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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中南海里的迎春花开得灿烂如潮。一天傍晚，我坐在湖边，湖里的鱼儿三三两两的蹦跳着，几只乌龟在岸边伸出头来打量着我。看着它们，我在想，它们是幸福的、安逸的。因为不会有人拿诱饵引诱它们上钩，然后带回家红烧油炸。
但是，它们的世界只是这一池春水，它们的自由也只局限于这一片湖岸之中。我呢？要走了，要从这红墙深宫中走出去。走向哪里呢？走向改革开放中的社会。
这样的时代是让人心潮澎湃的时代。人的心动了，屁股就坐不住了。曾经日夜梦想的京城红墙的生活突然变成了索然无味的日子。“下海”这个词在脑海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
坐在中南海的湖边，我心中在犹豫，七上八下。要从中南海走出去，下到市场经济的大海里，是一次天上地下的命运抉择。
但是，我已经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不可阻挡的到来。正因为在中央部门工作了10年，我坚信中国共产党的决心绝不会改变。那就是，改革开放，推动民族复兴、国家富强。
这是一个让人激动的年代，也是一个万众一心的年代。我下决心，走出这个红墙大院，把自己抛向当时不知未来的命运中。
今天，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顾这些年的打拼，感慨万分。从个人的角度，我有三个方面的收获。
从“体制人”变成“新人”
美国的社会学家丹尼尔在讨论资本主义的崛起时，把企业家划到了“新人”的行列。他这么说：“现代主义精神像一根主线，从16世纪开始贯穿了整个西方文明。它的根本含义在于：社会的基本单位不再是群体、行会、部落或城邦，它们都是逐渐让位给个人。这是西方人理想中的独立个人，他拥有自决权力，并将获得完全自由。”
随着这类“新人”的崛起，开始了对社会机构的批判（这是宗教改革的显著后果之一，它首次把个人良知遵奉为判断的源泉），对地理和社会新边疆的开拓，对欲望和能力的加倍要求，以及对自然和自我进行掌握或重造的努力。过去变得无关紧要了，未来才是一切。
“新人”的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经济领域出现了资产阶级企业家。他一旦从传统世界的归属纽带中解脱出来，便拥有自己固定的地位和摄取财富的能力。他通过改造世界来发财。货物与金钱的自由交换，个人的经济与社会流动性是他的理想。
企业家和艺术家双方有着共同的冲动力，这就是那种要寻觅新奇、再造自然、刷新意识的骚动激情。
资本主义是靠“新人”企业家进入了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呼唤着自己的“新人”企业家出现。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培养一代具有竞争能力和价值观的商人或者是企业家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新鲜事。这是一个民族的补课工程。从体制出来，就有了“重新做人”的机会。下了海，在商场打拼，是一个民族全新的实验。
我是一个从黄河边带着梦想来到京城的人。作为一个幸运儿，从大学一毕业就在体制的顶层部门工作，这是千百万青年不敢梦想的人生机会。
但是，当我在红墙内规规矩矩地工作时，改革开放的大潮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席卷而来。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中国将会遇到什么。但是，人们的心都动了，因为那是这个民族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新人”的声音在召唤着，吸引着我加入新人的队伍。因为是新人，遇到的都是作为一个体制人所无法想象的挑战和困难。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新人”几乎人手一本《胡雪岩》。
為什么呢？首先，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的寻租行为是普遍的。大量的行政权力在政府部门手里，那些“批文”、“指标”就是发财的机会，大家都在和权力纠缠。在这方面，胡雪岩成了一个非常晦涩的榜样。其次，从体制内出来的人一穷二白，赤手空拳打天下，自然就羡慕起胡雪岩从一个学徒做到红顶商人的奇特经历。
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前期，“新人”们还没有机会建立起正确的商业价值观，这也是在改革开放后期直到现在党和国家政府大力反腐倡廉的重要起因。
庆幸的是，我在中宣部工作10年，受到了老同事、老领导的深刻影响。那时候的中宣部是个典型的清水衙门，是改革开放中意识形态斗争和纠结的中心。人们都在为党和民族的走向操心，都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这种作风和教育影响了我。
所以，当我成为无依无靠的“新人”后，没有热衷于“官商勾结”，而是老老实实从一个学徒身份开始商业活动。那时候，用仅有的几百块钱开始印制名片、贩卖玩具娃娃、倒卖茶叶，在中关村折腾复印机、办公用品。
那是一个人人经商的年代，也是一个人人夜不能寐的年代。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赚到钱，也不知道如何养老，天天是夜半惊梦。那些日子里，我焦虑得胸背疼痛，头皮疼得揪一根头发都如针扎。
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没有再想着回到红墙后面。每当我骑着自行车路过中南海时，我都想沿着中南海绕一圈，再看看我熟悉的大门。但每当产生这个念头，我都骂自己，你这个“笨蛋”，退缩了？
现在想起来，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成就了我这样的一代“新人”们。因为坚持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上商机多了。只要你坚持，出来的人都有机会成长起来。
所以，像我这样毫无概念的“新人”幸运地走了过来。当我拿到第一块地时，我就变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第一桶金开始闪闪发光；当我进到第一个古村落时，我又成了旅游行业的“新人”，于是就有了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当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在冰岛投资的时候，就有了轰动性的中国人在海外投资的故事。
这一切的一切，都要感恩我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辉煌的40年。这也是我必须向这个辉煌的40年致敬的个人原因。
从艰苦奋斗的一代人
到国富民强的一代人
我跟这个民族一样，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的家庭也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我的父亲，因为现行反革命罪在监狱自杀，我的母亲，靠着一辆板车拉土卖钱，养活我们4个孩子。 上世纪60年代，我每天饿得从炕上掉到地上就爬不上去了。后来，我的母亲在工地值夜班，煤气中毒去世。我成了一个流浪儿，偷鸡摸狗，在街头打架。生命低贱的、肮脏的，蝼蚁般生存。
我至今不能忘，每个礼拜我的“生活大事”是在街头等待一个邻居傍晚归来。他是一个饭馆的厨师，每次都背回来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剩骨头。这些骨头上没有肉，但我们这些孩子还是要抢。因为那个骨头里的骨髓是“人间美味”。
骨髓被石头砸开后，里面有很多蛆，我们把蛆用草棍剥去后，吸吮甘露一般把骨髓一吸而光。那时候命贱，从来不闹肚子，现在想起来，也是一种进化吧。
有一次，我哥哥带我去一个大车店里偷豆饼。墙很高，我哥哥和小朋友把我托起来进了马棚。我个子虽然很小，但还是因为饿，冲到马头下面，从马嘴里抢豆饼。
突然，马车夫来了，我哥哥和小伙伴蜂拥爬墙逃跑，留下了我，在马肚子下打抖。马车夫本来举起手要打我，但看我大哭不止，又深深叹了口气，转身从马槽里拿了几块豆饼塞在我的手里，把我领出了马棚。
看到了我手里的豆饼，小伙伴们一拥而上全部抢光了。现在想起来，这段不堪回忆的日子，已经没有苦的味道了。但是，那种做人的耻辱，一直深深印刻在我心灵深处。
这是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常常独自一人坐在中南海的湖边默默无语的原因，也是我不甘心一輩子在体制内安逸度日的原因。我常想，我吃过那么多苦，受过那么多侮辱，我的命是捡来的，决不能就这样图舒服安逸度过一生。
改革开放的大潮，给了我新的人生机会。我想，既然那么侥幸活过来了，也说明我必须再去打拼一场才是命有所值。打拼的结果，就是我有钱了。当我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挣到钱的时候，我无法衡量这种巨大的财富对我生命的意义。
虽然，我在机场宁愿等着上飞机要水喝，也不愿意花钱买瓶水，但是，财富让我从内心感觉到了安全。现在的年轻人创业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为了与别人竞争，是为了比别人更有钱。但我们的财富的感受却是来自于苦难和贫穷。 一代人，就这样从艰苦奋斗的一代人成为国富民强的一代人，获得了财富意义上的自由。你可以在全世界旅行，你也可以一次次去登珠峰，还可以在夜里睡得很安稳。这是一个穷人在改革开放40年中的传奇故事。为此，一万年也应该向这个伟大的40年致敬。
从一个“偶然成为的人”
到一个“可能成为的人”
改革开放40年，最伟大的一条，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增加，也是整个社会秩序和法治的重建过程。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开始，人们都是一种“偶然成为的人”。他的意思是，这时候的人还没有经过道德的驯化。但他一旦认识到自身基本本性后，具有了道德意识后，他就成了“可能成为的人”了。而这种人就是拥有最好生活方式的人。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商业活动，和我们作为“新人”的介入，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原罪”。
因为市场经济具有“原罪”要素，这需要伦理和道德的引领。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这一代在改革开放中走过来的企业人士都应该继续努力，去成为一种“可能成为的人”。
现在社会的一个大的特点是道德的标准多元化。我们急需除了法治之外，重建我们的传统文化体系。比如，儒家学说、佛教伦理。我们需要一套共同的道德标准来解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谁是好人，谁是坏蛋。这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40年后，面临的新挑战。
在这40年中，企业的经营者把狼性发挥到了极致。企业经营中的困难和挫折再也不能让我们屈服和退让了，这是这一代企业家的坚强性格。
我现在不会再夜半惊梦，为什么？因为再难的企业转型、再大的商业格局的变化都不能让我寝食不安，因为这40年，我们就是从不确定的状态中走过来的。
在这40年中作为走过来的人，我们回首往事，谁的内心能没有遗憾呢？做房地产的，都要经历那些不堪重负的项目发展过程；做旅游的，都要面对与老百姓争利或者博弈的场景。
企业的生存是残酷的，所以你不可能做天使，但是我们有责任从天性的、自然的、狼性的“偶然成为的人”的状态中摆脱出来，重建我们的商业规则，这就是从“狼性”的竞争中找到一条共同发展之路。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自己放在英雄的位置上，也不能把自己置身于了不起的企业家精神的平台上，而是要勇于面对自己，要敢于说我们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时代骄子，而是改革开放40年的受惠者，是这个民族的幸运儿，是国家、社会的受益者。
所以，我们要在当下的新经济时代来临的时候，在一种历史性的“清零”时刻，勇于面对未来。
首先，把自己的一切骄傲、自满、经验和经历“清零”“清空”。从财富的追求转向精神的建构，探讨一代企业家成为“可能成为的人”的道路。
但是，它们的世界只是这一池春水，它们的自由也只局限于这一片湖岸之中。我呢？要走了，要从这红墙深宫中走出去。走向哪里呢？走向改革开放中的社会。
这样的时代是让人心潮澎湃的时代。人的心动了，屁股就坐不住了。曾经日夜梦想的京城红墙的生活突然变成了索然无味的日子。“下海”这个词在脑海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
坐在中南海的湖边，我心中在犹豫，七上八下。要从中南海走出去，下到市场经济的大海里，是一次天上地下的命运抉择。
但是，我已经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不可阻挡的到来。正因为在中央部门工作了10年，我坚信中国共产党的决心绝不会改变。那就是，改革开放，推动民族复兴、国家富强。
这是一个让人激动的年代，也是一个万众一心的年代。我下决心，走出这个红墙大院，把自己抛向当时不知未来的命运中。
今天，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顾这些年的打拼，感慨万分。从个人的角度，我有三个方面的收获。
从“体制人”变成“新人”
美国的社会学家丹尼尔在讨论资本主义的崛起时，把企业家划到了“新人”的行列。他这么说：“现代主义精神像一根主线，从16世纪开始贯穿了整个西方文明。它的根本含义在于：社会的基本单位不再是群体、行会、部落或城邦，它们都是逐渐让位给个人。这是西方人理想中的独立个人，他拥有自决权力，并将获得完全自由。”
随着这类“新人”的崛起，开始了对社会机构的批判（这是宗教改革的显著后果之一，它首次把个人良知遵奉为判断的源泉），对地理和社会新边疆的开拓，对欲望和能力的加倍要求，以及对自然和自我进行掌握或重造的努力。过去变得无关紧要了，未来才是一切。
“新人”的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经济领域出现了资产阶级企业家。他一旦从传统世界的归属纽带中解脱出来，便拥有自己固定的地位和摄取财富的能力。他通过改造世界来发财。货物与金钱的自由交换，个人的经济与社会流动性是他的理想。
企业家和艺术家双方有着共同的冲动力，这就是那种要寻觅新奇、再造自然、刷新意识的骚动激情。
资本主义是靠“新人”企业家进入了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呼唤着自己的“新人”企业家出现。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培养一代具有竞争能力和价值观的商人或者是企业家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新鲜事。这是一个民族的补课工程。从体制出来，就有了“重新做人”的机会。下了海，在商场打拼，是一个民族全新的实验。
我是一个从黄河边带着梦想来到京城的人。作为一个幸运儿，从大学一毕业就在体制的顶层部门工作，这是千百万青年不敢梦想的人生机会。
但是，当我在红墙内规规矩矩地工作时，改革开放的大潮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席卷而来。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中国将会遇到什么。但是，人们的心都动了，因为那是这个民族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新人”的声音在召唤着，吸引着我加入新人的队伍。因为是新人，遇到的都是作为一个体制人所无法想象的挑战和困难。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新人”几乎人手一本《胡雪岩》。
為什么呢？首先，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的寻租行为是普遍的。大量的行政权力在政府部门手里，那些“批文”、“指标”就是发财的机会，大家都在和权力纠缠。在这方面，胡雪岩成了一个非常晦涩的榜样。其次，从体制内出来的人一穷二白，赤手空拳打天下，自然就羡慕起胡雪岩从一个学徒做到红顶商人的奇特经历。
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前期，“新人”们还没有机会建立起正确的商业价值观，这也是在改革开放后期直到现在党和国家政府大力反腐倡廉的重要起因。
庆幸的是，我在中宣部工作10年，受到了老同事、老领导的深刻影响。那时候的中宣部是个典型的清水衙门，是改革开放中意识形态斗争和纠结的中心。人们都在为党和民族的走向操心，都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这种作风和教育影响了我。
所以，当我成为无依无靠的“新人”后，没有热衷于“官商勾结”，而是老老实实从一个学徒身份开始商业活动。那时候，用仅有的几百块钱开始印制名片、贩卖玩具娃娃、倒卖茶叶，在中关村折腾复印机、办公用品。
那是一个人人经商的年代，也是一个人人夜不能寐的年代。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赚到钱，也不知道如何养老，天天是夜半惊梦。那些日子里，我焦虑得胸背疼痛，头皮疼得揪一根头发都如针扎。
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没有再想着回到红墙后面。每当我骑着自行车路过中南海时，我都想沿着中南海绕一圈，再看看我熟悉的大门。但每当产生这个念头，我都骂自己，你这个“笨蛋”，退缩了？
现在想起来，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成就了我这样的一代“新人”们。因为坚持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上商机多了。只要你坚持，出来的人都有机会成长起来。
所以，像我这样毫无概念的“新人”幸运地走了过来。当我拿到第一块地时，我就变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第一桶金开始闪闪发光；当我进到第一个古村落时，我又成了旅游行业的“新人”，于是就有了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当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在冰岛投资的时候，就有了轰动性的中国人在海外投资的故事。
这一切的一切，都要感恩我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辉煌的40年。这也是我必须向这个辉煌的40年致敬的个人原因。
从艰苦奋斗的一代人
到国富民强的一代人
我跟这个民族一样，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的家庭也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我的父亲，因为现行反革命罪在监狱自杀，我的母亲，靠着一辆板车拉土卖钱，养活我们4个孩子。 上世纪60年代，我每天饿得从炕上掉到地上就爬不上去了。后来，我的母亲在工地值夜班，煤气中毒去世。我成了一个流浪儿，偷鸡摸狗，在街头打架。生命低贱的、肮脏的，蝼蚁般生存。
我至今不能忘，每个礼拜我的“生活大事”是在街头等待一个邻居傍晚归来。他是一个饭馆的厨师，每次都背回来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剩骨头。这些骨头上没有肉，但我们这些孩子还是要抢。因为那个骨头里的骨髓是“人间美味”。
骨髓被石头砸开后，里面有很多蛆，我们把蛆用草棍剥去后，吸吮甘露一般把骨髓一吸而光。那时候命贱，从来不闹肚子，现在想起来，也是一种进化吧。
有一次，我哥哥带我去一个大车店里偷豆饼。墙很高，我哥哥和小朋友把我托起来进了马棚。我个子虽然很小，但还是因为饿，冲到马头下面，从马嘴里抢豆饼。
突然，马车夫来了，我哥哥和小伙伴蜂拥爬墙逃跑，留下了我，在马肚子下打抖。马车夫本来举起手要打我，但看我大哭不止，又深深叹了口气，转身从马槽里拿了几块豆饼塞在我的手里，把我领出了马棚。
看到了我手里的豆饼，小伙伴们一拥而上全部抢光了。现在想起来，这段不堪回忆的日子，已经没有苦的味道了。但是，那种做人的耻辱，一直深深印刻在我心灵深处。
这是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常常独自一人坐在中南海的湖边默默无语的原因，也是我不甘心一輩子在体制内安逸度日的原因。我常想，我吃过那么多苦，受过那么多侮辱，我的命是捡来的，决不能就这样图舒服安逸度过一生。
改革开放的大潮，给了我新的人生机会。我想，既然那么侥幸活过来了，也说明我必须再去打拼一场才是命有所值。打拼的结果，就是我有钱了。当我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挣到钱的时候，我无法衡量这种巨大的财富对我生命的意义。
虽然，我在机场宁愿等着上飞机要水喝，也不愿意花钱买瓶水，但是，财富让我从内心感觉到了安全。现在的年轻人创业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为了与别人竞争，是为了比别人更有钱。但我们的财富的感受却是来自于苦难和贫穷。 一代人，就这样从艰苦奋斗的一代人成为国富民强的一代人，获得了财富意义上的自由。你可以在全世界旅行，你也可以一次次去登珠峰，还可以在夜里睡得很安稳。这是一个穷人在改革开放40年中的传奇故事。为此，一万年也应该向这个伟大的40年致敬。
从一个“偶然成为的人”
到一个“可能成为的人”
改革开放40年，最伟大的一条，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增加，也是整个社会秩序和法治的重建过程。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开始，人们都是一种“偶然成为的人”。他的意思是，这时候的人还没有经过道德的驯化。但他一旦认识到自身基本本性后，具有了道德意识后，他就成了“可能成为的人”了。而这种人就是拥有最好生活方式的人。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商业活动，和我们作为“新人”的介入，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原罪”。
因为市场经济具有“原罪”要素，这需要伦理和道德的引领。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这一代在改革开放中走过来的企业人士都应该继续努力，去成为一种“可能成为的人”。
现在社会的一个大的特点是道德的标准多元化。我们急需除了法治之外，重建我们的传统文化体系。比如，儒家学说、佛教伦理。我们需要一套共同的道德标准来解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谁是好人，谁是坏蛋。这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40年后，面临的新挑战。
在这40年中，企业的经营者把狼性发挥到了极致。企业经营中的困难和挫折再也不能让我们屈服和退让了，这是这一代企业家的坚强性格。
我现在不会再夜半惊梦，为什么？因为再难的企业转型、再大的商业格局的变化都不能让我寝食不安，因为这40年，我们就是从不确定的状态中走过来的。
在这40年中作为走过来的人，我们回首往事，谁的内心能没有遗憾呢？做房地产的，都要经历那些不堪重负的项目发展过程；做旅游的，都要面对与老百姓争利或者博弈的场景。
企业的生存是残酷的，所以你不可能做天使，但是我们有责任从天性的、自然的、狼性的“偶然成为的人”的状态中摆脱出来，重建我们的商业规则，这就是从“狼性”的竞争中找到一条共同发展之路。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自己放在英雄的位置上，也不能把自己置身于了不起的企业家精神的平台上，而是要勇于面对自己，要敢于说我们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时代骄子，而是改革开放40年的受惠者，是这个民族的幸运儿，是国家、社会的受益者。
所以，我们要在当下的新经济时代来临的时候，在一种历史性的“清零”时刻，勇于面对未来。
首先，把自己的一切骄傲、自满、经验和经历“清零”“清空”。从财富的追求转向精神的建构，探讨一代企业家成为“可能成为的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