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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钟形罩》是美国著名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在1963年出版的一部自传体小说。本文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三部结构说”理论，从《钟形罩》中的三个角色（多琳、贝特西、杰西）出发，展开分析了这三个角色身上反映出来的主人公埃斯特的自我、本我和超我形象。并且通过对主人公埃斯特陷入自我身份的矛盾和迷失的描述，分析了她逐渐走向精神崩溃的过程及原因。
关键词：自我；本我；超我
作者简介：王晨芳（1992.8-），女，河南洛阳人，吉林师范大学研究生（2015级学术型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2
一、介绍
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1963）是美国著名的女诗人，小说家，被认为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自白派”诗歌代表作的诗人。《钟形罩》是西尔维娅·普拉斯在1963年出版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也是她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钟形罩》是一个名为埃斯特·格林伍德的大二女学生的自我陈述，埃斯特只有十九岁却拥有着杰出的写作能力，并因此被邀请到纽约一家著名时装杂志社担任客座编辑。这个别人眼中已然实现美国梦的幸运女孩在实习期间接触到了来自同期女伴以及职场、都市中的各类男女。看似拥有顺利人生的她却在现实和回忆的交织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迷失，她开始迷失于现实的意义并对作为女性的未来社会身份产生了选择疑惑。后来随着她被自己看重的写作班的拒绝，埃斯特陷入了彻底的精神崩溃，她企图自杀，获救后经过精神病院的心理分析治疗，她重建自信最后开始了新生活。
1923年，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一书中提出了“人格三部结构说”。他认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所构成。本文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三部结构说”分析小说中的三个角色，挖掘这三个角色身上分别映射出的主人公埃斯特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从而展现主人公埃斯特由于自我身份的矛盾与迷失而陷入精神崩溃的过程。
二、本我、超我、自我
（一）反映在多琳身上的埃斯特的“本我”
“本我，指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潜意识的结构部分。它像一口本能和欲望沸腾的大锅，具有强烈的非理性的心理能量。它按照快乐原则，追求一种绝对不受任何约束的本能欲望的满足。”[2]
“多琳的嘴角总是挂着一丝嘲讽……嘲弄他们一番。”[1]（P4）多琳是魅力与叛逆的化身，她性感美丽，游刃有余地游走在男性之间，她总能打破常规，在名人要士高谈阔论的时候低声和埃斯特讲述她自己尖刻敏锐的评论。多琳来自一所上流社会的女子学院，对于时尚她很注重且擅长，多琳展现出的精致而颓废的生活方式对埃斯特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这正是埃斯特身体内最本我的呼唤，她羡慕多琳的魅力和手段，更羡慕她的肆意洒脱。但多琳老练甚至有些混乱的社交让埃斯特有些咋舌，在杂志社要求拿道具拍照时，多琳的虚伪更让她一度觉得反感。如果肆意洒脱必须夹杂作风混乱，轻浮穿梭于陌生男人之间，那么这样的角色潜意识里让埃斯特很不认同。
“我想要变化……五彩缤纷的礼花。”[1]（P78）这句话是书中埃斯特最真实想法的直接描述，埃斯特渴望成功，她的本我是自由且无拘束的，就像五彩缤纷的礼花，她本身渴望各种社会身份的成功挑战。“我看见自己坐在无花果树的枝桠上……我的脚下。”[1]（P73） 埃斯特认为未来生活有无限可能，她可以是很多角色，这是她最真实的本我，但如果选择一种角色就意味着以牺牲其他所有角色为代价，她无法认同。就像掉落的无花果一样，最终所有愿望都无法实现，对于这些看似互相排斥无法共存的社会角色，埃斯特左右为难但无能为力。
（二）反映在贝特西身上的埃斯特的“超我”（母亲、威拉德夫人期待中的“超我”）
“超我，代表道义方面的要求，它要努力达到的是完善而不是快乐或现实。超我受‘道德原则’支配，由自我理想和良心两部分构成。自我理想表现为一种道德规范和标准，是由教育产生的一种向往，良心意味着对违反道德标准行为的惩罚。”[2]
贝特西也是十二个女孩之一，“她的金色马尾巴蹦上蹦下……该有的笑容”[1]（P6）贝特西乐观美好，她总是积极地组织同期女生一起活动，仿佛能将埃斯特从叛逆的多琳身边拯救回来一樣，她积极乖巧的形象仿佛是整个社会同龄女性的完美样本，将来也会成长为完美的家中天使。但埃斯特却排斥这样的贝特西。就如同本能地排斥这样的超我角色一样。另外，对于未来，埃斯特的母亲也给出了所谓最适合的角色建议，母亲靠速记和打字抚养全家，她希望埃斯特大学毕业后能去学速记。这显然不是埃斯特的理想职业而且在她眼中，速记是对来说她不具任何挑战的工作。
威拉德夫人是埃斯特男友巴迪的母亲，两个母亲就读同一所学院，各自嫁给了她们的教授，又在同一个镇上安了家。威拉德夫人希望埃斯特嫁给自己的儿子巴迪，并且常说“男人需要的是配偶，女人需要的则是无限的安全感”埃斯特烦透了所谓的无限的安全感，她认为既然自己上学这十几年间功课样样优秀，如果将来只是为人妻母，这该是多无趣且荒废的人生啊，就像威拉德夫人一样，从早到晚烹饪、洗涤、打扫，仿佛厨房和家庭是她整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埃斯特认为，在把女人娶到手之前，男人无论送多少玫瑰，给她多少惊喜，带她到多高级的餐馆享用美食，男人的心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盼望婚礼一结束，妻子就要像威拉德夫人的厨房地毯一样，平展在男人脚下，服服帖帖。这样的现实和她心中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她渴望男女平等，仅做一个社会中人都认可的成功主妇并不能满足她对于未来的期待。这种无论是来自丈夫、孩子的间接的成就感都不是她想要展现的真正的自我。这样的超我形象使埃斯特感受到的只有绝望和无限的悲哀。
当两种力（本我和超我）发生矛盾冲突时，就需要有一种精神力量从中协调，即体现自我的作用。自我介于二者之间，一方面尽可能地满足本我的欲望，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不触动超我的约束。于是便形成了“约束中的自由”，这是最为真实的人格表现。这时的人真实而且内涵丰富，既有刻意收敛的一面，也有肆意放纵的一面。[2] （三）反映在杰西身上的埃斯特的“自我”
“自我，是来自本我经外部世界影响而形成的直觉系统。它的任务是在本我和现实环境中起调节作用，它奉行的是‘现实原则’，趋利避害将那些不能被社会接纳的东西压抑和储存到无意识中去，帮助本我躲开世界的威胁力量，为本我寻找一个达到目的的最佳方式，既防止过度压抑造成精神伤害，又避免与社会道德公开冲突。”[2]
相比多琳和贝特西，埃斯特真正崇敬的是她的上司杰西，在她的眼中，杰西是个会好几国语言的社会精英，拥有成功的事业和出色的能力。埃斯特希望自己未来也能像杰西一样拥有一份精彩的事业。但就是在这样一个事业成功的女上司身上，埃斯特几乎看不到残留下来的女性特征，她认为杰西丑的像个母夜叉。“我试着想杰西脱下她那笔挺的职业套装……也想象不出来。”[1]（P6）埃斯特从小到大各科成绩都优异，不夸张地说有点毫不费力地优异，她渴望成功，渴望挑战，像杰西一样，像社会中的所有男性一样，她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份漂亮的事业。但如果像男性一样拥有事业并得到独立和尊重就意味着从头到脚真的变成男性，摒弃所有女性特征，且这样的形象在世人眼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物，那么埃斯特迷失在了角色选择中，她不认同事业成功要以抹杀性别为代价，而且她也不愿牺牲身为女性、为人妻母的幸福。埃斯特的自我仿佛无法寻找到一个能达到目的的最佳方式。这仿佛已经能看到的凄惨未来使她再一次陷入了自我身份的矛盾中。她一直想要追求的成功和未来仿佛突然黯然失色，她逐渐觉得生活甚至生命毫无意义。
三、走向精神崩溃
“那时贝特西老是邀我和她……从来不叫多琳。”[1]（P7） 当然多琳也不喜欢贝特西，更不愿与之为伍。如果多琳代表的是埃斯特的本我，贝特西代表的是埃斯特的超我的话，这里的片段恰恰反映了主人公埃斯特自身本我和超我的冲突和矛盾，而她游走在多琳和贝特西之间，恰恰反映出了自我的特征，杰西更可以看做埃斯特自我的升级版或者未来理想的自我。小说中埃斯特显然偏向本我的多琳，排斥超我的贝特西，而她向往的未来自我杰西却沉重地打击了她，她刻板的形象和在世人眼中的格格不入削弱着埃斯特生活甚至生存的意义。
“我自忖我为什么再也没法循规蹈矩……更加疲惫。”[1]（P28）这里的“应该做的事”就是社会中人们对于超我的期待，而“不应该做的事”也反映出了埃斯特的本我或者自我，不应该但是很显然是心之所向，这三者之间是对立的，而且作者使用了“不应该”来形容，本身就带有否定色彩，这种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使埃斯特陷入了极大的迷失中。在弗洛伊德看来，只有本我、超我、自我保持平衡，才能实现人格的正常发展，如果三者的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就会精神崩溃。
“要是神经质意味着同时要求两样互相排斥……之间展翅飞翔。”[1]（P89） 这是埃斯特在疗养院面对巴迪的“神经质”质疑时回复的话，这也为埃斯特最终受到精神问题的困扰埋下了伏笔，正如《钟形罩》中的心理描述，埃斯特对自己的身份选择陷入了极大地矛盾和迷失，之后随着她写作班报名失败的再次打击，她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再也无法平衡，最后她陷入崩溃，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也许世人无法苟同的“精神病”正是埃斯特对于自我最后的坚持。但最终死亡变成了埃斯特唯一的解脱，死亡也许是埃斯特无法再坚持自我之后唯一的选择。小说的名字起为“钟形罩”，这是埃斯特在医学院中见到的钟型玻璃罐子，罐子里盛放着死于母腹的胎儿标本，钟形罩就好比这个压抑的社会，而社会中的人只有夭折其中这一种结局。
四、现实中的西尔维娅
小说的最后主人公埃斯特经过精神病疗养院的治疗重拾了信心，回到了新生活中，但《钟形罩》的作者西尔维娅·普拉斯在现实生活中却最终走向了死亡，而且就在《钟形罩》出版后的三周。现实中的西尔维娅有着自己爱好的写作事业，她嫁给了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拥有令人艳羡的家庭生活，这些仿佛实现了小说中向往的事业与家庭兼得的理想的自我形象，可是随着得知丈夫休斯的出轨后，西尔维娅陷入了痛苦之中，而且在半年后选择自杀。
这样看来，原本现实中事业与爱情兼得的美好生活是已西尔维娅已然实现的完美的自我状态，但随着自我美好的打破，一切都成了幻影，而作品《鐘形罩》里她写出的最后走出痛苦并得到重生的结局可以看做西尔维娅在现实生活中陷入巨大痛苦之后的超我理想结局，可惜的是她最终并未走出痛苦的深渊，最终以自杀方式解脱并服从了绝望的本我。
参考文献：
[1]西尔维娅·普拉斯.钟形罩[M].杨靖，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7.
[2]赵春花.欲望号街车中杜波依斯姐妹的三部人格解析[J].新乡教育学院学报， 2008（3）： 43-44.
[3]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关键词：自我；本我；超我
作者简介：王晨芳（1992.8-），女，河南洛阳人，吉林师范大学研究生（2015级学术型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2
一、介绍
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1963）是美国著名的女诗人，小说家，被认为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自白派”诗歌代表作的诗人。《钟形罩》是西尔维娅·普拉斯在1963年出版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也是她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钟形罩》是一个名为埃斯特·格林伍德的大二女学生的自我陈述，埃斯特只有十九岁却拥有着杰出的写作能力，并因此被邀请到纽约一家著名时装杂志社担任客座编辑。这个别人眼中已然实现美国梦的幸运女孩在实习期间接触到了来自同期女伴以及职场、都市中的各类男女。看似拥有顺利人生的她却在现实和回忆的交织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迷失，她开始迷失于现实的意义并对作为女性的未来社会身份产生了选择疑惑。后来随着她被自己看重的写作班的拒绝，埃斯特陷入了彻底的精神崩溃，她企图自杀，获救后经过精神病院的心理分析治疗，她重建自信最后开始了新生活。
1923年，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一书中提出了“人格三部结构说”。他认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所构成。本文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三部结构说”分析小说中的三个角色，挖掘这三个角色身上分别映射出的主人公埃斯特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从而展现主人公埃斯特由于自我身份的矛盾与迷失而陷入精神崩溃的过程。
二、本我、超我、自我
（一）反映在多琳身上的埃斯特的“本我”
“本我，指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潜意识的结构部分。它像一口本能和欲望沸腾的大锅，具有强烈的非理性的心理能量。它按照快乐原则，追求一种绝对不受任何约束的本能欲望的满足。”[2]
“多琳的嘴角总是挂着一丝嘲讽……嘲弄他们一番。”[1]（P4）多琳是魅力与叛逆的化身，她性感美丽，游刃有余地游走在男性之间，她总能打破常规，在名人要士高谈阔论的时候低声和埃斯特讲述她自己尖刻敏锐的评论。多琳来自一所上流社会的女子学院，对于时尚她很注重且擅长，多琳展现出的精致而颓废的生活方式对埃斯特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这正是埃斯特身体内最本我的呼唤，她羡慕多琳的魅力和手段，更羡慕她的肆意洒脱。但多琳老练甚至有些混乱的社交让埃斯特有些咋舌，在杂志社要求拿道具拍照时，多琳的虚伪更让她一度觉得反感。如果肆意洒脱必须夹杂作风混乱，轻浮穿梭于陌生男人之间，那么这样的角色潜意识里让埃斯特很不认同。
“我想要变化……五彩缤纷的礼花。”[1]（P78）这句话是书中埃斯特最真实想法的直接描述，埃斯特渴望成功，她的本我是自由且无拘束的，就像五彩缤纷的礼花，她本身渴望各种社会身份的成功挑战。“我看见自己坐在无花果树的枝桠上……我的脚下。”[1]（P73） 埃斯特认为未来生活有无限可能，她可以是很多角色，这是她最真实的本我，但如果选择一种角色就意味着以牺牲其他所有角色为代价，她无法认同。就像掉落的无花果一样，最终所有愿望都无法实现，对于这些看似互相排斥无法共存的社会角色，埃斯特左右为难但无能为力。
（二）反映在贝特西身上的埃斯特的“超我”（母亲、威拉德夫人期待中的“超我”）
“超我，代表道义方面的要求，它要努力达到的是完善而不是快乐或现实。超我受‘道德原则’支配，由自我理想和良心两部分构成。自我理想表现为一种道德规范和标准，是由教育产生的一种向往，良心意味着对违反道德标准行为的惩罚。”[2]
贝特西也是十二个女孩之一，“她的金色马尾巴蹦上蹦下……该有的笑容”[1]（P6）贝特西乐观美好，她总是积极地组织同期女生一起活动，仿佛能将埃斯特从叛逆的多琳身边拯救回来一樣，她积极乖巧的形象仿佛是整个社会同龄女性的完美样本，将来也会成长为完美的家中天使。但埃斯特却排斥这样的贝特西。就如同本能地排斥这样的超我角色一样。另外，对于未来，埃斯特的母亲也给出了所谓最适合的角色建议，母亲靠速记和打字抚养全家，她希望埃斯特大学毕业后能去学速记。这显然不是埃斯特的理想职业而且在她眼中，速记是对来说她不具任何挑战的工作。
威拉德夫人是埃斯特男友巴迪的母亲，两个母亲就读同一所学院，各自嫁给了她们的教授，又在同一个镇上安了家。威拉德夫人希望埃斯特嫁给自己的儿子巴迪，并且常说“男人需要的是配偶，女人需要的则是无限的安全感”埃斯特烦透了所谓的无限的安全感，她认为既然自己上学这十几年间功课样样优秀，如果将来只是为人妻母，这该是多无趣且荒废的人生啊，就像威拉德夫人一样，从早到晚烹饪、洗涤、打扫，仿佛厨房和家庭是她整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埃斯特认为，在把女人娶到手之前，男人无论送多少玫瑰，给她多少惊喜，带她到多高级的餐馆享用美食，男人的心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盼望婚礼一结束，妻子就要像威拉德夫人的厨房地毯一样，平展在男人脚下，服服帖帖。这样的现实和她心中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她渴望男女平等，仅做一个社会中人都认可的成功主妇并不能满足她对于未来的期待。这种无论是来自丈夫、孩子的间接的成就感都不是她想要展现的真正的自我。这样的超我形象使埃斯特感受到的只有绝望和无限的悲哀。
当两种力（本我和超我）发生矛盾冲突时，就需要有一种精神力量从中协调，即体现自我的作用。自我介于二者之间，一方面尽可能地满足本我的欲望，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不触动超我的约束。于是便形成了“约束中的自由”，这是最为真实的人格表现。这时的人真实而且内涵丰富，既有刻意收敛的一面，也有肆意放纵的一面。[2] （三）反映在杰西身上的埃斯特的“自我”
“自我，是来自本我经外部世界影响而形成的直觉系统。它的任务是在本我和现实环境中起调节作用，它奉行的是‘现实原则’，趋利避害将那些不能被社会接纳的东西压抑和储存到无意识中去，帮助本我躲开世界的威胁力量，为本我寻找一个达到目的的最佳方式，既防止过度压抑造成精神伤害，又避免与社会道德公开冲突。”[2]
相比多琳和贝特西，埃斯特真正崇敬的是她的上司杰西，在她的眼中，杰西是个会好几国语言的社会精英，拥有成功的事业和出色的能力。埃斯特希望自己未来也能像杰西一样拥有一份精彩的事业。但就是在这样一个事业成功的女上司身上，埃斯特几乎看不到残留下来的女性特征，她认为杰西丑的像个母夜叉。“我试着想杰西脱下她那笔挺的职业套装……也想象不出来。”[1]（P6）埃斯特从小到大各科成绩都优异，不夸张地说有点毫不费力地优异，她渴望成功，渴望挑战，像杰西一样，像社会中的所有男性一样，她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份漂亮的事业。但如果像男性一样拥有事业并得到独立和尊重就意味着从头到脚真的变成男性，摒弃所有女性特征，且这样的形象在世人眼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物，那么埃斯特迷失在了角色选择中，她不认同事业成功要以抹杀性别为代价，而且她也不愿牺牲身为女性、为人妻母的幸福。埃斯特的自我仿佛无法寻找到一个能达到目的的最佳方式。这仿佛已经能看到的凄惨未来使她再一次陷入了自我身份的矛盾中。她一直想要追求的成功和未来仿佛突然黯然失色，她逐渐觉得生活甚至生命毫无意义。
三、走向精神崩溃
“那时贝特西老是邀我和她……从来不叫多琳。”[1]（P7） 当然多琳也不喜欢贝特西，更不愿与之为伍。如果多琳代表的是埃斯特的本我，贝特西代表的是埃斯特的超我的话，这里的片段恰恰反映了主人公埃斯特自身本我和超我的冲突和矛盾，而她游走在多琳和贝特西之间，恰恰反映出了自我的特征，杰西更可以看做埃斯特自我的升级版或者未来理想的自我。小说中埃斯特显然偏向本我的多琳，排斥超我的贝特西，而她向往的未来自我杰西却沉重地打击了她，她刻板的形象和在世人眼中的格格不入削弱着埃斯特生活甚至生存的意义。
“我自忖我为什么再也没法循规蹈矩……更加疲惫。”[1]（P28）这里的“应该做的事”就是社会中人们对于超我的期待，而“不应该做的事”也反映出了埃斯特的本我或者自我，不应该但是很显然是心之所向，这三者之间是对立的，而且作者使用了“不应该”来形容，本身就带有否定色彩，这种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使埃斯特陷入了极大的迷失中。在弗洛伊德看来，只有本我、超我、自我保持平衡，才能实现人格的正常发展，如果三者的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就会精神崩溃。
“要是神经质意味着同时要求两样互相排斥……之间展翅飞翔。”[1]（P89） 这是埃斯特在疗养院面对巴迪的“神经质”质疑时回复的话，这也为埃斯特最终受到精神问题的困扰埋下了伏笔，正如《钟形罩》中的心理描述，埃斯特对自己的身份选择陷入了极大地矛盾和迷失，之后随着她写作班报名失败的再次打击，她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再也无法平衡，最后她陷入崩溃，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也许世人无法苟同的“精神病”正是埃斯特对于自我最后的坚持。但最终死亡变成了埃斯特唯一的解脱，死亡也许是埃斯特无法再坚持自我之后唯一的选择。小说的名字起为“钟形罩”，这是埃斯特在医学院中见到的钟型玻璃罐子，罐子里盛放着死于母腹的胎儿标本，钟形罩就好比这个压抑的社会，而社会中的人只有夭折其中这一种结局。
四、现实中的西尔维娅
小说的最后主人公埃斯特经过精神病疗养院的治疗重拾了信心，回到了新生活中，但《钟形罩》的作者西尔维娅·普拉斯在现实生活中却最终走向了死亡，而且就在《钟形罩》出版后的三周。现实中的西尔维娅有着自己爱好的写作事业，她嫁给了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拥有令人艳羡的家庭生活，这些仿佛实现了小说中向往的事业与家庭兼得的理想的自我形象，可是随着得知丈夫休斯的出轨后，西尔维娅陷入了痛苦之中，而且在半年后选择自杀。
这样看来，原本现实中事业与爱情兼得的美好生活是已西尔维娅已然实现的完美的自我状态，但随着自我美好的打破，一切都成了幻影，而作品《鐘形罩》里她写出的最后走出痛苦并得到重生的结局可以看做西尔维娅在现实生活中陷入巨大痛苦之后的超我理想结局，可惜的是她最终并未走出痛苦的深渊，最终以自杀方式解脱并服从了绝望的本我。
参考文献：
[1]西尔维娅·普拉斯.钟形罩[M].杨靖，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7.
[2]赵春花.欲望号街车中杜波依斯姐妹的三部人格解析[J].新乡教育学院学报， 2008（3）： 43-44.
[3]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