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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关乎民生的案（事）件中，新闻媒介确实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许多人都懂得并善于利用新闻媒体的力量：正面的东西要让它越炒越热，而负面新闻一旦出现则是极尽公关手段，让那些不希望人们知道的消息胎死腹中，至少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媒体也被“潜规则”？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企业，“三鹿事件”发生之后企业本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然而三鹿集团却反其道而行之，想用300万元砸向搜索引擎，进行网络公关，借此封住网络媒体的声音。结果适得其反，不仅300万元没砸灭网络之声，反而被网络回击了一记响亮的耳光：百度的拒绝声明、媒体的纷纷谴责、网民网友的声讨。而这一恶果的出现与其公关代理公司的公关策略不无关系。
早在今年三月份已有群众举报，说自己小孩在食用“三鹿奶粉”后出现问题。6月30日，在国家质检总局网站上又有用户留言投诉三鹿。而三鹿集团并没有足够重视。到8月份三鹿在自检中已发现所检奶粉均含有三聚氰胺时，仍隐瞒不报，试图通过其公关代理公司寻求处理危机的公关策略。
公关代理公司也“不辱使命”，很快拿出了一份公关方案：“安抚消费者，一至二年内不让他开口；与百度签订300万元广告投放协议以享受负面新闻删除，拿到新闻话语权；以攻为守，搜集同行业产品‘肾结石’负面的消费者资料，以备不时之需。”
在涉及“百度”的网络公关方面，代理公司的“策略”可谓极尽完备：“百度作为搜索引擎，是所有网站的集结地，也是大部分消费者获取搜索信息的主要阵地，对三鹿来说将是公关环节的重量级媒体。鉴于三鹿集团在产品线上不如其他几家企业丰富，经公司与百度相关部门的多次深度沟通后，百度已经同意将对三鹿集团的公关保护政策降低至年度300万元广告投放，可以享受早期负面删除。一旦透露‘肾结石’负面消息放大后，百度可能会以负面作为要挟，要求增加投放量，因此公司迄今没有跟百度提及肾结石相关负面新闻，所以强烈建议在此事还未大肆曝光的特殊时期，尽快与百度签订300万元的框架协议。”
虽然在“三鹿事件”引爆后，该公关代理公司极力否认此“公关方案”的真实性，但百度广告部一位人士则表示，此间流传的这份公关信的确是三鹿的公关公司给三鹿提交的危机公关提案。该人士同时表示，百度虽不能确定三鹿是否采纳了其中建议，但百度并未如信中所说与三鹿有任何形式的合作。“现在仍可以在百度搜索中查得有关三鹿奶粉的负面新闻，百度并未删除。”
9月15日，百度负责人就此向长江商报记者予以证实。据了解，9月9日、12日，三鹿的代理公关公司曾先后两次致电百度大客户部，希望能协助屏蔽三鹿的负面新闻。“由于该提议违反公司规定以及百度一贯坚持的信息公正、透明原则，大客户部在第一时间严词拒绝了该提议。”
其实企业的“媒体公关”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现在几乎成了企业对付媒体的“潜规则”。有的企业甚至广纳“贤才”，招进一些专门应对媒体的“高手”。这种无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公关潜规则，某种程度上比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更可怕。
去年1月8日，新华社播发题为《是手术还是骗术——上海协和医院妇科诊疗案》的报道，质疑民营上海协和医院给无病女子王洪艳做假手术。后央视又于1月31日以《手术刀还是宰人刀》为题跟进，多位患者面对镜头诉说他们的遭遇。时逢上海市“两会”召开，市政协委员倪语星看到报道后，连呼“匪夷所思”，并就此专门提案，呼吁加强对民营医院的监管。
而为了对付此次危机，上海协和医院也是竭尽全力。对于新华社的报道，刊发前协和医院即已获知消息，并紧急委派一陈姓院长前去“公关”，结果未能如愿。与此同时，上海协和医院的“董事长助理”亦找到新华社发稿记者刘丹，表示此报道关系到医院的生死存亡，希望“缓和”一下，并让对方“最好给我们提点要求”，亦未如愿。
延伸阅读：网络如何影响舆论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引人关注，而与之一同被揭开的还有网络公关的潜规则。网络公关的贬义色彩在这次食品安全事件中可谓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受到了公众的极大關注和谴责。那么这些网络公关是如何帮助这些问题企业“灭火”的？这些网络公关怎样影响我们的舆论？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对此做了一番调查。
“如果有对于公司不利的关键词，是否可以删除？”该报记者就此询问一家搜索引擎的工作人员。
“从技术上来说，只要这个关键词在词库里，随时可以删除。”这家搜索引擎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我们行业有自己的规矩，只要客户需要，当然可以删除。只要花钱，怎么都能办。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在搜索引擎中看不到，这不是偶然的。”
“当人们逐渐认识到搜索结果原来都与银子有关之后，相信这样的搜索引擎会遭人唾弃。”一位媒体从业人士说，随着搜索引擎寡头垄断的形成，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企业问题了，涉及人们的知情权。
该报记者指出，不仅搜索引擎成为网络公关的一个重点，BBS也是他们的一个重要阵地。在网络策划人陈墨看来，传统媒体一般不存在撤稿，但网络中从BBS到门户网站，都可以花钱公关撤稿，消除影响。
网络信息的自我繁殖要比报纸广播电视都强，因此，网络是目前危机公关的主攻方向。很多时候需要从论坛、博客、搜索引擎、SNS社区网等不同方面同时下手，进行危机公关。
“如果网上信息堵住了，舆论就堵住了很大一块。”陈墨透露，近期四川出现百事的自来水风波、统一的纯净水问题、达能在上海的食品含菌量超标等问题，都没有扩散起来，其中网络危机公关起了很大的作用。
网络公关公司会和门户网站沟通，避免他们把企业的负面新闻做成专题或放头条；还可和主要搜索引擎网站沟通，尽量又快又多地发布客户的正面信息，把负面信息冲掉。“没有几个人会去点击搜索引擎提供的5页、10页之后的信息。”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砚农认为，很多企业通过新技术下的网络公关扭转了被动局面，提高了知名度。但是，如果不诚实，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让公众了解真相
据了解，三鹿集团因为质量问题被媒体曝光已非首次。三年前，三鹿在“大头娃娃”事件中出尽风头，当时媒体披露了45家问题奶粉名单，三鹿榜上有名。但是仅仅过了17天，三鹿就咸鱼翻身，把自己从问题奶粉名单中拿了下来。这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应该不难想象。不能不承认，在与无良企业的较量中，消费者事实上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由于法治不彰，对无良企业几乎不存在有效制约，无良企业因此拥有几乎是绝对的自由，它们不仅能够恣意作假，而且能够调度一切它们需要调度的强势资源为自己保驾护航，使自己可以突破社会的层层防线。
在前几年的“苏丹红”事件中，亨氏公司利用新闻公关巧渡危机，过后一份财经类杂志“兴高采烈”地说，“在这起危机事件中，亨氏玩了一招金蝉脱壳，尽管不能彻底摆脱干系，但也总算避免了媒体、消费者、政府的无尽责难”，“亨氏，又一次让我们见识了跨国公司的‘处变不惊’，见识了新闻公关的魅力所在”。
让我们来看看，亨氏公司是如何公关的。亨氏公司被查出含有“苏丹红”的问题产品后，立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表示“问题可能来自原料的供应商”。在真相尚不明晰的情况下，亨氏的这种猜测非常具有灵活性，既正好转移视线，将焦点引向别处，又巧妙地回答了最关键的问题，从而达到了“大事化小”的效果。而一些媒体和少数执法部门心领神会，沿着这个线路努力跟进。一时间，供应商成为同仇敌忾的对象，而将掺有“苏丹红”产品卖给消费者的这两家公司却变成了令人同情的对象。同样三鹿集团在处理“三鹿事件”中，开始也是将掺进“三聚氰胺”的责任推给了奶农，想以此转移视线，推脱企业责任。
著名媒体人杨俊红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商家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采取某些新闻公关活动，与媒体进行博弈，有其选择的必然性。但是作为公正的、代表社会良心的新闻媒体，对这些新闻公关行为，必须时时保持足够的警惕，绝不应被一些假象和商业手法所迷惑，更不能掉到别人预设的陷阱中。对一些不讲职业良心、不讲社会公德的做法，媒体要坚决拨开商家的公关迷雾，用自己的报道充分展现新闻媒体固有的精神和品格。
去年3月28日，央视二套生活栏目报道了一起某名牌家具甲醛导致三岁小姑娘洋洋头发掉光的事件，随后网络上开始传播相关报道。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知该公司采取了什么手段，相关网站当天的报道在下午的时候，就从首页上撤除，虽然还在网上挂着，但要通过搜索才可以找得到。同时该公司还打通某论坛“关节”，通过论坛跟帖的形式降低不利影响，引导网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危机公关不是救命稻草
在这次奶粉行业危机中，少数企业死不认错，铁嘴钢牙，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它损失的不仅是经营收入，更是消费者“内在的抛弃”，支撑品牌的文化骨架坍塌了，企业重生的难度将增加很多。
我们可能还记得2005年的宝洁SK-II事件：当年3月，南昌消费者吕萍投诉使用该产品后发生过敏反应，与产品宣传不相符，并把宝洁告上法庭。针对自己产品存在的缺陷，宝洁公司不是真诚面对，而是有针对性地发布了一个关于产品安全性的声明，在媒体打电话求证时没有主动利用媒体证明自己，反而是自信地来了一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并认为举报者动机不纯，对消费者进行反击。在媒体的广泛参与下，宝洁的“烧碱风波”迅速升温，主流或者非主流的媒体都对此次事件进行报道，把宝洁的傲慢态度呈现在消费者面前。在此压力下，宝洁不得不承认SK-II夸大宣传，并承诺修改宣传手册。
作为一个负责任、敢作为的企业出现危机时，起码要做到“一日三省吾身”，珍惜声誉，善待民众，同时大胆剖析自己，敢于承认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对待企业发生的危机事件上，要真诚面对，积极回应，以此来获取民众与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企业内部要设置常态化的危机处理小组或首席风险官，按照危机处理程序工作。
然而，目前不少企业的危机处理手段几乎都是“闭关锁国”——能拖就拖，能盖就盖，认为消费者是无法沟通和信任的敌人，认为媒体监督就是找碴，将公众放到了对立位置。如2006年富士康事件。富士康“虐工现象”被媒体披露之后，先是消极拖延，不及时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向新闻界和公众作正面解释，后又采取对抗的方式，以名誉侵权为由向采写负面报道的两名记者提出总额3000万元的天价索赔，并申请深圳当地法院将两人的私人财产和银行账户全部查封、冻结，将一起原本普通的媒企纠纷上升为触及社会道德情感和制度设置的公共事件。在为时两个多月的媒企博弈中，公众见到的富士康不是一张张冰冷的诉讼书，就是一份份“义正词严”的声明。没有对危机真相的解释，没有针对公众的新闻发布，没有关于事态进展的主动通报。在这场博弈中，虽然企业占了上风，劳动者落了下风，舆论监督处于窘境，而富士康以强凌弱、以财压人的嘴脸也明显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使富士康的企业形象跌至冰点。
这种漠视公众情感的做法显然违背了危机公关中的人文关怀原则。对于企业来说，公众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尊重公众至关重要，公众有权知道危机的真相。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孟建认为，危机公关的核心就是沟通，一旦放弃了沟通的努力，那就失去了公众的支持。有效的沟通，应该是通过媒体与公众进行诚实的、积极的、互动的交流，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媒体充分开放而多元的世界。随着第四媒体、第五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试图去封杀媒体的声音，试图隔绝与公众的沟通，无异于对企业自身的戕害，而最终极可能彻底葬送企业。
不能不承认“危机公关”有术也有效，但终归有限。著名媒体人陆绮雯指出，我们往往看到的只是危机公关积极的一面，它确实能帮助一个企业或一个品牌在遇到问题时渡过难关，有时甚至可以发挥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让危机变成机遇。但是，当企业一味依赖危机公关这个武器时，我们就不得不正视它所产生的负面效应。高明的危机公关似成了企业的护身符，因为有了危机公关的快速反应机制，企业内部运作中的问题发现机制可能被忽略；因为有了危机公关这一道防线，企业很可能轻易去犯错甚至变得不怕犯错。从这个角度来看，高明的危机公关有时反倒是一种“纵容”，可能让危机潜伏得更深更久。没有痛到骨子里，也就不会有“刮骨疗伤”的决心。她认为，大胆拓展业务是好事，但利用市场规则的某些缺失或不完善打擦边球就要不得了。毕竟，市场总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规范，企业要想谋求可持续发展，显然不能老是靠危机公关这种工具来解决内在的问题。■
编辑：曹参
媒体也被“潜规则”？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企业，“三鹿事件”发生之后企业本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然而三鹿集团却反其道而行之，想用300万元砸向搜索引擎，进行网络公关，借此封住网络媒体的声音。结果适得其反，不仅300万元没砸灭网络之声，反而被网络回击了一记响亮的耳光：百度的拒绝声明、媒体的纷纷谴责、网民网友的声讨。而这一恶果的出现与其公关代理公司的公关策略不无关系。
早在今年三月份已有群众举报，说自己小孩在食用“三鹿奶粉”后出现问题。6月30日，在国家质检总局网站上又有用户留言投诉三鹿。而三鹿集团并没有足够重视。到8月份三鹿在自检中已发现所检奶粉均含有三聚氰胺时，仍隐瞒不报，试图通过其公关代理公司寻求处理危机的公关策略。
公关代理公司也“不辱使命”，很快拿出了一份公关方案：“安抚消费者，一至二年内不让他开口；与百度签订300万元广告投放协议以享受负面新闻删除，拿到新闻话语权；以攻为守，搜集同行业产品‘肾结石’负面的消费者资料，以备不时之需。”
在涉及“百度”的网络公关方面，代理公司的“策略”可谓极尽完备：“百度作为搜索引擎，是所有网站的集结地，也是大部分消费者获取搜索信息的主要阵地，对三鹿来说将是公关环节的重量级媒体。鉴于三鹿集团在产品线上不如其他几家企业丰富，经公司与百度相关部门的多次深度沟通后，百度已经同意将对三鹿集团的公关保护政策降低至年度300万元广告投放，可以享受早期负面删除。一旦透露‘肾结石’负面消息放大后，百度可能会以负面作为要挟，要求增加投放量，因此公司迄今没有跟百度提及肾结石相关负面新闻，所以强烈建议在此事还未大肆曝光的特殊时期，尽快与百度签订300万元的框架协议。”
虽然在“三鹿事件”引爆后，该公关代理公司极力否认此“公关方案”的真实性，但百度广告部一位人士则表示，此间流传的这份公关信的确是三鹿的公关公司给三鹿提交的危机公关提案。该人士同时表示，百度虽不能确定三鹿是否采纳了其中建议，但百度并未如信中所说与三鹿有任何形式的合作。“现在仍可以在百度搜索中查得有关三鹿奶粉的负面新闻，百度并未删除。”
9月15日，百度负责人就此向长江商报记者予以证实。据了解，9月9日、12日，三鹿的代理公关公司曾先后两次致电百度大客户部，希望能协助屏蔽三鹿的负面新闻。“由于该提议违反公司规定以及百度一贯坚持的信息公正、透明原则，大客户部在第一时间严词拒绝了该提议。”
其实企业的“媒体公关”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现在几乎成了企业对付媒体的“潜规则”。有的企业甚至广纳“贤才”，招进一些专门应对媒体的“高手”。这种无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公关潜规则，某种程度上比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更可怕。
去年1月8日，新华社播发题为《是手术还是骗术——上海协和医院妇科诊疗案》的报道，质疑民营上海协和医院给无病女子王洪艳做假手术。后央视又于1月31日以《手术刀还是宰人刀》为题跟进，多位患者面对镜头诉说他们的遭遇。时逢上海市“两会”召开，市政协委员倪语星看到报道后，连呼“匪夷所思”，并就此专门提案，呼吁加强对民营医院的监管。
而为了对付此次危机，上海协和医院也是竭尽全力。对于新华社的报道，刊发前协和医院即已获知消息，并紧急委派一陈姓院长前去“公关”，结果未能如愿。与此同时，上海协和医院的“董事长助理”亦找到新华社发稿记者刘丹，表示此报道关系到医院的生死存亡，希望“缓和”一下，并让对方“最好给我们提点要求”，亦未如愿。
延伸阅读：网络如何影响舆论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引人关注，而与之一同被揭开的还有网络公关的潜规则。网络公关的贬义色彩在这次食品安全事件中可谓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受到了公众的极大關注和谴责。那么这些网络公关是如何帮助这些问题企业“灭火”的？这些网络公关怎样影响我们的舆论？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对此做了一番调查。
“如果有对于公司不利的关键词，是否可以删除？”该报记者就此询问一家搜索引擎的工作人员。
“从技术上来说，只要这个关键词在词库里，随时可以删除。”这家搜索引擎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我们行业有自己的规矩，只要客户需要，当然可以删除。只要花钱，怎么都能办。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在搜索引擎中看不到，这不是偶然的。”
“当人们逐渐认识到搜索结果原来都与银子有关之后，相信这样的搜索引擎会遭人唾弃。”一位媒体从业人士说，随着搜索引擎寡头垄断的形成，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企业问题了，涉及人们的知情权。
该报记者指出，不仅搜索引擎成为网络公关的一个重点，BBS也是他们的一个重要阵地。在网络策划人陈墨看来，传统媒体一般不存在撤稿，但网络中从BBS到门户网站，都可以花钱公关撤稿，消除影响。
网络信息的自我繁殖要比报纸广播电视都强，因此，网络是目前危机公关的主攻方向。很多时候需要从论坛、博客、搜索引擎、SNS社区网等不同方面同时下手，进行危机公关。
“如果网上信息堵住了，舆论就堵住了很大一块。”陈墨透露，近期四川出现百事的自来水风波、统一的纯净水问题、达能在上海的食品含菌量超标等问题，都没有扩散起来，其中网络危机公关起了很大的作用。
网络公关公司会和门户网站沟通，避免他们把企业的负面新闻做成专题或放头条；还可和主要搜索引擎网站沟通，尽量又快又多地发布客户的正面信息，把负面信息冲掉。“没有几个人会去点击搜索引擎提供的5页、10页之后的信息。”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砚农认为，很多企业通过新技术下的网络公关扭转了被动局面，提高了知名度。但是，如果不诚实，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让公众了解真相
据了解，三鹿集团因为质量问题被媒体曝光已非首次。三年前，三鹿在“大头娃娃”事件中出尽风头，当时媒体披露了45家问题奶粉名单，三鹿榜上有名。但是仅仅过了17天，三鹿就咸鱼翻身，把自己从问题奶粉名单中拿了下来。这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应该不难想象。不能不承认，在与无良企业的较量中，消费者事实上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由于法治不彰，对无良企业几乎不存在有效制约，无良企业因此拥有几乎是绝对的自由，它们不仅能够恣意作假，而且能够调度一切它们需要调度的强势资源为自己保驾护航，使自己可以突破社会的层层防线。
在前几年的“苏丹红”事件中，亨氏公司利用新闻公关巧渡危机，过后一份财经类杂志“兴高采烈”地说，“在这起危机事件中，亨氏玩了一招金蝉脱壳，尽管不能彻底摆脱干系，但也总算避免了媒体、消费者、政府的无尽责难”，“亨氏，又一次让我们见识了跨国公司的‘处变不惊’，见识了新闻公关的魅力所在”。
让我们来看看，亨氏公司是如何公关的。亨氏公司被查出含有“苏丹红”的问题产品后，立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表示“问题可能来自原料的供应商”。在真相尚不明晰的情况下，亨氏的这种猜测非常具有灵活性，既正好转移视线，将焦点引向别处，又巧妙地回答了最关键的问题，从而达到了“大事化小”的效果。而一些媒体和少数执法部门心领神会，沿着这个线路努力跟进。一时间，供应商成为同仇敌忾的对象，而将掺有“苏丹红”产品卖给消费者的这两家公司却变成了令人同情的对象。同样三鹿集团在处理“三鹿事件”中，开始也是将掺进“三聚氰胺”的责任推给了奶农，想以此转移视线，推脱企业责任。
著名媒体人杨俊红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商家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采取某些新闻公关活动，与媒体进行博弈，有其选择的必然性。但是作为公正的、代表社会良心的新闻媒体，对这些新闻公关行为，必须时时保持足够的警惕，绝不应被一些假象和商业手法所迷惑，更不能掉到别人预设的陷阱中。对一些不讲职业良心、不讲社会公德的做法，媒体要坚决拨开商家的公关迷雾，用自己的报道充分展现新闻媒体固有的精神和品格。
去年3月28日，央视二套生活栏目报道了一起某名牌家具甲醛导致三岁小姑娘洋洋头发掉光的事件，随后网络上开始传播相关报道。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知该公司采取了什么手段，相关网站当天的报道在下午的时候，就从首页上撤除，虽然还在网上挂着，但要通过搜索才可以找得到。同时该公司还打通某论坛“关节”，通过论坛跟帖的形式降低不利影响，引导网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危机公关不是救命稻草
在这次奶粉行业危机中，少数企业死不认错，铁嘴钢牙，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它损失的不仅是经营收入，更是消费者“内在的抛弃”，支撑品牌的文化骨架坍塌了，企业重生的难度将增加很多。
我们可能还记得2005年的宝洁SK-II事件：当年3月，南昌消费者吕萍投诉使用该产品后发生过敏反应，与产品宣传不相符，并把宝洁告上法庭。针对自己产品存在的缺陷，宝洁公司不是真诚面对，而是有针对性地发布了一个关于产品安全性的声明，在媒体打电话求证时没有主动利用媒体证明自己，反而是自信地来了一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并认为举报者动机不纯，对消费者进行反击。在媒体的广泛参与下，宝洁的“烧碱风波”迅速升温，主流或者非主流的媒体都对此次事件进行报道，把宝洁的傲慢态度呈现在消费者面前。在此压力下，宝洁不得不承认SK-II夸大宣传，并承诺修改宣传手册。
作为一个负责任、敢作为的企业出现危机时，起码要做到“一日三省吾身”，珍惜声誉，善待民众，同时大胆剖析自己，敢于承认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对待企业发生的危机事件上，要真诚面对，积极回应，以此来获取民众与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企业内部要设置常态化的危机处理小组或首席风险官，按照危机处理程序工作。
然而，目前不少企业的危机处理手段几乎都是“闭关锁国”——能拖就拖，能盖就盖，认为消费者是无法沟通和信任的敌人，认为媒体监督就是找碴，将公众放到了对立位置。如2006年富士康事件。富士康“虐工现象”被媒体披露之后，先是消极拖延，不及时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向新闻界和公众作正面解释，后又采取对抗的方式，以名誉侵权为由向采写负面报道的两名记者提出总额3000万元的天价索赔，并申请深圳当地法院将两人的私人财产和银行账户全部查封、冻结，将一起原本普通的媒企纠纷上升为触及社会道德情感和制度设置的公共事件。在为时两个多月的媒企博弈中，公众见到的富士康不是一张张冰冷的诉讼书，就是一份份“义正词严”的声明。没有对危机真相的解释，没有针对公众的新闻发布，没有关于事态进展的主动通报。在这场博弈中，虽然企业占了上风，劳动者落了下风，舆论监督处于窘境，而富士康以强凌弱、以财压人的嘴脸也明显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使富士康的企业形象跌至冰点。
这种漠视公众情感的做法显然违背了危机公关中的人文关怀原则。对于企业来说，公众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尊重公众至关重要，公众有权知道危机的真相。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孟建认为，危机公关的核心就是沟通，一旦放弃了沟通的努力，那就失去了公众的支持。有效的沟通，应该是通过媒体与公众进行诚实的、积极的、互动的交流，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媒体充分开放而多元的世界。随着第四媒体、第五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试图去封杀媒体的声音，试图隔绝与公众的沟通，无异于对企业自身的戕害，而最终极可能彻底葬送企业。
不能不承认“危机公关”有术也有效，但终归有限。著名媒体人陆绮雯指出，我们往往看到的只是危机公关积极的一面，它确实能帮助一个企业或一个品牌在遇到问题时渡过难关，有时甚至可以发挥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让危机变成机遇。但是，当企业一味依赖危机公关这个武器时，我们就不得不正视它所产生的负面效应。高明的危机公关似成了企业的护身符，因为有了危机公关的快速反应机制，企业内部运作中的问题发现机制可能被忽略；因为有了危机公关这一道防线，企业很可能轻易去犯错甚至变得不怕犯错。从这个角度来看，高明的危机公关有时反倒是一种“纵容”，可能让危机潜伏得更深更久。没有痛到骨子里，也就不会有“刮骨疗伤”的决心。她认为，大胆拓展业务是好事，但利用市场规则的某些缺失或不完善打擦边球就要不得了。毕竟，市场总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规范，企业要想谋求可持续发展，显然不能老是靠危机公关这种工具来解决内在的问题。■
编辑：曹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