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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该如何开展海外“维稳”？这个问题已日益鲜明地摆到了面前。不仅因为海外销售市场、原料和能源供给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已相当显著，中国海外经济权益越来越多，短期或长期停留海外的国民人数已相当庞大且还在继续快速增长；还因为其他国家对此要求越来越急切，越来越公开。声音最响亮者莫过于西方国家。自前段时间奥巴马接受媒体采访时调侃中国过去30年在国际事务中一直“搭便车”后，西方政界和媒体要求中国对海外“维稳”做贡献的声浪陡然高涨。正值“伊斯蘭国”武装攻城略地、“哈里发帝国”横空出世之际，西方政界和媒体尤其急切地要求、诱导中国加大力度参与对中东“维稳”。伦敦国王学院国王政策研究所访问教授尼克·巴特勒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中国该不该参与中东维稳》，就称中国为中东乱局“有可能损失最大的国家”，声称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大国苦苦思索它们应不应该——以及如何——进行干预以阻止伊拉克解体的同时，中国却缺席了，尽管中国对伊拉克石油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据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9月份访华，拉中国参与打击“伊斯兰国”武装也是她此行主要目的之一。
中国海外“维稳”：“开展”而非“参与”
可以肯定，随着海外利益的增长，中国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开展海外“维稳”，势在必行。实际上，中国目前已向不少地方，特别是亚洲和非洲派出了维和人员，海外“维稳”规模已不小。家门口的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自不待言，就是在与中国远隔重洋的非洲大陆，至迟从2010年起，中国就已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在非洲派驻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2013年首次从沈阳军区抽调大约一个营的成建制作战部队驻扎马里，2014年9月初又达成协议向南苏丹联合省、上尼罗省派出700名作战部队，以联合国维和部队身份保护当地石油设施。所谓“搭便车”之类说法，显然不对。
但是，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大国，在海外“维稳”问题上必然要有自己独立自主的思考。中国海外“维稳”直接目标是在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框架下维护海外权益和国民安全，即使是维护国际社会公益，也必须是直接或间接与我国国家利益相关。我们自己寻求“有所作为”时务必积极稳妥，不可滥用几代人辛苦积累的国力资源；更无必要徒然为他人火中取栗，甚至是直接间接资助敌视中国的势力。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主导的对冲突地区的干预维和总体上并不算成功，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具体做法都缺陷多多，“维稳”行动常常是一反一复，所以我们无须跟着西方的指挥棒转。中国对海外“维稳”，是“开展”而非“参与”。
海外“维稳”的基本原则
在保护海外权益和国民人身安全、开展海外“维稳”问题上，我们需要秉承以下原则：
首先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传统原则。不卷入别国内部政争和别国之间的斗争，尽可能避免卷入是非漩涡，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我们不怕事，也不惹事。
其次，与东道国各方尽可能建立广泛的友好关系，提高安全系数。以前也门内战各方交战非常激烈，但都对中国人很友好，对中国援建工程加以保护，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由此看来，我们在对外援助上不能被鼠目寸光的“葛朗台思维”绑架，应当根据本国综合国力的增长继续适度增加对外援助，丰富发展援外形式，鼓励中资企业与当地社会合理可持续分享收益。我曾经计算过，近10年来，中国援外支出占我国财政收入和GDP比重很低，仅占财政收入的千分之几、GDP的万分之几，保持和适度增加对外援助，不至于对我国经济、财政构成重大负担，却能够收获多方面利益。
第三，准确评估安全形势，确保有适当的机制和能力撤离风险地区。我国政府在2011年利比亚动乱初起时就及时判断动乱将不可收拾，进而决定撤侨，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决策。
第四，建立适当机制，抑制某些国民因个人原因造成的风险。必须明确规定，在政府方面已经发出安全警告甚至明令禁止前往冲突地区的情况下，中国公民若个人执意前往而遇险，必须自行承担救援成本。
最后才是我们的军队在必要时需发挥相应作用。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的那样：“理性在告诉我们，经验也在向我们证明，在必要的时候得不到武装力量的支援，商业上的强大是不可能持久的”。一个海外利益不断增长的大国，若片面高唱“和平”，只不过是助长盗匪肆无忌惮为非作歹的气焰，关键在于保护自己而不是穷兵黩武。
区域策略：重东南亚而避中东
在动用武力开展海外“维稳”方面，根据当地同中国核心与长期利益的关联程度，对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策略：
地理相连、人缘联系紧密的东南亚是我国首要的必保之地，必要时可投入大量兵力和长期驻守。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已经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先例，中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五国应当积极考虑建立马六甲海峡联合巡逻执法机制。因为马六甲海峡是国际贸易重要物流通道，中国是这条通道的大用户，但该区域又与其他一些东南亚海域一样海盗横行，沿岸国家现行巡防体系力不从心，建立联合巡逻执法机制能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其次是中亚，但中国在此地“维稳”务必与俄罗斯做好配合协调，不宜长期驻守。
再次是非洲。非洲是实战练兵之地，由于中国目前在非洲经济利益不少，且与非洲多数国家政府关系良好，非洲很可能成为我军海外首次较大规模真枪实弹维持秩序的地方。但从长期看，地缘和人文等众多因素决定了非洲绝非我国海外“维稳”必保之地，所以资源和兵力投入应有限度。中外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正反两面启示：战国时期魏国越过赵国攻取中山，虽然一时得手，从长期看却是为人作嫁、虚靡本国资源的战略失误；普法战争后新生的德意志帝国国势一度蒸蒸日上，但攫取中国青岛和非洲殖民地，却只是无谓地耗费国力，让有用之兵在海外孤悬万里，一战战端一开就深陷绝境。
至于西方强烈主张我们卷入的西亚、北非和巴基斯坦、阿富汗，这条动荡不已的“伊斯兰之弧”，一系列主客观因素决定了在可预见的未来那里是泥潭火坑。之所以要避开中东，主要原因是当前中俄、西方、持续壮大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三方之间的关系犹如二战之前的苏联、西方和纳粹，中俄和西方客观上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不能共存，但又都希望打击排挤对方，将祸水引向对方，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则竭力游走于其中而壮大自己。倘若我们如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那样在这一地带的“维稳”中投入过大力量，在伊斯兰极端主义仍将持续膨胀二十年以上的背景下，我们将会堕入西方彀中，深陷“伊斯兰陷阱”，徒耗国力，在这场三角博弈中败阵。别忘了，我们的主要经济利益和国家命脉在于东部和海路，不在西路。 而且，西亚北非与欧洲毗邻，历史紧密交织：那里是欧洲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耶稣基督的故乡，是罗马陷落之后遗民逃避蛮族兵锋的桃源之乡，是奥古斯丁出生、成长和发奋撰写《上帝之城》的地方……直至今日，那里与欧美经济、文化和人口交流融合之广泛紧密，依然远非我国所能比拟。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和其他联系不可能与美欧相提并论，这些地方秩序颠覆，对西方的冲击远远超过对我国的冲击。所以，在西方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交锋时，我们仅需提供坚定的政治支持与经济、后勤支持，以及一定程度的情报服务。
现阶段无须出兵中东保护石油供给
进一步考察，要求我们大规模卷入中东武力“维稳”的最重要理由是中国对该地区石油的巨大需求，但冷静客观考察，可以发现，阿拉伯目前的战乱无碍于当地石油供给的大体稳定，甚至会稳定、增加原油生产并推动油价下行。
“伊斯兰国”武装残忍嗜血，超出现代社会底线；但“残忍”不等于“无知”，“野蛮”不等于“弱智”，这是一个财务和管理系统严密堪比西方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恐怖组织，绝不是只会泄愤式破坏的流寇蟊贼，甚至正在积极向“国家机构”转型。以至于美国《外交政策》网站也载文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惊叹“伊斯兰国”对占领地区实施公共管理的水平提高之快，评判这个“哈里发帝国”正在迅速适应治理国家的挑战，致使其占领区一位金匠对《纽约时报》记者评价，觉得自己是在跟一个令人敬重的政府打交道，而不是一群暴徒。（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8月18日）
《孙子》云：“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伊斯兰国”和“哈里发帝国”领导层意识到，他们的“圣战”大业需要源源不断的金钱支持，而在这整个区域，只有油气生产及其出口才是最稳固、最庞大的财源，他们不会杀掉能给自己下金蛋的母鸡。因此，“伊斯蘭国”当初武装占领叙利亚主要石油产地代尔祖尔省之后，就大力生产石油，然后在黑市抛售，套取巨额利润；同样的行为也发生在控制了重要油田的利比亚武装、库尔德武装身上。
同时，在当今油价形成机制之下，投机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之类卡特尔控制石油生产配额的操纵行为对油价影响重大，在相当程度上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压制石油生产配额人为维持了高油价。有关统计表明，1990年代以后国内卡特尔平均超高定价率（即用户为卡特尔支付的价格高于无卡特尔状况下价格的幅度）为22%，国际卡特尔的平均超高定价率为25%（刘岩、于左：《对国际卡特尔的有效威慑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欧佩克机制导致的油价人为抬高幅度只会比这个更高。然而，卡特尔统一行动的约束力随着成员数量增多而趋向削弱，目前的战乱恰恰显著增加了石油产区主人的数目，从而削弱了欧佩克生产配额机制的约束力。
在“哈里发冲击”的政治混乱中，离事实独立只差一步的库尔德自治政权6月份就拿下了伊拉克北部最大城市基尔库克市，7月11日进一步拿下基尔库克、巴伊哈桑两大油田生产设施，其中前者为伊拉克北部最大、全国第二大油田，探明储量24.4亿吨，并用库尔德人替换了油田的阿拉伯工人。相信无论是库尔德自治政权，还是“哈里发帝国”，他们增加本地石油生产和出口的动机都比这一轮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的巴格达政权要强烈得多，而且已经开始着手落实。同样，其他阿拉伯产油国石油产区倘若分割落入不同武装实际控制之下，一个产油国变成事实上的多个产油“国”，竞争心态和你死我活的战争压力将驱使它们竞相增加石油出口和生产，竞相降价抢占市场份额。既然许多报道显示伊斯兰国武装在市场上抛售原油的价格通常只有公开市场行情的1/3乃至1/4，一旦这些“草头王”们开启了油气生产和出口的全面竞争，其他那些正规政权掌管的欧佩克产油国会如何反应？它们真的就不会卷入以至于全面引爆“油气增产—价格下跌”的漩涡吗？因此，与市场流行且为投机者反复炒作的观念相反，这些“地缘政治性风险”带来的变局不仅没有破坏，反而稳定和增加了原油生产，抑制了油价上涨。这样一来，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出兵直接参战了。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海外“维稳”：“开展”而非“参与”
可以肯定，随着海外利益的增长，中国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开展海外“维稳”，势在必行。实际上，中国目前已向不少地方，特别是亚洲和非洲派出了维和人员，海外“维稳”规模已不小。家门口的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自不待言，就是在与中国远隔重洋的非洲大陆，至迟从2010年起，中国就已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在非洲派驻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2013年首次从沈阳军区抽调大约一个营的成建制作战部队驻扎马里，2014年9月初又达成协议向南苏丹联合省、上尼罗省派出700名作战部队，以联合国维和部队身份保护当地石油设施。所谓“搭便车”之类说法，显然不对。
但是，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大国，在海外“维稳”问题上必然要有自己独立自主的思考。中国海外“维稳”直接目标是在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框架下维护海外权益和国民安全，即使是维护国际社会公益，也必须是直接或间接与我国国家利益相关。我们自己寻求“有所作为”时务必积极稳妥，不可滥用几代人辛苦积累的国力资源；更无必要徒然为他人火中取栗，甚至是直接间接资助敌视中国的势力。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主导的对冲突地区的干预维和总体上并不算成功，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具体做法都缺陷多多，“维稳”行动常常是一反一复，所以我们无须跟着西方的指挥棒转。中国对海外“维稳”，是“开展”而非“参与”。
海外“维稳”的基本原则
在保护海外权益和国民人身安全、开展海外“维稳”问题上，我们需要秉承以下原则：
首先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传统原则。不卷入别国内部政争和别国之间的斗争，尽可能避免卷入是非漩涡，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我们不怕事，也不惹事。
其次，与东道国各方尽可能建立广泛的友好关系，提高安全系数。以前也门内战各方交战非常激烈，但都对中国人很友好，对中国援建工程加以保护，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由此看来，我们在对外援助上不能被鼠目寸光的“葛朗台思维”绑架，应当根据本国综合国力的增长继续适度增加对外援助，丰富发展援外形式，鼓励中资企业与当地社会合理可持续分享收益。我曾经计算过，近10年来，中国援外支出占我国财政收入和GDP比重很低，仅占财政收入的千分之几、GDP的万分之几，保持和适度增加对外援助，不至于对我国经济、财政构成重大负担，却能够收获多方面利益。
第三，准确评估安全形势，确保有适当的机制和能力撤离风险地区。我国政府在2011年利比亚动乱初起时就及时判断动乱将不可收拾，进而决定撤侨，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决策。
第四，建立适当机制，抑制某些国民因个人原因造成的风险。必须明确规定，在政府方面已经发出安全警告甚至明令禁止前往冲突地区的情况下，中国公民若个人执意前往而遇险，必须自行承担救援成本。
最后才是我们的军队在必要时需发挥相应作用。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的那样：“理性在告诉我们，经验也在向我们证明，在必要的时候得不到武装力量的支援，商业上的强大是不可能持久的”。一个海外利益不断增长的大国，若片面高唱“和平”，只不过是助长盗匪肆无忌惮为非作歹的气焰，关键在于保护自己而不是穷兵黩武。
区域策略：重东南亚而避中东
在动用武力开展海外“维稳”方面，根据当地同中国核心与长期利益的关联程度，对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策略：
地理相连、人缘联系紧密的东南亚是我国首要的必保之地，必要时可投入大量兵力和长期驻守。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已经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先例，中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五国应当积极考虑建立马六甲海峡联合巡逻执法机制。因为马六甲海峡是国际贸易重要物流通道，中国是这条通道的大用户，但该区域又与其他一些东南亚海域一样海盗横行，沿岸国家现行巡防体系力不从心，建立联合巡逻执法机制能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其次是中亚，但中国在此地“维稳”务必与俄罗斯做好配合协调，不宜长期驻守。
再次是非洲。非洲是实战练兵之地，由于中国目前在非洲经济利益不少，且与非洲多数国家政府关系良好，非洲很可能成为我军海外首次较大规模真枪实弹维持秩序的地方。但从长期看，地缘和人文等众多因素决定了非洲绝非我国海外“维稳”必保之地，所以资源和兵力投入应有限度。中外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正反两面启示：战国时期魏国越过赵国攻取中山，虽然一时得手，从长期看却是为人作嫁、虚靡本国资源的战略失误；普法战争后新生的德意志帝国国势一度蒸蒸日上，但攫取中国青岛和非洲殖民地，却只是无谓地耗费国力，让有用之兵在海外孤悬万里，一战战端一开就深陷绝境。
至于西方强烈主张我们卷入的西亚、北非和巴基斯坦、阿富汗，这条动荡不已的“伊斯兰之弧”，一系列主客观因素决定了在可预见的未来那里是泥潭火坑。之所以要避开中东，主要原因是当前中俄、西方、持续壮大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三方之间的关系犹如二战之前的苏联、西方和纳粹，中俄和西方客观上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不能共存，但又都希望打击排挤对方，将祸水引向对方，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则竭力游走于其中而壮大自己。倘若我们如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那样在这一地带的“维稳”中投入过大力量，在伊斯兰极端主义仍将持续膨胀二十年以上的背景下，我们将会堕入西方彀中，深陷“伊斯兰陷阱”，徒耗国力，在这场三角博弈中败阵。别忘了，我们的主要经济利益和国家命脉在于东部和海路，不在西路。 而且，西亚北非与欧洲毗邻，历史紧密交织：那里是欧洲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耶稣基督的故乡，是罗马陷落之后遗民逃避蛮族兵锋的桃源之乡，是奥古斯丁出生、成长和发奋撰写《上帝之城》的地方……直至今日，那里与欧美经济、文化和人口交流融合之广泛紧密，依然远非我国所能比拟。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和其他联系不可能与美欧相提并论，这些地方秩序颠覆，对西方的冲击远远超过对我国的冲击。所以，在西方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交锋时，我们仅需提供坚定的政治支持与经济、后勤支持，以及一定程度的情报服务。
现阶段无须出兵中东保护石油供给
进一步考察，要求我们大规模卷入中东武力“维稳”的最重要理由是中国对该地区石油的巨大需求，但冷静客观考察，可以发现，阿拉伯目前的战乱无碍于当地石油供给的大体稳定，甚至会稳定、增加原油生产并推动油价下行。
“伊斯兰国”武装残忍嗜血，超出现代社会底线；但“残忍”不等于“无知”，“野蛮”不等于“弱智”，这是一个财务和管理系统严密堪比西方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恐怖组织，绝不是只会泄愤式破坏的流寇蟊贼，甚至正在积极向“国家机构”转型。以至于美国《外交政策》网站也载文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惊叹“伊斯兰国”对占领地区实施公共管理的水平提高之快，评判这个“哈里发帝国”正在迅速适应治理国家的挑战，致使其占领区一位金匠对《纽约时报》记者评价，觉得自己是在跟一个令人敬重的政府打交道，而不是一群暴徒。（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8月18日）
《孙子》云：“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伊斯兰国”和“哈里发帝国”领导层意识到，他们的“圣战”大业需要源源不断的金钱支持，而在这整个区域，只有油气生产及其出口才是最稳固、最庞大的财源，他们不会杀掉能给自己下金蛋的母鸡。因此，“伊斯蘭国”当初武装占领叙利亚主要石油产地代尔祖尔省之后，就大力生产石油，然后在黑市抛售，套取巨额利润；同样的行为也发生在控制了重要油田的利比亚武装、库尔德武装身上。
同时，在当今油价形成机制之下，投机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之类卡特尔控制石油生产配额的操纵行为对油价影响重大，在相当程度上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压制石油生产配额人为维持了高油价。有关统计表明，1990年代以后国内卡特尔平均超高定价率（即用户为卡特尔支付的价格高于无卡特尔状况下价格的幅度）为22%，国际卡特尔的平均超高定价率为25%（刘岩、于左：《对国际卡特尔的有效威慑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欧佩克机制导致的油价人为抬高幅度只会比这个更高。然而，卡特尔统一行动的约束力随着成员数量增多而趋向削弱，目前的战乱恰恰显著增加了石油产区主人的数目，从而削弱了欧佩克生产配额机制的约束力。
在“哈里发冲击”的政治混乱中，离事实独立只差一步的库尔德自治政权6月份就拿下了伊拉克北部最大城市基尔库克市，7月11日进一步拿下基尔库克、巴伊哈桑两大油田生产设施，其中前者为伊拉克北部最大、全国第二大油田，探明储量24.4亿吨，并用库尔德人替换了油田的阿拉伯工人。相信无论是库尔德自治政权，还是“哈里发帝国”，他们增加本地石油生产和出口的动机都比这一轮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的巴格达政权要强烈得多，而且已经开始着手落实。同样，其他阿拉伯产油国石油产区倘若分割落入不同武装实际控制之下，一个产油国变成事实上的多个产油“国”，竞争心态和你死我活的战争压力将驱使它们竞相增加石油出口和生产，竞相降价抢占市场份额。既然许多报道显示伊斯兰国武装在市场上抛售原油的价格通常只有公开市场行情的1/3乃至1/4，一旦这些“草头王”们开启了油气生产和出口的全面竞争，其他那些正规政权掌管的欧佩克产油国会如何反应？它们真的就不会卷入以至于全面引爆“油气增产—价格下跌”的漩涡吗？因此，与市场流行且为投机者反复炒作的观念相反，这些“地缘政治性风险”带来的变局不仅没有破坏，反而稳定和增加了原油生产，抑制了油价上涨。这样一来，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出兵直接参战了。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