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丛台当是古城邯郸的标志景致。古时，这里是演武场，最早见记于《汉书·高后纪》，载公元前187年，“夏五月丙申，赵王宫丛台灾”，这可能是丛台失火遇灾的记载。而最新研究表明，邯郸距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赵武灵王筑丛台是一种民间的传说，尚无明确的历史根据，但《水经注》记“六国时赵王之台”应该可信。1963年邯郸遭受大水侵袭，丛台部分倒塌，墙体的夯土层内发现了战国时代的陶片，应是可靠证据。如今，这里杨柳奕奕，绿水飘荡，环绕丛台周围。“仿佛吴宫花娇柳宠，依稀楚峡雨郁云蒸。上出重霄，拟凤凰之双集；下临无地，陋灌鹊之一层。”这是清邯郸文人描写丛台的词句。现存的亭台已非原装，历代修缮多次，只是与相邻的动物园放在了一处，稍稍有些不协调，有点慢待古人了。作为一个邯郸人，因有赵武灵王的开创精神和开放意识，我多次登临丛台观瞻，闲来翻阅史书，又为“五霸后继七雄强，赵国雄称武灵王”的历史感慨，心里头常生出一股别样的滋味来。
　　仅仅一座观礼台，并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文化层积的深厚，才彰显其魅力。
　　史家这样记述：武灵王少时继位，整个赵国的形势已是内忧外患：“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对于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来说，这种局面是难以想像的，赵国简直就是一只被囚禁起来的狮子，空有囊括四海的抱负也是无济于事。执政后的武灵王被这个问题弄得辗转反侧，寝食难安，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突出重围，建立雄霸中原的大帝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20多年。赵武灵王在与胡人作战中得到启发：赵国的兵将衣着繁复、车骑笨拙，难以适应战争迅急变化，于是意欲颁布新政施行胡服骑射：“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明德先论于贱，而行政先信于贵。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后善也。”然而，以叔父公子成为主的反对派让新政的推行并不顺利，公子成称病在家，不再上朝，抵制新政。赵武灵王先是写信给公子成，晓以大义，后又亲往公子成府探病，与公子成一番又一番国情、亲情的恳谈，施真情打动公子成，使之与武灵王一道着胡服学骑射。群臣见此情景，再无异议。胡服骑射没有一年，赵国的军力大增，一改过去兵将积弱不振之疲态。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以灭中山国为中心，引兵攻城掠地，后西伐胡地，北进中山，拓展数百里的疆域，使北胡俯首，中山称臣，赵国雄起。建立了能够与强秦抗衡的军事大国。
　　战国纷争拉锯式大战，谁会相信有真正的和平？强兵备战、变革图新成为六国之共同的策略。魏国有李俚，楚国有吴起，秦国有商鞅，韩国有申不害，纷纷变法图新改革弊政，伺机一统天下。而李俚、商鞅之流多为策士，独赵武灵王为一国之君，能够力排众议倡明新政，学习胡服骑射。虽然武灵王是处于内忧外患的军事意义上的考虑，而这一革新所能够产生的功效已经大于其本身。其后邯郸商贸的繁荣以及学术的昌明，都与之有着内在的联系。儒家荀子、名家公孙龙子和毛公、法家处子、兵家庞谖，本土学者与游说名士相互学习碰撞争鸣，使之成为中原以北的思想学术重镇。一个善于学习、敢于学习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有希望有朝气的国家；一个善于学习和敢于学习的人，也一定是一个有作为有生气的人。赵武灵王的确是一个英武之君，主动传位于爱子赵惠文王，成为盛年让位的第一人。他退位做“主父”之后，为了试探秦国的虚实，乔装打扮，假充赵国使者，入秦国会见不可一世的秦昭襄王，与秦昭襄王周旋半天纵论国家大事，神情自若，侃侃而谈，洒脱不俗。赵武灵王大摇大摆地走出秦国后，秦昭襄王才晓得使者乃赵武灵王，不禁大惊失色，忙令大将白起连夜追赶，而此时赵武灵王已经安然回到赵地。此举让秦昭襄王暗自佩服赵武灵王的胆识，也换来赵国多年的和平形势。
　　洋洋大观的史书里，所有的改革人物都留有一个苍凉悲壮的注脚，在现实的情景里面也未能逃脱历史的宿命，未能免于俗世的纷争，多让后人扼腕相叹。同样，赵武灵王是一位智勇文武兼备之人，又是一位悲剧式的人物，胡服骑射的成功既是其事业辉煌的“光明顶”，也是他沦落终结的喋血谷。
　　杜樊川喟叹：“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国也。”武灵王在君王事业最辉煌的时候退位，跟他的改革一样是非凡的创举。而这种太上皇的执政生活并不见得舒服，也难逃脱宫廷内斗的定律。一日，在宫中议论朝政，武灵王见长子赵章在其弟面前俯首称臣的痛苦样子，恻隐之心不免发难，于是想“分赵而王章于代”，视国家为私产，把大家做小家，赵武灵王也不比别人高明多少，甚至是最大的败笔。此时，赵国的朝臣已明显分裂成两派。根据记载，赵章眼看着弟弟登上王位，自己则被封为安阳君，心里当然不会舒服，与部将田不礼结“反对党”。丞相肥义极力辅佐惠文王，与李兑、公子成结了“保皇党”，全力反对把赵国一分为二。后来，武灵王与惠文王一同到今天的邢台境内的沙丘游览，并夜宿沙丘的行宫。赵章见时机成熟，准备发动政变。他们假传武灵王要见惠文王，待惠文王出宫后中途暗杀。肥义恐有事变，一面代惠文王前往见武灵王，一面派人通知公子成和李兑出兵相救。两相交兵，结果赵章战败，逃到武灵王的宫里求救。公子成和李兑兵围沙丘宫，斩杀了赵章，但还生怕武灵王将来因为此事加罪于他们，就包围沙丘宫三个月，断水断粮，让武灵王自己饿死在沙丘宫中。这三个月里，武灵王自己喝雨水吃树叶，甚至掏鸟窝食禽蛋充饥，凄凉谢世。封建王朝一旦拿掉了温情脉脉的假面，在白刃血光里会把亲情、手足情撕得粉碎。
　　《礼记·曲礼上》所记：“古人不骑马……今言骑者，当是周时礼。”赵武灵王开创了军事史上由车战转向骑射的时代，超越与局限同样并存在这些历史人物的身上，也营造了他们的悲剧人生的历史圈套，我们也只有念天地悠悠怆然泪下。而超越本身的意义就不一般，那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业，并不是每个俗人都能够消受得起的，历史的机遇和条件是不可能给予他们“三级跳”的，至多迈出的是一鼓作气的惊人一跳，而到曹刿所谓的“再而竭，三而衰”后，再想有所作为已是力不从心了，如惊艳的昙花虽然灿烂却难以持久。
　　梁启超有言：“商周以来四千余年，北方少数民族世为中国患，华夏族与戎狄战争中胜者不及十分之一，其稍为历史之光者，仅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宋武帝四人。”蔡邑的《独断》这样解释：“定祸乱曰武，乱而不损曰灵。”对其评价更是独到。他变法图强拯救了濒临灭亡的赵国，壮志未酬身先死却又被赵国人所伤害。作为一代君主，他做了认为该做的事情；可作为父亲，手心手背都是肉。一个人的魅力、能力、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谁也不可能违背自然的定律。如果说赵武灵王推行改革是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得以施行成功；而后来，他君临天下的权势和父爱亲情战胜国家法度，致使他优柔寡断，思想上左右摇摆，迟迟拿不定主意，最后以势压人以权治人，甚至想二子分赵的昏招，成了争位乱国的诱因，以至于自己也在“沙丘宫之变”中饿死，实在是可悲可叹又可怜。治家与治国不同，治家可以把家产平均分成若干份给后人，治国如果如此分配的话，必致国家灭亡。况赵国的绝对实力并不占优势，许多心腹大患还有待清除。其他六国虎视眈眈，都在力图蚕食瓜分邻国，扩疆并地，尤其秦国一直视赵国的强大如芒刺在背，任何削弱都会招致灭顶之灾。亲情盖过了理智，却抵挡不住历史前进的奔涌潮水，“风流宛在，霸业成灰”，黯然谢幕。
　　德高功著的权威领导者，必须遵循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相互协调的法则。法度的失衡，所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似乎成了一种历史的定律，权威所造成的损失似乎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要大，如此后的秦始皇、唐明皇等等皆如此，功过参半，是非各有评说。武灵王的成功固然可以褒扬，而他的失败也值得我们好好总结。比如：赵国的骑兵终究没有抵挡住强秦的战车利器，这些肯定不是胡服骑射的错误，而是赵国始终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再强大的军事力量也要靠人的智慧来指挥，靠严明的法度来维系，赵国后期的内乱直接造成了忠臣良将没有用武之地。
　　“秋露泠泠兮蝉鸣古树，春云漠漠兮草蔓斜阳。他若相如回车之巷，望诸舞剑之房，马服读书之室，罗敷鼓瑟之桑，亦皆烟飞云逝，羽化凤翔。”登临丛台可以俯瞰整个邯郸城，远眺滏阳河水的微波和两岸的垂柳。如今清一色的高楼大厦在邯郸城周围拔地而起，丛台在不经意间也日益矮化了。
　　千年的烽烟消散在历史的尘埃里，故人不在，后人说笑，评头论足自是一番性情。“富贵荣华一叹嗟，依然梦里说苕花。千年几度山河改，空指遗台是赵家。”元代著名文宗元好问的诗句，伤怀感世，诗风沉郁。想必诗家在金灭去国，坚持不再仕宦新朝，心情郁闷，登临丛台也就不免生出些许感慨来。丛台究竟是谁所建，并不十分重要，任何建筑的兴废都与社会兴亡藕断丝连，都不是毫无意义的。丛台破败了，邯郸衰微了，又都一次次重修复建，真正的内涵是我们赋予这些亭台城池什么样的文化意义。现在邯郸又是一方重镇，威武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青铜塑像高大神武，已经成为邯郸人开放文明的象征。这固然是好的。但一个人如果一旦英雄化，甚至神圣化了，那么就势必遮蔽好多东西，人们再也无法准确地把握他理解他。只有把他的悲剧意义说出来，我们才可能摸到英雄的灵魂深处以及他丰富的情感世界，能够读出真正的现代意义来。人类总希望给心灵一个规范，一个依靠，赋予其形而上的意义，英雄的出现正好满足了这些。而人类的文明进化历史就是对于生命价值与世界意义的寻找、设定、更新的历史，充分体现了人类伟大的悲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