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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 大连 116044）
【摘要】：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华裔流散文学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流散作家通过互文与翻译的方式创造民族文化负载词，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与形象。本文以流散作家哈金的代表小说《等待》为例，立足实例分析，探究以哈金为代表的流散华人作家作品中文化负载词的互文与翻译。通过实例研究发现，哈金对文化负载词的恰当翻译及华裔流散文学的互文对其个人作品的接受与传播、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及中国整体形象的塑造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流散文学；文化负载词；互文；翻译
Abstract：In the globalized context， the diaspora phenomen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and the diasporic literature gains remarkable development. China diasporic writers try hard to build a unique culture atmosphere and Chinese image by translation with the guide of intertextulaity. Ha Jin， as a china diasporic writer， received awards continuously and high reputation. His works are full of hard work for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it can reflect on his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inform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culture-loaded words in Waiting and tries to survey the intertextuality and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terms in Chinese diasporic literature. Through cases study， the paper finds that Ha Jin uses the proper translation methods in culture-loaded words and creates a favourable intertextuality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Chinese diasporic works. This kind of relationship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acceptance of his personal works， the identity recogni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shaping of China’s overall image.
Key Words ： diasporic literature， culture-loaded terms， intertextuality， translation
引言：在當今的全球化語言环境下，流散现象愈趋显著，流散文学方兴未艾。流散华人作家通过中国文化负载词的互文与翻译，为读者创造独特的民族文化阅读氛围、塑造中国文化形象以达到文化身份的认同。哈金作为一名流散华人作家，其作品中亦充满了对文化身份认同的努力.本文针对小说《等待》中的四类文化负载词，以描述性翻译研究为方法，联系流散文学中的写作实例，分析哈金在创作文化负载词时中运用的不同翻译方法，研究流散文学中文化负载词的互文翻译及其意义。
一.流散文学及作家哈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的迁徙移居变成了随处可见的现象，流散现象日益加剧，流散者们或自觉或被动的离开故土，散居世界各地。大批流散人士借助文学记录人生经历、抒发对故乡的思念、寻求身份认同，流散文学由此开始了蓬勃发展。受到异国文化的感染，地理上的远离故国，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不同，都使流散人士在看待本民族历史时有一种新的叙述立场，也有更加独特的视角。因此，流散文学成为当代世界文学的一个闪光点。
本文的研究对象——流散华人文学，其范畴与美国华裔文学有所不同。本文倾向于将所有客居、定居、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及其后裔的创作都归入流散华人作家的研究范围。
哈金（1956- ）原名金雪飞，生于中国东北。1985年赴美留学，现任教于美国波士顿大学。在美期间，其作品屡获大奖，赞誉颇高。多元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经历，使哈金的作品具有了独特性，他力图突破文化身份属性的局限，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二.互文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1966年，法国著名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首次明确提出互文性，她认为文本不是静态、孤立的，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在对于其他文本的互动中，进行吸收、改编与融合。著名的叙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在其《叙事学词典》中对互文性下了一个较为清楚的定义 ：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能理解这个文本。由此可见，任何文本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处于互相交叉影响的模式之下。
20世纪80年代起，互文性理论在中国逐渐发展，对翻译研究领域产生了深刻且广泛的影响。互文性理论与翻译实践紧密相连，它既为译者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资料同时也为翻译带来了困难。目前国内已出现许多将互文性与翻译相结合的研究，如刘琦（2004）的《互文性理论对文学翻译的意义》、刘军平（2003）的《互文性和诗歌翻译》等。 哈金在特殊的教育背景与文学熏陶下，呈现出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翻译特征，其作品对文化负载词的互文性及翻译是一个极好的展示。对哈金及其小说的研究文献已有上百篇，但对哈金小说中文化领域的翻译研究较为薄弱，目前仅有文献不足十篇。本文将从互文性视角下研究哈金代表作品《等待》中文化负载内容的翻译与意义，若今后针对互文性理论与哈金作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其翻译策略与互文性将会得到更全面的展现。
三.流散华人作家文学创作的共性和互文性
流散華人作家的创作互文性可以从创作技巧与创作主题两角度进行简要概括。
从创作技巧上来看，流散华人作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丰富的中国文化负载内容及翻译式写作方式。
在流散华人文学中，中国元素的运用是一个鲜明的标志。不仅仅是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领域，还包括有传统风俗、历史资源及传世典故等。这些中国元素在流散华人作家的创作中成为了重要的文化负载内容，甚至可看做是文化身份认同途径的密匙。如哈金作品《等待》中作为故事发生背景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谭恩美作品《喜福会》中将四个家庭联系在一起的中国麻将；无数流散华人作家将唐人街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与创作背景；汤亭亭代表作《女勇士》中以花木兰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当代女性主义自觉革命者的形象。
由于文化负载内容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跨文化性和互文性十分突出，流散华人通常采取“翻译式写作”，即在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使用区别于传统英语的新鲜组合方式，将中国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传达给美国读者。他们精准流畅且富有浓厚中国风味的英文铸就了中、英文互为表里、相依相持、相互为用的创作风格。与哈金一样，许多流散华人作家在语言上都具有独特的中国色彩。如《吃碗茶》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融入了唐人街移民常用的俗语，同时保留了中国南方的一些地方语言，形成了语言上的陌生化；《紅杜鹃》多用铿锵有力的短句，契合了汉语的特点。流散华人作家还善于把中国的成语、俗语和谚语翻译成英文，获得生动、奇妙的阅读效果。
从创作主题上来看，流散华人作家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自传类叙事与女性的觉醒。自传类文本多为通过描述个体的生活经历，来展示整个族裔的精神状态与文化特征，而女性的自传体作品在这一类作品中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位置，塑造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独立、勇敢的女性形象。在众多的自传类叙事作品中，有黄玉雪塑造的华裔女性通过努力获得成功的《华女阿五》；有标志着美国华裔文学第一次高潮的到来的汤亭亭的《女勇士》；有张戎的女性自传体作品代表《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第二类，唐人街叙事与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作为华裔族群的聚居地，唐人街不仅是一处地理空间，更是代表中华文化传统的地理符号和流散华人的精神归属。流散华人文学与唐人街有着深刻的渊源，互依互存。水仙花创作出富有人性和日常生活气息的唐人街故事《春香太太及其他作品》；林语堂的《唐人街》将其描述成为华人慰藉思乡之情的第二故乡；伍慧明的《骨》描述华裔主人公在华人社会文化与白人主流社会文化之间进行协商，最终重新定位自我的文化身份，体现了“出走与回归唐人街”主题。
第三类，他者文化环境下的集体记忆——文革叙事
海外华人文革写作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作家相对固定，作品多为自传或者回忆录。纪实性的文革创作首先是红卫兵的文革记忆，如《红卫兵戴小艾的政治传记》《苍天有眼：一个中国青年的手记》；其次知青的回忆，如张戎的《鸿》、梁恒的《革命之子》、阂安琪的《红杜鹃》和《狂热者》、李彦的《红浮萍》以及陈达的《山色》等；还有文革受害者的叙述，如郑念的《上海生死劫》与巫宁坤的《一滴泪》。虚构的小说作品有哈金的《等待》、《辞海》、《于无声处》、《光天化日》、严歌苓的《人寰》、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
本文选择哈金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哈金的创作是流散华人作家创作共性与互文性的极好体现。哈金的作品，既包括了在异国他乡的身份认同追求，又表达了对故国的念念不忘。
四. 互文视角下小说《等待》中的文化负载信息翻译
任何语言都包含着广袤而深邃的文化蕴涵，呈现出丰富多姿的文化负载内容。文化负载内容凝聚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是历史和文化的结晶，其功能就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同一文化群体以具体的物象为信息意义的载体表达他们的主观寓意。
为了作品的接受与传播，哈金采用英文写作；为了作品的新鲜与独特，哈金选择保留中国独特的文化负载内容。哈金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既保持了文章的异域气息，又保证了文章的通俗易懂。本文将先对《等待》中文化负载词进行分类整理，再以此为例阐述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下具体的翻译方法及其翻译与华人作家作品的互文性体现。
（1）政治文化负载词：指中国或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特有的政治相关词汇，恰当的翻译可以向西方读者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的重要信息，展示中国的政治历史进程。本文中的政治文化负载词聚焦于中国文革时期的词汇，哈金在创作时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直译的翻译方法。
（a）They went to the hot-water room together， each holding a hot-water ticket.
他们一起去了热水房，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热水票。
（b） The movie was to be shown in the Workers' Cultural Palace， which was just a mile away.
这部电影将在一英里远外的工人文化宫上映。
（c）The two dozen novels and plays it had once owned had been surrendered to the bonfires built by the Red Guards before the city hall two months ago. 两个月前，红卫兵在市政府前面把收缴来的书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热水房”、“热水票”、“工人文化宫”、“红卫兵”都是充满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充满了历史真实慼与文革气息。“热水房”、“热水票”反映的是特殊时期工人必须凭借热水票到特定的工厂锅炉房打热水的情形； “工人文化宫”是为了辛勤劳动的广大工人群众建造的特殊文化场所；“红卫兵”是文革时代由年轻学生组成的特殊斗争群体，“卫”字体现了学生团体忠诚捍卫党。“红卫兵”出现了中国的颜色象征——红。红色已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图腾和精神皈依，作为已经固有的文化象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具有极强的互文性。
政治文化负载词中国气息浓厚，但华人作家中以文革为主题进行创作的作家比比皆是，英文代表作就有十二部之多，如张戎的《鸿》、李彦的《红浮萍》、闵安琪的《红杜鹃》和郑念的《上海生死劫》等，这些作品基本涵盖了中國文革前后出现的特色词汇。在众多华人文革作品的互文与铺垫下，文革词汇已经有了较为广泛的接受度，直译简单明了，若刻意进行解释则拉远了读者与文中主人公乃至作者塑造的中国情境的距离。
（2）习俗文化负载信息：中国的习俗文化来自于千百年劳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凝结，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哈金在创作时遇到此类信息时，多采用直译的方式，在不影响理解的基础上，避免过于美国化的说法，使中国文化的传递尽可能的形成独特的风格。
（a）Who would look up to a young woman with bound feet？
谁能想到一个年轻女人居然裹脚呢？
裹脚始于南唐后主李煜，后逐渐成了女性美的典范。晚清时期，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裹脚已渐消失。其本质是封建社会男女地位极其不平等的一个象征。1826年，托马斯胡迪的论文《茶杯之幻想》描写了一位中国美人那双“几乎看不见的小脚”，由此，小脚成为东方女性形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赛珍珠在普利策获奖作品《大地》及张戎在作品《鸿：中国三女儿》中曾多次提到bound feet；张邦梅的Bound Feet and Western Dress更是直接将其嵌入题目。在无数描写中国故事的作品中，裹脚多以bound feet 表达，在西方世界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哈金在作品中采用相同的表达，既是简洁明了的翻译，由于前人作品形成了良好的互文，非常利于西方读者的阅读联想与作品的接受。
（b）Word had gone about that his wife was eight years older than he and had been taken into his family as a child bride when he was just seven.
传言有的说她比他大八岁，是他七岁的时候家里领来的童养媳。
童养媳是由男方家庭抱养幼女直至成年正式结婚，以降低婚娶上的金钱付出。谭恩美曾在代表作《喜福会》中将女性角色龚琳达设定为备受中国封建思想压迫的童养媳。鉴于此，童养媳在西方世界中已有一个接受度较高的翻译方法，哈金也选择了这个译法。
除了裹脚和童养媳，中国还有许多文化词汇，均由中国文化体系所特有，直译可保留中国特色。流散华人作家在对待这类词汇时，彼此借鉴与交流，形成中国文化负载词的共通与互文，共同塑造中国的文化形象。
（c） He felt ashamed， because by custom it was the man who should pay all the expenses to take his bride home. It was unreasonable for him to ask her for help.
他为自己感到羞耻。谁不知道花钱娶媳妇是男人的啊！让人家女方帮忙是不合情理的。
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婚姻嫁娶中男方家庭在婚嫁之事上应担负起一切费用，这与西方世界婚嫁双方平等互助的观念是不同的。哈金在创作时，采取直译的方式，将中国的价值观念带入到英文文化体系中，使英语读者通过作品了解中国的价值观念。
（d） Can good looks feed a family？ A pretty face fades in a couples of years. It’s personality that lasts.
俊模样能喂饱肚子吗？好脸蛋过几年就黄了，性情好才靠得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农村环境里女性的劳动能力比外貌更为重要。这样的语句同样体现出了中西方婚姻嫁娶观念的不同。小说《喜福会》中谭恩美曾以四位女性主人公的婚姻经历展示出中西方在择偶、婚姻目的与夫妻地位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等待》中哈金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婚姻观直观的展示出来，与谭恩美的创作形成了互文，共同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传统婚姻观念做出了贡献。
（3）饮食文化负载词：中国是享誉全球的饮食文化大国，其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在西方世界受到极大的欢迎，是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哈金在创作此类词汇时，异化与归化相结合，采用多种翻译方式，力图推进中国特色饮食文化的传播。
（a）What would you like for lunch today？ We have noodles， beef pies， leek pancakes， sugar buns， and fried dough sticks.
你們想吃什么？我们这儿有面条、牛肉馅饼、韭菜盒子、糖包，还有油条。
这些特色小吃带有十分浓郁的中国色彩，在目的语中也有可以替代的类似食品，直接取其用之可以使读者迅速产生相应联想，简单易懂，形成对应的文化形象。若是固执的保留中国色彩，可能使外国读者迷惑不解，分散注意。如：韭菜盒子若是异化为leek box，西方读者肯定一头雾水。糖包若是直译为sugar bags，令人啼笑皆非。综上所述，在目的语语境中有直接对应的食物意象时，并且直译无法传递食物的最佳蕴涵时，归化策略与意译方法是最佳选择。 （b） Hua put on the table a plate of stewed chicken， a small basket of fried pies， made of glutinous-rice flour。
孔华在桌上摆上一盘炖肘子鸡和一小篮炸年糕。
炸年糕是江南地区著名的汉族小吃，因其原料是黄米，年糕最主要的特色是口感黏软。鉴于西方世界对炸年糕的熟悉程度较低，哈金采用了直译加解释的手法，简洁的译出了炸年糕的主料与特点，结构是“烹饪方法加口感加主料”。
（c） He removed its lid and saw four dishes in it： a fried carp， stewed pork， tomatoes sauteed with eggs， and steamed taros， peeled and sprinkled with white sugar.
他打开盖子，看到了四道菜：油炸鲤鱼、红烧猪肉、鸡蛋炒西红柿、蒸芋头。
芋头营养价值丰富，是中国老百姓生活中常见的家常菜。蒸芋头最常见的吃法就是剥皮，蘸白糖，因此哈金在翻译时将这种特殊的吃法以直译加解释的方法展示出来，结构是“烹饪方法加食用方法加佐料”。
（d） Lin ordered a plate of cold cuts——pork liver and heart cooked in aniseed broth——and four bowels of noodles.
孔林點了一盘凉拌杂碎，四碗面条。
凉拌杂碎是指将动物的内脏（主要是心和肝）煮熟后伴以佐料，是中国常见的下酒菜，特点是凉拌与佐料的添加。哈金采用了直译加解释的手法，结构是“烹饪特点、主料加佐料”。
相对于西方世界中已经广为接纳的食物，还有一部分食物在西方读者眼中较为新奇陌生，此类食物名称在英语中没有相对应的食物名称，因此添加适当的解释，以图表达出小吃的独特口感与吃法，可以让西方读者快速了解食物的原料、口味等信息，推广了此类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食物。
（4）习语文化负载信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习语文化凝练、且具有鲜明民族色彩。习语的涵盖范围很广，诗词、谚语、成语等都可属于其范畴。小说《等待》中的典故以民俗谚语为主，鲜活的展示了中国东北群众的语言生活。
（a）There’s no wall without a crack.
没有不透风的墙。指世界上所有的墙都有缝隙可循，引申义指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永远瞒着别人，早晚有一天会被人发现，多起警示作用。
（b）A fresh rose is planted on a cowpat.
鲜花插在牛粪上指极为不般配的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一般情况下鲜花指女人，牛粪指男人。这样的说法体现了人们对女人的同情也体现了人们对男人的嫉妒。
以上俗语都是中国劳动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诚然，类似的意思在英语中有替代句，但哈金采取异化的策略，直译的方法，使简单的英语单词组合成了新鲜的用法，散发出新的生命力量，为英语世界中打开了一扇中国特色英语的窗户。习语的翻译其实就是文化负载词在两种语言文化体系内的寻找对应关系，也就实现了习语意象的互文性。
（c）Such an ungrateful wolf！
喂不饱的白眼狼
狼一直被作为凶残冷血的象征，尤以长着“吊白眼”的狼最凶狠，现多用来形容忘恩负义的人。这个意向在英文中有对应的词汇，若是强行直译，将白眼狼译为white eye wolf，英语读者恐怕无法体会，想达到理解的目的就要添加注释，打断读者阅读思路，不如意译为英文中已有的意象，既可互相对应又简单明了。
（d） A man who doesn’t care for his family and loves the new and loathes the old---fickle in heart and unfaithful in words and deeds.
一个抛弃家庭的人，喜新厌旧，花心花肠子，一言一行都對感情不专一。
喜新厌旧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常指男性对女性的感情不持久，变换快。常用的英文译法还有reject the old and crave for the new；be fond of the new and tired of the old ，与哈金的翻译异曲同工。
直译和意译对立统一。在采取直译或意译时，更多的是注重译入语文化读者的接受能力。翻译要在源语言与译入语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考虑直译的可接受性，又要考虑意译的适应性。一言以蔽之，协调使用直译与意译。换言之，直译时不妨碍译文的通畅易懂，意译时不改变原作的风味。
五、总结
本文聚焦流散文学中文化负载词的互文翻译，以哈金代表作《等待》中文化负载词为例，从文化负载词本身的互文与翻译出发，辅以实例整理与分析。从论文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出，流散文学以中文思维模式与故事为主，以英文为表达语言，在英文表达中为保留中文的文化负载词，采取了异化与归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不仅塑造了民族文化想象，追求了文化身份的认同，更形成了民族文化负载词的互文本。
哈金与其他流散华人作家互相影响、互为借鉴，对个人作品的接受与传播、中国特色文化负载词的强化及中国整体形象的塑造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哈金个人作品的角度来说，互文性视角下哈金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的恰当协调运用，使得他的作品既做到了语言层面的畅通易懂，又保留了中文文化层面的独特的风味。从强化文化负载内容角度来说，哈金作品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自由使用以及作品的广泛接纳更加强了中国文化负载信息在西方世界的接受程度。从塑造中国形象的角度来说，哈金作品与华人作家作品互相交融，致力于在西方读者的认知范围内逐步建立一个正面、客观的中国形象，扭转过去中国孱弱落后的东方神秘古国形象。《等待》更是以第三人称叙事和虚化背景的手法将中国普通老百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心态上升到普遍人性的高度，在简单的故事中寄托了对历史和人性的回望与思考。
本论文就互文性理论对哈金作品《等待》所作的文化负载的探讨，虽经以上论证形成初步分析，但单以作品中普通老百姓的日常为研究对象，涵盖范围较窄，有其局限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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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俊超（1991-），女，汉，山东省泰安市，硕士，大连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
【摘要】：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华裔流散文学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流散作家通过互文与翻译的方式创造民族文化负载词，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与形象。本文以流散作家哈金的代表小说《等待》为例，立足实例分析，探究以哈金为代表的流散华人作家作品中文化负载词的互文与翻译。通过实例研究发现，哈金对文化负载词的恰当翻译及华裔流散文学的互文对其个人作品的接受与传播、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及中国整体形象的塑造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流散文学；文化负载词；互文；翻译
Abstract：In the globalized context， the diaspora phenomen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and the diasporic literature gains remarkable development. China diasporic writers try hard to build a unique culture atmosphere and Chinese image by translation with the guide of intertextulaity. Ha Jin， as a china diasporic writer， received awards continuously and high reputation. His works are full of hard work for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it can reflect on his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inform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culture-loaded words in Waiting and tries to survey the intertextuality and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terms in Chinese diasporic literature. Through cases study， the paper finds that Ha Jin uses the proper translation methods in culture-loaded words and creates a favourable intertextuality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Chinese diasporic works. This kind of relationship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acceptance of his personal works， the identity recogni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shaping of China’s overall image.
Key Words ： diasporic literature， culture-loaded terms， intertextuality， translation
引言：在當今的全球化語言环境下，流散现象愈趋显著，流散文学方兴未艾。流散华人作家通过中国文化负载词的互文与翻译，为读者创造独特的民族文化阅读氛围、塑造中国文化形象以达到文化身份的认同。哈金作为一名流散华人作家，其作品中亦充满了对文化身份认同的努力.本文针对小说《等待》中的四类文化负载词，以描述性翻译研究为方法，联系流散文学中的写作实例，分析哈金在创作文化负载词时中运用的不同翻译方法，研究流散文学中文化负载词的互文翻译及其意义。
一.流散文学及作家哈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的迁徙移居变成了随处可见的现象，流散现象日益加剧，流散者们或自觉或被动的离开故土，散居世界各地。大批流散人士借助文学记录人生经历、抒发对故乡的思念、寻求身份认同，流散文学由此开始了蓬勃发展。受到异国文化的感染，地理上的远离故国，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不同，都使流散人士在看待本民族历史时有一种新的叙述立场，也有更加独特的视角。因此，流散文学成为当代世界文学的一个闪光点。
本文的研究对象——流散华人文学，其范畴与美国华裔文学有所不同。本文倾向于将所有客居、定居、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及其后裔的创作都归入流散华人作家的研究范围。
哈金（1956- ）原名金雪飞，生于中国东北。1985年赴美留学，现任教于美国波士顿大学。在美期间，其作品屡获大奖，赞誉颇高。多元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经历，使哈金的作品具有了独特性，他力图突破文化身份属性的局限，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二.互文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1966年，法国著名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首次明确提出互文性，她认为文本不是静态、孤立的，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在对于其他文本的互动中，进行吸收、改编与融合。著名的叙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在其《叙事学词典》中对互文性下了一个较为清楚的定义 ：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能理解这个文本。由此可见，任何文本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处于互相交叉影响的模式之下。
20世纪80年代起，互文性理论在中国逐渐发展，对翻译研究领域产生了深刻且广泛的影响。互文性理论与翻译实践紧密相连，它既为译者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资料同时也为翻译带来了困难。目前国内已出现许多将互文性与翻译相结合的研究，如刘琦（2004）的《互文性理论对文学翻译的意义》、刘军平（2003）的《互文性和诗歌翻译》等。 哈金在特殊的教育背景与文学熏陶下，呈现出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翻译特征，其作品对文化负载词的互文性及翻译是一个极好的展示。对哈金及其小说的研究文献已有上百篇，但对哈金小说中文化领域的翻译研究较为薄弱，目前仅有文献不足十篇。本文将从互文性视角下研究哈金代表作品《等待》中文化负载内容的翻译与意义，若今后针对互文性理论与哈金作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其翻译策略与互文性将会得到更全面的展现。
三.流散华人作家文学创作的共性和互文性
流散華人作家的创作互文性可以从创作技巧与创作主题两角度进行简要概括。
从创作技巧上来看，流散华人作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丰富的中国文化负载内容及翻译式写作方式。
在流散华人文学中，中国元素的运用是一个鲜明的标志。不仅仅是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领域，还包括有传统风俗、历史资源及传世典故等。这些中国元素在流散华人作家的创作中成为了重要的文化负载内容，甚至可看做是文化身份认同途径的密匙。如哈金作品《等待》中作为故事发生背景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谭恩美作品《喜福会》中将四个家庭联系在一起的中国麻将；无数流散华人作家将唐人街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与创作背景；汤亭亭代表作《女勇士》中以花木兰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当代女性主义自觉革命者的形象。
由于文化负载内容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跨文化性和互文性十分突出，流散华人通常采取“翻译式写作”，即在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使用区别于传统英语的新鲜组合方式，将中国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传达给美国读者。他们精准流畅且富有浓厚中国风味的英文铸就了中、英文互为表里、相依相持、相互为用的创作风格。与哈金一样，许多流散华人作家在语言上都具有独特的中国色彩。如《吃碗茶》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融入了唐人街移民常用的俗语，同时保留了中国南方的一些地方语言，形成了语言上的陌生化；《紅杜鹃》多用铿锵有力的短句，契合了汉语的特点。流散华人作家还善于把中国的成语、俗语和谚语翻译成英文，获得生动、奇妙的阅读效果。
从创作主题上来看，流散华人作家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自传类叙事与女性的觉醒。自传类文本多为通过描述个体的生活经历，来展示整个族裔的精神状态与文化特征，而女性的自传体作品在这一类作品中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位置，塑造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独立、勇敢的女性形象。在众多的自传类叙事作品中，有黄玉雪塑造的华裔女性通过努力获得成功的《华女阿五》；有标志着美国华裔文学第一次高潮的到来的汤亭亭的《女勇士》；有张戎的女性自传体作品代表《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第二类，唐人街叙事与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作为华裔族群的聚居地，唐人街不仅是一处地理空间，更是代表中华文化传统的地理符号和流散华人的精神归属。流散华人文学与唐人街有着深刻的渊源，互依互存。水仙花创作出富有人性和日常生活气息的唐人街故事《春香太太及其他作品》；林语堂的《唐人街》将其描述成为华人慰藉思乡之情的第二故乡；伍慧明的《骨》描述华裔主人公在华人社会文化与白人主流社会文化之间进行协商，最终重新定位自我的文化身份，体现了“出走与回归唐人街”主题。
第三类，他者文化环境下的集体记忆——文革叙事
海外华人文革写作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作家相对固定，作品多为自传或者回忆录。纪实性的文革创作首先是红卫兵的文革记忆，如《红卫兵戴小艾的政治传记》《苍天有眼：一个中国青年的手记》；其次知青的回忆，如张戎的《鸿》、梁恒的《革命之子》、阂安琪的《红杜鹃》和《狂热者》、李彦的《红浮萍》以及陈达的《山色》等；还有文革受害者的叙述，如郑念的《上海生死劫》与巫宁坤的《一滴泪》。虚构的小说作品有哈金的《等待》、《辞海》、《于无声处》、《光天化日》、严歌苓的《人寰》、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
本文选择哈金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哈金的创作是流散华人作家创作共性与互文性的极好体现。哈金的作品，既包括了在异国他乡的身份认同追求，又表达了对故国的念念不忘。
四. 互文视角下小说《等待》中的文化负载信息翻译
任何语言都包含着广袤而深邃的文化蕴涵，呈现出丰富多姿的文化负载内容。文化负载内容凝聚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是历史和文化的结晶，其功能就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同一文化群体以具体的物象为信息意义的载体表达他们的主观寓意。
为了作品的接受与传播，哈金采用英文写作；为了作品的新鲜与独特，哈金选择保留中国独特的文化负载内容。哈金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既保持了文章的异域气息，又保证了文章的通俗易懂。本文将先对《等待》中文化负载词进行分类整理，再以此为例阐述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下具体的翻译方法及其翻译与华人作家作品的互文性体现。
（1）政治文化负载词：指中国或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特有的政治相关词汇，恰当的翻译可以向西方读者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的重要信息，展示中国的政治历史进程。本文中的政治文化负载词聚焦于中国文革时期的词汇，哈金在创作时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直译的翻译方法。
（a）They went to the hot-water room together， each holding a hot-water ticket.
他们一起去了热水房，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热水票。
（b） The movie was to be shown in the Workers' Cultural Palace， which was just a mile away.
这部电影将在一英里远外的工人文化宫上映。
（c）The two dozen novels and plays it had once owned had been surrendered to the bonfires built by the Red Guards before the city hall two months ago. 两个月前，红卫兵在市政府前面把收缴来的书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热水房”、“热水票”、“工人文化宫”、“红卫兵”都是充满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充满了历史真实慼与文革气息。“热水房”、“热水票”反映的是特殊时期工人必须凭借热水票到特定的工厂锅炉房打热水的情形； “工人文化宫”是为了辛勤劳动的广大工人群众建造的特殊文化场所；“红卫兵”是文革时代由年轻学生组成的特殊斗争群体，“卫”字体现了学生团体忠诚捍卫党。“红卫兵”出现了中国的颜色象征——红。红色已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图腾和精神皈依，作为已经固有的文化象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具有极强的互文性。
政治文化负载词中国气息浓厚，但华人作家中以文革为主题进行创作的作家比比皆是，英文代表作就有十二部之多，如张戎的《鸿》、李彦的《红浮萍》、闵安琪的《红杜鹃》和郑念的《上海生死劫》等，这些作品基本涵盖了中國文革前后出现的特色词汇。在众多华人文革作品的互文与铺垫下，文革词汇已经有了较为广泛的接受度，直译简单明了，若刻意进行解释则拉远了读者与文中主人公乃至作者塑造的中国情境的距离。
（2）习俗文化负载信息：中国的习俗文化来自于千百年劳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凝结，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哈金在创作时遇到此类信息时，多采用直译的方式，在不影响理解的基础上，避免过于美国化的说法，使中国文化的传递尽可能的形成独特的风格。
（a）Who would look up to a young woman with bound feet？
谁能想到一个年轻女人居然裹脚呢？
裹脚始于南唐后主李煜，后逐渐成了女性美的典范。晚清时期，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裹脚已渐消失。其本质是封建社会男女地位极其不平等的一个象征。1826年，托马斯胡迪的论文《茶杯之幻想》描写了一位中国美人那双“几乎看不见的小脚”，由此，小脚成为东方女性形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赛珍珠在普利策获奖作品《大地》及张戎在作品《鸿：中国三女儿》中曾多次提到bound feet；张邦梅的Bound Feet and Western Dress更是直接将其嵌入题目。在无数描写中国故事的作品中，裹脚多以bound feet 表达，在西方世界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哈金在作品中采用相同的表达，既是简洁明了的翻译，由于前人作品形成了良好的互文，非常利于西方读者的阅读联想与作品的接受。
（b）Word had gone about that his wife was eight years older than he and had been taken into his family as a child bride when he was just seven.
传言有的说她比他大八岁，是他七岁的时候家里领来的童养媳。
童养媳是由男方家庭抱养幼女直至成年正式结婚，以降低婚娶上的金钱付出。谭恩美曾在代表作《喜福会》中将女性角色龚琳达设定为备受中国封建思想压迫的童养媳。鉴于此，童养媳在西方世界中已有一个接受度较高的翻译方法，哈金也选择了这个译法。
除了裹脚和童养媳，中国还有许多文化词汇，均由中国文化体系所特有，直译可保留中国特色。流散华人作家在对待这类词汇时，彼此借鉴与交流，形成中国文化负载词的共通与互文，共同塑造中国的文化形象。
（c） He felt ashamed， because by custom it was the man who should pay all the expenses to take his bride home. It was unreasonable for him to ask her for help.
他为自己感到羞耻。谁不知道花钱娶媳妇是男人的啊！让人家女方帮忙是不合情理的。
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婚姻嫁娶中男方家庭在婚嫁之事上应担负起一切费用，这与西方世界婚嫁双方平等互助的观念是不同的。哈金在创作时，采取直译的方式，将中国的价值观念带入到英文文化体系中，使英语读者通过作品了解中国的价值观念。
（d） Can good looks feed a family？ A pretty face fades in a couples of years. It’s personality that lasts.
俊模样能喂饱肚子吗？好脸蛋过几年就黄了，性情好才靠得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农村环境里女性的劳动能力比外貌更为重要。这样的语句同样体现出了中西方婚姻嫁娶观念的不同。小说《喜福会》中谭恩美曾以四位女性主人公的婚姻经历展示出中西方在择偶、婚姻目的与夫妻地位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等待》中哈金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婚姻观直观的展示出来，与谭恩美的创作形成了互文，共同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传统婚姻观念做出了贡献。
（3）饮食文化负载词：中国是享誉全球的饮食文化大国，其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在西方世界受到极大的欢迎，是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哈金在创作此类词汇时，异化与归化相结合，采用多种翻译方式，力图推进中国特色饮食文化的传播。
（a）What would you like for lunch today？ We have noodles， beef pies， leek pancakes， sugar buns， and fried dough sticks.
你們想吃什么？我们这儿有面条、牛肉馅饼、韭菜盒子、糖包，还有油条。
这些特色小吃带有十分浓郁的中国色彩，在目的语中也有可以替代的类似食品，直接取其用之可以使读者迅速产生相应联想，简单易懂，形成对应的文化形象。若是固执的保留中国色彩，可能使外国读者迷惑不解，分散注意。如：韭菜盒子若是异化为leek box，西方读者肯定一头雾水。糖包若是直译为sugar bags，令人啼笑皆非。综上所述，在目的语语境中有直接对应的食物意象时，并且直译无法传递食物的最佳蕴涵时，归化策略与意译方法是最佳选择。 （b） Hua put on the table a plate of stewed chicken， a small basket of fried pies， made of glutinous-rice flour。
孔华在桌上摆上一盘炖肘子鸡和一小篮炸年糕。
炸年糕是江南地区著名的汉族小吃，因其原料是黄米，年糕最主要的特色是口感黏软。鉴于西方世界对炸年糕的熟悉程度较低，哈金采用了直译加解释的手法，简洁的译出了炸年糕的主料与特点，结构是“烹饪方法加口感加主料”。
（c） He removed its lid and saw four dishes in it： a fried carp， stewed pork， tomatoes sauteed with eggs， and steamed taros， peeled and sprinkled with white sugar.
他打开盖子，看到了四道菜：油炸鲤鱼、红烧猪肉、鸡蛋炒西红柿、蒸芋头。
芋头营养价值丰富，是中国老百姓生活中常见的家常菜。蒸芋头最常见的吃法就是剥皮，蘸白糖，因此哈金在翻译时将这种特殊的吃法以直译加解释的方法展示出来，结构是“烹饪方法加食用方法加佐料”。
（d） Lin ordered a plate of cold cuts——pork liver and heart cooked in aniseed broth——and four bowels of noodles.
孔林點了一盘凉拌杂碎，四碗面条。
凉拌杂碎是指将动物的内脏（主要是心和肝）煮熟后伴以佐料，是中国常见的下酒菜，特点是凉拌与佐料的添加。哈金采用了直译加解释的手法，结构是“烹饪特点、主料加佐料”。
相对于西方世界中已经广为接纳的食物，还有一部分食物在西方读者眼中较为新奇陌生，此类食物名称在英语中没有相对应的食物名称，因此添加适当的解释，以图表达出小吃的独特口感与吃法，可以让西方读者快速了解食物的原料、口味等信息，推广了此类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食物。
（4）习语文化负载信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习语文化凝练、且具有鲜明民族色彩。习语的涵盖范围很广，诗词、谚语、成语等都可属于其范畴。小说《等待》中的典故以民俗谚语为主，鲜活的展示了中国东北群众的语言生活。
（a）There’s no wall without a crack.
没有不透风的墙。指世界上所有的墙都有缝隙可循，引申义指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永远瞒着别人，早晚有一天会被人发现，多起警示作用。
（b）A fresh rose is planted on a cowpat.
鲜花插在牛粪上指极为不般配的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一般情况下鲜花指女人，牛粪指男人。这样的说法体现了人们对女人的同情也体现了人们对男人的嫉妒。
以上俗语都是中国劳动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诚然，类似的意思在英语中有替代句，但哈金采取异化的策略，直译的方法，使简单的英语单词组合成了新鲜的用法，散发出新的生命力量，为英语世界中打开了一扇中国特色英语的窗户。习语的翻译其实就是文化负载词在两种语言文化体系内的寻找对应关系，也就实现了习语意象的互文性。
（c）Such an ungrateful wolf！
喂不饱的白眼狼
狼一直被作为凶残冷血的象征，尤以长着“吊白眼”的狼最凶狠，现多用来形容忘恩负义的人。这个意向在英文中有对应的词汇，若是强行直译，将白眼狼译为white eye wolf，英语读者恐怕无法体会，想达到理解的目的就要添加注释，打断读者阅读思路，不如意译为英文中已有的意象，既可互相对应又简单明了。
（d） A man who doesn’t care for his family and loves the new and loathes the old---fickle in heart and unfaithful in words and deeds.
一个抛弃家庭的人，喜新厌旧，花心花肠子，一言一行都對感情不专一。
喜新厌旧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常指男性对女性的感情不持久，变换快。常用的英文译法还有reject the old and crave for the new；be fond of the new and tired of the old ，与哈金的翻译异曲同工。
直译和意译对立统一。在采取直译或意译时，更多的是注重译入语文化读者的接受能力。翻译要在源语言与译入语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考虑直译的可接受性，又要考虑意译的适应性。一言以蔽之，协调使用直译与意译。换言之，直译时不妨碍译文的通畅易懂，意译时不改变原作的风味。
五、总结
本文聚焦流散文学中文化负载词的互文翻译，以哈金代表作《等待》中文化负载词为例，从文化负载词本身的互文与翻译出发，辅以实例整理与分析。从论文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出，流散文学以中文思维模式与故事为主，以英文为表达语言，在英文表达中为保留中文的文化负载词，采取了异化与归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不仅塑造了民族文化想象，追求了文化身份的认同，更形成了民族文化负载词的互文本。
哈金与其他流散华人作家互相影响、互为借鉴，对个人作品的接受与传播、中国特色文化负载词的强化及中国整体形象的塑造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哈金个人作品的角度来说，互文性视角下哈金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的恰当协调运用，使得他的作品既做到了语言层面的畅通易懂，又保留了中文文化层面的独特的风味。从强化文化负载内容角度来说，哈金作品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自由使用以及作品的广泛接纳更加强了中国文化负载信息在西方世界的接受程度。从塑造中国形象的角度来说，哈金作品与华人作家作品互相交融，致力于在西方读者的认知范围内逐步建立一个正面、客观的中国形象，扭转过去中国孱弱落后的东方神秘古国形象。《等待》更是以第三人称叙事和虚化背景的手法将中国普通老百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心态上升到普遍人性的高度，在简单的故事中寄托了对历史和人性的回望与思考。
本论文就互文性理论对哈金作品《等待》所作的文化负载的探讨，虽经以上论证形成初步分析，但单以作品中普通老百姓的日常为研究对象，涵盖范围较窄，有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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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俊超（1991-），女，汉，山东省泰安市，硕士，大连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