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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512
不同版本的教参，对《套中人》主人公别里科夫的定位，几乎都是：19世纪俄国专制制度的维护者、沙皇的义务警犬，其灵魂丑陋，思想腐朽，言行可鄙，他的存在代表邪恶势力对正义、自由、平等的钳制，他的灭亡象征着落后、反动制度的终将灭亡。这个理解有道理，但未必全面，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从它有道理这个方面来说。
小说创作于1898年，根据课文中别里科夫“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的信息，可知作品描述的故事发生在沙皇三世统治时期。1881年，沙皇二世遇刺身亡，上台后的沙皇三世加强了君主专制，对社会自由化浪潮加以遏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加大了对罢工、游行等活动的惩罚，加强密探活动和书报检查制度，并取消了大学的自治地位，这证明了其政府对自由思想的恐惧和扼杀。小说里，别里科夫每听到当局批准开戏剧俱乐部、阅览室、茶馆时，就会念出他的经典台词：“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因为这些地方是人们获取自由思想、知识力量，加强交流沟通和团结的地方。另外，在别里科夫的“辖制”下，人们不敢大声说话，写信，交朋友，看书，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前面几项都清楚地显示了政府对知识文化力量的恐惧，对群体组织等有生力量的扼杀，最后一条最匪夷所思，别里科夫本人也是教师，却阻挠别人念书写字？他阻挠的会是什么书，什么样的文字呢？毋庸置疑，必然是宣扬进步思想，开拓人们视野的书籍言论。从这个方面来看，别里科夫果然是专制制度的化身，那么契诃夫本身是否也是从这个立场来进行创作的呢？
19世纪80年代，俄国的书报检查制度空前苛刻，庸俗无聊的幽默杂志霸占市场，在这个时期，契诃夫的作品除了《小公务员之死》和《变色龙》外，大都是些庸常文章。1886年经文坛前辈的指点，契诃夫开始严肃地对待创作。1886年写了《万卡》《苦恼》，1888年写了《渴睡》。1890年，契诃夫不顾身体病弱和长途跋涉的艰辛，去了沙皇安置苦役犯的库页岛考察访问，八个月的颠沛流离和艰苦生活，让契诃夫深刻了解到俄国农民的痛苦和监狱的惨状，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在流放中》等名作，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闻名世界的《第六号病室》，控诉了如监狱一般黑暗可怕的沙俄帝国。在创作进入鼎盛时期同时，契诃夫也逐渐改变了不问政治的思想状态，更为积极地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套中人》就在这个时期创作了出来。由此可见，契诃夫的创作目的，和当时的社会现状密不可分，那么别里科夫的形象特征及意义，也必然建立在折射俄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了。
但是，如果认定别里科夫是沙皇鹰犬，那么他不该如此孤独恐惧的。《变色龙》中的奥楚蔑洛夫、《胖子与瘦子》中的瘦子，这些角色虽然可鄙，但他们的观念是很牢固的，奥楚蔑洛夫的信仰是欺下媚上，瘦子的信仰是巴结比他官大的所有人。他们目光热烈、意志坚定地要拥抱腐朽的官僚制度，无所畏惧，绝不犹豫。
但别里科夫不是这样的。
他的敌人是所有人，是这个处于发展变动中的社会，社会关系、人际交往乃至真实的生活，对于别里科夫而言都是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孤独感、失落感、惊恐与绝望钳制住了他，他像一个被迫害狂，无法消除自己与社会的矛盾，也无法消除自己内心的矛盾，他并不很美好的东西，比如爱情和华连卡的歌声，但是他无法接受与美好事物相关的东西，比如热情、自由，所以他的人生变成了一出闹剧、悲剧。从这个角度来说，别里科夫不是刽子手，而是陷入精神危机的重度病患。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受害者而抹去他的罪责，因为他的身份除了“重病患”，还是一个“次恶人”。次恶人，顾名思义，次一等的恶人，有点像一级谋杀和二级谋杀的区别。一级谋杀是预谋比较周密的，二级谋杀则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别里科夫是处心积虑地要辖制全城的人吗？看到人们都在压抑中生活，他有偷笑吗？显然没有，但他的所为毕竟令人厌恶、恐惧。比如说“千万别传到当局那里”这句台词，仿佛是牵挂学校和同事的安危，实则透出了一种威胁。还有他去同事家串门的习惯，那种超过一小时的闷坐、监视，已經完全侵犯了人权，虽然别里科夫自己认为这是一种和同事保持良好关系的方式，但是没人会认同他的好意。这种折磨无声无息，却杀伤力极强，难怪校长都怕他。别里科夫就是以这样一种进攻式的病态人格来压迫周围的人，因此他的葬礼“大快人心”，也不能算是众人的刻薄了。
不同版本的教参，对《套中人》主人公别里科夫的定位，几乎都是：19世纪俄国专制制度的维护者、沙皇的义务警犬，其灵魂丑陋，思想腐朽，言行可鄙，他的存在代表邪恶势力对正义、自由、平等的钳制，他的灭亡象征着落后、反动制度的终将灭亡。这个理解有道理，但未必全面，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从它有道理这个方面来说。
小说创作于1898年，根据课文中别里科夫“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的信息，可知作品描述的故事发生在沙皇三世统治时期。1881年，沙皇二世遇刺身亡，上台后的沙皇三世加强了君主专制，对社会自由化浪潮加以遏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加大了对罢工、游行等活动的惩罚，加强密探活动和书报检查制度，并取消了大学的自治地位，这证明了其政府对自由思想的恐惧和扼杀。小说里，别里科夫每听到当局批准开戏剧俱乐部、阅览室、茶馆时，就会念出他的经典台词：“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因为这些地方是人们获取自由思想、知识力量，加强交流沟通和团结的地方。另外，在别里科夫的“辖制”下，人们不敢大声说话，写信，交朋友，看书，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前面几项都清楚地显示了政府对知识文化力量的恐惧，对群体组织等有生力量的扼杀，最后一条最匪夷所思，别里科夫本人也是教师，却阻挠别人念书写字？他阻挠的会是什么书，什么样的文字呢？毋庸置疑，必然是宣扬进步思想，开拓人们视野的书籍言论。从这个方面来看，别里科夫果然是专制制度的化身，那么契诃夫本身是否也是从这个立场来进行创作的呢？
19世纪80年代，俄国的书报检查制度空前苛刻，庸俗无聊的幽默杂志霸占市场，在这个时期，契诃夫的作品除了《小公务员之死》和《变色龙》外，大都是些庸常文章。1886年经文坛前辈的指点，契诃夫开始严肃地对待创作。1886年写了《万卡》《苦恼》，1888年写了《渴睡》。1890年，契诃夫不顾身体病弱和长途跋涉的艰辛，去了沙皇安置苦役犯的库页岛考察访问，八个月的颠沛流离和艰苦生活，让契诃夫深刻了解到俄国农民的痛苦和监狱的惨状，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在流放中》等名作，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闻名世界的《第六号病室》，控诉了如监狱一般黑暗可怕的沙俄帝国。在创作进入鼎盛时期同时，契诃夫也逐渐改变了不问政治的思想状态，更为积极地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套中人》就在这个时期创作了出来。由此可见，契诃夫的创作目的，和当时的社会现状密不可分，那么别里科夫的形象特征及意义，也必然建立在折射俄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了。
但是，如果认定别里科夫是沙皇鹰犬，那么他不该如此孤独恐惧的。《变色龙》中的奥楚蔑洛夫、《胖子与瘦子》中的瘦子，这些角色虽然可鄙，但他们的观念是很牢固的，奥楚蔑洛夫的信仰是欺下媚上，瘦子的信仰是巴结比他官大的所有人。他们目光热烈、意志坚定地要拥抱腐朽的官僚制度，无所畏惧，绝不犹豫。
但别里科夫不是这样的。
他的敌人是所有人，是这个处于发展变动中的社会，社会关系、人际交往乃至真实的生活，对于别里科夫而言都是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孤独感、失落感、惊恐与绝望钳制住了他，他像一个被迫害狂，无法消除自己与社会的矛盾，也无法消除自己内心的矛盾，他并不很美好的东西，比如爱情和华连卡的歌声，但是他无法接受与美好事物相关的东西，比如热情、自由，所以他的人生变成了一出闹剧、悲剧。从这个角度来说，别里科夫不是刽子手，而是陷入精神危机的重度病患。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受害者而抹去他的罪责，因为他的身份除了“重病患”，还是一个“次恶人”。次恶人，顾名思义，次一等的恶人，有点像一级谋杀和二级谋杀的区别。一级谋杀是预谋比较周密的，二级谋杀则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别里科夫是处心积虑地要辖制全城的人吗？看到人们都在压抑中生活，他有偷笑吗？显然没有，但他的所为毕竟令人厌恶、恐惧。比如说“千万别传到当局那里”这句台词，仿佛是牵挂学校和同事的安危，实则透出了一种威胁。还有他去同事家串门的习惯，那种超过一小时的闷坐、监视，已經完全侵犯了人权，虽然别里科夫自己认为这是一种和同事保持良好关系的方式，但是没人会认同他的好意。这种折磨无声无息，却杀伤力极强，难怪校长都怕他。别里科夫就是以这样一种进攻式的病态人格来压迫周围的人，因此他的葬礼“大快人心”，也不能算是众人的刻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