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鸣:我是一名信仰跋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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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辛鸣的博容,赫然写着这样的字句:“我的博客与其说是个人当下私语,不若说是以个性化形式进行理论鼓与呼的历史轨迹,故定位为‘为思想立此存照’。而支撑这一定位的是 个共产党人的信仰 一个独立学者的理性,一个社会公民的良心。”
  那么,辛鸣是谁呢?一个学者?一个政论家?抑或是一个信仰坚定的老共产党员?
  
  一个学者
  
  辛鸣1 995年进入中央党校就在行政部门工作,他如今的职位是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调研处处长,这个职务也意味着自由研究之外,往往还要履行一个行政官员的职责,有时候,这会给他带来一些烦恼。
  “我常常处于两边不靠的境地,行政和教学科研这两方面在时间、精力能诸多方面往往相互牵制,彼此受累。”辛鸣双手一摆,无奈地说。
  然而,这双重身份又给他带来很多帮助,“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当代中国政治运行的体制与文化考察,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的党政领导干部。如果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展开研究,即使调查研究做得再深入,也难免雾里看花。而作为一个行政人员,身处其中,行政领域的酸甜苦辣,宠辱穷达身临其境,其体味之真切、其感悟之深刻,其认知之直观实是纯粹学者所不能。在这一方面,身在此山中更能识庐山真面目。”
  也正是对于官员身份的体味之真切感悟之深刻、认知之直观,让辛鸣往往能把行政职责与学理研究有机结合在一起,这在他的“领导干部看中国”调研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2002年以来,辛鸣以“领导干部看中国”为主题,每年都会发布自己的调研报告。报告收集各方面的党政领导问卷调查,归纳规律,有效展示了当下党政领导的综合素质与思想倾向。
  “我们经常会给在党校学习的学员发放一些问卷,在问卷上会要求他们说出自己最想说的话。当然,我们也会事先告诉他们这份报告是否会公布,公布到什么程度。”辛鸣的字斟句酌中透着谦逊,“我们就通过这些报告了解到我们想知道的东西。”不过他还是承认,“有时候,也会遇到很大的难度。”
  从搜集数据,到整理报告,辛鸣每次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历时数月,可见辛鸣对这个报告的重视程度。从相反的角度,或许也可以看出报告对于辛鸣的重要程度。藉由这个报告,他不但可以及时了解党政领导所思所想他们关心的最新动态,还能够以报告的形式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推动和影响这些党政领导并给社会一个尽量准确的官员面孔。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辛鸣所提交的报告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在换届之时,广大党员干部有什么期待?藉由调研,辛鸣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整体交接。这份报告以内参的形式进入中央领导的视野,被有关方面称为是“党内第一份反映党员干部希望中央领导集体实现整体交接”的报告,受到相当的好评。
  2003年度的调研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新政以“日新”为主题概括为“亲民、务实、科学、法治”8个字,2004年以“渐行”为主题概括为“自觉,果断,透明,活跃”8个字,2005年以“精进”为主题概括为“亲和、自信、公平改革”,2006年以“奠基”为主题概括为“谋篇布局,固本培元”,2007年以“应考”为主题为党的十七大预热。所有这些,都一一成为了当年官员报告的重头词。
  有关方面评价,辛鸣主持的这项调研,“不仅真实反映了党员干部的心声,还在导引党员干部的思想倾向,引领社会思潮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让大家更加迅速地把思想统一到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的各项政治决策上来。
  另一方面,这种调研也给了辛鸣敢于说话的底气。打开网络报刊,无论是涉及到“党内民主”的重大课题,还是“公务员申报财产”这类敏感话题,辛鸣的论说都能游刃有余,大胆辛辣,这,似乎也正是辛鸣栖身官场的重要因由。
  
  一个杂学家
  
  辛鸣在北京大学学了7年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依然是哲学无意中,他还成为了“制度哲学”的拓荒者。上网检索,“制度哲学”这一术语在辛鸣做博士论文之前鲜有人使用。辛鸣2005年出版的《制度论——关于制度哲学的理论建构》,可以说是我国学术界比较早的系统研究制度哲学的学术专著之一,2007年起更是主持国家社科课题“制度哲学研究。”
  这是一个鲜有人涉及的领域,辛鸣第一个将脚步踏了进来,也由此成就了政治哲学领域的一个先驱者。就在所有人都看好的时候,辛鸣赴武汉大学做博士后,方向又突然转向理论经济学。辛辛苦苦开创了一个领域,此时的遽然转身,让人不乏可惜之感。
  没有停歇,辛鸣又一次全身心投入到经济学的崭新领域。为了让自己真正入门,他甚至花了三年时间补学数学,别人做博士后研究一般两年,他却整整做了五年。扎实的研究让辛鸣受益良多。去年以来他对宏观调控,金融危机的一些见解独到的演讲更是被很多人追捧,以致网上甚至有人称辛鸣是“权威经济学家”。
  此外,辛鸣所涉及的其它领域亦为不少。如果留意他在报纸杂志上写的文章,又像是政治学与党建专业。“您在这方面的研究又从何而来?”辛鸣大笑说,到党校工作后,每天下了班就是他“3009夜大学”的上学时间,3009,是他办公室的房间号,专业是政治学与党的建设,学习方式是自学。恶补了三年,没有拿到文凭却收获了对这一专业的自信与发言权。
  对于多专业的涉猎,辛鸣的自我评价是“鼯鼠五技技而穷”,但争取做到从“技而穷”到“技而精”。辛鸣说,“我不愿意做局限于某一专业的学者,我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专业为中心展开研究。因为在党校从事政策研究与理论教学工作,不能满足于仅仅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而应该首先是多领域的“杂家”,然后再努力成为“杂家型的专家”。
  尽管辛鸣自己甘做一个没有专业的学者,他的学术实践历程事实上已经给他标出了专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发展道路战略研究”,藉由跨专业多层次的研究,从而在一个综合知识的层面上,研究整个国家与整个党的未来走向。
  
  一个政论者
  
  辛鸣在《哲学研究》,《经济管理》等专业权威期刊上发表了不少哲学与经济学专业论文,作为一个“学院派专家”已现雏形。可是近些年来,他却屡屡“不务正业”,把大量精力用在写作时政评论编写干部读本、进行理论宣讲上。在《人民日报》、《求是》《南风窗》等报刊杂志发表理论文章与理论时评200多篇,先后主编了《中南海议题》等15部党员干部理论学习辅导读物,为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党校和企事业单位讲授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及社会发展形势报告百余场。
  做这些事情所费的精力一点也不比写专业论文少,而且往往需要加班加点。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的编辑告 诉记者,有时评论某一刚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稿子必须在当期杂志刊出,但杂志第二天就要拼版了,他们打电话时都不太好意思,可是辛鸣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下来,而这意味着他又需要开一个通宵的夜车了。
  对此,辛鸣的解释是,一个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必须对社会上群众关注的现实问题有及时的反映,表明政党立场,阐明政策内涵,导引社会舆论。在这个时候来不及长篇大论构建体系也不能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而是要用短小精悍的话语写出来。“鲁迅当年甘心听将令为大众做”遵命文学我做些“遵命文章”、“遵命讲座”的杂役,亦示敬意,亦示心志。辛鸣说。
  
  一个有信仰的人
  
  选择做一个学者,杂家政论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做一个顺风顺水行政干部的机遇,放弃了做一个“术业有专攻”的学问家。当问到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时,辛鸣的回答明确而有力“信仰”。
  辛鸣从不讳言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甚至在很多时候故意高调宣示。这种姿态在这个时代会让人感觉有些特别。但辛鸣却认为“闷声发大财的观念在社会日渐蔓延的时候,信仰的真诚,信仰的坚持,信仰的执着尤为迫切。”
  当追溯自己信仰之源时,辛鸣回忆起了北大当年的激情岁月,他相信,正是那时的阅读与思考成就了他现在的模样。
  “我们那时候并不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疲于找工作,世故谋生计,所以也更容易多思多想。虽然也可能空思空想,却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劲头!那样的一种氛围,培育了我三样东西:理想主义,使命意识、批判精神,也铸就了我不愿走寻常路的人生境界。
  既然宣称自己有信仰,就要为自己的信仰去奋斗,哪怕放弃了一切:既然宣称自己有责任,就要为自己的使命付出所有,岂能患得患失;既然宣称自己有理想,就要朝着理想奋勇向前,勇于批判现实的不应该。虽然现实的一些行为可能还是有力量的,批判其是有风险的,但义之所在不得不为。辛鸣在现实中用自己的行为践履着自己的信仰,依然有着当时的那样情怀、那种执着,那股锋芒。
  “对一个人来说,断掉退路也是让自己信守信仰奋起前行的一种有效方法。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迫使自己不走寻常路。”辛鸣说。
  
  共产党人最大的力量在于彻底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您为什么特别地强调政党的信仰问题,并且对信仰的坚守执着如斯?
  辛鸣(以下简称辛):信仰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为什么党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什么样子,源于它的信仰。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中国共产党,就源于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与对共产主义的不懈追求。没有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还能是共产党吗?不追求共产主义的共产党还有必要存在下去吗?这些提问听起来好像有些惊世骇俗,其实就是大白话、大实话。
  当然,共产主义不是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体现在现实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就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最大多数人是“无产阶级”也好,是“工人阶级”也罢,称谓随着时代的不同可能会、也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但它必须确实是一个社会中的最大多数。
  信仰来不得半点含糊,也来不得一丝虚伪。不丢信仰之名却放弃信仰之实,可能会有暂时的蝇头小利,却终会导致政党大厦的坍塌。这在世界其他些政党的实践中是有血的教训的。
  信仰是旗帜鲜明的,信仰无需遮遮掩掩。信仰靠真诚而赢得尊重,靠坚定而得以实现。顾忌他人对自己信仰的不认同,试图靠“乡愿”去左右讨好,只能适得其反,为对手所瞧不起。
  青:您认为对于党的理论的探索与宣传,最重要的是抓住什么?
  辛:现在社会上群众对我们的很多理论阐述不满意,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一些理论解答老是遮遮掩掩,瞻前顾后,不能坚持逻辑的一贯与立场的一致。其实共产党人的理论最大的力量之源就在于它的坦白、它的彻底。只要把道理讲明白,谁都不是糊涂人,不论是普通群众还是既得利益群体。
  青:十六大以来,您编写了多部党员领导干部理论读本,受到了广泛欢迎,原因何在?
  辛:这大概与我们编写这些书的定位与着眼点有关。我们把这些书定位为理论读本,就是说介入理论著作与辅导读本之间的一种学习读本。它不是十年磨一剑的理论著作,不是以阳春白雪自居的学术著作,因为不故作深沉,不板起脸孔教训人。而是适当进行了一定的理论纵深,甚至还有些理论探索,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引发思考的东西。
  青:做党校的老师和做国民教育的老师有何不同?
  辛:在普通大学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而在党校,是老师与学员的关系。一字之异,迥然不同。党校学员学历不比老师差,行政级别比老师还高,在中国现实社会“官本位”的背景下,即使再尊重老师也会有说不清的微妙感觉;党校学员的实践经验比老师丰富,对很多社会重大问题有着比老师更直接更深切的感受,而对重大现实问题解答又是党校老师很重要的教学内容。这种反差导致党校教学难度很大。
  青:那怎样才能做一个好的党校老师?
  辛: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做一个能被学员从心里佩服,从背后敬佩,而不是当面场面上的客气与言不由衷的称赞,党校老师就必须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素质与能力。
  对现实问题的解读,既要时刻追踪,贴近实践,感受情绪,同时又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深层面的根源与背景。不停留于表面,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对理论问题的解读,既要有深刻的学术与理论支撑,但又用简单明白的话语说出来,让大家都能懂,都有兴趣听。正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
  此外,术业有专攻。党校教师相比党校学员,一定要在信仰的坚决,理性的坚持、良知的坚守方面处于高地。这样就能赢得学员的尊重,讲的内容也才有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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