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独秀早期开通民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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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国难深重、民智未开的时代背景下,陈独秀着力从教育改良、戏曲改良、树立国家观、传输基本知识等方面提出开通民智的主张。陈独秀早期开通民智的思想,不仅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中国社会的进步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当今社会建设仍然有着启示作用。
  [关键词]陈独秀 早期开通民智 启示
  “开民智,是为了使人民能够符合世界潮流的知识和眼光。因此,束缚文人达千年之久的八股文必须废除,而另外西学开拓人民的智慧。”[1]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难当头,社会精英与知识阶层,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及深受其影响的陈独秀,都在为开通民智、促觉醒而奔走。陈独秀开通民智思想主要是指《新青年》创刊前相关开通民智论述。
  一、开通民智是社会需要
  “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击沉击伤中国运兵船,并偷袭驻守牙山清军。中日甲午战争于是爆发。”[2]甲午战后,帝国主义以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方式,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中日战争短短几年中,中国沿海的重要港湾,都树起了帝国主义的旗帜。瓜分中国的狂潮,激起了中华民族更加高涨的爱国热情,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近代改良派大力提倡维新变法。紧随其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加速了开通民智的运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1901年9月9日逼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1903年沙俄抢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妄图霸占东北三省。正值此刻,爱国志士一致反对清政府与俄国签订新约,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举行集会,抗议沙俄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并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正当拒俄运动兴起时,陈独秀到达上海,他与潘赞化等人筹组了安徽爱国会,举办爱国演说,积极发动安庆地区的拒俄运动。
  面临列强瓜分的现状,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的灾难,即使知道一二,也是淡然视之,而不是思考如何救国。陈独秀说:“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3]p12为此,他决定为保卫国家守住土地而奋斗,呼吁爱国志士一起来筹集办法。他的见解包含三个要件:消息、思想和体魄。所谓“消息”就是中国人要及时了解时事,消息闭塞必然会受欺,甚至被欺负了还不晓得。所谓“思想”就是强调国人爱国心不够强,但“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其不许爱国,恐不可得”[3]p13。所谓“体魄”就是强调国民奄奄无生气的现状不可长存,应该执干戈捍卫国家建设。陈独秀要致力于开通民智,“对‘民智’的开启,是当时社会的迫切需求”[4]。
  二、针对恶风俗坏习俗的批判
  陈独秀认为中国文化觉醒的空缺是造成中国当时那样的现状——恶风俗的尚存。在《恶俗篇》中陈独秀讲道:“我们中国稀奇古怪的坏风俗,实在是多得很”[3]p25。他主张对这些坏习俗给予批判。
  一是对旧式婚姻习俗的批判。陈独秀认为国人结婚的规矩不合乎情理,婚姻本是提倡男女地位平等,自由恋爱,相互结合而组成家庭的。然而,封建式的家庭对男女婚姻粗暴干涉,男女婚姻由旁人来代替作主,强迫成婚。“小儿说亲和指腹为婚”的恶俗,造成结婚不是男女两厢情愿的,甚至连家里的父兄都不知道结婚对方的好歹,只因攀扯富贵,或是因为亲戚的交情,孩子没有一尺高,便慌着说媒定亲,到最后是个瞎子也不晓得对方任何的信息,甚至造成“巧妻常伴拙夫眠”的结局。陈独秀说到,安徽有几处,存在最可恨的坏风俗是“等媳妇”。“最可惨的是那媳妇一直等到十八九岁,那儿子来到了,只是‘十八岁大姐周岁郎’。”[3]p26他还认为成婚的规矩不合乎情理,成婚男女方的聘礼上,双方总是吹毛求疵,过门时候本来是喜事,可是一家老小非要痛苦起来,新妇过门时穿着有些吓人,穿大红,戴凤冠,记玉带,头上还要披块大红巾,坐大花轿,轿门还要锁住,还有闹洞房等恶俗。陈独秀认为不能退婚的规矩不合乎情理,婚后两人各方面不合适的时候,退婚是合理的,西洋各国人讲究退婚的道理和退婚的规矩,一是增进人类的幸福,一是保全国家的安宁。
  二是对敬菩萨风俗的批判。中国人辛苦挣来的钱,除了衣食而外,还有完纳国税、教育子弟这些正经事,同时无论穷富老幼都要白费银钱做烧香、打醮、做斋这些事情。陈独秀对比西洋人习俗,他们一概不做这些事情,反而国势富强,因而他提出:“不如将那烧香、打醮、做会、做斋的钱,多办些学堂,教育出人才来整顿国家”[3]p34。陈独秀深感封建恶俗对于中国人的束缚,他认为开通民智迫在眉睫。
  三是对妇女所受“刑法”的批判。第一样是“脚镣”。中国妇女有裹脚的传统,把脚缠的像粽子一般。这个过程极其痛苦,脚被搞得皮开肉绽,不管有多疼痛,就是要把脚裹得极小,走路都迈不开步,如同上了脚镣一般。第二样是“手铐”。旧时富家女手腕上戴的镯子,多者两只手戴了十来只,有的还戴上各种珠宝手链,重达四五斤,伸手吃饭、洗脸穿衣都很不方便,两手垂下来也动不得,犹如犯人戴了手铐。第三样是两只耳朵,“穿了两三个孔儿,挂了几只圈儿,越是有钱的,就越挂得多,耳朵挂的皮开肉烂,也不晓得痛痒,一心要他人称赞一声好看”[3]p34。第四样是链条锁头颈。女人头上套一条兜兜链,还要攀比链条的长短粗细、是金是银之分。第五样是戴“枷”,在做官的或是有钱财主人家,女人做新娘时,披在肩膀上的披肩,足有六七斤重,压得头颈不能动,颈椎骨不能曲,这个模样被陈独秀比作戴枷。第六样是中国妇女,无论是小姑娘、大小姐、少奶奶还是老太太,都要用些胭脂和粉擦脸,而且这些粉里面含有很多铅质,最伤皮肤。陈独秀感叹,若把这些装扮首饰的费用“改做读书的本钱,要有益处多了”[3]p35。
  三、开通民智思想的重要内容
  其时,报刊传媒是备受启蒙者重视的开民智工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白话报》《京话日报》《安徽俗话报》《竞业旬报》《杭州白话报》等等[5]。1904年,陈独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并以其作为开民智的主要载体。他的想法“就是办一份普通民众可以买得起、看得懂的报纸,用通俗的语言,讲出深刻的道理,来达到‘开民智’的目的”[6]。这“是他启蒙民众,开发民智,真正着手做文字宣传工作的第一步”[7]。   第一,教育改良。当时各国的启蒙小学里,最要紧的功课是国语教育。国语教育的目的:“一是小孩子不懂得深文奥义,只有把古今事体,和些人情物理,用本国通用的俗话,编成课本,给他们读,等他们知识渐渐的开了,再读有文理的书。一是全国地方大得很,若一处人说一处话,本国人见面不懂本国人的话,便和见了外国人一样,那里还有同国亲爱的意思呢?”[3]p37所以,陈独秀提倡国语统一。一方面是渐进式的教育方式,让孩子的学习由浅入深,更好接受文化教育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要把国家作为一个统一体,必须统一国人的语言。实现国语统一,是开民智最重要的一点。陈独秀还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现在西洋的教育,分德育、体育、智育三项,德国、日本的教育,格外着重体操。我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专门讲德育,智育也还稍微讲究,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有人提倡”[8]p95,以至国人都是斯文委顿,奄奄无生气。他还主张儿童教育应是顺性开导的。他认为教儿童念书,“不但是要开他的智慧,并要培养他的心地,扶植他的志气”[8]p95。
  第二,戏曲改良。改良旧戏,或演出新戏,本身也反映了清末社会文化的变迁。陈独秀认为这是开通风气第一方便的法门。“我很盼望内地各处的戏馆,也排些开通民智的新戏唱起来,看戏的人都受他感化,变成了有血性、有知识的好人。”[3]p60在他看来,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教师。提出戏曲改良,可以多多地新排有益风化的戏,把中国古时大英雄的事迹,把那些能发人忠义的旧戏,借鉴西方的戏法,给人们长长见识;同时改良有鬼有神的迷信思想、一文不值的戏,不可唱淫戏,除去戏曲中富贵功名的俗套,改善只知道混个人富贵致使国家衰弱的恶习。
  第三,树立国家观。陈独秀指出,中国正在沦为被列强宰割的肥羊尾子,“各国驻扎北京的钦差,私下里商议起来,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依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这名目就叫做‘瓜分中国’”[3]p19。国亡家破,四字相连,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人都是一样消受。“‘当今世界各国,人人都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家必强。人人都不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亡。’”[3]p40西洋各强国,其国民的国家观极其发达,有学问的人著出书来研究国家学的道理。陈独秀用浅显的话把国家关键的几个要素提炼出来:国家要有一定的土地、人民和主权。一个国家必然要有一定的土地,没有土地是万万不能的;然而国家是人民建立的,光有土地没有人民也是万万不能的;凡是一国,总要有主权。“以上三样,缺少一样,都不能算是一个国家”[3]p41。国人应努力学做具有国家观念的人,否则就是国亡家破的时刻到了。“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的。”[3]p53中国人“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3]p54。中国自古以来的改朝换代,新皇帝想收服人心,也是用天命来压服人的,甚至夺朝代的时候用天命有归、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等话笼络人心。国人缺乏科学知识,而被封建思想禁锢,不得不重新树立正确的国家观。
  第四,传输基本知识。陈独秀循序渐进地给人们普及文化知识。文章《中国历代的大事》就是以平实的语言,让人们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地理略》中讲述了我们中国的地理大略,论述了海岸、地势、气候、物产、商业、交通的基本概况。“我国海岸,本部和满洲,南北共长九千里,沿海一带重要的口岸很多。”[8]p64文中分别标记了各口岸的侵占国。商业方面,虽然我国出产很多但都是粗货,外国货进口还是很多,因此中国的钱都进了外国人的口袋。交通方面,我国的交通很不方便。“陆路的铁路,比轮船还快,行路运货,无不方便”[8]66,但当时上海到南京、南京到河南信阳、缅甸国到云南城等,这几条要紧的铁路,都归了外国开办,行路方便了,可是大权在外国人手里。关于寄信,本国的邮政要请外国人管理。另外,1902年陈独秀编译了《小学万国地理新编》,1913年他编辑了《新体英文教科书》,1913-1914年他编写了《字义类例》等书,对民众的启蒙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不仅在安徽的芜湖、广州等地办学,还在浙江、北京大学任教。通过这些努力,突出了学校不仅是增进知识、开发智力的场所,也是提高民众思想觉悟的阵地”[9],为开民智奠定了基础。
  陈独秀早期提出的关于教育改良、戏曲改良、树立国家观、传输基础知识的开通民智的主张,为接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开展白话文运动和文学改革奠定了文化基础,同时也为掀起一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思想启蒙运动营造了良好的氛围。陈独秀的开通明智的思想对今天仍有启示。当今,加强科普宣传,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自觉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依法治国理念等等,已成为全国共识。时代在发展,人类在进步,顺应发展,21世纪的今天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与依法治国思想来进一步开通民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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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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