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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东汉末年直到隋朝重新统一的历史阶段，是古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政治上严重分裂，社会极其动荡的混乱时期。其中由上文描述的汉末军阀混战开始再到三国鼎立，再到南北朝对峙，长达三百余年的时间，战乱频繁不断，人们流离失所，除了期间司马氏建立的西晋政权曾昙花一现的实现了对整个中国的短暂统一，各个族群和他们建立的政权走马灯式的忽兴忽灭，更迭不断。在司马氏维持了三十多年便分崩离析之后，中国陷入了更加强烈的动荡与分裂之中。分裂，杀伐，动乱苦难变成了这一时期社会的主旋律。本篇文章将从当时背景，时机，统治者以及民族融合的必然性等简单剖析其动乱的原因。
关键词：东汉末年;三国鼎立;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
东汉末年，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直接导致地方豪强势力的兴起。当时由于中央政府的政治黑暗，十常侍横行朝野，对地方的控制愈加衰弱，而土地兼并的问题也随着这种情况变得愈发严重。人民同时饱受天灾与瘟疫等现象的苦果，纷纷起来造反，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巾起义。但在时代混乱不堪的同时，机遇也相伴而生，地方豪强在此时纷纷崛起，从一开始依靠自身的财力组织自己的武装部队保卫家园，后来逐渐演变成为拥有私人武装力量的军阀，地方豪强发展到中期阶段，又逐渐分化成为士族和寒门两大阵营，形成了三国两晋时期特殊的士族政治。如果说在当时土地兼并问题造成了群雄割据的诱因，而刺史制度的变动则是其形成局面的主要因素，刺史制度源自西汉武帝时期，本意是用等级低的官员监察等级高的官员，以达到制衡的目的，虽然刺史的权利越来越大但却始终没有具备统领一州的法定权力。当到了东汉灵帝之时，他接受了刘焉的建议，将各州刺史改称为州牧。于是刺史成为地方的官员，从原本的中央和郡县加入了州一级，成为中央，州，郡，县的四级结构。州牧位居郡守之上，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这种情况持续的结果是各个州牧纷纷利用天下大乱，名正言顺的在地方割据势力，也趁机扩大权利和武装力量，还有人在战乱中自封为州牧和刺史，如此一来，等于宣告东汉政府的实质统治力已经名存实亡。
后续，从东汉末年直到隋朝重新统一的历史阶段，是古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政治上严重分裂，社会极其动荡的混乱时期。其中由上文描述的汉末军阀混战开始再到三国鼎立，再到南北朝对峙，长达三百余年的时间，战乱频繁不斷，人们流离失所，除了期间司马氏建立的西晋政权曾昙花一现的实现了对整个中国的短暂统一，各个族群和他们建立的政权走马灯式的忽兴忽灭，更迭不断。在司马氏维持了三十多年便分崩离析之后，中国陷入了更加强烈的动荡与分裂之中。分裂，杀伐，动乱苦难变成了这一时期社会的主旋律。
一、遭时不偶：历史发展时机的等待
之所以以遭时不遇来形容这段冗长，动荡的历史是因为汉末到隋这段时间本身作为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就要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吻合，而笔者认为时机便是历史发展中一个无法以人力更改的关节点，历史中每一段单独被分割的情节都有形成其局面的客观原因，也有其能够发生转化的重要节点，同样也有经过漫长时间积累达成的质变，促使历史的车轮驶向下一篇章。而汉末至隋之所以经历三百余年的时间才重新走向整合的局面与其背景，时机，国力，统治者以及民族融合的需求等都息息相关。
谈到背景就不得不谈及三百余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原因。例如后汉的乱源除前文中所描述的土地兼并和封建割据之外，外戚与宦官也是在后期无数次动乱朝纲的根本所在。在后汉之时屡有冲幼之君，从而前汉养成的皇族摄政的制度逐渐瓦解而改成母后临朝，母后临朝，自然会重用外戚。而君主之始，本来是同一个县长或者乡长差不多的。他和人民本身是很为亲近的，到后来随着国家越建越大和原始的国家不知道相差几倍的时候，君主制度却依然完整的保存下来。从而君主与普通官吏基本是处于隔绝状态，又因身份尊贵不得已深居简出与当朝大臣大多不接触，只是与宦官宫妾习狎，这是政治败坏与历代宦官易得于志的原因，后因宦官的乱源而引发党锢之祸等一系列事端，灵帝不止不知整顿反而更加宠信宦官，为已蛰伏的乱源不断制造爆发的机会，再因羌乱等种种事端使得分裂之势渐成。后东汉名存实亡，军阀混战，东汉以来豪强地主势力的恶性膨胀与封建经济的分散造就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而三大集团都重视恢复与发展经济，遂在全国形成了三个实力相对平衡的区域，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提及“其实三国的分裂，可以说是由两种心理造成的。其一是封建的余习，人心是不能骤变的。在封建时代，本来就有着各忠其君的心理，在秦汉之后，虽然统一了，然而此等见解依然未能破除。又一则即为南方风气的强悍。赤壁之战时，诚然孙权实在没有联合刘备抵抗曹操的必要，但当时文人持重而顾大局，如张昭等，都主动迎降，只有周瑜和鲁肃主张抵抗，与孙权的意见相合。赤壁之战是三分天下的关键，其事在公元208年至公元280年晋灭吴，天下才见统一，因这一种蛮悍的心理使战祸延长了七十二年。”但无论如何在军事方面经历了赤壁之战后也削弱了曹操的力量，促使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其经济和军事实力都相对平衡互相克制，谁也无法消灭对方。即便在吴，蜀灭亡之后，乱源也并未结束，因自后汉以来，政治的纲纪若要挽回，最主要的是要以严明之法实行督责之术。魏武帝和诸葛亮都是以此而收暂时的效果的。然而有一两个严明的政治家，挽不回社会上江河日下的风气，所以到魏晋之时，纲纪又复颓败了，此时八王之乱作为导火线，引发了后续的五胡之乱。五胡之乱的产生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征与当时民族融合的需求关联密切，这一点在后文中会予以具体阐述。
除当时具体的历史特征之外，在当时是否能产生具备足够才识，能够大刀阔斧结束分裂的统治者也是重要的原因。历代开国之主，能够勘定大乱，抵御外患的，大抵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卓越的天才，此即所谓文武兼资。而其所值的时局，难易各有不同。倘若大难能够及时勘定，则继世者但得守成之主，即可以蒙业而安。如若不然，更得有文武兼资的人物不可。此等人固不易多得，然人之才力，相去不远，亦不能谓并时必无其人;尤其在做一番大事业的人，必有与之相辅之士。倘使政治上无家天下的习惯，开国之主，正可就其中择贤而授，此即儒家禅让的理想，国事实受其益了。无如在政治上，为国为民之义，未能彻底明了，而自封建时代相沿下来的自私其子孙，以及效忠于豢养自己主人的观念，未能打破，而君主时代所谓继承之法，遂因之而立。而权利和意气，都是人所不能不争的，尤其是以英雄为甚。同干一番事业的人，遂不能互相辅助，反而要互相残杀，其成功的一个人，传之于其子孙，则都是生长于富贵之中的，好者仅得中主，坏的并不免荒淫昏暴，或者懦弱无用。前人的功业，遂至付诸流水，而国与民亦受其弊。 二、一化其俗：多民族融合的必然
同时笔者认为从汉末到隋能始终维持长达三百余年的动乱时代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整合与融合的必然性，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战争与民族征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所有分裂都是为了统一铺垫的前奏。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西晋灭亡后，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北方各各游牧族群像潮水一般涌入中原腹地，相继建立起各自的政权。中原地区陷入了混战，汉族人民四处流亡，其中一部分逃亡到辽西鲜卑慕容氏地区，“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刑政修民，修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而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国家的政治分裂以不同族群和文化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更为深刻的表现出来。一个突出的例证是：汉人冉闵在夺取了由羯人建立的后赵政权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屠杀境内所有的羯人，乃至其他族群的人甚至一些汉人仅仅因为颧骨长得比较高或者是因为留了络腮胡子，就被怀疑为羯人而被杀掉。正因为这一时期存在着如此激烈的族群与文化间的冲突和斗争，一个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自身的存在就不得不以其所创立的政权的存在为前提。然而，一旦少数族的政权在中原建立起来，为了实现本族的统治，作为统治族群本身少数人的血缘纽带也就不得不消解在被统治的广大地域和众多人口之中，甚至不得不接受和利用被统治地区原有发达的政治结构和制度形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各少数族群由于其绝对人口数量的微小、文化的后进以及脱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等原因，逐渐受到汉人发达文化的影响，接受了汉人先进的生产方式。其经济生活、文化语言、生活习惯乃至思维方式都逐步与汉人趋同，一但政权崩溃，其族群成员便很快耗散或融入到了其他族群之中。而汉族人民在此与鲜卑人杂居，互通文化，生产技术，经验，促进两族人民融合同化。另外一大部分南迁长江流域，约九十万人，流寓今江苏，安徽，陕南，湖北，闽广，这些北方人不断渡江南而来，给南方带来劳动力，工具和技能，对促进南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后续到了北朝前期，以孝文帝为首的北魏统治集团果断地主动实行与汉人趋同的政策，不仅全面采用了汉人的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还强制进入中原地区的鲜卑人说汉话、着汉服、改用汉姓，班定门第，并鼓励他们和汉人通婚，从而在各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进行了一次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整合运动，使“汉化”成为当时文明发展的主流。各族群之间心理上的隔阂和文化上的差异迅速缩小，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日益增强。东、西魏分裂后，地处山东的东魏、北齐承继了洛阳文化的传统，与自视为中华文化嫡传正统的南朝同属于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割据关陇地区的西魏、北周则采用另一个系统的汉文化，它们一方面自诩继承了此地千百年前创立传承的周代礼乐文明遗产，同时又吸纳了鲜卑人的游牧文化，依附古昔，加以整合，称自己所在才是漢文化的真正发源地，试图以此确立自己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正统地位。但无论是江南、山东还是关陇地区，文化的主体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汉文化，这是中国能够再次实现统一的文化基础。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化史上，这段时期是一个非常复杂，特殊和重要的历史时期。曹文柱在《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华文化经历了结构更新和充实的过程，大致有三条脉络寻觅其变化的轨迹。第一，主导文化由儒学式渐微转变为三家并立。第二，胡汉文化从异质冲突渐进为兼并融合。第三，地域文化从中原一脉发展成南北分明。正是在长期的族群融合、文化整合潮流的推动下，南北双方的关系开始发生了明显变化。南北朝后期，南北使节的往来日益频繁，充任使节的人往往是特别遴选出来的南北闻名的高门名士，双方的文化取向具有共同性。同时，南北方经济上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沿淮河、汉水边境上有各种“大市”、“小市”以通南北贸易。打破关禁的要求日益迫切，南北交往渐趋正常，民族仇视和族群矛盾逐渐消失。各政权之间、政权内各族群间虽然仍有政治上的对立，但民族歧视已经基本消失，北方汉人不再因为民族压迫向南流动。这显示南北统一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三、天下归一：儒家“正统论”的引导
经过由汉末到隋长期的分裂局面，使南北阻隔，严重阻碍了不同区域间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人群的生活动荡不定，在此时，统一也逐渐成为南北民众共同的心理趋向和要求。在族群融合、文化趋同的情况下，人们要求打破南北分裂政治壁垒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结束分裂战乱、实现统一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趋向，统治集团采取措施适应这一社会心理趋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而隋文帝杨坚就是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涌现出来的杰出政治统治者。他在建国之后不久就开始为统一全国进行积极的准备工作。文帝首先打破了以代北武人集团为主体的北周政治体制，建立以关陇汉人豪族为主体的新政权，接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进制度，建设国家。这些措施主要有：废除北周政权依附《周礼》建立起来的“六官”体制，在中央设立了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强化了中央政权，并逐步形成后来为唐朝所继承和发展的三省六部制;改革地方行政，如开皇三年下诏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将州府与军府合一，由刺史统领，废罢境内五百余郡，改变了地方“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情况;改革选举制度，开皇三年废除州县长官自辟僚佐制度，改归中央吏部铨授。后来随着世家大族政治势力的衰落，便彻底废除了传统的察举辟召之制，形成了科举铨选制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进一步深化发展了。隋初较为重要的制度改革还有制订改定隋律，为后世及东亚各国所取法;颁布均田和租调新令，放宽成丁年龄并减轻劳役，进行“大索貌阅”，颁发“输籍定样”，“当社共立义仓”，更铸“五铢”新钱，等等。总之，这些措施使隋朝在短短九年中恢复了人力，积累了财力，增强了国力，于开皇九年出兵消灭蜗居江左的陈朝，完成了重新统一中国的大业。
后续中国之所以历经长期的政治分裂和战乱后能够复归统一，除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隋朝统治者的努力之外，笔者认为中华文明独特的统一意识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例如，“正统论”一直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学说之一，其实质就是为政权或政治统治的建立和存在提供合法的历史依据。尽管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对“正统”的诠释不尽相同，但最终仍须以“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为指归。秦朝时期，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便赋予了国家的政权统一和意识形态统一的含义，并通过国家的礼仪教化，选官体制和政治管理将其深深融入到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之中，融入到了统治者，士大夫乃至民众之间的思想观念中，蕴含其中的正统思想也在潜移默化中积淀成为中华民族内在的民族心理和感情，成为团结华夏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作为统治思想的经学在这一时期随着政治的腐败其崇高的地位受到了挑战，汉献帝帝号虽存，但已成为曹操政治傀儡的尴尬地位，统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经学家的政治和思想交锋无一不影响着经学的变化。但变化并不代表着衰败，而是为了适应社会现实所做的变革，这应当是中国历史上力足问鼎的势力总要逐鹿中原，而入主中原的统治者又总要追求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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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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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威能.《董仲舒与西汉学术》[M].台北：文史出版社，1987.
[9]吕思勉.《中国通史》[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
关键词：东汉末年;三国鼎立;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
东汉末年，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直接导致地方豪强势力的兴起。当时由于中央政府的政治黑暗，十常侍横行朝野，对地方的控制愈加衰弱，而土地兼并的问题也随着这种情况变得愈发严重。人民同时饱受天灾与瘟疫等现象的苦果，纷纷起来造反，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巾起义。但在时代混乱不堪的同时，机遇也相伴而生，地方豪强在此时纷纷崛起，从一开始依靠自身的财力组织自己的武装部队保卫家园，后来逐渐演变成为拥有私人武装力量的军阀，地方豪强发展到中期阶段，又逐渐分化成为士族和寒门两大阵营，形成了三国两晋时期特殊的士族政治。如果说在当时土地兼并问题造成了群雄割据的诱因，而刺史制度的变动则是其形成局面的主要因素，刺史制度源自西汉武帝时期，本意是用等级低的官员监察等级高的官员，以达到制衡的目的，虽然刺史的权利越来越大但却始终没有具备统领一州的法定权力。当到了东汉灵帝之时，他接受了刘焉的建议，将各州刺史改称为州牧。于是刺史成为地方的官员，从原本的中央和郡县加入了州一级，成为中央，州，郡，县的四级结构。州牧位居郡守之上，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这种情况持续的结果是各个州牧纷纷利用天下大乱，名正言顺的在地方割据势力，也趁机扩大权利和武装力量，还有人在战乱中自封为州牧和刺史，如此一来，等于宣告东汉政府的实质统治力已经名存实亡。
后续，从东汉末年直到隋朝重新统一的历史阶段，是古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政治上严重分裂，社会极其动荡的混乱时期。其中由上文描述的汉末军阀混战开始再到三国鼎立，再到南北朝对峙，长达三百余年的时间，战乱频繁不斷，人们流离失所，除了期间司马氏建立的西晋政权曾昙花一现的实现了对整个中国的短暂统一，各个族群和他们建立的政权走马灯式的忽兴忽灭，更迭不断。在司马氏维持了三十多年便分崩离析之后，中国陷入了更加强烈的动荡与分裂之中。分裂，杀伐，动乱苦难变成了这一时期社会的主旋律。
一、遭时不偶：历史发展时机的等待
之所以以遭时不遇来形容这段冗长，动荡的历史是因为汉末到隋这段时间本身作为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就要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吻合，而笔者认为时机便是历史发展中一个无法以人力更改的关节点，历史中每一段单独被分割的情节都有形成其局面的客观原因，也有其能够发生转化的重要节点，同样也有经过漫长时间积累达成的质变，促使历史的车轮驶向下一篇章。而汉末至隋之所以经历三百余年的时间才重新走向整合的局面与其背景，时机，国力，统治者以及民族融合的需求等都息息相关。
谈到背景就不得不谈及三百余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原因。例如后汉的乱源除前文中所描述的土地兼并和封建割据之外，外戚与宦官也是在后期无数次动乱朝纲的根本所在。在后汉之时屡有冲幼之君，从而前汉养成的皇族摄政的制度逐渐瓦解而改成母后临朝，母后临朝，自然会重用外戚。而君主之始，本来是同一个县长或者乡长差不多的。他和人民本身是很为亲近的，到后来随着国家越建越大和原始的国家不知道相差几倍的时候，君主制度却依然完整的保存下来。从而君主与普通官吏基本是处于隔绝状态，又因身份尊贵不得已深居简出与当朝大臣大多不接触，只是与宦官宫妾习狎，这是政治败坏与历代宦官易得于志的原因，后因宦官的乱源而引发党锢之祸等一系列事端，灵帝不止不知整顿反而更加宠信宦官，为已蛰伏的乱源不断制造爆发的机会，再因羌乱等种种事端使得分裂之势渐成。后东汉名存实亡，军阀混战，东汉以来豪强地主势力的恶性膨胀与封建经济的分散造就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而三大集团都重视恢复与发展经济，遂在全国形成了三个实力相对平衡的区域，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提及“其实三国的分裂，可以说是由两种心理造成的。其一是封建的余习，人心是不能骤变的。在封建时代，本来就有着各忠其君的心理，在秦汉之后，虽然统一了，然而此等见解依然未能破除。又一则即为南方风气的强悍。赤壁之战时，诚然孙权实在没有联合刘备抵抗曹操的必要，但当时文人持重而顾大局，如张昭等，都主动迎降，只有周瑜和鲁肃主张抵抗，与孙权的意见相合。赤壁之战是三分天下的关键，其事在公元208年至公元280年晋灭吴，天下才见统一，因这一种蛮悍的心理使战祸延长了七十二年。”但无论如何在军事方面经历了赤壁之战后也削弱了曹操的力量，促使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其经济和军事实力都相对平衡互相克制，谁也无法消灭对方。即便在吴，蜀灭亡之后，乱源也并未结束，因自后汉以来，政治的纲纪若要挽回，最主要的是要以严明之法实行督责之术。魏武帝和诸葛亮都是以此而收暂时的效果的。然而有一两个严明的政治家，挽不回社会上江河日下的风气，所以到魏晋之时，纲纪又复颓败了，此时八王之乱作为导火线，引发了后续的五胡之乱。五胡之乱的产生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征与当时民族融合的需求关联密切，这一点在后文中会予以具体阐述。
除当时具体的历史特征之外，在当时是否能产生具备足够才识，能够大刀阔斧结束分裂的统治者也是重要的原因。历代开国之主，能够勘定大乱，抵御外患的，大抵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卓越的天才，此即所谓文武兼资。而其所值的时局，难易各有不同。倘若大难能够及时勘定，则继世者但得守成之主，即可以蒙业而安。如若不然，更得有文武兼资的人物不可。此等人固不易多得，然人之才力，相去不远，亦不能谓并时必无其人;尤其在做一番大事业的人，必有与之相辅之士。倘使政治上无家天下的习惯，开国之主，正可就其中择贤而授，此即儒家禅让的理想，国事实受其益了。无如在政治上，为国为民之义，未能彻底明了，而自封建时代相沿下来的自私其子孙，以及效忠于豢养自己主人的观念，未能打破，而君主时代所谓继承之法，遂因之而立。而权利和意气，都是人所不能不争的，尤其是以英雄为甚。同干一番事业的人，遂不能互相辅助，反而要互相残杀，其成功的一个人，传之于其子孙，则都是生长于富贵之中的，好者仅得中主，坏的并不免荒淫昏暴，或者懦弱无用。前人的功业，遂至付诸流水，而国与民亦受其弊。 二、一化其俗：多民族融合的必然
同时笔者认为从汉末到隋能始终维持长达三百余年的动乱时代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整合与融合的必然性，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战争与民族征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所有分裂都是为了统一铺垫的前奏。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西晋灭亡后，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北方各各游牧族群像潮水一般涌入中原腹地，相继建立起各自的政权。中原地区陷入了混战，汉族人民四处流亡，其中一部分逃亡到辽西鲜卑慕容氏地区，“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刑政修民，修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而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国家的政治分裂以不同族群和文化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更为深刻的表现出来。一个突出的例证是：汉人冉闵在夺取了由羯人建立的后赵政权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屠杀境内所有的羯人，乃至其他族群的人甚至一些汉人仅仅因为颧骨长得比较高或者是因为留了络腮胡子，就被怀疑为羯人而被杀掉。正因为这一时期存在着如此激烈的族群与文化间的冲突和斗争，一个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自身的存在就不得不以其所创立的政权的存在为前提。然而，一旦少数族的政权在中原建立起来，为了实现本族的统治，作为统治族群本身少数人的血缘纽带也就不得不消解在被统治的广大地域和众多人口之中，甚至不得不接受和利用被统治地区原有发达的政治结构和制度形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各少数族群由于其绝对人口数量的微小、文化的后进以及脱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等原因，逐渐受到汉人发达文化的影响，接受了汉人先进的生产方式。其经济生活、文化语言、生活习惯乃至思维方式都逐步与汉人趋同，一但政权崩溃，其族群成员便很快耗散或融入到了其他族群之中。而汉族人民在此与鲜卑人杂居，互通文化，生产技术，经验，促进两族人民融合同化。另外一大部分南迁长江流域，约九十万人，流寓今江苏，安徽，陕南，湖北，闽广，这些北方人不断渡江南而来，给南方带来劳动力，工具和技能，对促进南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后续到了北朝前期，以孝文帝为首的北魏统治集团果断地主动实行与汉人趋同的政策，不仅全面采用了汉人的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还强制进入中原地区的鲜卑人说汉话、着汉服、改用汉姓，班定门第，并鼓励他们和汉人通婚，从而在各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进行了一次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整合运动，使“汉化”成为当时文明发展的主流。各族群之间心理上的隔阂和文化上的差异迅速缩小，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日益增强。东、西魏分裂后，地处山东的东魏、北齐承继了洛阳文化的传统，与自视为中华文化嫡传正统的南朝同属于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割据关陇地区的西魏、北周则采用另一个系统的汉文化，它们一方面自诩继承了此地千百年前创立传承的周代礼乐文明遗产，同时又吸纳了鲜卑人的游牧文化，依附古昔，加以整合，称自己所在才是漢文化的真正发源地，试图以此确立自己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正统地位。但无论是江南、山东还是关陇地区，文化的主体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汉文化，这是中国能够再次实现统一的文化基础。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化史上，这段时期是一个非常复杂，特殊和重要的历史时期。曹文柱在《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华文化经历了结构更新和充实的过程，大致有三条脉络寻觅其变化的轨迹。第一，主导文化由儒学式渐微转变为三家并立。第二，胡汉文化从异质冲突渐进为兼并融合。第三，地域文化从中原一脉发展成南北分明。正是在长期的族群融合、文化整合潮流的推动下，南北双方的关系开始发生了明显变化。南北朝后期，南北使节的往来日益频繁，充任使节的人往往是特别遴选出来的南北闻名的高门名士，双方的文化取向具有共同性。同时，南北方经济上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沿淮河、汉水边境上有各种“大市”、“小市”以通南北贸易。打破关禁的要求日益迫切，南北交往渐趋正常，民族仇视和族群矛盾逐渐消失。各政权之间、政权内各族群间虽然仍有政治上的对立，但民族歧视已经基本消失，北方汉人不再因为民族压迫向南流动。这显示南北统一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三、天下归一：儒家“正统论”的引导
经过由汉末到隋长期的分裂局面，使南北阻隔，严重阻碍了不同区域间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人群的生活动荡不定，在此时，统一也逐渐成为南北民众共同的心理趋向和要求。在族群融合、文化趋同的情况下，人们要求打破南北分裂政治壁垒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结束分裂战乱、实现统一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趋向，统治集团采取措施适应这一社会心理趋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而隋文帝杨坚就是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涌现出来的杰出政治统治者。他在建国之后不久就开始为统一全国进行积极的准备工作。文帝首先打破了以代北武人集团为主体的北周政治体制，建立以关陇汉人豪族为主体的新政权，接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进制度，建设国家。这些措施主要有：废除北周政权依附《周礼》建立起来的“六官”体制，在中央设立了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强化了中央政权，并逐步形成后来为唐朝所继承和发展的三省六部制;改革地方行政，如开皇三年下诏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将州府与军府合一，由刺史统领，废罢境内五百余郡，改变了地方“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情况;改革选举制度，开皇三年废除州县长官自辟僚佐制度，改归中央吏部铨授。后来随着世家大族政治势力的衰落，便彻底废除了传统的察举辟召之制，形成了科举铨选制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进一步深化发展了。隋初较为重要的制度改革还有制订改定隋律，为后世及东亚各国所取法;颁布均田和租调新令，放宽成丁年龄并减轻劳役，进行“大索貌阅”，颁发“输籍定样”，“当社共立义仓”，更铸“五铢”新钱，等等。总之，这些措施使隋朝在短短九年中恢复了人力，积累了财力，增强了国力，于开皇九年出兵消灭蜗居江左的陈朝，完成了重新统一中国的大业。
后续中国之所以历经长期的政治分裂和战乱后能够复归统一，除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隋朝统治者的努力之外，笔者认为中华文明独特的统一意识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例如，“正统论”一直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学说之一，其实质就是为政权或政治统治的建立和存在提供合法的历史依据。尽管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对“正统”的诠释不尽相同，但最终仍须以“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为指归。秦朝时期，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便赋予了国家的政权统一和意识形态统一的含义，并通过国家的礼仪教化，选官体制和政治管理将其深深融入到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之中，融入到了统治者，士大夫乃至民众之间的思想观念中，蕴含其中的正统思想也在潜移默化中积淀成为中华民族内在的民族心理和感情，成为团结华夏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作为统治思想的经学在这一时期随着政治的腐败其崇高的地位受到了挑战，汉献帝帝号虽存，但已成为曹操政治傀儡的尴尬地位，统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经学家的政治和思想交锋无一不影响着经学的变化。但变化并不代表着衰败，而是为了适应社会现实所做的变革，这应当是中国历史上力足问鼎的势力总要逐鹿中原，而入主中原的统治者又总要追求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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