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社会上诸多问题的办法还是要靠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而不能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老的计划经济不行，给计划经济戴上儒学的帽子还是不行
　　“儒学计划经济”取媚众人的一个做法是对现实的某种特殊的批判。目前，见诸报刊、网络的批评文字多集中在官场腐败、分配不公和环境危机几个方面。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还是要靠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而不能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老的计划经济不行，给计划经济戴上儒学的帽子还是不行。现在社会上大量问题的存在是因为改革的不够，而不是改革的基本趋向存在错误。
　　“儒学计划经济”论者给资源紧张问题开出的药方是乌托邦幻想，这个药方甚至会导致政治上的全面的极端集权主义。有论者称，中国人应该过一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简朴生活，对现代化的道路提出怀疑。我以为，作为个人的生活态度，谁要选择乡间的生活甚至是落发为僧的生活，无所谓正确或错误，但要干预民众的生活选择，就值得探讨了。改革开放的结果之一是给广大人民群众增加了生活方式的选择机会。经验已经表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竞争过上物质丰裕的生活，而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会有更广泛的生活兴趣。试问“儒学计划经济”论者，你们如何去改造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过一种简单的生活？他们不愿意选择你给他们的生活方式怎么办？改造他们的思想？为了实现你们的政治“理想”，你们很有可能会全面控制消费品的供应，难道让我们的社会退回到上世纪60年代么？
　　“儒学计划经济”论者描述的生活前景很令我们迷惘和忧虑。我们不知道究竟什么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生活。迄今为止，描述生活水准的最重要的指标是“恩格尔系数”。为了降低生活的各种消耗，我们是不是要过一种“恩格尔系数”为0.8的生活？或者我们该学习美国阿米什人的生活方式，不用电，也不用任何动力机械？或者放宽地说，我们是不是从今天开始应坚持“零增长”原则？
　　对于这些选择的后果，我想起一些西方人士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批评，他们希望我们的西藏保持一种“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否则，西方的旅游者到了中国看不到中国的落后，岂不扫了人家的雅兴？“儒学计划经济”论者既然只能劝说中国人保持对发展的克制，而不能劝说西方人放弃他们的特别“文化”，那么，西方人要来我们这里攫取资源，我们拿什么抵御他们？批评者总是声称要反对“丛林原则”，可是，如果我们听了他们的劝告放弃“丛林原则”，不去和西方竞争，西方人就能当一个公正的“国际警察”来保护我们的“田园诗”般的生活么？再说，社会的权威结构必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原生态的经济发展水平必然伴随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权威结构，此时不论儒家学说的调门有多高，人对人的奴役将是基本的社会关系，“儒学计划经济”论者是不是对这种社会结构情有独钟？
　　资源问题还是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资源的数量和利用效率是技术变化的函数，而技术变化则是制度变迁的函数，经济发展的历史资料可以确凿地证明这一结论。如果把环境养活人口的能力作为资源紧张度的指数，原始社会的资源紧张程度大大超过当今社会。从目前全球的人口以及人口的生存方式看，资源紧张的确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但这正是新一轮技术创新的时机。有两项技术对未来人类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一是受控热核反应技术的突破，另一则是转基因农产品安全技术的突破。前一技术突破后可以大大降低海水淡化的成本，基本停止对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后一技术突破后又可以大大降低食品生产的成本。从目前的进展看，这两项技术的突破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些技术还没有突破之前，还是要借助经济学的定价理论缓解资源供应的紧张。我国能源价格低，水价低，低廉的价格没有反映能源和水的利用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过低价格是水资源浪费的主要原因。不同地区应该有不同的用水价格，差价应该大到足以吸引工商投资和人口向水资源丰腴地方流动的程度。国家的税收制度应该支持合理资源价格的形成。
　　在结束本文时，我又在想一个老问题。既然“儒学计划经济”没有任何可称道的学理支撑，为什么还有人要坚持这样一种“学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