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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怎么成长的？就要晓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懂得这一道理正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似懂非懂，但却留在我的脑海之中，成为精神支柱，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不断炼就钢铁般的意志，非常像我的名字。
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留下了十分著名的人生格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该怎样度过呢？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这段话既影响了青少年的我，也影响了我的终身。
人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儿童少年期（16岁之前）；青年期（16-39岁）；中年期（40-59岁）；老年期（60岁及以上）。
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会有不同的人生道路，也会有不同的人生创造和人生价值。最好的人生就是不断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过程。例如企业家主要创造经济价值和经济财富；科学家主要创造科学价值；工程师主要创造技术价值；教师创造教育价值；医护人员创造健康价值；政治家创造政治价值；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价值；文学家创造文学价值；艺术家创造艺术价值等等。
对于学者来说，是一个不断学习新知识、创造新知识的知识投资、知识积累的长期过程。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就是他或她为社会创造的某些价值。显然这样的人生是无悔的，也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他或她对社会创造的價值越大，其人生价值则越大。
我自己走上国情研究的学术之路是绝非预先设计的，也是绝非偶然选择的。这本身是我个人与中国这个大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过程和必然结果。
我从小就受到这段话的深刻影响，但是怎样才能做到一个人的“青春无悔”呢？我并不是很懂，只知道不能荒度青春年华。客观地讲，我与同龄人一样，也没有机会上高中、上大学读书，16周岁就由北京到北大荒“上山下乡”了，经受艰苦乏味劳动的磨练，唯一志趣就是劳动之余的读书学习，既无学校、又无老师，既无教导、又无指点，无奈只能靠自学，自己给自己当老师，自己给自己作指导，我也向父母亲（他们50年代初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写信汇报自学的感受，他们也总是给我以鼓励和指导。正是在农村这个“社会大学”的实践学习，我才学会了学习，尤其是提高了自己学习的能力。这也使我懂得，无论在什么的背景和条件下，一个人的成功是因为学习的成功；一个人的失败也是因为学习的失败。现在想来，这种学习能力特别是自学能力是一个人的核心能力，使我终身受益无穷。直到1977年末参加了全国第一次高考，最大的收益就是我考上了大学，有说不出的高兴，也有了“青春无悔”的真正感受，即我在人生最关键的时机，抓住了机会，赶上了时代的列车。换言之，不是被时代所抛弃、所边缘化，而是为时代所接受、所带动，这就为“终身无悔”奠定了时代的基础、历史的基础和人生的基础。
我考上了大学之后，就始终在对自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我一口气在大学阶段读了十年书（1978年3月至1988年12月毕业），如果再加上博士后和访问学者积累的时间，起码也是在大学读了十几年的时间。这是我人力资本投资最长的时间，也是我从大学生成长为专家（国情研究专家）的必经之路。这也是不断筛选人才的过程：1977年考上大学的人有27万人；1981年考上研究生的人只有6.1万人；1985年考上博士生的人也只有几千人；1991年到国外做博士后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人。我是一步没有拉下，始终没有考不上；一步一个脚印，始终没有中断；一步一个台阶，始终在不断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从低人力资本水平到中人力资本水平，再到高人力资本水平。
正是有了这种个人经历，我对认识中国现代化的本质就有了深切的感受和理性认识。中国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就是不断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人才能够发展、不断发展、全面发展。对我个人而言是如此，对全体中国人民而言也是如此。这也是1999年我提出“以人为本”新发展观的重要认识来源。
不过等我读完博士后时（四十周岁）已经进入了“中年”时期，怎样才能“中年无悔”？此时我也面临新的选择：一是留学之后是否回国，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因为中国才是我的学术大舞台，只有在中国我才能大有作为，终身无悔。当时（指1993年）只有极少数留学人员回国（2000人），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另外，当时我们四个兄弟全部都在美国和加拿大留学，我既是最后一个出国留学，又是第一个回国服务的。实际上，我是自愿留学回国的。回国后我就显示了“大有作为”的示范效应。王绍光和我共同完成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简称“王胡报告”），1993年6月21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以“两留美博士提出：加强在市场经济转型中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为题摘发了提要。这成为当时中国改革最有争议又最有影响的文献，也直接促成了中央与地方分税制制度变迁的重大改革。江泽民同志曾问过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他们有多大年龄？”负责人说：“我们也不知道，可能有四十岁左右吧？”江泽民同志感叹道：“后生可畏！”这是1993年7月滕文生（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亲自告诉我的。
二是回国之后是否进入中南海，我最后决定还是搞国情研究，留在中国科学院。当时中南海有三个研究机构可供我选择：一是国务院研究室。记得我在出国留学之前，与国务院研究室的有关人员见过面，希望我回国之后，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我回国后，也表达了这个愿望，还与王梦奎同志（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第一次见面，相当于面试吧。不过他对我还是很了解的，因为他读过郭庆博士和我所著的《中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一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希望我先到工业交通组（司）工作。二是中央政策研究室。我曾与该研究室的赵涛博士合作过。我在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做博士后时，她曾来信问我是否回国之后来该研究室工作，我也表达过愿意的意向。后来滕文生与我谈话，也希望我来研究室工作，因为研究室要加强研究力量，特别吸引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后。这我可能从事的工作是政治方面的研究，不过我也向滕文生表达了我更愿意到国务院研究室从事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方面我更具有专长。三是中央办公厅调查研究室。时任主任的陈进玉找我谈话，也希望我到该室工作，先从事统一战线方面的政治工作研究，对此我是有所犹豫的，怕发挥不了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学术优势。一方面这反映了中南海三大研究机构正在吸引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才，绝大多数是获得国内博士学位者，这是我在当时没有想象到的。这些机构本身也是人才济济，优中选优，是党中央、国务院最重要的智库，在中国的重大决策方面一直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我本人的人力资本条件更好：一是博士后，还是中国科学院的副研究员，属于高级研究人员，是按吸引高级人才直接调入；二是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了解国外的情况，正像滕文生同志对我讲，“一看你们（指王绍光和我）的报告，就知道你们很熟悉美国等国家的情况。而我们（也包括领导人）出国都是官方性的访问，事先安排好的，很难真正了解实际情况。”三是我的国情研究成果丰厚，当时我自己已经出版了两部专著、多部合著，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之后1994年复旦大学的王沪宁教授正式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任政治组组长。他特意约我见面，了解相关情况，问我为什么没有来研究室工作。我也作了解释。
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留下了十分著名的人生格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该怎样度过呢？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这段话既影响了青少年的我，也影响了我的终身。
人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儿童少年期（16岁之前）；青年期（16-39岁）；中年期（40-59岁）；老年期（60岁及以上）。
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会有不同的人生道路，也会有不同的人生创造和人生价值。最好的人生就是不断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过程。例如企业家主要创造经济价值和经济财富；科学家主要创造科学价值；工程师主要创造技术价值；教师创造教育价值；医护人员创造健康价值；政治家创造政治价值；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价值；文学家创造文学价值；艺术家创造艺术价值等等。
对于学者来说，是一个不断学习新知识、创造新知识的知识投资、知识积累的长期过程。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就是他或她为社会创造的某些价值。显然这样的人生是无悔的，也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他或她对社会创造的價值越大，其人生价值则越大。
我自己走上国情研究的学术之路是绝非预先设计的，也是绝非偶然选择的。这本身是我个人与中国这个大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过程和必然结果。
我从小就受到这段话的深刻影响，但是怎样才能做到一个人的“青春无悔”呢？我并不是很懂，只知道不能荒度青春年华。客观地讲，我与同龄人一样，也没有机会上高中、上大学读书，16周岁就由北京到北大荒“上山下乡”了，经受艰苦乏味劳动的磨练，唯一志趣就是劳动之余的读书学习，既无学校、又无老师，既无教导、又无指点，无奈只能靠自学，自己给自己当老师，自己给自己作指导，我也向父母亲（他们50年代初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写信汇报自学的感受，他们也总是给我以鼓励和指导。正是在农村这个“社会大学”的实践学习，我才学会了学习，尤其是提高了自己学习的能力。这也使我懂得，无论在什么的背景和条件下，一个人的成功是因为学习的成功；一个人的失败也是因为学习的失败。现在想来，这种学习能力特别是自学能力是一个人的核心能力，使我终身受益无穷。直到1977年末参加了全国第一次高考，最大的收益就是我考上了大学，有说不出的高兴，也有了“青春无悔”的真正感受，即我在人生最关键的时机，抓住了机会，赶上了时代的列车。换言之，不是被时代所抛弃、所边缘化，而是为时代所接受、所带动，这就为“终身无悔”奠定了时代的基础、历史的基础和人生的基础。
我考上了大学之后，就始终在对自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我一口气在大学阶段读了十年书（1978年3月至1988年12月毕业），如果再加上博士后和访问学者积累的时间，起码也是在大学读了十几年的时间。这是我人力资本投资最长的时间，也是我从大学生成长为专家（国情研究专家）的必经之路。这也是不断筛选人才的过程：1977年考上大学的人有27万人；1981年考上研究生的人只有6.1万人；1985年考上博士生的人也只有几千人；1991年到国外做博士后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人。我是一步没有拉下，始终没有考不上；一步一个脚印，始终没有中断；一步一个台阶，始终在不断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从低人力资本水平到中人力资本水平，再到高人力资本水平。
正是有了这种个人经历，我对认识中国现代化的本质就有了深切的感受和理性认识。中国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就是不断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人才能够发展、不断发展、全面发展。对我个人而言是如此，对全体中国人民而言也是如此。这也是1999年我提出“以人为本”新发展观的重要认识来源。
不过等我读完博士后时（四十周岁）已经进入了“中年”时期，怎样才能“中年无悔”？此时我也面临新的选择：一是留学之后是否回国，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因为中国才是我的学术大舞台，只有在中国我才能大有作为，终身无悔。当时（指1993年）只有极少数留学人员回国（2000人），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另外，当时我们四个兄弟全部都在美国和加拿大留学，我既是最后一个出国留学，又是第一个回国服务的。实际上，我是自愿留学回国的。回国后我就显示了“大有作为”的示范效应。王绍光和我共同完成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简称“王胡报告”），1993年6月21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以“两留美博士提出：加强在市场经济转型中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为题摘发了提要。这成为当时中国改革最有争议又最有影响的文献，也直接促成了中央与地方分税制制度变迁的重大改革。江泽民同志曾问过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他们有多大年龄？”负责人说：“我们也不知道，可能有四十岁左右吧？”江泽民同志感叹道：“后生可畏！”这是1993年7月滕文生（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亲自告诉我的。
二是回国之后是否进入中南海，我最后决定还是搞国情研究，留在中国科学院。当时中南海有三个研究机构可供我选择：一是国务院研究室。记得我在出国留学之前，与国务院研究室的有关人员见过面，希望我回国之后，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我回国后，也表达了这个愿望，还与王梦奎同志（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第一次见面，相当于面试吧。不过他对我还是很了解的，因为他读过郭庆博士和我所著的《中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一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希望我先到工业交通组（司）工作。二是中央政策研究室。我曾与该研究室的赵涛博士合作过。我在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做博士后时，她曾来信问我是否回国之后来该研究室工作，我也表达过愿意的意向。后来滕文生与我谈话，也希望我来研究室工作，因为研究室要加强研究力量，特别吸引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后。这我可能从事的工作是政治方面的研究，不过我也向滕文生表达了我更愿意到国务院研究室从事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方面我更具有专长。三是中央办公厅调查研究室。时任主任的陈进玉找我谈话，也希望我到该室工作，先从事统一战线方面的政治工作研究，对此我是有所犹豫的，怕发挥不了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学术优势。一方面这反映了中南海三大研究机构正在吸引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才，绝大多数是获得国内博士学位者，这是我在当时没有想象到的。这些机构本身也是人才济济，优中选优，是党中央、国务院最重要的智库，在中国的重大决策方面一直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我本人的人力资本条件更好：一是博士后，还是中国科学院的副研究员，属于高级研究人员，是按吸引高级人才直接调入；二是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了解国外的情况，正像滕文生同志对我讲，“一看你们（指王绍光和我）的报告，就知道你们很熟悉美国等国家的情况。而我们（也包括领导人）出国都是官方性的访问，事先安排好的，很难真正了解实际情况。”三是我的国情研究成果丰厚，当时我自己已经出版了两部专著、多部合著，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之后1994年复旦大学的王沪宁教授正式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任政治组组长。他特意约我见面，了解相关情况，问我为什么没有来研究室工作。我也作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