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读林贤治先生的新著《漂泊者萧红》之前，我已完整地读过他的两本书：《自制的海图》与《鲁迅的最后十年》；而他那些散见于报刊与网络的文章，他所主编的文丛，读过多少已记不清了。林贤治先生的著作文章总会让我想到劲健、风骨、思想的穿透力、学在民间等等，那是他作为作家与学者留给读者的余味。作为出版人，关于他的佳话也不少。当年徐晓把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从美国背回，书稿辗转多家出版社而未果，最终是林贤治让那些美文变成了铅字。
这样一个学者，面对作家萧红，他会写出什么样的文字呢?这是让我感到好奇的。于是《漂泊者萧红》到手，立刻展卷阅读，萧红奇特的命运人生又一次在眼前栩栩如生。
在我的记忆中，林贤治的文字是以冷峻、劲健而见长的，但在这本传记中，我却看到了他的另一种风格：温情，柔和，注重事实呈现，收敛理性剖析。所有这些，大概是作者对传主寄予了敬佩与同情的缘故吧。当然，也不单单是敬佩与同情，其中还有痛惜，对男性世界的痛恨，对众人误解萧红的深深不平。作者说：“在中国文人集团中，萧红是一个异数。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经受饥寒交迫的痛苦；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遭到从肉体到精神刑罚般的凌辱；也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被社会隔绝，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而陷于孤立。”(P83)这一表述是在为萧红鸣不平，我却觉得也是作者写作此书的主要动因。
然而，为萧红作传，难度似乎也不小，这不仅因为作为奇女子的萧红已让她31岁的人生开放得如此绚烂，如何来评价她的人生遭际、作品风格并非易事；而且也因为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之间形成了一种扯不断、理还乱的情爱关系，如何对萧军、端木进行评判，也是一件棘手之事。但读完全书，我以为作者对这两者处理得都很成功，或者也可以说，是处理出了自己的特点。
关于萧红本人，作者是把她定位成“五四的女儿”和女性主义者而加以描述的。萧红一生都处在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中，因而也就铸就了她所有的悲剧。作者在“后记”中说：“萧红一生追求爱与自由，在我的传记中，她是同时作为追求者和反抗者(至死仍在反抗)进入一个由来便是不公平的、充满暴力、奴役与欺侮的社会框架之中，通过悲剧性冲突完成自身形象的。”(P298)这样一种形象定位，可以让我们对萧红的作品形成更准确的理解。而对于萧红的作品，作者提供的则是如下视角：萧红呈现于世人的本来是充分个人化的“弱势文学”，但长期以来，主流评论却把它们纳入到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中反复解读。这种解读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却有可能是舍本逐末。比如对于《生死场》，作者甚至不同意鲁迅、胡风等人的某些判断(P137—139)，也极大地挑战着当今主流文学史对萧红的定论。这种挑战，我以为并非轻率之举，而是对萧红作品深入研读之后的艺术发现。由于萧红是东北流亡作家，她的流亡又带着家园沦陷的亡国之痛，所以，我们的文学史就常常把萧红塑造成一个民族英雄式的人物。然而，若是仔细思量，这种塑造却又恰恰对她作为女性、作为弱者的个人化叙事构成了一种遮蔽。记得1999年，我曾到中国儿童剧院观看田沁鑫导演的话剧《生死场》，此剧当时叫好声一片，但我看后却并不满意。如今，林贤治先生把我当时朦胧的想法写出来了，委实让人高兴。而那位青年女导，居然把《生死场》铺张、造型得那么男性化、国家化、民族主义化，我觉得她是完全有必要好好读一读林贤治先生这本书的。
萧红与萧军、端木之间的关系，肯定是许多读者所感兴趣的。坦白地说，我也很感兴趣。在此之前，我已从其他书中读到过一些相关的描述，但大都语焉不详，于是就想弄清楚萧红与萧军为什么会在临汾分手，为什么端木会乘虚而入。这些问题现在都有了答案。在林贤治笔下，萧军既有仗义豪侠的一面，又有生性风流的一面。当年萧军把萧红救出苦海，对于萧红来说可谓恩重如山，而他为了萧红甘愿坐牢的豪气也让萧红铭记一生。然而，在对待女性方面，萧军又是轻浮的，庸俗的(P74)。他追逐着新出现的一个个女人，让萧红痛苦不堪，最终萧红只能选择远去日本。而在林贤治看来，他们的关系一开始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萧军是一个强悍的、有本事、有力量的男人，因此必然成为家庭的主体。关于他们两人的关系，人们不是拿爱的、也即平等的眼光看，而是一开始就从萧红的困境出发，把萧军定位为一个施与者、拯救者、解放者。于是在一个共同体里，他们不是对等的，不是相对的自由个体，而是一个成了债权人，另一个是债务人。可悲的是，萧红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带上这种传统道德的眼光，其实是男性的眼光来看。她一方面把萧军看作爱人、知已，人生旅途中的伙伴，另一方面又把萧军看作苦难的分担者，危险中的守护者。”(P69)此后，随着萧军的频频越轨，更是让这悲剧反复酝酿，这就为后来的分手埋下了诸多伏笔。
而端木无论在出生、长相、性格等方面，都是迥异于萧军的一个人。“九·一八”之前，他完全过着少爷生活，后来小说写得不错，又有些骑士派头，对女性抱有同情心，于是林贤治有了如下分析：“从审美的角度，萧红是喜欢特异性和弱质性的。端木蕻良外表的文弱，包括发式与着装，一副前卫艺术家的样子，恐怕一开始就获得萧红的好感。在文学才华方面，应当说，他是胜于萧军的，而且更带有阴柔性质。……萧红对他最抱好感的是，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都不掩饰对自己的欣赏，而且乐于交流。在他这里，萧红获得了一种知己之感，多年来不断遭到伤害的自尊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P217—218)大概正是由于如上原因，让萧红在临汾做出了最后的抉择。
然而，萧红作为女人的悲剧在于，当她与萧军走到一起时，她正怀着王恩甲的孩子；当她与端木结合时，她又怀上了萧军的孩子。于是端木很快就疏远了作为孕妇的萧红。此后，两人虽有短暂的“新生活”，但不久，端木的本性便暴露无遗。“为了两个人的生存，萧军与萧红在不同的位置上，各自做出了牺牲。端木蕻良是不肯牺牲自己的。自私，矫饰，畏葸。两个男人，两个极端。两个房间一样黑暗。”(P247)于是萧红的身体和心情开始变坏。她与端木去了香港，她在病中写完了《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却终于住进了医院。其时战乱已波及香港，而端木居然置住院的萧红于不顾，让并不怎么相熟的骆宾基昼夜照看萧红。这时候，萧红想起了萧军。
对于萧军与端木，林贤治下笔是很不客气的，可以看出那些文字蕴含着作者的义愤和谴责。比如对于萧军，作者说：“萧军自称是‘感情的奴隶’，在男女关系上，实质上是服从力比多冲动。他的强健的体魄、旺盛的情欲与一贯的‘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哲学结合起来，使他不可能满足于一个性对象。”(P147)对于端木，作者说：“他的贾宝玉式的少爷本相，不但在生活中时时表现出来，在创作中也必然显露出他的才子气和脂粉气。……他写下《初吻》和《早春》，接着是《女神》，都是典型的‘花间派’风格。在他的作品中，早期的土地气息渐渐消散，更多地表现了一种轻佻、甚至猥亵的成分，与萧红的同期作品是很两样的。”(P253—254)对于端木，我基本上没有感觉；但对于萧军，我却是颇有些好感的。林贤治先生的这本书大大颠覆了我对萧军的前理解。
我并非萧红的研究者，所以这本书在“可信”的层面究竟如何，我是没有发言权的。我能够确定的是，这是一本特点鲜明的传记作品。它的写作风格虽与作者以往的著作不大相同，却依然打着林氏写作的思想标记。而林贤治能够“遭遇”萧红，萧红作为“异数”作家，其心灵的挣扎与灵魂的呻吟能够让林贤治心有所动，其心灵史能够获得诗性呈现，我觉得这件事情无论对于传主还是传记作者，都应该是他们的福气。
(本文编辑 钱振文)
这样一个学者，面对作家萧红，他会写出什么样的文字呢?这是让我感到好奇的。于是《漂泊者萧红》到手，立刻展卷阅读，萧红奇特的命运人生又一次在眼前栩栩如生。
在我的记忆中，林贤治的文字是以冷峻、劲健而见长的，但在这本传记中，我却看到了他的另一种风格：温情，柔和，注重事实呈现，收敛理性剖析。所有这些，大概是作者对传主寄予了敬佩与同情的缘故吧。当然，也不单单是敬佩与同情，其中还有痛惜，对男性世界的痛恨，对众人误解萧红的深深不平。作者说：“在中国文人集团中，萧红是一个异数。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经受饥寒交迫的痛苦；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遭到从肉体到精神刑罚般的凌辱；也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被社会隔绝，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而陷于孤立。”(P83)这一表述是在为萧红鸣不平，我却觉得也是作者写作此书的主要动因。
然而，为萧红作传，难度似乎也不小，这不仅因为作为奇女子的萧红已让她31岁的人生开放得如此绚烂，如何来评价她的人生遭际、作品风格并非易事；而且也因为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之间形成了一种扯不断、理还乱的情爱关系，如何对萧军、端木进行评判，也是一件棘手之事。但读完全书，我以为作者对这两者处理得都很成功，或者也可以说，是处理出了自己的特点。
关于萧红本人，作者是把她定位成“五四的女儿”和女性主义者而加以描述的。萧红一生都处在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中，因而也就铸就了她所有的悲剧。作者在“后记”中说：“萧红一生追求爱与自由，在我的传记中，她是同时作为追求者和反抗者(至死仍在反抗)进入一个由来便是不公平的、充满暴力、奴役与欺侮的社会框架之中，通过悲剧性冲突完成自身形象的。”(P298)这样一种形象定位，可以让我们对萧红的作品形成更准确的理解。而对于萧红的作品，作者提供的则是如下视角：萧红呈现于世人的本来是充分个人化的“弱势文学”，但长期以来，主流评论却把它们纳入到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中反复解读。这种解读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却有可能是舍本逐末。比如对于《生死场》，作者甚至不同意鲁迅、胡风等人的某些判断(P137—139)，也极大地挑战着当今主流文学史对萧红的定论。这种挑战，我以为并非轻率之举，而是对萧红作品深入研读之后的艺术发现。由于萧红是东北流亡作家，她的流亡又带着家园沦陷的亡国之痛，所以，我们的文学史就常常把萧红塑造成一个民族英雄式的人物。然而，若是仔细思量，这种塑造却又恰恰对她作为女性、作为弱者的个人化叙事构成了一种遮蔽。记得1999年，我曾到中国儿童剧院观看田沁鑫导演的话剧《生死场》，此剧当时叫好声一片，但我看后却并不满意。如今，林贤治先生把我当时朦胧的想法写出来了，委实让人高兴。而那位青年女导，居然把《生死场》铺张、造型得那么男性化、国家化、民族主义化，我觉得她是完全有必要好好读一读林贤治先生这本书的。
萧红与萧军、端木之间的关系，肯定是许多读者所感兴趣的。坦白地说，我也很感兴趣。在此之前，我已从其他书中读到过一些相关的描述，但大都语焉不详，于是就想弄清楚萧红与萧军为什么会在临汾分手，为什么端木会乘虚而入。这些问题现在都有了答案。在林贤治笔下，萧军既有仗义豪侠的一面，又有生性风流的一面。当年萧军把萧红救出苦海，对于萧红来说可谓恩重如山，而他为了萧红甘愿坐牢的豪气也让萧红铭记一生。然而，在对待女性方面，萧军又是轻浮的，庸俗的(P74)。他追逐着新出现的一个个女人，让萧红痛苦不堪，最终萧红只能选择远去日本。而在林贤治看来，他们的关系一开始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萧军是一个强悍的、有本事、有力量的男人，因此必然成为家庭的主体。关于他们两人的关系，人们不是拿爱的、也即平等的眼光看，而是一开始就从萧红的困境出发，把萧军定位为一个施与者、拯救者、解放者。于是在一个共同体里，他们不是对等的，不是相对的自由个体，而是一个成了债权人，另一个是债务人。可悲的是，萧红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带上这种传统道德的眼光，其实是男性的眼光来看。她一方面把萧军看作爱人、知已，人生旅途中的伙伴，另一方面又把萧军看作苦难的分担者，危险中的守护者。”(P69)此后，随着萧军的频频越轨，更是让这悲剧反复酝酿，这就为后来的分手埋下了诸多伏笔。
而端木无论在出生、长相、性格等方面，都是迥异于萧军的一个人。“九·一八”之前，他完全过着少爷生活，后来小说写得不错，又有些骑士派头，对女性抱有同情心，于是林贤治有了如下分析：“从审美的角度，萧红是喜欢特异性和弱质性的。端木蕻良外表的文弱，包括发式与着装，一副前卫艺术家的样子，恐怕一开始就获得萧红的好感。在文学才华方面，应当说，他是胜于萧军的，而且更带有阴柔性质。……萧红对他最抱好感的是，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都不掩饰对自己的欣赏，而且乐于交流。在他这里，萧红获得了一种知己之感，多年来不断遭到伤害的自尊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P217—218)大概正是由于如上原因，让萧红在临汾做出了最后的抉择。
然而，萧红作为女人的悲剧在于，当她与萧军走到一起时，她正怀着王恩甲的孩子；当她与端木结合时，她又怀上了萧军的孩子。于是端木很快就疏远了作为孕妇的萧红。此后，两人虽有短暂的“新生活”，但不久，端木的本性便暴露无遗。“为了两个人的生存，萧军与萧红在不同的位置上，各自做出了牺牲。端木蕻良是不肯牺牲自己的。自私，矫饰，畏葸。两个男人，两个极端。两个房间一样黑暗。”(P247)于是萧红的身体和心情开始变坏。她与端木去了香港，她在病中写完了《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却终于住进了医院。其时战乱已波及香港，而端木居然置住院的萧红于不顾，让并不怎么相熟的骆宾基昼夜照看萧红。这时候，萧红想起了萧军。
对于萧军与端木，林贤治下笔是很不客气的，可以看出那些文字蕴含着作者的义愤和谴责。比如对于萧军，作者说：“萧军自称是‘感情的奴隶’，在男女关系上，实质上是服从力比多冲动。他的强健的体魄、旺盛的情欲与一贯的‘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哲学结合起来，使他不可能满足于一个性对象。”(P147)对于端木，作者说：“他的贾宝玉式的少爷本相，不但在生活中时时表现出来，在创作中也必然显露出他的才子气和脂粉气。……他写下《初吻》和《早春》，接着是《女神》，都是典型的‘花间派’风格。在他的作品中，早期的土地气息渐渐消散，更多地表现了一种轻佻、甚至猥亵的成分，与萧红的同期作品是很两样的。”(P253—254)对于端木，我基本上没有感觉；但对于萧军，我却是颇有些好感的。林贤治先生的这本书大大颠覆了我对萧军的前理解。
我并非萧红的研究者，所以这本书在“可信”的层面究竟如何，我是没有发言权的。我能够确定的是，这是一本特点鲜明的传记作品。它的写作风格虽与作者以往的著作不大相同，却依然打着林氏写作的思想标记。而林贤治能够“遭遇”萧红，萧红作为“异数”作家，其心灵的挣扎与灵魂的呻吟能够让林贤治心有所动，其心灵史能够获得诗性呈现，我觉得这件事情无论对于传主还是传记作者，都应该是他们的福气。
(本文编辑 钱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