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亚洲·亚欧美策展案例展”一副掏心掏肺的样子。它汇集了国内外近年来24个与亚洲问题有关的展览策划案。把提案文本、现场纪录、布展手稿、3D效果图甚至是策展人与艺术家的通信都公布，对公众来说，或许是一次对“策展人”工作的重新认识—原来策展人并不是把作品挂上墙、摆放出去而已。
　　本次论坛聚集了80多位世界各国的馆长、策展人，在“亚洲”这个议题下，演说各自的提案。他们遇到的，许多是实际操作上的问题及发现。
　　菲律宾国立博物馆助理馆长安娜遇到的问题是，许多土著艺术作品并无法用艺术教育系统常见的、西方的艺术视角来解析：不论是创作思路，甚至是材质都如此特殊，难以找到对照。她需要寻找合适的阐释。所幸她尝试了民族志的方法，这种来自于人类学常用的方式，摒除既有的偏见去做田野调查，反而获得了更贴近本土更客观的结果。
　　而资深策展人小林仁所在的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需要思考的，则是展示方式上的突破。在他们那里，出土的陶瓷甚至是瓷片，都不再仅仅是考古文物，以传统博物馆的方式陈列，而更多是作为艺术品来展示。
　　圆桌论坛经过一段时间对“策展人”定义及各自在实际操作中的问题探讨后，才回到了主题，“亚洲经验与亚洲意识”，但这显然是更难解释和得到答案的议题。
　　1993年开始的亚太当代艺术双年展、2006年开始的亚洲美术馆馆长论坛等，都已在讨论亚洲议题，广东美术馆这些年也已经多次讨论“亚洲”。第三届广州三年展“向后殖民主义说再见”，从标题上就指向要与西方的一套拉开距离，在当时的闭幕期间有一个题为“与后殖民说再见VS后西方社会”的国际论坛，对广州三年展以及同期在亚洲发生的多项国际大展反思，但到了第四届广州三年展启动展“元问题”，即使有“版图移动：东盟与中国10 1”的专题板块，宏大哲学化用语似乎又把西化带回来了。
　　这一次，这螺旋状前行的议题再次被提出。这次的论坛想把事情落于更具体的“策展”上，也是作为广东美术馆打算发起的“亚洲美术馆双年展”的前期准备。但讨论一开始，就结结实实地撞上了两个看似基本但难以说清的问题：什么是亚洲？什么是亚洲艺术？
　　广东美术馆馆长罗一平在论坛发言里，用问题回应问题：“什么是‘亚洲’？是地理位置上的亚洲？还是经历了持久、稳固的历史演变而导致的共同文化认同方面的亚洲？”、“什么是‘亞洲艺术’？由于亚洲的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的不同，亚洲艺术的艺术实践形态必然不同，‘亚洲艺术’能够展现出共同的‘亚洲文化’特征吗？亚洲有整体的艺术发展线索，并以此呈现清晰的亚洲艺术面貌吗？”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国际项目主任、资深策展人李文森也参与了讨论，“这些定义需要点时间，你看，策展人怎么界定，都会受到批评，但是个好开始”。他的确看到，近年来，一些西方的美术馆、博物馆设置了亚洲部或专门负责亚洲的策展人，以统筹多个亚洲国家的艺术品事宜，从实践的角度上看，因为亚洲的国家众多，需要统筹，而策展人走到这一步，也就自然思考起什么是“亚洲”。
　　而有嘉宾却觉得大家的思考方式过于知识分子了。安娜说，她曾与一个艺术家聊天，问他觉得自己是不是菲律宾艺术家、亚洲艺术家，对方理所当然地说，我是菲律宾人，当然是了。新加坡国立美术馆策展及典藏部主任刘思伟也提到另一种类型，许多艺术家排斥或者不在乎包括亚洲在内的各种标签，不想被限制。
　　但对“亚洲艺术”的担忧是有理由的。尽管这些年亚洲地区的双年展、三年展蓬勃，罗一平说，不管是上海双年展还是广州三年展，都致力于国际化，表征大国际胸怀，它的缺点也可能出现，这些展览和欧美的双年展、三年展面孔相似，本土性探讨得不够。
　　印尼日惹艺术学院策展人苏瓦尔诺的提案缓解了焦虑：“艺术品和艺术家总是和周边的很多问题互相联系。”这样看来，艺术家所在的环境自然会对艺术作品打上特有的印记，也许如何发现、展示鲜活的艺术、讲好亚洲故事才是问题所在。亚洲是什么，亚洲艺术是什么，都还需要长时间的实践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