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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是高等院校使用最广泛的教材之一,教材的通用性和重要性学界已有定论。不过教材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以2007年增订四版的修辞章为考察对象,它存在四点问题:一是辞格中心论的倾向比较明显;二是语体的概念和分类亟待修订;三是例句与时代的脱离较大;四是一些例句修辞效果的解释很笼统,缺乏规律。希望以上问题能引起教材编写者和修辞学界的重视。
关键词:黄廖本《现代汉语》 修辞 语体 辞格
一、前言
“现代汉语”是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门基础课和必修课,其教材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现代汉语教学效果的高低。目前高校的现代汉语教材很多,而使用范围最广泛的毫无疑问是黄伯荣和廖序东两位语言学家主编的《现代汉语》。语言学家邵霭吉先生曾这样评价黄廖本《现代汉语》教材,“它是一部常出常新的好教材。”[1]此言不虚。黄廖本《现代汉语》原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出试用本,1981年出正式本,1983年出修订本,1988年出修订二版。后移至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1年出增订版,1997年出增订二版,2002年出增订三版,2007年6月出增订四版,28年中修订7次,出8个版本,印刷40多次。据统计,前6版的印数已达400多万册[2],居全国同类教材之首。
当然,对黄廖本《现代汉语》进行肯定和褒扬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寻找其中的不足,以便教材编写者进一步的修订,最终提高大学现代汉语教学的质量。笔者已从事多年现代汉语教学,一方面感到黄廖本《现代汉语》语言通俗,好教好学,另一方面也发现某些章节系统性和学术性亟待加强。下面我们以修辞章为考察对象,就黄廖本《现代汉语》(增订四版)进行分析,指出教材存在的问题,还请同仁批评指正。
二、黄廖本《现代汉语》修辞章的问题
(一)辞格中心论的倾向比较明显
辞格(修辞格)是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根据民族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创造的具体修辞手法。[3]它一直是汉语修辞学中的重要研究内容,自从1923年唐钺第一部修辞格专著《修辞格》出版以来,辞格一直在修辞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尽管辞格在修辞学中占重要地位,但它并不是修辞学的中心,修辞学除了辞格外,还有语体、词语、句子和篇章的选择运用问题。修辞是运用语言的艺术[4],单纯辞格的讲述不能直接进行语言的运用,语体对辞格的运用有选择性和制约性。
目前黄廖本《现代汉语》修辞章把辞格作为修辞的中心来讲述。我们进行了一项调查,学过黄廖本《现代汉语》修辞的中文系学生一谈到修辞就认为是修辞格的使用,这不得不从《现代汉语》修辞章的教材编写上找原因。修辞章的总页数是83页,而辞格的页数就占40页,事实胜于雄辩,这已经是辞格中心论的最有力的佐证;此外是教材编写者把辞格作为修辞章的中心与学生的中学修辞基础知识也有一定重复,忽视了学生在中学也学过一些基本的辞格,在教材中再重复讲述比喻、拟人、双关等辞格的定义、分类等等,使得学生失去了新的兴趣,可能导致本应讲述语言运用规律的修辞章成为辞格的大排位,对学生运用辞格提高表达效果用处不大。
(二)语体的概念和分类亟待修订
修辞学家张弓先生在《现代汉语修辞学》[5]中就谈到语体的地位,他认为语体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是最新、最有意义的课题[6]。同时,张先生还详细考察了书面语体的四种分支语体的修辞特点,为语体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和框架。张弓在语体研究上的贡献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修辞学研究影响深远,产生了许多语体学著作,比如王德春、陈瑞端的《语体学》(2000年版,广西教育出版社)和袁晖著的《汉语语体概论》(2005年版,商务印书馆)。另外,高歌东的广播电视语体、马鸣春的军事语体等相关的著作也出现了,可以说语体在修辞学的研究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语体在修辞学中不仅具有中心地位,而且在语法学中很多语法学家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语体与语法研究的重要性。比如著名语法学家张伯江曾发表《语体差异和语法规律》(2007年)论证语体意识在语法研究中的重要性。
学术界对语体的研究不断发展,而反观黄廖本《现代汉语》修辞章的语体一节,从增订二版到增订四版毫无变化,笔者认为语体一节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语体概念有待修正。
黄廖本给语体下的定义是“语体是为了适应不同的交际需要而形成的语文体式,它是修辞规律的间接体现者”[7]。我们认为此定义中有两处表述晦涩,一处是“语文体式”;一处是“间接体现者”。前者到底是语言文字的体式,还是语言文化的体式不得而知;后者讲到语体是修辞规律的间接体现者,我们认为语体中也会直接体现修辞规律,比如口语修辞中尽量用短句,应该理解为修辞规律在口语语体中得到了直接的体现。
第二,语体分类有待修订。
黄廖本根据交际目的的不同,把语体分为四类,即公文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和文艺语体[8]。这种分类其实在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中首先谈到,只不过张弓首先分成口语语体和书面语语体,然后再把书面语语体分为公文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和文艺语体四类。可以说,黄廖本语体的分类规避了谈话等形式的语体类型,我们认为这不合适。一是语言有两种表现形式:口语和书面语,语体按照交际的方式应该分为口语语体和书面语体。口语交际的修辞中,语体的主要使用领域采取规避的方法尽管避免了学术纷争,但不利于学生提高口语表达能力,语体中毫无口语语体的地位,难怪很多学生认为学了修辞一章口语交际能力提高不大。二是作为教材可以另设与公文、科技、政论、文艺语体四类相并列的类别,比如黎云汉、盛永生主编的《汉语修辞学》(2006年版,广东教育出版社)对语体的分类,该书把语体根据内外因素相结合的标准区分出八大语体及其分支语体,即谈话语体、事物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文学语体、新闻报道语体、演讲语体和广告语体[9],可谓全面、准确。笔者建议黄廖本的语体一节借鉴该种分类法。
(三)例句与当前的时代脱离比较严重
我们对修辞章的例句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共得到有出处的例句189个,其中有4个是外国的例子,我们不作分析,剩下的185个例句就它们的时代性进行调查,绘制表格如下:
时间 用例 比例
1 1949年前 55 30
2 1949-1979 119 60
3 1980-至今 11 10
通过以上表格可以发现,尽管黄廖本《现代汉语》教材内容不断修订,而其中的例句却没有得到更新,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早在1963年,张弓先生在《现代汉语修辞学》(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例言中就谈到例句要体现思想性(思想情感健康、有积极意义)、艺术性(语言具美感性)及现实性(目前刊发的文章)。我们认为思想性、艺术性和现实性的选择标准很恰当。根据这一标准,黄廖本《现代汉语》修辞章的例句无疑缺乏现实性,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运用中出现了很多的新形式和新趋势,而这些并没有反映在修辞章中,直接导致了学生对修辞章的兴趣不浓厚。
(四)一些例句修辞效果的解释笼统、缺乏规律
修辞学根据不同的研究范式可分为描写修辞学和解释修辞学。描写是解释的基础,而解释是描写的目的。
黄廖本修辞章有的解释很精彩、很到位,比如教材第162页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中的“一切向钱看”。教材是这样解释的,“一切向钱看”是特定语境的双关妙用,它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钱钟书先生的品格、学识的由衷敬佩和研究钱学的殚精竭虑;另一方面也借这个县城的带有流俗味的语句的谐音推陈出新地表现了不俗的意味。不过有的解释比较粗疏,比如第160页引用的孙犁《荷花淀》的例子,教材编写者并没有把这段文字朴素自然、清新别致的表达效果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分析到位。我们认为必须从比喻、夸张和引用三种辞格的修辞效果入手分析整段话的表达效果。
尽管修辞不像语法那样更具有抽象的规律性,但修辞仍然有其独特的规律。我们在解释修辞效果时不能随意阐发,必须要有足够的学理性,这才能使修辞学的科学品味得以提高,也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提高语言表达和接受能力。
三、结语
以上是对黄伯荣、廖序东二位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修辞章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我们认为,只有正视存在的问题,才能使得修辞章的修订更加完善,才能不断提高现代汉语修辞的教学质量,切实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注 释:
[1]邵霭吉.一本常出常新的《现代汉语》教材[J].盐城师范学院学
报,2008,(3).
[2]出自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三版)的前言。
[3]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
版,第19～20页。
[4]张志公.张志公文集·汉语修辞[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9页。
[5]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最早版本是天津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
版的。由于笔者没有找到1963年版,因此依据1993年李济中等人的修订本。李济中在修订本后序中谈到前后理论体系没有变化。
[6]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第22页。
[7]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7,第235页。
[8]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7,第236页。
[9]黎运汉,盛永生.汉语修辞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第430页。
参考文献:
[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2.
[2]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7.
[3]张志公.张志公文集·汉语修辞[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
[4]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
[5]黎运汉,盛永生.汉语修辞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6]邵霭吉.一本常出常新的《现代汉语》教材[J].盐城师范学院学
报,2008,(3).
(韩书庚 河北唐山 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063000)
关键词:黄廖本《现代汉语》 修辞 语体 辞格
一、前言
“现代汉语”是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门基础课和必修课,其教材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现代汉语教学效果的高低。目前高校的现代汉语教材很多,而使用范围最广泛的毫无疑问是黄伯荣和廖序东两位语言学家主编的《现代汉语》。语言学家邵霭吉先生曾这样评价黄廖本《现代汉语》教材,“它是一部常出常新的好教材。”[1]此言不虚。黄廖本《现代汉语》原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出试用本,1981年出正式本,1983年出修订本,1988年出修订二版。后移至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1年出增订版,1997年出增订二版,2002年出增订三版,2007年6月出增订四版,28年中修订7次,出8个版本,印刷40多次。据统计,前6版的印数已达400多万册[2],居全国同类教材之首。
当然,对黄廖本《现代汉语》进行肯定和褒扬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寻找其中的不足,以便教材编写者进一步的修订,最终提高大学现代汉语教学的质量。笔者已从事多年现代汉语教学,一方面感到黄廖本《现代汉语》语言通俗,好教好学,另一方面也发现某些章节系统性和学术性亟待加强。下面我们以修辞章为考察对象,就黄廖本《现代汉语》(增订四版)进行分析,指出教材存在的问题,还请同仁批评指正。
二、黄廖本《现代汉语》修辞章的问题
(一)辞格中心论的倾向比较明显
辞格(修辞格)是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根据民族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创造的具体修辞手法。[3]它一直是汉语修辞学中的重要研究内容,自从1923年唐钺第一部修辞格专著《修辞格》出版以来,辞格一直在修辞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尽管辞格在修辞学中占重要地位,但它并不是修辞学的中心,修辞学除了辞格外,还有语体、词语、句子和篇章的选择运用问题。修辞是运用语言的艺术[4],单纯辞格的讲述不能直接进行语言的运用,语体对辞格的运用有选择性和制约性。
目前黄廖本《现代汉语》修辞章把辞格作为修辞的中心来讲述。我们进行了一项调查,学过黄廖本《现代汉语》修辞的中文系学生一谈到修辞就认为是修辞格的使用,这不得不从《现代汉语》修辞章的教材编写上找原因。修辞章的总页数是83页,而辞格的页数就占40页,事实胜于雄辩,这已经是辞格中心论的最有力的佐证;此外是教材编写者把辞格作为修辞章的中心与学生的中学修辞基础知识也有一定重复,忽视了学生在中学也学过一些基本的辞格,在教材中再重复讲述比喻、拟人、双关等辞格的定义、分类等等,使得学生失去了新的兴趣,可能导致本应讲述语言运用规律的修辞章成为辞格的大排位,对学生运用辞格提高表达效果用处不大。
(二)语体的概念和分类亟待修订
修辞学家张弓先生在《现代汉语修辞学》[5]中就谈到语体的地位,他认为语体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是最新、最有意义的课题[6]。同时,张先生还详细考察了书面语体的四种分支语体的修辞特点,为语体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和框架。张弓在语体研究上的贡献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修辞学研究影响深远,产生了许多语体学著作,比如王德春、陈瑞端的《语体学》(2000年版,广西教育出版社)和袁晖著的《汉语语体概论》(2005年版,商务印书馆)。另外,高歌东的广播电视语体、马鸣春的军事语体等相关的著作也出现了,可以说语体在修辞学的研究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语体在修辞学中不仅具有中心地位,而且在语法学中很多语法学家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语体与语法研究的重要性。比如著名语法学家张伯江曾发表《语体差异和语法规律》(2007年)论证语体意识在语法研究中的重要性。
学术界对语体的研究不断发展,而反观黄廖本《现代汉语》修辞章的语体一节,从增订二版到增订四版毫无变化,笔者认为语体一节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语体概念有待修正。
黄廖本给语体下的定义是“语体是为了适应不同的交际需要而形成的语文体式,它是修辞规律的间接体现者”[7]。我们认为此定义中有两处表述晦涩,一处是“语文体式”;一处是“间接体现者”。前者到底是语言文字的体式,还是语言文化的体式不得而知;后者讲到语体是修辞规律的间接体现者,我们认为语体中也会直接体现修辞规律,比如口语修辞中尽量用短句,应该理解为修辞规律在口语语体中得到了直接的体现。
第二,语体分类有待修订。
黄廖本根据交际目的的不同,把语体分为四类,即公文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和文艺语体[8]。这种分类其实在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中首先谈到,只不过张弓首先分成口语语体和书面语语体,然后再把书面语语体分为公文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和文艺语体四类。可以说,黄廖本语体的分类规避了谈话等形式的语体类型,我们认为这不合适。一是语言有两种表现形式:口语和书面语,语体按照交际的方式应该分为口语语体和书面语体。口语交际的修辞中,语体的主要使用领域采取规避的方法尽管避免了学术纷争,但不利于学生提高口语表达能力,语体中毫无口语语体的地位,难怪很多学生认为学了修辞一章口语交际能力提高不大。二是作为教材可以另设与公文、科技、政论、文艺语体四类相并列的类别,比如黎云汉、盛永生主编的《汉语修辞学》(2006年版,广东教育出版社)对语体的分类,该书把语体根据内外因素相结合的标准区分出八大语体及其分支语体,即谈话语体、事物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文学语体、新闻报道语体、演讲语体和广告语体[9],可谓全面、准确。笔者建议黄廖本的语体一节借鉴该种分类法。
(三)例句与当前的时代脱离比较严重
我们对修辞章的例句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共得到有出处的例句189个,其中有4个是外国的例子,我们不作分析,剩下的185个例句就它们的时代性进行调查,绘制表格如下:
时间 用例 比例
1 1949年前 55 30
2 1949-1979 119 60
3 1980-至今 11 10
通过以上表格可以发现,尽管黄廖本《现代汉语》教材内容不断修订,而其中的例句却没有得到更新,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早在1963年,张弓先生在《现代汉语修辞学》(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例言中就谈到例句要体现思想性(思想情感健康、有积极意义)、艺术性(语言具美感性)及现实性(目前刊发的文章)。我们认为思想性、艺术性和现实性的选择标准很恰当。根据这一标准,黄廖本《现代汉语》修辞章的例句无疑缺乏现实性,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运用中出现了很多的新形式和新趋势,而这些并没有反映在修辞章中,直接导致了学生对修辞章的兴趣不浓厚。
(四)一些例句修辞效果的解释笼统、缺乏规律
修辞学根据不同的研究范式可分为描写修辞学和解释修辞学。描写是解释的基础,而解释是描写的目的。
黄廖本修辞章有的解释很精彩、很到位,比如教材第162页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中的“一切向钱看”。教材是这样解释的,“一切向钱看”是特定语境的双关妙用,它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钱钟书先生的品格、学识的由衷敬佩和研究钱学的殚精竭虑;另一方面也借这个县城的带有流俗味的语句的谐音推陈出新地表现了不俗的意味。不过有的解释比较粗疏,比如第160页引用的孙犁《荷花淀》的例子,教材编写者并没有把这段文字朴素自然、清新别致的表达效果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分析到位。我们认为必须从比喻、夸张和引用三种辞格的修辞效果入手分析整段话的表达效果。
尽管修辞不像语法那样更具有抽象的规律性,但修辞仍然有其独特的规律。我们在解释修辞效果时不能随意阐发,必须要有足够的学理性,这才能使修辞学的科学品味得以提高,也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提高语言表达和接受能力。
三、结语
以上是对黄伯荣、廖序东二位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修辞章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我们认为,只有正视存在的问题,才能使得修辞章的修订更加完善,才能不断提高现代汉语修辞的教学质量,切实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注 释:
[1]邵霭吉.一本常出常新的《现代汉语》教材[J].盐城师范学院学
报,2008,(3).
[2]出自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三版)的前言。
[3]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
版,第19～20页。
[4]张志公.张志公文集·汉语修辞[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9页。
[5]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最早版本是天津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
版的。由于笔者没有找到1963年版,因此依据1993年李济中等人的修订本。李济中在修订本后序中谈到前后理论体系没有变化。
[6]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第22页。
[7]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7,第235页。
[8]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7,第236页。
[9]黎运汉,盛永生.汉语修辞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第430页。
参考文献:
[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2.
[2]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7.
[3]张志公.张志公文集·汉语修辞[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
[4]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
[5]黎运汉,盛永生.汉语修辞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6]邵霭吉.一本常出常新的《现代汉语》教材[J].盐城师范学院学
报,2008,(3).
(韩书庚 河北唐山 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06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