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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人性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殊途同归，铺就了通向人治和无限政府的道路。西方文化中浓厚的幽暗意识和悠久的性恶论传统却促成了现代西方的法治文明和有限政府模式。性恶假设抑或性善假设都是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中求解人性。人兼有善恶的两重性，当代中国的政府建构必须兼备制恶与扬善的双重功能，克服传统政治中扬善有余而制恶不足的缺陷。制恶是扬善的前提和基础，扬善是制恶的目的和归宿。两者不可颠倒、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