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提及两位和崔健同一时代的摇滚女乐手的名字，估计没什么人知道，她们是北京的杨静和上海的徐凤霞。假如我再提及两位如今在欧洲前卫和新音乐乐坛炙手可热的中国民乐乐手的名字，估计国内也没什么人知道，她们是瑞士的杨静和德国的徐凤霞。
　　
　　与刘索拉相似，她们都是科班出身，都在1980年代后半期卷入流行音乐和摇滚乐浪潮，随后出国留洋反而重返中国民族音乐之根，并由此出发自由疯长，与西方形形色色的音乐交缠合抱，撑开一个又一个陌生而明亮的音乐空间。
　　杨静和徐凤霞也不像刘索拉已荣归故里并被王朔过于慷慨地誉为大师，她们仍然长住欧洲，现在一旦回国，带来的当然不会只是中国民乐。去年杨静带来了瑞士著名前卫鼓手皮埃尔·法瓦（Pierre Favre），现在徐凤霞则带来德国自由爵士萨克斯大师彼得·布洛茨曼（Peter Brotzmann），6月23日，彼得·布洛茨曼和年轻鼓手米歇尔·威特穆勒轰炸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
　　徐凤霞一个人作暖场，她是三弦出身，现主要玩古筝和人声。虽然在吟哦 “枯藤老树昏鸦”古诗时是传统戏曲韵味，但有时更多纯粹的人声实验，当然徐凤霞人声的特色尚不够鲜明，须与古筝互添羽翼。尽管她并未与彼得·布洛茨曼合作，却与欧洲自由爵士、新古典、前卫音乐圈相交甚广，其中最有名的是与自由爵士大师Peter Kowald和Gunda Gottschalk组成的“全球村”三重奏——其的命名已指明了音乐融合的方向。
　　杨静情况相似，除了与皮埃尔·法瓦合作，她还与欧洲乐手组有好几个不同爵士组合，并在日本领导一个包括日韩、蒙古等国民族乐手的亚洲音乐团体。杨静也玩爵士标准曲，徐凤霞则玩自由爵士，但更吸引人的是她们用琵琶和古筝与西方乐手相交而诞生的无法归类定义的东西，比如杨静与皮埃尔·法瓦2006年在Intakt厂牌的《Two in One》，便是无以名之的 “二合一新音乐”。
　　杨静当年改玩过电吉他，徐凤霞则是上海首支女子摇滚乐队贝斯手甚至与张广天合作过。她们显然都不甘走她们老师和同学的老路，仅仅成为一个民乐演奏家，而西方流行音乐和摇滚乐给她们的刺激又是短暂的。早已从摇滚脱身的王勇，早在十几年前就在自己的keep in touch酒吧，以古筝迎接来京参加爵士节的荷兰前卫鼓王汉·本宁克（Han Bennink）等人的自由挑战。徐凤霞将她在欧洲出版的自由爵士专辑用中文命名为《新旗帜》，标志着新一代中国民乐手的觉醒，所谓民族音乐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演奏技巧的提高、乐器制作的改良，而是观念意识的翻新，甚至无须强调民族本位——即不存在所谓“民乐现代化”的命题——而是打破界限，自由交流。皮埃尔·法瓦曾对杨静说：“你我在一起，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话要说，而在于能不能一起说。”杨静则说：“并不存在‘你’，也不存在‘我’，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令杨静和徐凤霞从民乐学院传统突围的一大钥匙是即兴的能力。中国传统民乐大师如吴景略、李祥霆等无不具有即兴发挥的非凡本领（是的，与约翰·柯川或吉米·亨德里克斯其实殊途同归），而新一代乐手面对的是远为广阔嘈杂的世界，他们必须与形形色色的音乐展开对话，而不再是独对空谷幽兰，即兴也不再仅仅是即兴独奏的能力，而是如何与他人哪怕是陌生人自由交谈的能力，“一起说话”的能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能力。已故前卫吉他大师德里克·拜里（Derek Bailey）曾盛赞闵小芬技艺完美，但抱怨她不会即兴，只能按照排练过的来演。中国第一个古琴研究生巫娜刚开始也不会即兴，但后来与窦唯互为师生（她教窦古琴，窦教她即兴）之后，渐已成为一个自由即兴古琴家。
　　刘索拉回忆当年刚到纽约时，碰见一个老家伙对她说：“小姑娘，我会帮你的。”可刘姑娘不知此人，后来才知道是自由爵士教父奥涅·寇曼（Ornette Coleman）。当我难以置信地看到徐凤霞把彼得·布洛茨曼带到眼前，现场聆听他难以置信的萨克斯机关枪扫射，不禁想刘索拉为什么不把奥涅·寇曼带来。布洛茨曼66岁，而老寇曼77岁了。自由爵士诞生都40多年了，已经开始老去，但与许多远为古老的音乐一相逢，却可能催生出胜却人间无数的——新的声音和新的震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