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
　　与诸多被时代标签定义的群体一样，“新三届”身上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武汉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周运清说：“人的一生会经历几个时代，但在年轻人植入信念系统的时期，什么文化影响了他，都会根深蒂固。”这意味着，通过分析他们共同的经历和所受影响，人们可以得知“新三届”具有的可能性。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能将构成新政府的主要群体“新三届”称作“经过社会筛选的一群人”。在他的研究中，“新三届”属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以及“恢复的一代”。
　　正如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苏联解体、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和911事件深深影响过美国“Y世代”群体一样，出生年代相近、经历相仿的“新三届”也被他们共同经历的许多事件（如林彪叛逃、四人帮灭亡、改革开放等）定义。
　　可以与“新三届”相印证的例子是，对美国“婴儿潮世代”人群造成了重大影响的关键事件，有第一次登陆月球、刺杀肯尼迪事件和1960年代的社会革命。
　　美国学者尼尔·郝伊和威廉·斯特劳斯认为，人的思维范式、行为方式都与其在历史长河中所处的位置有关。他们是《世代：1584年到2069年的美国未来历史》一书的作者。
　　郝伊曾运用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和图表，来预测2012年美国五代选民的投票倾向。他的研究证明，所处的不同世代影响了每一代人的投票倾向，同代人的投票倾向呈同质化趋势。
　　他预测，第一波婴儿潮一代（目前60岁左右）会更多地投票给民主党派。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经济状况很好，他们崇尚以人为本或主流教会。相比之下，最后一波婴儿潮一代（目前50岁上下）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成绩和大学入学率速降，在经济上远远落后于第一波婴儿潮一代，他们倚重无神论或“重生”福音派，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
　　同样，大萧条时代的民生状态同样印证了时代给人的特定影响。
　　共同影响
　　早在1999年到2000年间，刘能所在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和美国未来研究所合作，联合进行了《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变迁》的课题研究。他们的研究把当代中国人分成五代：战争和共和国的一代（1945年前出生）、“文革”的一代（生于1946年1955年间），恢复的一代（出生区间是1956年1967年），三明治的一代（出生区间为1968年1979年），以及20纪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我字当头的一代。
　　相关的学术证据很多。周运清曾花30多年时间研究青少年成长环境与家庭教育的关系，并从中找到了时代对人产生影响的证据。
　　《中国知青史：初澜》作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定宜庄也总是不忘感慨，“上山下乡”那些年给那一代年轻人造成了许多共同影响。1968年，她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插队，1974年回北京。
　　“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黄金的十年，本该在学校学习文化，掌握一门生存技能的一群人，却不得不中断学习，被下放农村。”她说，缺乏教育，以致那代人的大部分没有文化，也不懂学习的重要。
　　“不懂如何处理亲情，以及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特点。最明显的表现是这代人为人父母后，不懂如何教育孩子。很多认为没读书是一种缺憾，继而给子女特别大的压力。”定宜庄说。
　　“天之骄子”
　　不过，刘能也表示，“尽管在时代变迁面前，个人的决策似乎无能为力。但在社会危机来临的时代，同一代人的命运会分化得比较厉害。”
　　他举的例子发生在美国史无前例的大萧条时代。“全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近于人口总数的28%。工人即使谋得一职，每周平均工资也只有16.21元。”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不过，在失业和饥荒成为时代主题时，也有一些人活得很好。
　　事实上，“新三届”这个群体，本身就是一个更大群体中的特例。在恢复高考初期，经历了社会动荡中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的那群人中，有机会考入大学并因而成为“新三届”的人，数量大约占4%。
　　与“新三届”相比，那些同年代出生、同样经历了“文革”和“知青”时代，但没能上大学的96%的人，命运截然不同。在定宜庄眼里，他们是“被耽搁的一代”、“被毁掉的一代”。
　　“有的拼命把自己从乡下弄回城了，二十七八岁的年纪，文化程度低，不懂技术，缺少资历，这辈子就难有稳定、收入丰厚的职业。到了95年、98年改革时，他们是最早下岗的一批。”定宜庄说。
　　相反，“新三届”成为抓住了机遇的一群人。他们的人生从此被光环笼罩，被称作“天之骄子”、“破尘的精英”、“社会建设事业的‘救急天使’”，并在毕业后迅速补充进紧缺人才的各个行业，获得升迁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