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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当然要读大量的书，但仅凭读书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新的眼光，才能发人所未发，另外，还要有科学的方法。没有科学的方法，面对那些杂乱无章的材料，除了头晕目眩就是束手无策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科学的方法，研究者会如虎添翼，材料的“生米”才会煮成学问的“熟饭”。对顾颉刚来说，正是老师胡适给了他新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难怪他要说“胡适是我的引路人”。
一次”打击”
胡适初登北大讲台时只有27岁，很多学生对这个留美博士充满怀疑，私下议论说：“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凭什么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顾颉刚自然也不例外。第一堂课，胡适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抛开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这一改动，对满脑子三皇五帝的北大学生来说，无异于一个打击。许多同学非常不满，可顾颉刚毕竟是肯思考、有主见的人，几堂课听下来，渐渐接受了胡适的观点，他对周围的同学说：“胡先生读的书不如其他老先生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些老先生只会供给我们无数资料，不会从资料里抽出它的原理和系统，那就不能满足现代学问上的要求。胡先生讲得有条理，可谓振衣得领。”那时候，傅斯年是顾颉刚的好友，顾颉刚在他面前力挺胡适，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傅斯年听课后，也表示赞赏，他对顾颉刚说：“胡先生书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路是对的。”
如果没有这次“打击”，顾颉刚虽然依旧会读很多的书，但只能像那些老先生一样成为“两脚书橱”。而听了胡适的课，他既具备了看材料的“眼光”，也掌握了处理材料的“方法”。
听了胡适的课，顾颉刚如同在隧道里摸索的人突遇一道光，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在给叶圣陶的信中，顾颉刚这样说：“胡适之先生中国哲学今授墨子，甚能发挥大义……。我以为中国哲学当为有统系的研究，……意欲上呈校长，请胡先生以西洋哲学之律令，为中国哲学施条贯。胡先生人甚聪颖，又肯用功，闻年方二十七岁，其名位不必论，其奋勉则至可敬也，将来造就，未可限量。”
在给妻子的信里，顾颉刚吐露了他对胡适的“羡慕”：
我看着适之先生，对他真羡慕，对我真惭愧！他思想既清楚，又很深锐；虽是出洋学生，而对于中国学问，比老师宿儒还有把握；很杂乱的一堆材料，却能给他找出纲领来；他又胆大，敢作敢为。我只羡慕他这些，不羡慕他的有名。想想他只大得我三岁，为什么我不能及他？不觉得自己一阵阵地伤感。
“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
众所周知，顾颉刚的学问是与胡适密切相连的。1920年秋天，东亚图书馆出版新式标点本《水浒》，其中有胡适写的长序。顾颉刚读了此序，大受启发，说：“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这样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的。若不经他的考证，这件故事的变迁状况只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便将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简单，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
胡适的长序仿佛开了顾颉刚的天眼，他突然开窍：用老师的研究方法，不是可以梳理很多从远古一路流传下来的故事吗？比如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比如《列女传》里的故事等等。他想：“若能像适之先生考《水浒》故事一般，把这些层次寻究了出来，更加以有条不紊的贯穿，看它们是怎样地变化的，岂不是一件最有趣味的工作？”
同时，顾颉刚又想起胡适在《建设》上发表的辩论井田的文字，方法正和《水浒》的考证一样，他瞬时又明白了另一个道理——“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
顾颉刚以前是个戏迷，看戏时曾有过种种困惑，现在在胡适文章的启发下，这些困惑一一冰释：
我们用了史实的眼光去看，实是无一处不谬；但若用了故事的眼光看时，便无一处不合了。又如戏中人的好坏是最容易知道的，因为只要看他们的脸子和鼻子就行，然实际上要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分出好坏来便极困难，因为一个人决不会全好或全坏；只有从古书中分别好人坏人却和看戏一样的容易，因为它是处处从好坏上着眼描写的。它把世界上的人物统分成几种格式，因此只看见人的格式而看不见人的个性。……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
倘若没有胡适的言传身教，顾颉刚哪里会获得“新的眼光”，哪里会对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而没有了“新的眼光”，读书获得的材料只能是散兵游勇成不了气候；一旦有了“新的眼光”，你就可以运筹帷幄，把书本里的材料组成正规军，能攻善战，攻无不克。
“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
有段时期，顾颉刚手头紧，胡适安排他标点《古今伪书考》，想让他得到一点报酬。标点这本书，本该几天可以完工，但顾颉刚办事很认真，事事求完美，他在给该书做注释时想把书中所征引的书都注明出自哪卷哪个版本，也要把书中所涉及的人物生卒年及籍贯等均标出，这样一来，工作量就非常大。结果，为了做一个完备的注释，顾颉刚几乎翻遍了北大图书馆。一两个月下来，注释还未做完，但却把古人造伪和辨伪的事弄清了。于是，他告诉胡适，想把前人的辨伪情况算一个总账，建议编辑“辨伪丛刊”。胡适自然很高兴，这比标点一本书的意义可大得多。更重要的是，通过标点这本书，通过编辑“辨伪丛刊”，顾颉刚的学问大有长进。
顾颉刚的勤奋认真令胡适大为赏识，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对顾颉刚的此次行为大加赞赏：
至于动手标点，动手翻字典，动手查书，都是极要紧的读书秘诀，诸位千万不要轻轻放过。其中自己动手翻书一项尤为要紧。我记得前几年我曾劝顾颉刚先生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当初我知道他的生活困难，希望他标点一部书付印，卖几个钱。那部书是很薄的一本，我以为他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标点完了。哪知顾先生一去半年，还不曾交卷。原来他于每条引的书，都去翻查原书，仔细校对，注明出处，注明原书卷第，注明删节之处。他动手半年之后，来对我说，《古今伪书考》不必付印了，他现在要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叫做“辨伪丛刊”。我很赞成他这个计划，让他去动手。他动手了一两年之后，更进步了。又超过那“辨伪丛刊”的计划了，他要自己创作了。……顾先生将来在中国史学界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但我们要知道他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 顾颉刚的成功固然与他的“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有关，但胡适让他去标点古史也为他的成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事实上，顾颉刚人生中的几次重要的改变命运的契机都是由胡适提供的。
1922年，顾颉刚由于祖母病重请假回家，经济上一下子失去了来源，胡适便介绍他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初中本国史教科书，预支酬金每月五十元，以解决生计。为了编好这套书，顾颉刚决定把《诗经》《尚书》《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先做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他把这三部书里的古史观念细细比较，忽然发现了尧舜禹的地位存在很大的问题。——排在末位的禹早在西周时就有了，而排位靠前的尧舜是到了春秋末年才有的。也就是说，传说人物越是后来出现的，其辈分越靠前。比如伏羲神农在史书上比尧舜出现得晚，但却是尧舜的前辈。至此，顾颉刚以前看戏时种种凌乱的思绪，看胡适论文时所受到的种种启发，统统被照亮，在那一瞬间，他认为他看出了史书的奥秘：“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我们知道，顾颉刚的这一假设是他对史学的重要贡献。胡适推荐顾颉刚编纂初中历史教科书，本想解决顾颉刚生活上的燃眉之急，没想到却促成他在学业上的飞跃。顾颉刚的认真、敏锐固然可贵，而胡适的促成之功也不能埋没。
1923年，胡适因患痔疮在上海治疗。当时，胡适在北京主编两种报纸：一、《努力》，是发表政论的，一周出一期；二、《读书杂志》，是发表学术性论文的，一月出一张，附在《努力》里发行。胡适到上海后，政论性文字有高一涵、张慰慈等替他写，学术性文章却无人代笔。恰好在上海，胡适见到顾颉刚，就请他来写学术文章。顾颉刚一口答应，当时他手头正好有一篇文字是和钱玄同讨论古史的，就将这篇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于《读书杂志》第九期上。在这篇文章里，顾颉刚第一次公开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
这一观点的提出，如同在史学界引爆了一个炸弹，一时间众说纷纭，一片哗然。多数人批评，少数人赞成。在这关键时刻，胡适撰文支持顾颉刚。在文章里，胡适对顾颉刚的观点给予了高度评价：“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此言一出，无疑为顾颉刚在史学界赢得一定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顾颉刚像“孕妇”，肚子里学问的“胎儿”甫一成形，胡适总能适时地给顾颉刚打上一剂催产针，仿佛这边“珠胎”刚“结”，那边已心有灵犀。另外，在顾颉刚“临盆”时，胡适还不辞辛苦充当“助产士”的角色，从而让娇嫩的“胎儿”顺利出世，健康成长。当初在课堂上，胡适给顾颉刚播下知识的种子，后来在社会上，胡适又帮他“产”下学问的“胎儿”。胡适对顾颉刚可谓恩重如山。
顾颉刚生活遭遇青黄不接时，是胡适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学业上陷入山穷水尽时，是胡适及时地指点迷津，碰上这样的老师，是顾颉刚一生最大的幸事。
“自从遇见了先生，获得了方法，又确定了目标，为学之心更加强烈”
老师关心弟子，弟子也爱护老师。1925年，顾颉刚得知“反清大同盟”欲将胡适驱逐出京，立即致信胡适，提醒老师不要因言惹祸，陷入无谓的纷争中：“要说话就单独说话，不要说话就尽守沉默。”
胡适“暴得大名”之后，一直游走于学术和政治之间，两头兼顾的结果是两边都不讨好。作为弟子，顾颉刚知道老师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1927年4月28日，他致信胡适，恳求老师一心治学，不要过问政治：“我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罢。”
其实，胡适何尝不想沉醉在迷人的学术中，只是他遭逢乱世，身份特别，即使他真的躲进书斋做学问，“政治”又岂能轻易放过他？
1929年，顾颉刚应傅斯年之邀赴广州中山大学任职，但两人相处很不愉快，一气之下，顾颉刚要辞职回北京，傅斯年不同意，两人冲突升级。胡适闻讯后，写信给顾颉刚予以开导和劝慰。顾颉刚接信后，很感动，就给老师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详细谈了自己的境况以及对未来的打算和安排：
我自小就欢喜研究，但没有方法，也没有目标。自从遇见了先生，获得了方法，又确定了目标，为学之心更加强烈。……
我这几年的烦闷，愤怒，希望，奋斗，我有一中心问题，便是想得到一个研究的境地。……这研究的境地，中山大学给我也好，中央研究院给我也好，燕京大学给我也好，我毫无成见。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供给我，我便用整月整年的工夫研究我心中蓄积的几个问题，并按日程用功地读书，增加我的常识。
顾颉刚从北大毕业后，由于刻苦用功，坚持不懈，学问日益精进，声誉日渐其隆。尽管如此，他对胡适依旧执弟子礼甚恭。遇到问题，随时写信求教。
1921年5月30日，胡适在给顾颉刚的信里，回答了顾颉刚关于《红楼梦》的一个疑问：
……至于你疑心《红楼梦》里的宝玉与《雪桥诗话》里的雪芹不像，我觉得并不难解释。凡是孤冷的人很少是生来孤冷的，往往都是热闹的生活的余波。周敦颐、程颢、张载多是做过一番英伟少爷的人，都反动到主静主敬的生活里去。阮籍、刘伶大概也是如此的。……
1933年5月30日，胡适在信里回答了顾颉刚关于“帝”“天”“九鼎”方面的问题：
关于“帝”字，我也认为“天帝”此字是世界最古的字，古义“帝”与“天”当相同，正如其音之同纽。……
关于古史，最要紧的是重提《尚书》的公案，指出《今文尚书》的不可深信。
“九鼎”我认为是一种神话。……
作为老师，看到弟子的学术问题，总是不胜欣喜，不过欣喜归欣喜，有问题，老师还是要随时指出的。
1935年5月，胡适读到顾颉刚《写歌杂记》一文，认为“很有趣味”，随后，他把读此文的“一点感想”，写出来寄给顾颉刚：
你解《野有死麕》之卒章，大意自不错，但你有两个小不留意，容易引起人的误解：（一）你解第二句为“不要摇动我身上挂的东西，以致发出声音”；（二）你下文又用“女子为要得到性的满足”字样；这两句合拢来，读者就容易误解你的意思是像《肉蒲团》里说的“干哑事”了。
“性的满足”一个名词在此地尽可不用，只说那女子接受了那男子的爱情，约他来相会，就够了。“帨”似不是身上所佩。《内则》“女子设帨于门右”，似未必为佩巾之义。佩巾的摇动有多大的声音，也许“帨”只是一种门帘，而词书不载此义。
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是一篇极有价值之作。此文引起了胡适极大的兴趣。美中不足的是，此文“余论”部分似有小疵，虽说瑕不掩瑜，但本着对学术精益求精的精神，胡适还是为此写了一封长函与顾颉刚商榷：
至于“观象制器”之说，本来只是一种文化起源的学说。
……你的驳论（六期，1044）太不依据历史上器物发明的程序，乃责数千年前人见了“火上水下”的卦象何以不发明汽船，似非史学家应取的态度。……事物之发明，固有次第，不能勉强。瓦特见水壶盖冲动，乃想到蒸汽之力，此是观象制器。牛顿见苹果坠地，乃想到万有引力，同是有象而后有制作。然瓦特有瓦特的历史背景，牛顿有牛顿的历史背景。若仅说观象可以制器，则人人日日可见水壶盖冲动，人人年年可见苹果坠地，何以不制作呢？故可以说“观象制器”之说不能完全解释历史的文化，然不可以人人观象而未必制器，乃就谓此说完全不通，更不可以说“在《系辞传》以后也不曾有人做出观象制器的事”。
老师谆谆教诲，弟子洗耳恭听。动人的文化传承，融洽的师徒关系，于字里行间流露无遗。这样的师承关系，这样的流风遗韵，如今已成绝响矣！
（选自《读书文摘》）
一次”打击”
胡适初登北大讲台时只有27岁，很多学生对这个留美博士充满怀疑，私下议论说：“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凭什么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顾颉刚自然也不例外。第一堂课，胡适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抛开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这一改动，对满脑子三皇五帝的北大学生来说，无异于一个打击。许多同学非常不满，可顾颉刚毕竟是肯思考、有主见的人，几堂课听下来，渐渐接受了胡适的观点，他对周围的同学说：“胡先生读的书不如其他老先生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些老先生只会供给我们无数资料，不会从资料里抽出它的原理和系统，那就不能满足现代学问上的要求。胡先生讲得有条理，可谓振衣得领。”那时候，傅斯年是顾颉刚的好友，顾颉刚在他面前力挺胡适，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傅斯年听课后，也表示赞赏，他对顾颉刚说：“胡先生书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路是对的。”
如果没有这次“打击”，顾颉刚虽然依旧会读很多的书，但只能像那些老先生一样成为“两脚书橱”。而听了胡适的课，他既具备了看材料的“眼光”，也掌握了处理材料的“方法”。
听了胡适的课，顾颉刚如同在隧道里摸索的人突遇一道光，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在给叶圣陶的信中，顾颉刚这样说：“胡适之先生中国哲学今授墨子，甚能发挥大义……。我以为中国哲学当为有统系的研究，……意欲上呈校长，请胡先生以西洋哲学之律令，为中国哲学施条贯。胡先生人甚聪颖，又肯用功，闻年方二十七岁，其名位不必论，其奋勉则至可敬也，将来造就，未可限量。”
在给妻子的信里，顾颉刚吐露了他对胡适的“羡慕”：
我看着适之先生，对他真羡慕，对我真惭愧！他思想既清楚，又很深锐；虽是出洋学生，而对于中国学问，比老师宿儒还有把握；很杂乱的一堆材料，却能给他找出纲领来；他又胆大，敢作敢为。我只羡慕他这些，不羡慕他的有名。想想他只大得我三岁，为什么我不能及他？不觉得自己一阵阵地伤感。
“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
众所周知，顾颉刚的学问是与胡适密切相连的。1920年秋天，东亚图书馆出版新式标点本《水浒》，其中有胡适写的长序。顾颉刚读了此序，大受启发，说：“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这样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的。若不经他的考证，这件故事的变迁状况只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便将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简单，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
胡适的长序仿佛开了顾颉刚的天眼，他突然开窍：用老师的研究方法，不是可以梳理很多从远古一路流传下来的故事吗？比如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比如《列女传》里的故事等等。他想：“若能像适之先生考《水浒》故事一般，把这些层次寻究了出来，更加以有条不紊的贯穿，看它们是怎样地变化的，岂不是一件最有趣味的工作？”
同时，顾颉刚又想起胡适在《建设》上发表的辩论井田的文字，方法正和《水浒》的考证一样，他瞬时又明白了另一个道理——“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
顾颉刚以前是个戏迷，看戏时曾有过种种困惑，现在在胡适文章的启发下，这些困惑一一冰释：
我们用了史实的眼光去看，实是无一处不谬；但若用了故事的眼光看时，便无一处不合了。又如戏中人的好坏是最容易知道的，因为只要看他们的脸子和鼻子就行，然实际上要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分出好坏来便极困难，因为一个人决不会全好或全坏；只有从古书中分别好人坏人却和看戏一样的容易，因为它是处处从好坏上着眼描写的。它把世界上的人物统分成几种格式，因此只看见人的格式而看不见人的个性。……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
倘若没有胡适的言传身教，顾颉刚哪里会获得“新的眼光”，哪里会对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而没有了“新的眼光”，读书获得的材料只能是散兵游勇成不了气候；一旦有了“新的眼光”，你就可以运筹帷幄，把书本里的材料组成正规军，能攻善战，攻无不克。
“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
有段时期，顾颉刚手头紧，胡适安排他标点《古今伪书考》，想让他得到一点报酬。标点这本书，本该几天可以完工，但顾颉刚办事很认真，事事求完美，他在给该书做注释时想把书中所征引的书都注明出自哪卷哪个版本，也要把书中所涉及的人物生卒年及籍贯等均标出，这样一来，工作量就非常大。结果，为了做一个完备的注释，顾颉刚几乎翻遍了北大图书馆。一两个月下来，注释还未做完，但却把古人造伪和辨伪的事弄清了。于是，他告诉胡适，想把前人的辨伪情况算一个总账，建议编辑“辨伪丛刊”。胡适自然很高兴，这比标点一本书的意义可大得多。更重要的是，通过标点这本书，通过编辑“辨伪丛刊”，顾颉刚的学问大有长进。
顾颉刚的勤奋认真令胡适大为赏识，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对顾颉刚的此次行为大加赞赏：
至于动手标点，动手翻字典，动手查书，都是极要紧的读书秘诀，诸位千万不要轻轻放过。其中自己动手翻书一项尤为要紧。我记得前几年我曾劝顾颉刚先生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当初我知道他的生活困难，希望他标点一部书付印，卖几个钱。那部书是很薄的一本，我以为他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标点完了。哪知顾先生一去半年，还不曾交卷。原来他于每条引的书，都去翻查原书，仔细校对，注明出处，注明原书卷第，注明删节之处。他动手半年之后，来对我说，《古今伪书考》不必付印了，他现在要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叫做“辨伪丛刊”。我很赞成他这个计划，让他去动手。他动手了一两年之后，更进步了。又超过那“辨伪丛刊”的计划了，他要自己创作了。……顾先生将来在中国史学界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但我们要知道他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 顾颉刚的成功固然与他的“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有关，但胡适让他去标点古史也为他的成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事实上，顾颉刚人生中的几次重要的改变命运的契机都是由胡适提供的。
1922年，顾颉刚由于祖母病重请假回家，经济上一下子失去了来源，胡适便介绍他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初中本国史教科书，预支酬金每月五十元，以解决生计。为了编好这套书，顾颉刚决定把《诗经》《尚书》《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先做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他把这三部书里的古史观念细细比较，忽然发现了尧舜禹的地位存在很大的问题。——排在末位的禹早在西周时就有了，而排位靠前的尧舜是到了春秋末年才有的。也就是说，传说人物越是后来出现的，其辈分越靠前。比如伏羲神农在史书上比尧舜出现得晚，但却是尧舜的前辈。至此，顾颉刚以前看戏时种种凌乱的思绪，看胡适论文时所受到的种种启发，统统被照亮，在那一瞬间，他认为他看出了史书的奥秘：“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我们知道，顾颉刚的这一假设是他对史学的重要贡献。胡适推荐顾颉刚编纂初中历史教科书，本想解决顾颉刚生活上的燃眉之急，没想到却促成他在学业上的飞跃。顾颉刚的认真、敏锐固然可贵，而胡适的促成之功也不能埋没。
1923年，胡适因患痔疮在上海治疗。当时，胡适在北京主编两种报纸：一、《努力》，是发表政论的，一周出一期；二、《读书杂志》，是发表学术性论文的，一月出一张，附在《努力》里发行。胡适到上海后，政论性文字有高一涵、张慰慈等替他写，学术性文章却无人代笔。恰好在上海，胡适见到顾颉刚，就请他来写学术文章。顾颉刚一口答应，当时他手头正好有一篇文字是和钱玄同讨论古史的，就将这篇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于《读书杂志》第九期上。在这篇文章里，顾颉刚第一次公开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
这一观点的提出，如同在史学界引爆了一个炸弹，一时间众说纷纭，一片哗然。多数人批评，少数人赞成。在这关键时刻，胡适撰文支持顾颉刚。在文章里，胡适对顾颉刚的观点给予了高度评价：“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此言一出，无疑为顾颉刚在史学界赢得一定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顾颉刚像“孕妇”，肚子里学问的“胎儿”甫一成形，胡适总能适时地给顾颉刚打上一剂催产针，仿佛这边“珠胎”刚“结”，那边已心有灵犀。另外，在顾颉刚“临盆”时，胡适还不辞辛苦充当“助产士”的角色，从而让娇嫩的“胎儿”顺利出世，健康成长。当初在课堂上，胡适给顾颉刚播下知识的种子，后来在社会上，胡适又帮他“产”下学问的“胎儿”。胡适对顾颉刚可谓恩重如山。
顾颉刚生活遭遇青黄不接时，是胡适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学业上陷入山穷水尽时，是胡适及时地指点迷津，碰上这样的老师，是顾颉刚一生最大的幸事。
“自从遇见了先生，获得了方法，又确定了目标，为学之心更加强烈”
老师关心弟子，弟子也爱护老师。1925年，顾颉刚得知“反清大同盟”欲将胡适驱逐出京，立即致信胡适，提醒老师不要因言惹祸，陷入无谓的纷争中：“要说话就单独说话，不要说话就尽守沉默。”
胡适“暴得大名”之后，一直游走于学术和政治之间，两头兼顾的结果是两边都不讨好。作为弟子，顾颉刚知道老师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1927年4月28日，他致信胡适，恳求老师一心治学，不要过问政治：“我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罢。”
其实，胡适何尝不想沉醉在迷人的学术中，只是他遭逢乱世，身份特别，即使他真的躲进书斋做学问，“政治”又岂能轻易放过他？
1929年，顾颉刚应傅斯年之邀赴广州中山大学任职，但两人相处很不愉快，一气之下，顾颉刚要辞职回北京，傅斯年不同意，两人冲突升级。胡适闻讯后，写信给顾颉刚予以开导和劝慰。顾颉刚接信后，很感动，就给老师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详细谈了自己的境况以及对未来的打算和安排：
我自小就欢喜研究，但没有方法，也没有目标。自从遇见了先生，获得了方法，又确定了目标，为学之心更加强烈。……
我这几年的烦闷，愤怒，希望，奋斗，我有一中心问题，便是想得到一个研究的境地。……这研究的境地，中山大学给我也好，中央研究院给我也好，燕京大学给我也好，我毫无成见。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供给我，我便用整月整年的工夫研究我心中蓄积的几个问题，并按日程用功地读书，增加我的常识。
顾颉刚从北大毕业后，由于刻苦用功，坚持不懈，学问日益精进，声誉日渐其隆。尽管如此，他对胡适依旧执弟子礼甚恭。遇到问题，随时写信求教。
1921年5月30日，胡适在给顾颉刚的信里，回答了顾颉刚关于《红楼梦》的一个疑问：
……至于你疑心《红楼梦》里的宝玉与《雪桥诗话》里的雪芹不像，我觉得并不难解释。凡是孤冷的人很少是生来孤冷的，往往都是热闹的生活的余波。周敦颐、程颢、张载多是做过一番英伟少爷的人，都反动到主静主敬的生活里去。阮籍、刘伶大概也是如此的。……
1933年5月30日，胡适在信里回答了顾颉刚关于“帝”“天”“九鼎”方面的问题：
关于“帝”字，我也认为“天帝”此字是世界最古的字，古义“帝”与“天”当相同，正如其音之同纽。……
关于古史，最要紧的是重提《尚书》的公案，指出《今文尚书》的不可深信。
“九鼎”我认为是一种神话。……
作为老师，看到弟子的学术问题，总是不胜欣喜，不过欣喜归欣喜，有问题，老师还是要随时指出的。
1935年5月，胡适读到顾颉刚《写歌杂记》一文，认为“很有趣味”，随后，他把读此文的“一点感想”，写出来寄给顾颉刚：
你解《野有死麕》之卒章，大意自不错，但你有两个小不留意，容易引起人的误解：（一）你解第二句为“不要摇动我身上挂的东西，以致发出声音”；（二）你下文又用“女子为要得到性的满足”字样；这两句合拢来，读者就容易误解你的意思是像《肉蒲团》里说的“干哑事”了。
“性的满足”一个名词在此地尽可不用，只说那女子接受了那男子的爱情，约他来相会，就够了。“帨”似不是身上所佩。《内则》“女子设帨于门右”，似未必为佩巾之义。佩巾的摇动有多大的声音，也许“帨”只是一种门帘，而词书不载此义。
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是一篇极有价值之作。此文引起了胡适极大的兴趣。美中不足的是，此文“余论”部分似有小疵，虽说瑕不掩瑜，但本着对学术精益求精的精神，胡适还是为此写了一封长函与顾颉刚商榷：
至于“观象制器”之说，本来只是一种文化起源的学说。
……你的驳论（六期，1044）太不依据历史上器物发明的程序，乃责数千年前人见了“火上水下”的卦象何以不发明汽船，似非史学家应取的态度。……事物之发明，固有次第，不能勉强。瓦特见水壶盖冲动，乃想到蒸汽之力，此是观象制器。牛顿见苹果坠地，乃想到万有引力，同是有象而后有制作。然瓦特有瓦特的历史背景，牛顿有牛顿的历史背景。若仅说观象可以制器，则人人日日可见水壶盖冲动，人人年年可见苹果坠地，何以不制作呢？故可以说“观象制器”之说不能完全解释历史的文化，然不可以人人观象而未必制器，乃就谓此说完全不通，更不可以说“在《系辞传》以后也不曾有人做出观象制器的事”。
老师谆谆教诲，弟子洗耳恭听。动人的文化传承，融洽的师徒关系，于字里行间流露无遗。这样的师承关系，这样的流风遗韵，如今已成绝响矣！
（选自《读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