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同胞们的一切欲望，但却不告诉同胞什么是善和诚实”，苏格拉底曾对一类“思想家”做出如此批评。倘若他活过来，估计会被如今遍地皆是这类人惊得瞠目结舌，同时他将发现，今日的知识分子不仅试图满足同胞们的一切欲望，甚至更乐意满足欲望中尤为粗鄙的那部分——他们更多在扮演媒体明星的角色，或者仅仅是段子批发商。
　　恰恰因为身在这样的时代困局，笔者尤为信服刘擎。
　　在笔者有过交往的知识人里，刘擎是思想上最为质朴的一位。他本科和研究生学的都是工科，到美国后才转学政治学，不惜重读硕士，最终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3年，2003年回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工科与人文、东方与西方的不同学术环境铸就了刘擎独特的学术理念，他如同一台思想的永动机，总能在凡俗问题里洞见时代的褶皱，并将所见写出来。
　　年轻时，刘擎喜欢写诗。他和妻子王嫣所写的《四月的纪念》是配乐朗诵诗里的经典。诗人的文思是敏感的，然而关于政治著作，刘擎总是很谨慎。他的译著《言论自由的反讽》、《柏拉图的政治理论》被学界认为是“充满智慧和缜密思考，富有责任感和忧患感”。译著之外，他的作品只有寥寥数本：论著《悬而未决的时刻》、评论随笔集《声东击西》及今年5月刚出的《中国有多特殊》。
　　所谓“中国有多特殊”，指的是“当以地理疆界标识的那个‘本土文化’逐渐失去了清晰轮廓”的历史时刻，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还是“纯粹的中国人”？中国又有多特殊？当中国式的特殊遭遇世界时，中国又该如何自处？
　　刘擎不是那种开口黑格尔闭口哈贝马斯的理论家，《中国有多特殊》里很多内容都是对现实的分析：他将富士康事件和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异化劳动”联系起来，诘问“中国奇迹”究竟埋藏着多少可悲的秘密；至于火爆一时的“虎妈教育”，刘擎冷言，虎妈的战歌是唱给美国人听的，“而在应试教育已经处于‘暴政地位’的中国，若要套用虎妈的秘诀药方，可能无异于自服‘毒药’。”
　　但我们也不必将此书理解为一份关于“中国特殊性”的对照记，它是一本大小世界一起观照的书。就大者言，追问的是长久困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人的问题——究竟什么是中国，中国和世界是怎样的关系，等等；就小者言，刘擎在探寻一种知识分子如何经由对现实问题的探讨进而介入时代的方式，在今天深水激流的中国，这可能更有意义。他让人们明白，知识分子的公共写作不仅是一种对话和互动，更是在找寻知识人合适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这本书或许是在探究“知识分子有多特殊”。
　　但凡聪明人，身上往往有股叫人不知如何是好的聪明气，有的逞才使气，有的剑走偏锋。刘擎没有这股“聪明气”，他低调而谦和。笔者邀请他做过好几次活动，他从来不让人专门接送；通信联络时，他语言直接、办事爽利，迥异于那些扭扭捏捏自端架子的所谓学者们。他身上另有种气质，一种根植于学问涵养的从容大气。这种气质在《中国有多特殊》里也看得到，正如刘瑜的推介语所言：“在一个立场往往先于思考的时代，刘擎的文字是对思想之优雅难得的提醒。”
　　在刘擎这里，思想不是一个浮夸虚空的名词，而是扎实牢靠充满力量的动词，一如他发言时稍稍涨红的脸、有力的手势。我其实不很关心他思考了哪些现实问题，他吸引我的永远是他切入的角度与那或许承袭于早年写诗所形成的独特语言，这才是刘擎特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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