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广大，1935年生，广东南海人。历任广东省南海县县委书记， 佛山地委常委、佛山专员公署副专员兼财办主任，珠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市长，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
　　从1983年到1998年，梁广大在珠海一干就是16年，成为中国经济特区里主政时间最长的官员。在主政珠海期间，梁广大大搞基础设施建设，举债投资在全国来看都是数一数二的大项目：珠海国际机场、伶仃洋大桥、广珠铁路、珠海港、珠海航展、珠海国际赛车场……时至今日，有关当年举债发展的争议仍不时见诸报端。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主政时期，珠海机场、广珠铁路、伶仃洋大桥等一批大项目都是采取举债建设方式，曾经引发社会热议，你怎么看待这种声音？
　　梁广大：我刚到珠海时，当时财政也就几千万，干部、教职工发工资都是靠省政府补贴，整个珠海工农业总产值不到1个亿。当时中央扶持也少，各部委也没有像对深圳那样参与珠海特区的开发，中央只是分三年给了2700万元特区开办费，特别缺乏资金。
　　没有钱怎么办？借！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杀出一条血路。
　　于是，我带了5家银行的行长去北京求助，找人民银行行长、农业银行行长等人，1984年借了2个多亿，1985年也向外资银行借了5亿多……把这些项目抵押，再向银行借、向外资企业借……
　　用这些钱，珠海搞了很多工程，有大机场、大港口、大型水厂、大电厂……综观全世界，没有机场、没有港口、没有铁路、没有能源基地这些要素，是不可能造就有影响力、有辐射力的大城市。跳出珠海看珠海，把珠海放在华南乃至更大的大棋盘上，倘若不打通陆、海、空，珠海就是“死棋”。
　　一些人总是质疑说小小珠海搞这么大机场，不太了解实情。珠海机场不为珠海，开始准备跟澳门合作，后来澳门不干了，我们自己干。我们把珠海定位成珠江西岸大经济区，珠江西岸1000多万人口，另外还有几百万的华侨，当时进出澳门的都是到广州坐车过来、到深圳坐船过来，如果把广州深圳都转过来，再考虑澳门回归因素，当时我们预测就是这样的。现在拱北口岸已是第一大关口，每年进出澳门的通关人次很快就要过亿了……
　　通过国内外银行的借款，珠海初步解决了资金问题。高兴了一阵子，借的钱到期了，要还了。怎么办？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
　　我发现，开发区搞到哪里，房地产商就搞到哪里，房子很快卖出去，房地产商赚了大把的钱。于是，我找来房地产老板，跟他们说，如果没有政府投资市政、改善环境的话，你们是不可能这样赚到钱的，你们要上缴啊。他们点头答应了，可是当年没有上缴，再过一年还是没有动静。我觉得受骗了，不能再让地产商这样到处圈地。
　　1984年我们开始把珠海的整个范围内土地实行统一管理，把土地留一部分给农民、根据不同村队可以预留10%、20%、30%不等，其余的土地由政府预征，实行统筹管理。政府预征后，农民可以继续耕种，一分钱不收，等政府要用了，就收回，补齐青苗款。另外，还给农民预留了日后第三代80、100、150、180平方米不等的宅基地。
　　政府掌握了土地，通过七通一平，把毛地变宝地，升值后再出让，从中收回投入的基础设施款项还有结余。可以说，从长远考量上为珠海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找到了一条门道。
　　珠海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运营城市”了，土地政策属于全国首创。当时我们花了几十个亿，把珠海的可征土地全部控制起来，到1989年征收完毕，拥有土地大约有上百万亩。当时上海市的领导来找过我几次，专门问我怎么利用土地。浦东开发，大家都以为中央给了上海多少钱，其实主要还是他们懂得经营和利用土地，自己发展。只要把土地经营好，懂得爱惜利用土地，就有资金。
　　现在，一些地方任其地产商大片大片地圈地，我看了就心疼，我经常与农民在一起，土地可是他们生存的根基，地产商怎么会考虑农民的长期生计？珠海的土地基本上掌控在政府手里。现在看来，如果当时不做这个改革，珠海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是优质资产，是有回报的，即使借几千个亿也值得。现在往往只讲债务不讲资产，这是不太公正的事情。
　　我离任时，珠海一共60多亿的债务。而珠海办的这些企业，那么多的基础设施，包括政府掌握的资源，在我离任后审计评定价值有2000多亿。
　　
　　还有，我们通过珠江水利委员会专家帮我们科学规划，围海造地60多万亩，现在值多少钱呢？
　　有些同志估算，珠海资产资源起码有6000~7000亿元。
　　你搞项目，有没有效益？有没有市场？只要有市场有效益，该举债就举债，如果没有效益、没有市场，我认为这些项目你一分钱都不要借。
　　第二个，你举债，有没有资产来抵押？如果地方政府有资产抵押，我感觉这个债不怕。最可怕的是，没有市场、没有效益、也没有资产抵押，你就不要搞了。如果这些条件都有的话，我认为要干脆一些，该举债就举债，因为不举一点债就建设不起来，就错失良机，而有些不该举债的就坚决不举。
　　《瞭望东方周刊》：珠海过去30年在珠三角显得有点特立独行，因为珠海走的是一条不同于深圳等珠三角其他城市的路径。而从你的经历来看，你也曾经在南海、佛山等珠三角其他城市工作过，为什么你主政珠海，却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门径？
　　梁广大：我来珠海之前曾在南海当了十年多的县委书记，粉碎“四人帮”后，南海大力恢复农业生产、放手大搞多种经营、大办社队工业，很快就成了全国的首富县。社队工业虽然发展经济迅速，但我发现，这样发展下去也存在较大隐患。
　　如平洲公社叠北大队，过去这里的河流原是农民冲凉、洗菜洗衣服的，后来我离任南海的时候去看，毛巾厂排的水都流进河里，整个水渠全都变成了朱红色的啦。又如，大沥公社水头大队，我印象非常深，他们用旧的牙膏皮炼铝，也有用旧的电缆炼铜，我看了一下旁边的河流都是红的，还冒黄烟……如果问我在南海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尽管经济搞上去了，大家吃饱饭了，但感觉在环保问题上认识迟了一点，对不起乡亲，不能再这样搞下去。
　　到珠海后，我就决定，珠海搞工业一定要设门槛。当时，漂染厂、制药的小玻璃瓶厂、皮革厂、化工厂、炼油厂、造纸厂、毛纺厂、电镀厂、水泥厂等等，很多项目都被我否决了。
　　1988年的时候，台湾有个炼铝厂有意想投资几亿搬到珠海斗门县，我们看了他们的投资资料，一点防止污染的环保设施都没有。当时斗门县很穷，副县长不断到我办公室、甚至我家里，说可怜可怜我们斗门吧，我们太穷啦！批准我们吧。我说我正是可怜你们，如果不可怜你们，批准了，你们受不了也翻不了身。炼铝厂污染很大的。放在我们这，整个斗门起码三分之一的土地可能受到污染。类似这样的大项目我取缔不少，光是大小采石场就关停了200多家，为此政府赔偿了十几个亿。
　　有人说我让珠海失去了第一桶金，我说我保护了珠海的第一桶金，保护了珠海的环境，用钱也买不到。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小平同志92南巡的亲历者，小平南巡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梁广大：大家都知道小平同志的92南巡，实际上小平同志有两次南巡，第一次是1984年。当时特区面临很多阻力，说什么特区复辟资本主义、特区除五星红旗以外全变了颜色，甚至有人认为特区就是租界，特区不能再办下去等等。特区干部压力很大，外资来考察洽谈都不敢主动，不敢与外资老板接触，怕运动一来“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但是1984年，小平从深圳坐着一艘炮艇过来。我们在车上向他汇报，他只是听，也不发表意见，很严肃。直到后来参观毛纺厂、电子厂，才开口问原材料哪里来等问题。后来在宾馆，我们请他题词鼓励，他答应了，最终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
　　一个多月后中央特区工作会议召开，明确办特区的四个窗口作用，我们心中有数了；明确特区不仅不收，还要继续放，还要扩大到14个沿海城市；明确改革开放不要受“左”的思想影响。
　　今年是小平同志92年南方视察二十周年，珠海特区研究会在整理小平南巡在珠海的录音、图片等资料时，愈发感触深刻。
　　最深刻的是，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和诠释、发展速度和共同富裕路径，这些都是划时代的。
　　还有一点，现在感触特别深，小平同志早在二十年前就预言了欧洲危机问题。小平同志当年在珠海南巡时语重心长地分析说，我们不能学西方搞高福利社会：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他们搞高福利社会，由国家承担，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要搞高赋税，一搞高赋税，企业就承受不了，企业就往外走。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了，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越来越大。谁要动它谁要改变它，谁就经受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