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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曾是我住的那条小街上的摊主。我上高中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摆摊烤羊肉串，40多岁，很矮，谢顶，满脸烟火色，常年穿一件脏兮兮的灰夹克，如果你曾从那条路上走过，你一定见过他。
还是要从高中时候说起。我一度特别反感说什么事情都把小时候拎出来，就好像别人都没有活过似的。但如果要说那个人，必须从一开始说起。那时我家还没有搬过去，我上自习，吃饭的时候就去小街上凑合。有时要一份闷饼，喝一碗赠送的馄饨汤，偶尔馋了，就到那人的摊子上要十几串羊肉串，算是打一个小牙祭。他每每会多送我一两串，总是聊几句，说他的烤肉手艺很好，说他早上刚进的羊肉很新鲜等等。我同学有时候过去找他要烟抽，他把娴盒放在烤肉槽子旁边，说，自己拿吧。
那条街大概是整个市区最热闹的小街，紧邻三所学校和十几家大单位，每天中午和晚上，就像庙会一样，无数人都从那里走过，米线、馄饨、烧饼、炒鸡、麻小、羊汤……几乎汇集了全国各地5块钱以内的小吃，每天都是脏水横流油污遍地。下岗工人“转型”的摊主和农村的菜贩子轮番和收税的干部吵架，然后把热乎乎的吃食用塑料袋包好了递给我们。
后来我们把它叫作小吃一条街，其实呢，那里实在比一个垃圾场干净不到哪里去。
那天的雪特别大。在温暖的包间里，我把他以前的摊子的情形，他烤的羊肉串的味道，他和我们絮絮叨叨聊过的那些话，都想起来了。
那个人就是在那里摆摊。他有同定的摊位，和一个卖羊汤的男人、一个卖混沌的女人搭伙，桌椅都共用，谁卖的东西谁负责收拾。那时他对而还有一个烤羊肉串的男人，他俩还总是很友好的样子，有了生意也都很谦让。
如果要的少，我们就站着吃，他问我们学习忙不忙，晚自习上到几点，他用他对大学的理解来鼓励我们一番，我们往往听不大进去，烤肉的烟雾很快在我们之间升腾起来。
高三的时候，我家搬到小街上了。高考后那个暑假，我几乎隔几天就要到那人的摊子上去，和同学喝啤酒，吃肉，打发时间。他依旧会多送我们几串，扎啤打得很满，有时我们赊账，他从来不催。
就这么熟络了。有时候他也会端着自己的啤酒过来，跟我们碰碰杯，但是从不动我们桌上的东西。他问我们都考到哪个学校去了，问学费是不是还是国家给掏，要是差几分的话得拿多少钱。1997年是个好年份，香港回归了，大学并轨了，我家住上了最后一批分配的新房子。1997年，我足一个将要上大学的学生，他是一个烤羊肉串的摊主。
一直到我毕业，进了小街口的报社，还经常在那里烤点肉拿回家吃。他知道我去报社了，连说恭喜啊恭喜，不孬，真不孬。不孬是济南话，就是很好的意思。
那年冬天我去附近的医院打针，举着吊瓶回家，他跑过来问，要不要俺给你举着。
2003年，我离开济南到天津工作。过年过节回去，还是习惯过去坐一下，要上几个羊肉串，喝一口小街上的散装扎啤。我去外地工作他似乎不太理解，总是说这里不是挺好的，出去干啥?
他看上去更加苍老，更加佝偻，气色远不如从前。但他对我还是那么熟络，有时还提我妈妈，说看见老太太了，精神可好了。
就这样又是两i年。去年十一，我在小街上没看见他。晚上我们一家人去吃火锅，爸爸忽然想起什么来，跟我说，那个门口烤肉串的人你还记得吗?
我说记得啊，我还准备去吃两串呢。
我爸说，那你可能去不了了。
我忙问怎么了。我爸看着窗外路过的一辆出租车，说，他得骨癌了。说了半天才明白，他去我爸工作的医院看病，正巧是我爸给照的片子下的诊断。一听是绝症，他什么也没说，拿着x光片走了，第二天就没出摊，我爸就再也没看见过他。我爸说他以前是市曲艺团的，早就下岗了，家里还有个上大学的女儿。
我很震惊，那顿饭也没吃好。我问我爸，他还能活多久，我爸说不好说，长的话几年也有可能。我又问他有没有保险，我爸说要是有保险，他就不会直接走掉了。
当时我就像是听到了一个熟人的即将到来的噩耗的预言，可是这个噩耗毕竟还没成为现实，我设想他还活着，设想他的女儿上了大学之后找到了工作，设想他能有好点的就医条件。然后，我回到我的城市，就把他忘了。
去年春节前，我们开车回家，在一个大路口等红灯。那天下着雪，风很大，忽然看到路口有个矮小的人，手拿红旗，黄色的坎肩上写着“协管”两个字，眯着眼睛的样子像是在躲避烤肉炉的炯火。分明就是他。
我叫了起来。大家都看过去，良久都没人说话，亮绿灯都忘了走。他站在大雪里，戴着帽子，就像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交通协管。他不说话，埋没在四方的车流里面，不会有人多看他一眼，不会有人知道他得了骨癌。然而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即使知道了，他的命运会有所改变吗?
我很想下车过去打个招呼，想了半天，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想只能称他为“那人”，或者，从前在我家门口烤羊肉串的人，我甚至忘了问我爸他姓什么。如果他还在摆摊，我可以去照顾他的生意，可是他做了协管，我又能做什么呢?
今年春节，同学聚会，我的一个当交警的同学碰巧负责他那个路口，我问起那人。同学说，已经不在了，就是节前的事情。
那天的雪特别大。在温暖的包间里，我把他以前的摊子的情形，他烤的羊肉串的味道，他和我们絮絮叨叨聊过的那些话，都想起来了。
还是要从高中时候说起。我一度特别反感说什么事情都把小时候拎出来，就好像别人都没有活过似的。但如果要说那个人，必须从一开始说起。那时我家还没有搬过去，我上自习，吃饭的时候就去小街上凑合。有时要一份闷饼，喝一碗赠送的馄饨汤，偶尔馋了，就到那人的摊子上要十几串羊肉串，算是打一个小牙祭。他每每会多送我一两串，总是聊几句，说他的烤肉手艺很好，说他早上刚进的羊肉很新鲜等等。我同学有时候过去找他要烟抽，他把娴盒放在烤肉槽子旁边，说，自己拿吧。
那条街大概是整个市区最热闹的小街，紧邻三所学校和十几家大单位，每天中午和晚上，就像庙会一样，无数人都从那里走过，米线、馄饨、烧饼、炒鸡、麻小、羊汤……几乎汇集了全国各地5块钱以内的小吃，每天都是脏水横流油污遍地。下岗工人“转型”的摊主和农村的菜贩子轮番和收税的干部吵架，然后把热乎乎的吃食用塑料袋包好了递给我们。
后来我们把它叫作小吃一条街，其实呢，那里实在比一个垃圾场干净不到哪里去。
那天的雪特别大。在温暖的包间里，我把他以前的摊子的情形，他烤的羊肉串的味道，他和我们絮絮叨叨聊过的那些话，都想起来了。
那个人就是在那里摆摊。他有同定的摊位，和一个卖羊汤的男人、一个卖混沌的女人搭伙，桌椅都共用，谁卖的东西谁负责收拾。那时他对而还有一个烤羊肉串的男人，他俩还总是很友好的样子，有了生意也都很谦让。
如果要的少，我们就站着吃，他问我们学习忙不忙，晚自习上到几点，他用他对大学的理解来鼓励我们一番，我们往往听不大进去，烤肉的烟雾很快在我们之间升腾起来。
高三的时候，我家搬到小街上了。高考后那个暑假，我几乎隔几天就要到那人的摊子上去，和同学喝啤酒，吃肉，打发时间。他依旧会多送我们几串，扎啤打得很满，有时我们赊账，他从来不催。
就这么熟络了。有时候他也会端着自己的啤酒过来，跟我们碰碰杯，但是从不动我们桌上的东西。他问我们都考到哪个学校去了，问学费是不是还是国家给掏，要是差几分的话得拿多少钱。1997年是个好年份，香港回归了，大学并轨了，我家住上了最后一批分配的新房子。1997年，我足一个将要上大学的学生，他是一个烤羊肉串的摊主。
一直到我毕业，进了小街口的报社，还经常在那里烤点肉拿回家吃。他知道我去报社了，连说恭喜啊恭喜，不孬，真不孬。不孬是济南话，就是很好的意思。
那年冬天我去附近的医院打针，举着吊瓶回家，他跑过来问，要不要俺给你举着。
2003年，我离开济南到天津工作。过年过节回去，还是习惯过去坐一下，要上几个羊肉串，喝一口小街上的散装扎啤。我去外地工作他似乎不太理解，总是说这里不是挺好的，出去干啥?
他看上去更加苍老，更加佝偻，气色远不如从前。但他对我还是那么熟络，有时还提我妈妈，说看见老太太了，精神可好了。
就这样又是两i年。去年十一，我在小街上没看见他。晚上我们一家人去吃火锅，爸爸忽然想起什么来，跟我说，那个门口烤肉串的人你还记得吗?
我说记得啊，我还准备去吃两串呢。
我爸说，那你可能去不了了。
我忙问怎么了。我爸看着窗外路过的一辆出租车，说，他得骨癌了。说了半天才明白，他去我爸工作的医院看病，正巧是我爸给照的片子下的诊断。一听是绝症，他什么也没说，拿着x光片走了，第二天就没出摊，我爸就再也没看见过他。我爸说他以前是市曲艺团的，早就下岗了，家里还有个上大学的女儿。
我很震惊，那顿饭也没吃好。我问我爸，他还能活多久，我爸说不好说，长的话几年也有可能。我又问他有没有保险，我爸说要是有保险，他就不会直接走掉了。
当时我就像是听到了一个熟人的即将到来的噩耗的预言，可是这个噩耗毕竟还没成为现实，我设想他还活着，设想他的女儿上了大学之后找到了工作，设想他能有好点的就医条件。然后，我回到我的城市，就把他忘了。
去年春节前，我们开车回家，在一个大路口等红灯。那天下着雪，风很大，忽然看到路口有个矮小的人，手拿红旗，黄色的坎肩上写着“协管”两个字，眯着眼睛的样子像是在躲避烤肉炉的炯火。分明就是他。
我叫了起来。大家都看过去，良久都没人说话，亮绿灯都忘了走。他站在大雪里，戴着帽子，就像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交通协管。他不说话，埋没在四方的车流里面，不会有人多看他一眼，不会有人知道他得了骨癌。然而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即使知道了，他的命运会有所改变吗?
我很想下车过去打个招呼，想了半天，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想只能称他为“那人”，或者，从前在我家门口烤羊肉串的人，我甚至忘了问我爸他姓什么。如果他还在摆摊，我可以去照顾他的生意，可是他做了协管，我又能做什么呢?
今年春节，同学聚会，我的一个当交警的同学碰巧负责他那个路口，我问起那人。同学说，已经不在了，就是节前的事情。
那天的雪特别大。在温暖的包间里，我把他以前的摊子的情形，他烤的羊肉串的味道，他和我们絮絮叨叨聊过的那些话，都想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