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的共同话语，它的背景是“社会主义”碰撞“改革”，前景是现代化强国，而夹在其中的实践，“各庄有各庄的高招”。
　　深圳作为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区，深具象征意义。曾经，深圳的发展模式受到了不少保守人士的质疑，但是，20多年后，从国贸大厦、华强北再到粤海街道，深圳的“拓荒牛精神”已经成为改革开放的独特样板。
　　“共识”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东西。深圳的独特之处在于，在“改革共识”下，靠自身的摸索，为“改革开放”话语提供了更多的理解的可能，开拓了“改革开放”话语的内部空间。

极客圈

　　刘培超是个坚定的创业者。读大学的时候开始参加创客比赛，从中科院毕业后，他决定正式创业。2015年，刘培超和另外几位创始人在美国的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上发起活动。他们的轻量级机械臂创意，用50天的时间就筹到了62万美元。
　　这次成功给了他们信心。越疆科技的第一代机械臂产品DOBOT1.0面世，净重3千克，售价2000元人民币左右，而且支持用户的二次开发。DOBOT1.0更多面向普通消费者，用户可以用它泡咖啡、写字、画画、多色打印、灰度雕刻……
　　“客厅经济”是刘培超发力的方向之一，随着成本的降低，机械走进家庭，端茶倒水、洗衣做饭，极具消费潜力。同时，工业领域更是机械臂的用武之地，德国大众、日本丰田和索尼，都是越疆的客户。刘培超告诉《南风窗》记者，他们的机械臂實现了全技术链自主研发，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客户的使用门槛。
　　目前，DOBOT系列产品已经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超过200项专利。
　　刘培超的办公室位于深圳南山区塘朗工业区，他选择深圳的原因很简单，这里是原料地和制造地。“过去做个东西，要先发到深圳去做，然后再从深圳发回来，所以干脆就建在深圳。”这是深圳的完整制造链的基因决定的。过去在华强北，一张图纸，用7天就能变成一部手机。
　　而李天驰创建“编程猫”，和自己的编程经历有关。1998年，第二波技术教育普及时，他开始学习编程，十分渴望得到老师的指导、同伴们的交流。上了大学，在编程社区里，他深感收获良多。“这是教育的一个环节吧，老师跟学生，学习者跟学习者，都需要沟通和交流。”
　　少儿编程社区“编程猫”由此诞生。社区里保留着互联网1.0时代的热烈气氛，产品是开源的、免费的，用户发表见解，组队PK，还吸引了不少来自马来西亚、越南、中东的小用户—据说是受到了华为等企业驻外工程师的子女的“感染”。
　　编程猫是自主研发的适用于中国6-16岁少儿的编程工具矩阵，拥有独立知识产权，其中包括2D、3D图形化编程工具，以及可转换图形化编程语言的python代码编程工具Wood编辑器。目前用户超过1千万，合作学校超过7000家，4年来融资6亿元，并将于两年内规划IPO。
　　李天驰告诉《南风窗》记者，他的初衷，并没打算做在线培训产品，去赚家长的钱。家长的付费热情十分高涨，一度让他担心付费后，编程反而成了一种家长意志，而不是孩子发自内心的热爱。“我想的是用编程来激发大家的创作热情，打造一个青少年的创作社区。”
　　2015年回国后，李天驰和创业伙伴先后走访了北京、杭州、厦门。最后，综合考虑了环境、交通压力、人才密度和城市辐射量后，他们在深圳创办了公司。李天驰还补充说，创始团队里有外国朋友，而深圳对外国人的工作许可也较为宽松。
　　一直深耕科技领域的松禾资本创始合伙人厉伟告诉《南风窗》记者，他在90年代初就来到深圳，把这里当作了第二故乡。他认为，深圳的发展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对标国际一流城市，深圳的营商环境也走在全国前列。

“华强北”曾是“深圳梦”的代名词，是想法超前的“淘金者”大显身手之地，见证了中国电子业与通信业的兴起。

　　深圳有一点和硅谷很像，就是总能吸引极客的关注，或者说博得那些专注于自身爱好并利用技术实现它们的疯狂人士的欢心。这是深圳的特别之处。

试验田

　　特区之“特别”，是由于得到了更多的“宽容”，试错的成本更低—这也是它成为“试验田”的原因。敢想、敢做，是深圳改革之路上的两个重要关键词。
　　老黄是当年“蛇口风波”的亲历者，1988年1月13日，他坐在蛇口招商大厦9层的会议室里时，只有25岁。“当时主要争论的是‘淘金者’。三位北京来的专家，是有点贬低蛇口青年的意思的，认为我们思想落后，其实是指我们一心赚钱，贪图个人利益和个人享受，没把思想建设挂在嘴边。”
　　老黄告诉《南风窗》记者，“你们这代人，可能觉得这些话不值一提，还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但是，这在当时就是蛇口人、深圳人和很多保守派的差别，我们敢想敢说。”“事实证明，我们也想对了。市场经济，个人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动力。”
　　老黄的个人经历就是珠三角的时代缩影。20世纪80年代，他做玩具批发生意，拿的是香港客户的订单，工厂设在佛山。90年代到2010年，他在“硬件硅谷”华强北有三个柜台，卖被动器件、光学元件和逻辑处理器。
　　“华强北”曾是“深圳梦”的代名词，是想法超前的“淘金者”大显身手之地，见证了中国电子业与通信业的兴起。1979年，粤北兵工厂迁入深圳，取名华强，于是有了华强路，福田区深南大道北和华强路东这一片20万平方米的电子通讯集散中心，统称华强北。这里分布了50多个电子市场。72层的赛格广场是华强北的地标。没有电商、运营商概念的年代，华强北是全国电子零售商的“圣地”。 　　依靠内地涌入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为方式，华强北形成了从元器件到研发、生产、组装的制造产业链。而且，90年代电子市场的形成，补上了贸易这一环。华强北既是源头，也是终点。
　　“亿万富翁有几十个吧，千万富翁、百万富翁数不过来的，像神舟电脑的吴海军、TP-LINK路由器的赵建军、腾讯的马化腾，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老黄说。“我的生意最好的时候还是2004年到2008年。”
　　老黄的说法得到了数据的验证。2003年，联发科突破了诺基亚的芯片技术，推出了第一款单芯片手机解决方案。智能手机可以被“复制”了。一夜之间，华强北的“山寨”大潮涌起，全国最偏远的地区的消费者，也拿上了华强北销售的“山寨机”。2008年，全国80%以上的手机生产厂家汇聚于深圳，全球60%以上的手机产自深圳，单是明通数码城的出货保守数字至少是一年3000万部。那一年10月，华强北拿到了“中国电子第一街”的称号。
　　“现在华强北也变了，有很多孵化器。”老黄说的包括全球最大的孵化器HAX，2013年把总部搬到华强北。从电子市场转型到众创中心，主要是因为华强北的智能硬件集散功能基础雄厚，而且成本低廉，配套完善—华强北依然有以电子业为中心、多元化发展的前景。
　　“我不算什么弄潮儿”，现在只以“房东”身份示人的老黄笑了，他的朋友圈充斥着“如何精心烹饪一顿好菜”的照片，有点“功成身退”的意思。“真正的弄潮儿现在在粤海街道，网上也是这么说的吧？华为、大疆这些，它们是深圳的方向。”

示范区

　　2019年，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火了”。有网友戏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不是针对整个中国，仅仅是针对粤海街道。
　　粤海街道，面积不到15平方公里，在20年内聚集了中国最顶尖的各类科技公司，包括华为、腾讯、大疆、中兴、创维和TCL等科技巨头的总部或研发大楼。这条街道，2018年创造的GDP高达2500多亿元人民币。截至2019年6月，南山区共有156家上市公司，超过一半都在粤海街道。南山区培育的14家独角兽企业，有9家坐落于此。
　　“北有中关村，南有科技园。”粤海街道的过人之处，主要在于科技园区。
　　很多创业者进驻科技园，就是因为龙头和小企业的集群效应，提供了丰富的生态系统。而且，从大公司跳出来的“老手”，加入初创公司，能很快把大公司的成功经验转化为小企业的动能，假以时日，小公司就会发展壮大，更上一层楼。而领域更加细分的小企业，也为整个产业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补充性产品和服务。
　　像雷柏科技，很多员工来自华为、飞利浦和中兴。像丰巢的创始人，也来自顺丰、腾讯。很快，它们都顺利上市。一名在金证大厦上班的员工告诉《南风窗》记者，“在深圳工作的选择性很多，很灵活，只要看准时机，机会是很多的。”

深圳的产业重心，从罗湖的国贸大厦，到福田的华强北，再到南山的粤海街道，沿着深南大道，由东向西拓展，并越来越具有国际性的地位，国际性的视野。

　　深圳的产业重心，从罗湖的国贸大厦，到福田的华强北，再到南山的粤海街道，沿着深南大道，由东向西拓展，并越来越具有国际性的地位，国际性的视野。40年来，深圳的每一次产业转型都“因时制宜”，而背后的优势比较稳定。
　　首先，深圳的特区地位及“强财政”特征，保证了其有充足的资金来支持本地科创企业度过初期的艰难时刻。而且，强财政也保证了城市具有更整洁优美的自然环境，周到细致的公共服务，包括给初创企业提供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小型制造车间。2019年上半年，深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高达2132.1亿元，相当于珠三角（不含港澳）的半壁，只比其他八个城市的总和少188.8亿元。
　　其次，“企业才是主人翁”的思想深入人心，政府不干扰企业发展。越疆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刘培超告诉《南风窗》记者，自2015年公司创办以来，“没和政府打过交道”。想要申请创业补贴、享受政策优惠，只要登录行政服务中心的网站，按照網上的流程，一步步申请就可以完成。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表示，在深圳，90%的创新企业是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研发投入来源于企业，90%的职务发明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承担，这“6个90%”确保企业成为深圳研发创新的主引擎，推动深圳产业向全球创新链、价值链上游攀升。
　　另外，深圳的金融背景雄厚。除了靠近金融中心香港，2009年创业板又在深交所推出，为深圳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融资机会。同时，深圳的投资机构数量更多，超过北京和上海，而且它们的“胆子”更大，方向更加灵活。
　　松禾资本投资总监冯泓告诉《南风窗》记者，深圳的投资机构和深圳这座城市一样，敢为天下先，尤其在科技领域。在看准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尚未商业化的时候，而且暂时没有实现量产，深圳投资机构会认真评估风险和收益。其他地方的投资公司也许会观望许久，等形势明朗再出手，那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
　　当然，也正因为处于科技和企业创新的前沿，在中美贸易摩擦仍起伏不定的时候，当地的软肋也暴露了出来，比如很多科技型企业技术门槛很低，核心技术也存在较大瓶颈，基础性研究比较缺乏等。
　　这个坎如果闯过去，深圳的传奇必将再增加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