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望墙，慵懒的目光顿时被擦亮。“满身花纹影如蛇，空闲日子墙上爬，千斤万斤肩上过，一五一十不虚夸。”儿时熟稔的谜面像破土而出的春芽，在这个朦胧的清晨嗞嗞作响。没错，墙上挂的是杆秤，且多年未动过。
　　杆秤由木杆、星花、铁钩、秤砣、两个提扣组成，通过秤砣在秤杆上移动获得平衡后，得出被称物体的重量。我最早见到杆秤是在生产队的队屋，那里有半间屋大的粮仓，有一人高的篾囤，有几围粗的菜籽油缸，不同的收获季节，不同的五谷杂粮在这里会师，然后经由杆秤的调度，化整为零，温暖起农家一个个冰冷的锅台。
　　改革开放以后，商贸像放出樊笼的小鸟一下子活跃起来，杆秤也似“公证员”频繁地抛头露面。但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等到心生疑窦的乡下人证实一担稻子在收购点少了五斤、买回的化肥少了三斤后，他们一改胆小怕事的传统品格，愤而折断犹如黄世仁家魔鬼升斗般的杆秤——杆秤成了代奸商受过的替罪羊。一位在工商部门工作的朋友说，那时他每年收缴的“问题”秤多达几十杆，诸如吸附磁石、杆头安插铅条、大小秤砣掉包等等，虽属雕虫小技，却是五花八门，非圈内人士难以识破。时下流行的“作砣”一说，俨然成为吃拿卡要敲的代名词，据说就是肇端于在秤砣上做手脚的损举。
　　相传，为越国灭吴雪耻立下头功的范蠡，深諳国君勾践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遂在论功行赏时激流勇退，与知心爱人西施跑到齐国下海经商去了。几年后，却散尽千金，辗转至陶，并靠操计然之术把握商机，又成了富可敌国的范大款，而杆秤则是他在经商实践中的意外收获——他用东方人的思维具象地阐释着杠杆原理，以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为标记，一颗星代表一两重，制造出了十三两为一斤的杆秤。今天，我们常说半斤对八两，这是因为古代是十六两为一斤，其实这三两也是范蠡加的。原来，有了杆秤，虽克服了市场估堆陈弊，但不久范蠡又发现一些奸商以缺斤少两的卑鄙手段损害消费者利益，于是他在原来的基础上添了福、禄、寿三颗星，一斤也相应提高到十六两。少一两没福气、损二两无功名、缺三两折寿命，哥们儿，看你还敢不敢克扣斤两！看看，人家范蠡还是消协的鼻祖呢。在我国，十六两制杆秤一直沿用到解放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后才改为十两制。隔着两千五百余年的波涛，范蠡苦心经营的金山银山早不知卷往何方，更恒久的却是副产品——杆秤，这也许是他始料未及的吧。
　　对一头活生生的大象来说，杆秤只能望洋兴叹，而小曹冲的神来之笔是把一只船作为秤的延伸，让他的老爸曹操在众大臣面前着实骄傲了一把。如果曹冲不是13岁早夭，也许磅秤的问世就轮不到外国人来抢头功了。其实，超重之物难称，超轻之物也不好对付，譬如配草药，即使误差在钱两之间，也可能夺人性命。小时候，我对药师手中那杆长不盈尺的铜秤非常好奇，红花九钱、甘草一两，药师的精干就像那杆精致的铜秤。药师说，没见过吧，这叫司马秤，准得狠。莫非正是具备了精准的优点，在杆秤逐渐被电子秤取代的今天，司马秤仍在药房偏安一隅，苦撑着杆秤残存的余晖。
　　在古代，秤砣叫权，秤杆叫衡，权衡一词由此得来。挂在墙上的杆秤多年未动，甚至仍会永远保持那种静止状态，我也完全可以视而不见，但身处布满十字路口的俗尘，进退取舍，褒贬臧否，不能不穷力权衡。如此看来，范蠡不愧为人中之杰，即使一杆有形的秤消失了，另一杆无形的秤还在你我心中知轻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