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爱国青年学生迅速响应，从1919年5月5日开始，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学校的学生纷纷走出校门，集会演讲，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22岁的周恩来一从日本回国就立即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15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领导全市学生开展了一系列反帝爱国运动，周恩来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11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制造了“福州惨案”后，天津再次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抵制日货的爱国高潮。1920年1月2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日货调查员在东门内魁发成洋广杂货铺调查私运日货时。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警察厅非但不惩办奸商和凶手，反而于翌日出动军警殴打逮捕了马骏、马千里等20多名示威请愿学生和各界联合会代表，并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各界联合会。反动当局的这一罪恶行径激怒了周恩来，于兰渚(于方舟)等爱国学生。于是，29日，在周恩来，于兰渚的领导下。五六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浩浩荡荡地向省长公署进发……
爱国情愿反遭拘捕
“魁发成案”发生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觉悟社于法租界维斯礼堂地下室连续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29日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当日午后一时，周恩来、于兰渚(于方舟)等率领南开大学、北洋大学、中西女学校等18所学校的五六千名学生聚集在东马路举行游行大会。队伍由东门出发，至东南城角止，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下午三时，游行队伍过大胡同，由东辕门直接进入省长公署请愿，要求曹锐代电北京拒绝青岛直接交涉、收回山东权益、催办福建惨案、启封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释放被拘代表。
队伍进入了省长公署辕门，公署的大门却紧紧关闭着，学生们遂在门外演讲起来。这样相持两个小时后，里面传出话来，要学生派代表去见省长曹锐。同学们当场推举了周恩来、于兰渚、郭隆真、张若铭四位代表。但军警并未开大门，而是让四位代表从门坎里钻进去，曹锐更没有接见，反而当场把他们拘押起来。
不明真相的学生们仍在东西辕门演讲，5时许，突由西辕门冲出一队卫兵，全副武装，枪上刺刀，呼啸着冲进学生队伍。学生见状急往外撤，至东辕门时，又有一队卫兵拦住去路，与此同时，正中头门也冲入一队人马，对学生形成三面夹击之势。他们用枪托、刺刀、木棒及水龙头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血腥镇压，一时风云惨黯，呼喊声、惨叫声响成一片，当场就有50多名學生受重伤，反动当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九”惨案。
周恩来等四代表由保安警察队数十人武装押解，进入东马路乐善好施胡同，送至北洋行营营务处收押。2月6日，转押警察厅。
2月17日，警厅司法科传讯了周恩来，追查学生联合会、各界代表联合会受何人领导?谁主使策划了魁发成事件?周恩来均巧妙应答。当问到《(学生联合会报》是何人主笔时，他说：“联合会报没有主笔……是合议制，不过在警察厅立案时，是我出名，所以你们要问联合会报的事，我可负全责任……现今出的周刊，是学生会改组后新学生会出版委员会周刊股出版的，我是周刊股股长。”当问到学生会捐款来源时，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说：“你们现在无权调查我们学生会经济内容，我也无须回答你们!”此后，警方又让全体被拘代表笔答类似问题，于兰渚等机智填写，司法科终无办法。
旧历除夕夜，警察厅长杨以德假惺惺地在会议厅设席，宴请被拘代表。席间他先是板起面孔教训学生们说：“你们学生头脑简单，思想单纯。容易不冷静，更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所以才闹成今天这个局面。”周恩来当即严词驳斥道：“我们学生做事，纯本天良，何谈被人利用?”杨说：“学生不应干涉政治，惟有念书才是本分。”立即就有学生打断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救国，何罪之有?”杨见硬的不行，就又来软的，他摆出一副可怜相说：“诸君此次被拘，实因奉省长命令，决非余之主见。余因桑梓关系，不忍见兄弟姐妹受中央所命之严厉责罚，故予以素怀之恻隐待遇。”当学生们问及何时还我们以自由时，他又说：“因迫于职权，羁押诸君实不得已，还望诸君在此小留数日。”最后有学生说：“你既然说学生应该多读书，但我们进警厅数日，根本没见过一本书，何谈读书?”杨马上说：“学生读书我素来提倡，你们在这里需要什么书，开条子交给聂增佑，我给买。”后来大家就开了很多书名，但杨又嫌太多太贵而拖着不给买。于是，大家把铺盖衣服都堆在院子里，提出典当买书，杨这才派聂增佑向大家疏通解释，勉强买了一部分书籍。
社会声援 学生罢课
2月27日《益世报》称：直隶省长曹锐，对于学界救国之运动，向悉和平对待，颇不以杨以德之(强硬)办法为然。乃此次忽改用压迫之手段皆莫明其故。兹得政界确实消息，盖因某派(指吴佩孚)极欲将直隶纳入其势力范围，拟将督军、省长均改任其同系之人，而无题可借，遂利用这界风潮之机会，欲加曹以“纵容学子、酿生交涉”之咎，即将该省长撤换。曹不得已，为保持直隶势力起见，遂改用压迫手段，以免某派有所藉口。
惨案发生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些主持正义的报刊纷纷报道了事件的真相，在全市乃至全国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直隶第一女师范率先召开紧急全体会议，提出：惩办主使殴击学生之凶手，抚恤受伤学生，释放被捕学生，并公推代表分别谒见京省当局，如果请愿没有结果，全体教师将辞职。
天津学生联合会致电在衡阳的吴佩孚，3月初吴回电称：顷读来电，切实详明，曷胜赞佩，暴吏等摧残民气，惨无人理，闻之酸鼻。此间连日通电，力争正在积极进行，希即坚持，初志贯彻始终，勿稍灰心。
2月28日，天津中学以上1O余名校长，依照北京各校长要求释放被拘学生的办法，联合呈文教育厅，要求尽快释放天津请愿被拘学生。面对全市学生罢课现状，一面是省长责令他想办法尽快让学生复课，一面是学生要求不释放被拘代表坚决不复课，教育厅长王章佑左右为难。3月8日，他以学生专事救国，久荒学业，究非教育前途之福为名，召集各校校长开会，令各校长致函学生家长，于本月15日一律开学。而校长们则称，学校当初均以学生代表被拘而罢课，如定期开学，亦恐无济于事，只有释放代表才能复课。15日，王梦臣以各校代表资格谒见了曹锐。谈话间，曹锐以向来宽待学生自行辩白，称此次逮捕请愿代表也是实出无奈，各界请求保释代表未尝不可，惟须各校先开学复课，并由各校长担保不再滋事后再为 实行。王梦君说：“先释放代表，尚无准有开学之把握，若担保不再滋事更系难题。”谈话遂不欢而散。同日，曹锐将各校校长请求保释被拘代表的原呈文退回。
17日，天津學生联合会开会决定，全体学生暂不复课。
4月8日，南开校长张伯苓、新华书院校长赫立德也谒见了曹锐，强烈要求立即将被拘代表无条件释放，。曹锐仍态度强硬。
撰写日录 发动绝食
从5月开始，周恩来在警察厅编写了《警厅拘留记》，这部珍贵文献翔实地记录了被拘代表们从1920年1月23日至4月7日晚在警察厅的狱中斗争，各界人民支援爱国运动的情况；也揭露了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以及警察厅长杨以德的丑恶表演和阴险伪善的嘴脸。全文曾经在当时天津的《新民意报》连载，后由该报辑印成书。4月7日，代表们被移送到地方检察厅后，他又根据被捕代表在狱中的日志和日记编写了《检厅日录》，后由《新民意报》逐日刊登，由又新印字馆刊印成书。现在这两部书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天津“五四?运动宝贵历史文献。5月16日，周恩来因过度劳累而患流感，数日不适，但仍坚持写作。
在警察厅，被拘代表遭受着不公正待遇，不许代表家属探视，更不许外界送钱、日用品和食品，每人每日膳食费仅为小洋一角。当李权病势危急，别人要求探病时，警方也是态度蛮横地加以拒绝，致使双方发生冲突，气急败坏的警方竟将尚文林、陈宝聪二人打伤后锁入木笼中。后因拘留所环境恶劣、警方虐待下又有四人先后染病，但警厅置若罔闻，更不给必要的治疗。为抗议警厅的非法扣押和残酷迫害，3月底，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代表们提出要求立即转送法院公开审理。
在警方丝毫不加理睬的情况下，4月2日，周恩来、马千里、时子周等6名被拘代表率先绝食。到了4日，全体绝食，决心以死捍卫初衷。他们说：“我们宁愿饿死，也不能因迫害而病死。”提出三项要求：一、释放单独扣押在拘留所的代表；二、允许代表们到院中散步，互相往来；三、将被拘代表送法庭或由警厅司法科受理，速开公审，按法律解决。面对全体代表团结一致、视死如归的气势，警厅不得不答应了代表们的这三项要求，并被迫将患病或未成年的各界联合会文牍王墨林、李权及学生代表陶尚钊等3人释放，绝食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5日下午，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男女代表邓颖超等24人到警察厅，要求替换被拘代表。警察厅长杨以德十分被动，被迫让他们与被拘代表见面。自此，警厅禁止被拘代表与外界接触的规定被全线突破。7日，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警察厅将其余23名代表移送至天津地方检察厅。
12日，被拘代表向地检厅递交了一份辩诉状，揭露了代表被非法扣押前前后后的真相。同时，天津学生联合会公推谌志笃携带周恩来等四代表的联名信，赴京聘请法学士刘崇佑来津为此案代理辩护律师。
移送检厅 当庭释放
到地检厅后，在被拘代表的继续斗争下，待遇有所改善，得到了看报和通信的自由。为了开展狱中斗争，在周恩来的积极推动下，代表们进一步组织起来，对各项活动做了周密安排，制定了固定的起居时间和学习课程表。他们每日起床后先做一遍柔软体操，上午预备受检厅讯问，下午读书，设有英文、中文、日文、数学、历史、心理学等课程，晚上研究社会问题、适当地开展一些娱乐活动，其中很长一段时间是由周恩来演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然后大家结合当前形势展开讨论，十二时前就寝。他们每日晚八时开一次全体会，规定除有特别情况外，全体必须到会，议事时不得无故退席。各室每日还设一名轮流值日员，代表本人所在各室会商全体事宜，此外又推选出交涉员、公共卫生秩序视察员、会计庶务正副主任和娱乐委员等，负责处理有关事务。周恩来被推选为社会问题委办、新剧编剧员，并负责办理读书团，率领大家做柔软体操，帮助研究日文和心理学，记检厅日记等项工作。4月11日，适逢郭隆真的生日，在周恩来组织下，全体代表为她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生日会。
4月19日，陈宝聪因在警厅被殴伤，送入检厅后病势更加严重，每晚身热如火，精神恍惚。代表们每夜轮流看护，并要求警厅立即将病人送入医院治疗。郭隆真、张若茗两位女代表也染病在身，数日不得进食。
由于代表们迟迟不能释放，在上海学生总会议决全国大罢课后，4月29日，天津学生联合会也决意继续罢课。社会舆论也将矛头直指省长曹锐，声援学生爱国运动之声此起彼伏。迫于社会压力，检厅将侦查无犯罪嫌疑的吴凤岐、吴世昌两位学生取保释放。
5月10日，地检厅开始检查，并按警厅原卷所列的被害人逐一传唤到厅，但各商均秉诸良心，矢口否认有被害事实。法庭没有证据，当然不能提起公诉。侦查后，检厅本该依照事实宣布代表无罪释放，但这样做又与警方逮捕拘留相抵触，所以，他们只得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代表们。
从7月6日开始，反动当局被迫几次公开审理此案，周恩来等把法庭当做向反动政府斗争的战场，列举事实揭露反动当局迫害爱国群众的卑鄙行径，大义凛然地大讲爱国无罪，救国有理。辩护律师刘崇佑等也义正词严地批驳反动当局强加给代表们的莫须有的罪名。在8日的答辩中，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检察官以学生请愿为合法，而又依据刑律l 64条起诉，是检察官自相矛盾……若谓省署门外有骚扰行为，即宜捕获，代表等彼时已在省署之内，焉知署外情形。”把反动当局批驳得哑口无言。17日，下午二时许，公开宣判，虽然天津地方审判厅不顾事实仍以妨害公安罪、私擅监禁罪、妨害公务罪、骚扰罪及侮辱官吏罪等罪名分别判决周恩来、马千里等人有期徒刑两个月，郭隆真、张砚庄二人处罚金60元，尚墨卿处拘留十日，但代表们在未决之前已被扣押半年，自然也就没有再继续羁押的必要，对全体被拘代表只得当厅释放。
彼时，到厅欢迎被拘代表的有顺直省会议代表、商会代表、各界联合会职员、学生联合会职员等百余人，并由公教团特备纪念花和铸有“为国牺牲”的纪念章、五彩旗，分送各被拘代表佩带胸前。行前，全体被拘代表还在地方审判厅门前合影留念。天津商会特备了5辆汽车接送代表，每辆车上都悬挂着“欢迎被拘代表”的旗帜。四时许，社会各界在天津商会为他们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
半年的狱中生活，让周恩来终生难忘，也给他的思想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后来他在谈及自己如何确立共产主义坚定信仰时说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指的就是这半年特殊的狱中经历。
(据《档案春秋》)
爱国情愿反遭拘捕
“魁发成案”发生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觉悟社于法租界维斯礼堂地下室连续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29日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当日午后一时，周恩来、于兰渚(于方舟)等率领南开大学、北洋大学、中西女学校等18所学校的五六千名学生聚集在东马路举行游行大会。队伍由东门出发，至东南城角止，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下午三时，游行队伍过大胡同，由东辕门直接进入省长公署请愿，要求曹锐代电北京拒绝青岛直接交涉、收回山东权益、催办福建惨案、启封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释放被拘代表。
队伍进入了省长公署辕门，公署的大门却紧紧关闭着，学生们遂在门外演讲起来。这样相持两个小时后，里面传出话来，要学生派代表去见省长曹锐。同学们当场推举了周恩来、于兰渚、郭隆真、张若铭四位代表。但军警并未开大门，而是让四位代表从门坎里钻进去，曹锐更没有接见，反而当场把他们拘押起来。
不明真相的学生们仍在东西辕门演讲，5时许，突由西辕门冲出一队卫兵，全副武装，枪上刺刀，呼啸着冲进学生队伍。学生见状急往外撤，至东辕门时，又有一队卫兵拦住去路，与此同时，正中头门也冲入一队人马，对学生形成三面夹击之势。他们用枪托、刺刀、木棒及水龙头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血腥镇压，一时风云惨黯，呼喊声、惨叫声响成一片，当场就有50多名學生受重伤，反动当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九”惨案。
周恩来等四代表由保安警察队数十人武装押解，进入东马路乐善好施胡同，送至北洋行营营务处收押。2月6日，转押警察厅。
2月17日，警厅司法科传讯了周恩来，追查学生联合会、各界代表联合会受何人领导?谁主使策划了魁发成事件?周恩来均巧妙应答。当问到《(学生联合会报》是何人主笔时，他说：“联合会报没有主笔……是合议制，不过在警察厅立案时，是我出名，所以你们要问联合会报的事，我可负全责任……现今出的周刊，是学生会改组后新学生会出版委员会周刊股出版的，我是周刊股股长。”当问到学生会捐款来源时，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说：“你们现在无权调查我们学生会经济内容，我也无须回答你们!”此后，警方又让全体被拘代表笔答类似问题，于兰渚等机智填写，司法科终无办法。
旧历除夕夜，警察厅长杨以德假惺惺地在会议厅设席，宴请被拘代表。席间他先是板起面孔教训学生们说：“你们学生头脑简单，思想单纯。容易不冷静，更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所以才闹成今天这个局面。”周恩来当即严词驳斥道：“我们学生做事，纯本天良，何谈被人利用?”杨说：“学生不应干涉政治，惟有念书才是本分。”立即就有学生打断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救国，何罪之有?”杨见硬的不行，就又来软的，他摆出一副可怜相说：“诸君此次被拘，实因奉省长命令，决非余之主见。余因桑梓关系，不忍见兄弟姐妹受中央所命之严厉责罚，故予以素怀之恻隐待遇。”当学生们问及何时还我们以自由时，他又说：“因迫于职权，羁押诸君实不得已，还望诸君在此小留数日。”最后有学生说：“你既然说学生应该多读书，但我们进警厅数日，根本没见过一本书，何谈读书?”杨马上说：“学生读书我素来提倡，你们在这里需要什么书，开条子交给聂增佑，我给买。”后来大家就开了很多书名，但杨又嫌太多太贵而拖着不给买。于是，大家把铺盖衣服都堆在院子里，提出典当买书，杨这才派聂增佑向大家疏通解释，勉强买了一部分书籍。
社会声援 学生罢课
2月27日《益世报》称：直隶省长曹锐，对于学界救国之运动，向悉和平对待，颇不以杨以德之(强硬)办法为然。乃此次忽改用压迫之手段皆莫明其故。兹得政界确实消息，盖因某派(指吴佩孚)极欲将直隶纳入其势力范围，拟将督军、省长均改任其同系之人，而无题可借，遂利用这界风潮之机会，欲加曹以“纵容学子、酿生交涉”之咎，即将该省长撤换。曹不得已，为保持直隶势力起见，遂改用压迫手段，以免某派有所藉口。
惨案发生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些主持正义的报刊纷纷报道了事件的真相，在全市乃至全国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直隶第一女师范率先召开紧急全体会议，提出：惩办主使殴击学生之凶手，抚恤受伤学生，释放被捕学生，并公推代表分别谒见京省当局，如果请愿没有结果，全体教师将辞职。
天津学生联合会致电在衡阳的吴佩孚，3月初吴回电称：顷读来电，切实详明，曷胜赞佩，暴吏等摧残民气，惨无人理，闻之酸鼻。此间连日通电，力争正在积极进行，希即坚持，初志贯彻始终，勿稍灰心。
2月28日，天津中学以上1O余名校长，依照北京各校长要求释放被拘学生的办法，联合呈文教育厅，要求尽快释放天津请愿被拘学生。面对全市学生罢课现状，一面是省长责令他想办法尽快让学生复课，一面是学生要求不释放被拘代表坚决不复课，教育厅长王章佑左右为难。3月8日，他以学生专事救国，久荒学业，究非教育前途之福为名，召集各校校长开会，令各校长致函学生家长，于本月15日一律开学。而校长们则称，学校当初均以学生代表被拘而罢课，如定期开学，亦恐无济于事，只有释放代表才能复课。15日，王梦臣以各校代表资格谒见了曹锐。谈话间，曹锐以向来宽待学生自行辩白，称此次逮捕请愿代表也是实出无奈，各界请求保释代表未尝不可，惟须各校先开学复课，并由各校长担保不再滋事后再为 实行。王梦君说：“先释放代表，尚无准有开学之把握，若担保不再滋事更系难题。”谈话遂不欢而散。同日，曹锐将各校校长请求保释被拘代表的原呈文退回。
17日，天津學生联合会开会决定，全体学生暂不复课。
4月8日，南开校长张伯苓、新华书院校长赫立德也谒见了曹锐，强烈要求立即将被拘代表无条件释放，。曹锐仍态度强硬。
撰写日录 发动绝食
从5月开始，周恩来在警察厅编写了《警厅拘留记》，这部珍贵文献翔实地记录了被拘代表们从1920年1月23日至4月7日晚在警察厅的狱中斗争，各界人民支援爱国运动的情况；也揭露了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以及警察厅长杨以德的丑恶表演和阴险伪善的嘴脸。全文曾经在当时天津的《新民意报》连载，后由该报辑印成书。4月7日，代表们被移送到地方检察厅后，他又根据被捕代表在狱中的日志和日记编写了《检厅日录》，后由《新民意报》逐日刊登，由又新印字馆刊印成书。现在这两部书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天津“五四?运动宝贵历史文献。5月16日，周恩来因过度劳累而患流感，数日不适，但仍坚持写作。
在警察厅，被拘代表遭受着不公正待遇，不许代表家属探视，更不许外界送钱、日用品和食品，每人每日膳食费仅为小洋一角。当李权病势危急，别人要求探病时，警方也是态度蛮横地加以拒绝，致使双方发生冲突，气急败坏的警方竟将尚文林、陈宝聪二人打伤后锁入木笼中。后因拘留所环境恶劣、警方虐待下又有四人先后染病，但警厅置若罔闻，更不给必要的治疗。为抗议警厅的非法扣押和残酷迫害，3月底，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代表们提出要求立即转送法院公开审理。
在警方丝毫不加理睬的情况下，4月2日，周恩来、马千里、时子周等6名被拘代表率先绝食。到了4日，全体绝食，决心以死捍卫初衷。他们说：“我们宁愿饿死，也不能因迫害而病死。”提出三项要求：一、释放单独扣押在拘留所的代表；二、允许代表们到院中散步，互相往来；三、将被拘代表送法庭或由警厅司法科受理，速开公审，按法律解决。面对全体代表团结一致、视死如归的气势，警厅不得不答应了代表们的这三项要求，并被迫将患病或未成年的各界联合会文牍王墨林、李权及学生代表陶尚钊等3人释放，绝食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5日下午，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男女代表邓颖超等24人到警察厅，要求替换被拘代表。警察厅长杨以德十分被动，被迫让他们与被拘代表见面。自此，警厅禁止被拘代表与外界接触的规定被全线突破。7日，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警察厅将其余23名代表移送至天津地方检察厅。
12日，被拘代表向地检厅递交了一份辩诉状，揭露了代表被非法扣押前前后后的真相。同时，天津学生联合会公推谌志笃携带周恩来等四代表的联名信，赴京聘请法学士刘崇佑来津为此案代理辩护律师。
移送检厅 当庭释放
到地检厅后，在被拘代表的继续斗争下，待遇有所改善，得到了看报和通信的自由。为了开展狱中斗争，在周恩来的积极推动下，代表们进一步组织起来，对各项活动做了周密安排，制定了固定的起居时间和学习课程表。他们每日起床后先做一遍柔软体操，上午预备受检厅讯问，下午读书，设有英文、中文、日文、数学、历史、心理学等课程，晚上研究社会问题、适当地开展一些娱乐活动，其中很长一段时间是由周恩来演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然后大家结合当前形势展开讨论，十二时前就寝。他们每日晚八时开一次全体会，规定除有特别情况外，全体必须到会，议事时不得无故退席。各室每日还设一名轮流值日员，代表本人所在各室会商全体事宜，此外又推选出交涉员、公共卫生秩序视察员、会计庶务正副主任和娱乐委员等，负责处理有关事务。周恩来被推选为社会问题委办、新剧编剧员，并负责办理读书团，率领大家做柔软体操，帮助研究日文和心理学，记检厅日记等项工作。4月11日，适逢郭隆真的生日，在周恩来组织下，全体代表为她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生日会。
4月19日，陈宝聪因在警厅被殴伤，送入检厅后病势更加严重，每晚身热如火，精神恍惚。代表们每夜轮流看护，并要求警厅立即将病人送入医院治疗。郭隆真、张若茗两位女代表也染病在身，数日不得进食。
由于代表们迟迟不能释放，在上海学生总会议决全国大罢课后，4月29日，天津学生联合会也决意继续罢课。社会舆论也将矛头直指省长曹锐，声援学生爱国运动之声此起彼伏。迫于社会压力，检厅将侦查无犯罪嫌疑的吴凤岐、吴世昌两位学生取保释放。
5月10日，地检厅开始检查，并按警厅原卷所列的被害人逐一传唤到厅，但各商均秉诸良心，矢口否认有被害事实。法庭没有证据，当然不能提起公诉。侦查后，检厅本该依照事实宣布代表无罪释放，但这样做又与警方逮捕拘留相抵触，所以，他们只得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代表们。
从7月6日开始，反动当局被迫几次公开审理此案，周恩来等把法庭当做向反动政府斗争的战场，列举事实揭露反动当局迫害爱国群众的卑鄙行径，大义凛然地大讲爱国无罪，救国有理。辩护律师刘崇佑等也义正词严地批驳反动当局强加给代表们的莫须有的罪名。在8日的答辩中，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检察官以学生请愿为合法，而又依据刑律l 64条起诉，是检察官自相矛盾……若谓省署门外有骚扰行为，即宜捕获，代表等彼时已在省署之内，焉知署外情形。”把反动当局批驳得哑口无言。17日，下午二时许，公开宣判，虽然天津地方审判厅不顾事实仍以妨害公安罪、私擅监禁罪、妨害公务罪、骚扰罪及侮辱官吏罪等罪名分别判决周恩来、马千里等人有期徒刑两个月，郭隆真、张砚庄二人处罚金60元，尚墨卿处拘留十日，但代表们在未决之前已被扣押半年，自然也就没有再继续羁押的必要，对全体被拘代表只得当厅释放。
彼时，到厅欢迎被拘代表的有顺直省会议代表、商会代表、各界联合会职员、学生联合会职员等百余人，并由公教团特备纪念花和铸有“为国牺牲”的纪念章、五彩旗，分送各被拘代表佩带胸前。行前，全体被拘代表还在地方审判厅门前合影留念。天津商会特备了5辆汽车接送代表，每辆车上都悬挂着“欢迎被拘代表”的旗帜。四时许，社会各界在天津商会为他们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
半年的狱中生活，让周恩来终生难忘，也给他的思想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后来他在谈及自己如何确立共产主义坚定信仰时说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指的就是这半年特殊的狱中经历。
(据《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