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据报道：河北省永年县将出台《2007年干部考核指标》，“一年有多少农民工外出就业”等内容作为“直接关系民生”的硬指标被列入其中。地方政府关注民生，在政治上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由单纯追求GDP到真心关注民生，无疑是地方政府行为改善和社会进步的一大趋势。然而，永年县新的干部考核举措，却值得认真推敲。
应提出质疑的，不仅仅是该项考核指标是否具有合理性以及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在政府越来越重视民生的今天，究竟应建立一种怎样的“民生观”抑或说“民生思维”。民生指标不能成为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而应区分哪些“可为”，哪些只能以“无为”心态待之。假如以“民生指标”之筐取代以往的“CDP发展”之筐，不仅仍会使地方政府不堪重负，还会因重点不突出而无法找到着力点甚至迷失方向。同时，其中还隐藏着若干“悖论”，其外在表现则是不同指标之间的相互掣肘或抵消。例如单位GDP能耗和排污量控制指标与GDP增长以及财政增收之间，就存在着无法回避的制约关系。降低平均能耗，意味着某些高耗能项目要么减产、要么下马，于是意味着降低CDP增幅，进而意味着财政减收。假如GDP增幅、财政收入、单位GDP能耗均列为同等的硬指标，岂不等于要求消防队员一面抱薪送柴，一面取水灭火?
既然列入了干部考核的硬指标，就应建立—个大前提，即它必须是干部能力范围和行为边界内之事，是通过主观努力、有效作为可以左右的结果。有多少农民工外出就业，其决定因素起码有三：外出目的地乃至全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本地农民外出打工的个人意愿；当地农民的知识技能基础以及在劳务市场上的竞争力。尽管早有政府组织劳务输出、市长带队推销保姆等局部的、偶然的实践，但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整体现实上看，“外出就业”都不应作为干部考核的硬指标。道理很简单：干部能耐再大，也无法干预外地劳动力供求状况；假如本地农民恰恰不愿外出，难道政府能下令驱赶?政府在培训农民技能上固然可有所作为，但不可能立竿见影。
由此推而及之，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就业率、收入水平、物价水平、商品房价格等等虽然都直接关系民生，但是与“外出就业”指标的性质相同，要么是市场供求变化形成的结果，要么是当地交通、地理、历史、人文、工农业基础等多种因素形成的客观现状，这些指标不可能随市长县长们的喜怒哀乐而即时变化。正因如此，广州市长降低房价的承诺以及市民把房价涨跌寄于市长个人意志才被视为幼稚可笑；用就业率、收入水平、物价水平衡量干部的能力和努力程度，同样违反规律。
“民生”是—个偌大的概念。作为一种宏观的、阶段性的国家目标，“十一五”规划纲要将各种民生指标尽列其中无可非议，而作为干部年度考核，则不宜笼而统之地、机械地套用。笔者认为应建立的“民生思维”，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十一五”规划乃第一层次，它需要在国家战略指导、宏观调控之下，举全国之力予以实现。深圳市首创的“民生净福利”概念，是为第二层次，将政绩考核的重点放在社会福利、环保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教科文卫体财政投入等等方面，这些均在地方政府职能范围和干部能力范围之内。“民生疾苦”可作为第三层次，它才是所有民生指标中的重中之重、急中之急。古代贤明君主所标榜的“民为重”，所关注并竭力解决的正是民生之疾苦，例如灾荒、瘟疫、赋税、劳役等等。而今日的民生疾苦，正是人所共知的一系列有碍社会和谐、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
中国之大，各地发展极不平衡。作为地方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干部，既无法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快速使落后变先进、贫穷变富裕，也不可能凭个人好恶以及努力程度随便就能左右物价、房价、就业率。但有一点无法选择，那就是必须解决群众衣食有忧、居无定所、有病等死之类的基本生存权和生存状态的问题。因为这些才是政府合法存在的基础和干部社会责任的底线。假如这样的民生指标不首先“硬”起来，其他民生指标的“硬”便会失去政治、道德的意义。
“高危表格”裸露出“高危观念”
朱兆龙
据报道，北京市有关部门向外来人员下发的“流动人员登记表”，左半部分是“基本情况”表，右半部分是“高危人员信息”表，都要逐项填写。填表人面对“绰号”、“有无违法可疑行为”、“被打击处理情况”等歧视性栏目，面对“散发小广告、兜售盗版淫秽光盘、从事封建迷信、非法行医”等定性式填空，难以接受而无从填写，非常反感却无可奈何。
这种流动人员暨高危人员登记表，内容落后于发展的现实，认识落后于亲民的政策，反映出主管部门滞后的执政理念。
表内的登记项目不周严。居住点只有“居民家中、租赁房屋、工地现场”等选项，没有买房住、长久住的项目；个人经历中有受“打击处理”的栏目，却没有受“何种奖励”的栏目；来京事由中有“务工、务农、保姆、投靠亲友、治病生育”等内容，却没有“职员”等白领岗位的选项，显然已不能适应现实。
对来京人员的看法不合实情，缺乏辨证的思维和认识。外来人员都要填写“高危人员信息”，显然将外来人员全部归入了高危人群，这种歧视性的归纳，打击面过大。北京市委负责人在两会上曾说，几十万外来人员为北京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既然有很大贡献，怎么还看成“高危”呢?其中可能有高危人员，但绝不是全部。将来京人员全部视作“高危”，乃是“疑人偷斧”，本身就是一种与以人为本理念相左的高危观念。
“高危人员”这个词，是公安部门内部的专业用语。在内部划分上将来京人员全部视为“高危”，显然是执政、执法对象基本观点上的错误。将这张歧视性的表格广为发放，明显缺乏“情为民所系”的情怀，除了会引起广泛的不满和对立，难免还会导致部分人不是破罐也破摔的逆反心理，给和谐社会的建设，硬生生地打进一些不和谐的楔子。
发放“高危人员信息”表的思维定势如此“高危”，有关部门应当深刻反思和及时改正，召回表格，并且道歉。
靠什么树立“一把手的威信”?
舒圣祥
近日，湖北秭归县纪委组织拍摄了217名干部在上班时间炒股玩游戏、开会睡觉等各类违纪行为，并制成一部短片，组织近千名机关干部集体观看。但曝光的一般都是普通职员，几个被拍摄到的“—把手”并未被曝光。县纪委书记孙晓蓉说：“‘一把手’也曝光，他个人的威信受到影响，这个局的工作以后就不好开展了。”
《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显然，对“一把手”的监督应该是被放在更“特别”的位置，而不应该反过来让“一把手”独享豁免特权。
所谓以身作则，“一把手”只有自己首先被监督，然后才能理直气壮地去监督别人。反过来，“—把手”自己都违纪，底下的人又怎能不违纪?
秭归县不曝光“一把手”的理由是：担心影响其威信。可包庇和纵容难道就是维护领导威信吗?通过包庇违纪行为来维护领导威信，体现的是一种“塑造出威信”的传统思维，这 样的领导，其实也不会有真正的威信。
真正有生命力的“一把手威信”，只能通过一举一动的实干获得。正如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透明也是最佳的威信来源。“一把手”接受大家的监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这样才能树立起真正的威信。也只有通过实干途径获得的威信，才能有正面的示范效应，有利于整个团队的进步。
所以说，为了树立“一把手的威信”，首先需要曝光的恰恰是“一把手”。真正有效的整风运动，应该建立在基于制度的有效监督基础上。
为何有些政策只剩“初衷是好的”
王小韦
时下，每当一项政策面临社会质疑或者遭遇失败时，总会有人出来这样评价：初衷是好的。诸如经济适用房初衷是好的，房产调控的初衷是好的，打造城市名片的初衷是好的，给出租车换装初衷是好的，大学扩招初衷是好的，听证会初衷是好的，就连学生请客吃饭要校领导批准的初衷，也是好的不得了。
公共管理不是好人主义、好人管理，衡量公共管理的成败，也不是道德判断，不是初衷好不好，而是价值判断、效果判断。拿“初衷是好的”为自己的管理失误辩解，不是一个管理者应有的逻辑。公共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各个方面，“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有些政策之所以效果不好，可能是出在具体执行上，但是更多的却是出在政策的不切实际和设计漏洞--上，有些则直接是因为赤裸裸地与民争利而流产的。这样的政策最后不只剩下“初衷是好的”才怪呢。
无论初衷是多么好，现实中遭遇失败，都是对这项公共管理政策的否定。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对社会工作负责的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当然首先要初衷好，然后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结合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和执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慎重制定政策规定。那些口口声声“初衷是好的”，其实只是扩张部门权力、与民争利的政策，连“初衷是好的”都没了。赤裸裸的只有利益和权力。
虚假广告，媒体在助纣为虐?
李菁莹
近日，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曝光了10起典型假劣药械案件，而其中最大的一起假药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南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接到辽宁新民市韩某的投诉。韩某反映她从某报上得知：“中国某某协会”、“某某研究总院”的“刘文华博士”历经35年研制的抗癫痫新药“克癫净”、“天麻蜜环菌胶囊”，不仅拿到了“国家专利”，而且获得了“超人金奖”。于是，她先后花费人民币7.8万元邮购该药，然而服用后病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加重。
南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立案调查，一起“特大跨省假药诈骗案”逐渐浮出水面。这是—个专门以假药骗人的犯罪团伙，该犯罪团伙的行骗手段很简单，他们在全国各类媒体上，以虚假的博士、专家、主任以及被治愈患者的名义大做广告，向全国各地推销他们自己非法配制的，假冒国家药品批准文号的“克癫净”、“回春胶囊”、“生精丸胶囊”等20多种假药。
通过在各类媒体上“狂轰滥炸”式的广告，该犯罪团伙累计骗取全国各地几百名患者，诈骗金额达数百万元人民币之多。
日前，制造该起“特大跨省假药诈骗案”的犯罪团伙成员已全部落网。案件虽已告破，但不少被害人控诉：假药坑人，虚假广告更坑人，难道媒体不需要承担责任吗?
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广告监督司统计，全国范围内近期发布的医药广告中，医疗服务广告违法率达40.86％，医疗器械广告违法率达63.54％，医药类广告的违法率更高，达80％。而目这些违法的医药广告喜欢“狂轰滥炸”，版面大、时间长，往往占据报纸的半个乃至整个版面，广播和电视中则重复播映。长时间、大范围的传播，给老百姓带来巨大危害。
虚假广告与假新闻、低俗新闻、有偿新闻一起已经成为新闻四大公害，严重影响了媒体的形象和公信力。
什么原因导致媒体上虚假药品广告泛滥成灾?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有关负责人分析说：受经济利益驱使，很多媒体在刊播药品广告时根本不对药品广告批准文号等进行审查，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大量违法广告堂而皇之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其中，地方媒介是违法药品广告泛滥的“重灾区”。媒体已成为违法医药广告发布的参与方，江西省查处的违法广告，在当地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无关”媒体刊播，曝光的社会效果大打折扣，这也成为违法药品广告泛滥的重要因素。
应提出质疑的，不仅仅是该项考核指标是否具有合理性以及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在政府越来越重视民生的今天，究竟应建立一种怎样的“民生观”抑或说“民生思维”。民生指标不能成为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而应区分哪些“可为”，哪些只能以“无为”心态待之。假如以“民生指标”之筐取代以往的“CDP发展”之筐，不仅仍会使地方政府不堪重负，还会因重点不突出而无法找到着力点甚至迷失方向。同时，其中还隐藏着若干“悖论”，其外在表现则是不同指标之间的相互掣肘或抵消。例如单位GDP能耗和排污量控制指标与GDP增长以及财政增收之间，就存在着无法回避的制约关系。降低平均能耗，意味着某些高耗能项目要么减产、要么下马，于是意味着降低CDP增幅，进而意味着财政减收。假如GDP增幅、财政收入、单位GDP能耗均列为同等的硬指标，岂不等于要求消防队员一面抱薪送柴，一面取水灭火?
既然列入了干部考核的硬指标，就应建立—个大前提，即它必须是干部能力范围和行为边界内之事，是通过主观努力、有效作为可以左右的结果。有多少农民工外出就业，其决定因素起码有三：外出目的地乃至全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本地农民外出打工的个人意愿；当地农民的知识技能基础以及在劳务市场上的竞争力。尽管早有政府组织劳务输出、市长带队推销保姆等局部的、偶然的实践，但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整体现实上看，“外出就业”都不应作为干部考核的硬指标。道理很简单：干部能耐再大，也无法干预外地劳动力供求状况；假如本地农民恰恰不愿外出，难道政府能下令驱赶?政府在培训农民技能上固然可有所作为，但不可能立竿见影。
由此推而及之，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就业率、收入水平、物价水平、商品房价格等等虽然都直接关系民生，但是与“外出就业”指标的性质相同，要么是市场供求变化形成的结果，要么是当地交通、地理、历史、人文、工农业基础等多种因素形成的客观现状，这些指标不可能随市长县长们的喜怒哀乐而即时变化。正因如此，广州市长降低房价的承诺以及市民把房价涨跌寄于市长个人意志才被视为幼稚可笑；用就业率、收入水平、物价水平衡量干部的能力和努力程度，同样违反规律。
“民生”是—个偌大的概念。作为一种宏观的、阶段性的国家目标，“十一五”规划纲要将各种民生指标尽列其中无可非议，而作为干部年度考核，则不宜笼而统之地、机械地套用。笔者认为应建立的“民生思维”，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十一五”规划乃第一层次，它需要在国家战略指导、宏观调控之下，举全国之力予以实现。深圳市首创的“民生净福利”概念，是为第二层次，将政绩考核的重点放在社会福利、环保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教科文卫体财政投入等等方面，这些均在地方政府职能范围和干部能力范围之内。“民生疾苦”可作为第三层次，它才是所有民生指标中的重中之重、急中之急。古代贤明君主所标榜的“民为重”，所关注并竭力解决的正是民生之疾苦，例如灾荒、瘟疫、赋税、劳役等等。而今日的民生疾苦，正是人所共知的一系列有碍社会和谐、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
中国之大，各地发展极不平衡。作为地方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干部，既无法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快速使落后变先进、贫穷变富裕，也不可能凭个人好恶以及努力程度随便就能左右物价、房价、就业率。但有一点无法选择，那就是必须解决群众衣食有忧、居无定所、有病等死之类的基本生存权和生存状态的问题。因为这些才是政府合法存在的基础和干部社会责任的底线。假如这样的民生指标不首先“硬”起来，其他民生指标的“硬”便会失去政治、道德的意义。
“高危表格”裸露出“高危观念”
朱兆龙
据报道，北京市有关部门向外来人员下发的“流动人员登记表”，左半部分是“基本情况”表，右半部分是“高危人员信息”表，都要逐项填写。填表人面对“绰号”、“有无违法可疑行为”、“被打击处理情况”等歧视性栏目，面对“散发小广告、兜售盗版淫秽光盘、从事封建迷信、非法行医”等定性式填空，难以接受而无从填写，非常反感却无可奈何。
这种流动人员暨高危人员登记表，内容落后于发展的现实，认识落后于亲民的政策，反映出主管部门滞后的执政理念。
表内的登记项目不周严。居住点只有“居民家中、租赁房屋、工地现场”等选项，没有买房住、长久住的项目；个人经历中有受“打击处理”的栏目，却没有受“何种奖励”的栏目；来京事由中有“务工、务农、保姆、投靠亲友、治病生育”等内容，却没有“职员”等白领岗位的选项，显然已不能适应现实。
对来京人员的看法不合实情，缺乏辨证的思维和认识。外来人员都要填写“高危人员信息”，显然将外来人员全部归入了高危人群，这种歧视性的归纳，打击面过大。北京市委负责人在两会上曾说，几十万外来人员为北京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既然有很大贡献，怎么还看成“高危”呢?其中可能有高危人员，但绝不是全部。将来京人员全部视作“高危”，乃是“疑人偷斧”，本身就是一种与以人为本理念相左的高危观念。
“高危人员”这个词，是公安部门内部的专业用语。在内部划分上将来京人员全部视为“高危”，显然是执政、执法对象基本观点上的错误。将这张歧视性的表格广为发放，明显缺乏“情为民所系”的情怀，除了会引起广泛的不满和对立，难免还会导致部分人不是破罐也破摔的逆反心理，给和谐社会的建设，硬生生地打进一些不和谐的楔子。
发放“高危人员信息”表的思维定势如此“高危”，有关部门应当深刻反思和及时改正，召回表格，并且道歉。
靠什么树立“一把手的威信”?
舒圣祥
近日，湖北秭归县纪委组织拍摄了217名干部在上班时间炒股玩游戏、开会睡觉等各类违纪行为，并制成一部短片，组织近千名机关干部集体观看。但曝光的一般都是普通职员，几个被拍摄到的“—把手”并未被曝光。县纪委书记孙晓蓉说：“‘一把手’也曝光，他个人的威信受到影响，这个局的工作以后就不好开展了。”
《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显然，对“一把手”的监督应该是被放在更“特别”的位置，而不应该反过来让“一把手”独享豁免特权。
所谓以身作则，“一把手”只有自己首先被监督，然后才能理直气壮地去监督别人。反过来，“—把手”自己都违纪，底下的人又怎能不违纪?
秭归县不曝光“一把手”的理由是：担心影响其威信。可包庇和纵容难道就是维护领导威信吗?通过包庇违纪行为来维护领导威信，体现的是一种“塑造出威信”的传统思维，这 样的领导，其实也不会有真正的威信。
真正有生命力的“一把手威信”，只能通过一举一动的实干获得。正如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透明也是最佳的威信来源。“一把手”接受大家的监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这样才能树立起真正的威信。也只有通过实干途径获得的威信，才能有正面的示范效应，有利于整个团队的进步。
所以说，为了树立“一把手的威信”，首先需要曝光的恰恰是“一把手”。真正有效的整风运动，应该建立在基于制度的有效监督基础上。
为何有些政策只剩“初衷是好的”
王小韦
时下，每当一项政策面临社会质疑或者遭遇失败时，总会有人出来这样评价：初衷是好的。诸如经济适用房初衷是好的，房产调控的初衷是好的，打造城市名片的初衷是好的，给出租车换装初衷是好的，大学扩招初衷是好的，听证会初衷是好的，就连学生请客吃饭要校领导批准的初衷，也是好的不得了。
公共管理不是好人主义、好人管理，衡量公共管理的成败，也不是道德判断，不是初衷好不好，而是价值判断、效果判断。拿“初衷是好的”为自己的管理失误辩解，不是一个管理者应有的逻辑。公共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各个方面，“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有些政策之所以效果不好，可能是出在具体执行上，但是更多的却是出在政策的不切实际和设计漏洞--上，有些则直接是因为赤裸裸地与民争利而流产的。这样的政策最后不只剩下“初衷是好的”才怪呢。
无论初衷是多么好，现实中遭遇失败，都是对这项公共管理政策的否定。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对社会工作负责的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当然首先要初衷好，然后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结合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和执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慎重制定政策规定。那些口口声声“初衷是好的”，其实只是扩张部门权力、与民争利的政策，连“初衷是好的”都没了。赤裸裸的只有利益和权力。
虚假广告，媒体在助纣为虐?
李菁莹
近日，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曝光了10起典型假劣药械案件，而其中最大的一起假药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南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接到辽宁新民市韩某的投诉。韩某反映她从某报上得知：“中国某某协会”、“某某研究总院”的“刘文华博士”历经35年研制的抗癫痫新药“克癫净”、“天麻蜜环菌胶囊”，不仅拿到了“国家专利”，而且获得了“超人金奖”。于是，她先后花费人民币7.8万元邮购该药，然而服用后病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加重。
南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立案调查，一起“特大跨省假药诈骗案”逐渐浮出水面。这是—个专门以假药骗人的犯罪团伙，该犯罪团伙的行骗手段很简单，他们在全国各类媒体上，以虚假的博士、专家、主任以及被治愈患者的名义大做广告，向全国各地推销他们自己非法配制的，假冒国家药品批准文号的“克癫净”、“回春胶囊”、“生精丸胶囊”等20多种假药。
通过在各类媒体上“狂轰滥炸”式的广告，该犯罪团伙累计骗取全国各地几百名患者，诈骗金额达数百万元人民币之多。
日前，制造该起“特大跨省假药诈骗案”的犯罪团伙成员已全部落网。案件虽已告破，但不少被害人控诉：假药坑人，虚假广告更坑人，难道媒体不需要承担责任吗?
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广告监督司统计，全国范围内近期发布的医药广告中，医疗服务广告违法率达40.86％，医疗器械广告违法率达63.54％，医药类广告的违法率更高，达80％。而目这些违法的医药广告喜欢“狂轰滥炸”，版面大、时间长，往往占据报纸的半个乃至整个版面，广播和电视中则重复播映。长时间、大范围的传播，给老百姓带来巨大危害。
虚假广告与假新闻、低俗新闻、有偿新闻一起已经成为新闻四大公害，严重影响了媒体的形象和公信力。
什么原因导致媒体上虚假药品广告泛滥成灾?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有关负责人分析说：受经济利益驱使，很多媒体在刊播药品广告时根本不对药品广告批准文号等进行审查，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大量违法广告堂而皇之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其中，地方媒介是违法药品广告泛滥的“重灾区”。媒体已成为违法医药广告发布的参与方，江西省查处的违法广告，在当地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无关”媒体刊播，曝光的社会效果大打折扣，这也成为违法药品广告泛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