潮，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本文通过搜集相关史料梳理文学史，对运动产生的原因以及推动其发展的因素进行了梳理。
一、清末白话文运动产生的原因
白话文运动产生的原因很多。除去文言文固有的缺憾不谈，最重要的两点是知识分子的理论自觉性、清末白话报的产生。
（一）知识分子理论之自觉
清末被迫打开了国门，亡国灭种危机空前严重，一大批中国由士大夫转型而来的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家命运进行反思，代表人物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这一批知识分子进行自我启蒙的同时，在政治上宣传民权，鼓吹新法，在文学上提倡白话文。
最早在理论上提出言文合一思想的是清末外交家、诗界革命先驱黄遵宪。在1887年，黄遵宪在成书的《日本国志》中明确提出了“言文合一”主张。他敏锐地意识到语、文合一是中国语言文字未来发展的方向，他提倡通过“变一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达到“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能通文字之用”。黄所提出的言文必须合一，行文必须适用古今、通行于俗的主张，开了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先声。
（二）清末白话报的出现
报刊作为一种现代传播媒介的出现与西方传教士与翻译文学产生密不可分。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为了传播基督教义，创办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现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之后清末的十余年间，中国出现了众多白话报刊。清末白话报刊都是小型的纸张，时称“白话小报”，与之相对的是纸型较大的文言报刊辟白话专栏。比较著名的有白话小报有《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文化大报辟有白话栏目或者赠阅白话附页。这些报刊杂志成为了清末白话文运动赖以展开的主要阵地。
报刊的出现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传播媒介，为白话文学运动提供了活动空间。白话报刊深入大众，为即将到来的新文化运动铺下了基石。
二、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的推广
（一）倡导白话文的理论的建构
白话文运动在清末拉开了历史的帷幕，黄遵宪、裘廷梁、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在理论上发出先声，开始倡导白话文代替文言文。1915年新文化运动随着《青年杂志》（第二期起改名《新青年》）拉开了序幕。一大批进步学者开始发表进步言论，主要有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先驱者。
胡适毫无疑问是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奠基人之一。《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进化论的角度，认为文言文已死，中国必须进行语体革新，废文言倡白话文。为此他提出文学改良必须应从“八事”着手。八事触及了文学内容和形式，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与推行白话语体的立场。继《文学改良刍议》后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更加鲜明地提出建设新文学重要的是十字箴言“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进一步突出了白话文这一新的文学语言工具，系统地创造了白话文的理论。
（二）三次论争对白话文建设的推动
在新文化兴起后，就遭到了很多文化保守份子的反对。三次论争指的是新文化阵线与守旧派的论争、与学衡派的论争、与甲寅派的论争。这三次论争中，双方都阐释了各自建设文学的方法，这客观上促进了白话文的推广。
章士钊是甲寅派的核心人物，他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对当时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极其不满。1925年，他在复刊的《甲寅》上化名为孤桐发表了《评新文学运动》一文，坚决反对白话文运动，主张使用文言文。与之论争的有很多人，鲁迅先生发表了《十四年的“读经”》这一片驳难文章。鲁迅发表此文认为章士钊等人提倡读经是为了帮助统治者来愚弄百姓，自己达到学而优则仕的目的。这给予旧文学势力当头一棒，让新文化运动理论更加明晰有力，并且也使白话文慢慢地站稳了脚跟。
（三）文学创作
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在文学领域“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他们普遍在形式上提倡用白话文作为文学创作的工具，内容要求写关于人关于人性的文学。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在诗歌、小说、散文等领域都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白话文学作品。
以小说为例。小说对于开明智的目的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梁启超先生早在1902年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就说道“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新文化运动中小说创作取得了重要的实绩。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在这时期用白话创作了大量经典作品，如《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这些文章带动了学界更加广泛地用白话文写作。如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冰心《斯人独憔悴》、王統照《春雨之夜》、郁达夫《沉沦》等。这些新文学作品的创作无疑给文界带来了新的活力。
经过清末提倡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的提出，到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的推广，这是一个由理论、创作、报刊、论争等因素共同推进的过程。使用白话文是历史的趋势与必然，到了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开始在国民学校一二年级运用白话文课文，这是白话文的胜利。尽管清末的白话文运动仅仅在理论上呼声较大，实际创作上所做甚少；尽管新文化运动时人还不太能熟练地运动白话文，在使用白话时内部混进了一些文言的成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于白话文的推广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文言总的来说是知识分子与贵族的语言，它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与中国古代整个封建体系相关联。清末，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中华民族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革”，促使了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的反思，深入文化层面去思考，于是酝酿已久的主张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产生了。白话文运动随着新文化运动得到了发展，白话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推广，配合着新文化运动一起推动了启蒙救亡思潮，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本文通过搜集相关史料梳理文学史，对运动产生的原因以及推动其发展的因素进行了梳理。
一、清末白话文运动产生的原因
白话文运动产生的原因很多。除去文言文固有的缺憾不谈，最重要的两点是知识分子的理论自觉性、清末白话报的产生。
（一）知识分子理论之自觉
清末被迫打开了国门，亡国灭种危机空前严重，一大批中国由士大夫转型而来的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家命运进行反思，代表人物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这一批知识分子进行自我启蒙的同时，在政治上宣传民权，鼓吹新法，在文学上提倡白话文。
最早在理论上提出言文合一思想的是清末外交家、诗界革命先驱黄遵宪。在1887年，黄遵宪在成书的《日本国志》中明确提出了“言文合一”主张。他敏锐地意识到语、文合一是中国语言文字未来发展的方向，他提倡通过“变一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达到“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能通文字之用”。黄所提出的言文必须合一，行文必须适用古今、通行于俗的主张，开了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先声。
（二）清末白话报的出现
报刊作为一种现代传播媒介的出现与西方传教士与翻译文学产生密不可分。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为了传播基督教义，创办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现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之后清末的十余年间，中国出现了众多白话报刊。清末白话报刊都是小型的纸张，时称“白话小报”，与之相对的是纸型较大的文言报刊辟白话专栏。比较著名的有白话小报有《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文化大报辟有白话栏目或者赠阅白话附页。这些报刊杂志成为了清末白话文运动赖以展开的主要阵地。
报刊的出现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传播媒介，为白话文学运动提供了活动空间。白话报刊深入大众，为即将到来的新文化运动铺下了基石。
二、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的推广
（一）倡导白话文的理论的建构
白话文运动在清末拉开了历史的帷幕，黄遵宪、裘廷梁、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在理论上发出先声，开始倡导白话文代替文言文。1915年新文化运动随着《青年杂志》（第二期起改名《新青年》）拉开了序幕。一大批进步学者开始发表进步言论，主要有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先驱者。
胡适毫无疑问是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奠基人之一。《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进化论的角度，认为文言文已死，中国必须进行语体革新，废文言倡白话文。为此他提出文学改良必须应从“八事”着手。八事触及了文学内容和形式，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与推行白话语体的立场。继《文学改良刍议》后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更加鲜明地提出建设新文学重要的是十字箴言“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进一步突出了白话文这一新的文学语言工具，系统地创造了白话文的理论。
（二）三次论争对白话文建设的推动
在新文化兴起后，就遭到了很多文化保守份子的反对。三次论争指的是新文化阵线与守旧派的论争、与学衡派的论争、与甲寅派的论争。这三次论争中，双方都阐释了各自建设文学的方法，这客观上促进了白话文的推广。
章士钊是甲寅派的核心人物，他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对当时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极其不满。1925年，他在复刊的《甲寅》上化名为孤桐发表了《评新文学运动》一文，坚决反对白话文运动，主张使用文言文。与之论争的有很多人，鲁迅先生发表了《十四年的“读经”》这一片驳难文章。鲁迅发表此文认为章士钊等人提倡读经是为了帮助统治者来愚弄百姓，自己达到学而优则仕的目的。这给予旧文学势力当头一棒，让新文化运动理论更加明晰有力，并且也使白话文慢慢地站稳了脚跟。
（三）文学创作
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在文学领域“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他们普遍在形式上提倡用白话文作为文学创作的工具，内容要求写关于人关于人性的文学。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在诗歌、小说、散文等领域都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白话文学作品。
以小说为例。小说对于开明智的目的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梁启超先生早在1902年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就说道“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新文化运动中小说创作取得了重要的实绩。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在这时期用白话创作了大量经典作品，如《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这些文章带动了学界更加广泛地用白话文写作。如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冰心《斯人独憔悴》、王統照《春雨之夜》、郁达夫《沉沦》等。这些新文学作品的创作无疑给文界带来了新的活力。
经过清末提倡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的提出，到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的推广，这是一个由理论、创作、报刊、论争等因素共同推进的过程。使用白话文是历史的趋势与必然，到了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开始在国民学校一二年级运用白话文课文，这是白话文的胜利。尽管清末的白话文运动仅仅在理论上呼声较大，实际创作上所做甚少；尽管新文化运动时人还不太能熟练地运动白话文，在使用白话时内部混进了一些文言的成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于白话文的推广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