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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是不是失败了?”
2005年1月6日零点2分,张亦驰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国家统计局宣布这个小男孩是我国大陆地区的第13亿个公民,这一天也被定为“13亿人口日”。
“再创辉煌,应对挑战”是“13亿人口日”的主题,尽管世界罕有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13亿人口推迟了4年到来,但中国人口总量仍然庞大得触目惊心。
一位记者在这天采访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提出了本文开头那个疑问。
“那你说怎么才叫不失败,已经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了!即使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人口还是会增长啊!这是由于我们长期积累的人口增长惯性所致,而不是每对夫妇生的孩子多了。” 顾宝昌说。
2004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46亿,届时印度人口将达到14.49亿,超过中国,戴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帽子。
“峰值是什么意思,就是到顶了!到顶之后就会掉头向下,人口態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现在很多人只看总量,不看趋势。”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顾宝昌等学者先后于2004年、2009年两度联名上书,建议调整生育政策,“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这边厢有人悲叹“大国空巢”;那边厢也有人提出要实行比现在更严厉的生育政策,“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折中的则说, “再坚持几十年,等到人口负增长的时候再调整生育政策。”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将于11月1日零时正式开始,最后得出的人口数据将会对哪一方形成强力支撑?能否撬动已经运行了30年的现行生育政策?
太多,还是太老?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该报告披露: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占全部人口比例将超过30%,中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据测算,中国的人口红利①大约在2013年达到顶峰,此后将处于缓慢下降的状态。这意味着,“十二五”时期已经到了中国人口红利逐渐丧失的时刻。
“人口老龄化忧虑症和放宽生育政策争论,可以休矣!”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坚决反对调整现有生育政策,“主放派”开列出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快速老龄化,以及公共政策与个人私权之间的冲突,在他的逻辑序列中全都站不住脚。
他提出了著名的“两个百年人口目标”:100年后,争取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之间,200年后降到3-5亿之间,并且坚决主张,“第一,中国在实现人口零增长前绝对不应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第二,中国在未来百年之内应通过各种手段将总和生育率②控制在不高于1.5的水平。”
他主张先把人口控制在15亿左右,再通过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较快地递减人口,“递减到大约5亿左右,才能在100年内赶上发达国家。”
“李小平的观点完全是理论的推演,虽然逻辑性极强,但并没有任何实证能够证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主张放开二胎,他认为人口本身就是一种公共资源,“李小平举过一个例子,‘十个馒头,十个人分一个人只有一个,五个人分那就一个人有两个,两个人,就一人五个。’这个道理听上去很简单很诱人,但问题是,当只有两个人的时候,能生产出10个馒头吗?”
至于“主收派”一再强调的“人口与资源的冲突”问题,李建新认为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日本是一个小岛国,人口压力也很大,但是他们很节俭,从不浪费,所以人口和资源并没有太大冲突。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浪费,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活习惯……这才是资源最大的问题。而且资源和人口数量的对立是建立在技术不变的基础上的,如果技术能够不断进步,那么资源会因为人越来越多而使得人均变少的前提就不能成立。”
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顾问咨询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正武的主张是“有序放开”:“独生子女政策是从1980年开始执行的,受影响的就是那批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育龄妇女们,他们按照政策规定只能生一个孩子,如果立即全面放开,这批人现在是40岁-50岁之间,大部分都还具有生育能力,已有了一个孩子的她们有可能还会再生。她们再加上原本就存在的2005-2020年之间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的小高峰,有可能使得人口增长速度加快,这对我们完成2020年将人口数量控制在15亿的目标也可能会形成冲击。”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两度参与学者联名上书的顾宝昌表示,“我们从2001年就呼吁尽快着手调整,希望能够,通过试点,及早地做,缓缓地做,比较从容地探索、积累经验,然后再逐渐地推开。”
我国的生育率处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1③以下已经长达近20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总和生育率为1.33,已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
他表示,“如果不调整政策,高峰过后,今后几十年当中孩子的出生数要减少一半,这个情况几乎没有人关注。现在经济问题上,大家认识到过热过冷都不是好事,但在人口问题上没有讨论,好像生育下降越快、人口减得越厉害越好。”
据说马寅初先生曾对毛泽东主席说,“中国农村人口太多是因为晚上没电。”这确非戏言,社会学家公认,“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生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大,人们的生育意愿自然就掉了下来。
在亚洲,步入低生育率行列的除了中国、日本,还有韩国、新加坡,甚至还有伊朗。
韩国的计划生育曾被称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范例之一。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计划生育官员、人口学者纷纷到韩国取经。
从1962年开始,韩国全面推行家庭计划生育,提出了“我们就生一胎吧!”、“两胎也多!”的计生口号,甚至还出现了类似“即使生一个,三千里也满员!”的鼓励不育的口号。
随着计划生育的大力推行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韩国生育率下降很快,1962年总和生育率为6.0,1983年下降到更替水平2.1,1990年则降到1.59。
韩国人口学界曾为此展开过一场大讨论,顾宝昌说,“双方争论的论点、论据,跟我们今天的讨论简直是一模一样。”
支持调整政策者认为,假如生育率再进一步下降,会危及到韩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即便取消了目前的人口控制政策,也不会导致韩国生育率的上升。反对者的呼声也相当强烈,他们认为韩国是个小国家,地域小人口密度高,资源非常有限,所以还是要继续控制人口的增长。而且经过多年辛苦的工作,得来今天的生育下降,一旦取消,多年的成果将会荡然无存。
韩国政府在1995年成立了由20位人口专家组成的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并于1996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变,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即“新人口政策”。
然而新政收效甚微,在随后的几年中,韩国的生育水平继续下滑,到2004年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19,甚至低于正被人口负增长困扰的日本。
为提升总和生育率,韩国政府提出了新的鼓励生育的口号:“爸爸,我一个人很孤独,我要弟弟和妹妹!”、“两个孩子比一个孩子好,三个孩子比两个孩子好”、“留给子女的最大遗产是兄弟姐妹。”
政府还鼓励以前结扎的育龄夫妇做输卵管和输精管复通手术,并为他们生育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孩子提供补助。
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下降由来已久,然而直到近十年来,人们才意识到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一个严重困扰全球经济发展的因素。目前,从欧盟到日本,无不面临这一困境。
发达国家中除了美国生育率为2,其他国家的鼓励生育政策均收效不大。一些分析人士将此归因于美国移民的高生育率。
为什么低生育率到来时各国社会的认识和反应往往非常迟缓?澳大利亚人口学家Gavin Jones分析有3个主要原因:
其一是人口惯性帶来的错觉,人口还在继续增多,所以低生育率在目力所及的现实层面难以构成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长期控制人口造成了思想定势,在决策者和公众中很难扭转过来,很难换眼光看问题;
第三个是人口转变理论存在缺陷,过去的人口理论一直在研究如何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但对达到低生育率以后会怎么样,怎么办?过往的人口理论没有回答。
一放就乱,还是不放更乱?
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会不会一放就乱?
上世纪80年代,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经中央批准,为探索“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计生政策,推行了“二孩政策”。
2005-2006年,人口学者们对这些地区的人口态势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成果汇总出版了《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一书。
“实行生二孩的地方,多年来人口增长并不快,而且生育率没有出现反弹,二孩越来越少,三孩微乎其微,出生性别比正常。干群关系良好,没有恶性事件,而且越来越转向了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的计划生育,这样既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又为群众拥护,保持了低生育率水平。应该说这些试点地区的成果很可喜。”
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人问顾宝昌,“为什么政策松了计划生育的实际效果反而更好?”
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替他做了回答:“法律脱离实际,大家都违法,反而不如法律比较实事求是,大家都守法效果好。脱离实际的法律等于没有法律,大家都超生。”
有数据显示,在“一胎化”政策推行最严厉的1980-1983三年间,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却异峰突起,明显高于之前与之后。
“30年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我们的人口态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的学者们2004年上书中央,提出了一个为期15年的分步缓行调整方案:
第一步:从2005年起,允许夫妇双方中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两个孩子;
第二步:2010年起允许大龄已婚妇女生育第二个孩子;
第三步:2020年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照此方案,我国总人口将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但劳动力减少及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会得到缓解。
2009年,专家们再度联名上书,“生育政策调整已经事不宜迟,异常紧迫,应当及早着手,不应贻误时机”,呼吁中央及早作出战略性决策,将生育政策调整提上议事日程。
专家们建议选择若干生育水平长期偏低、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较好的大城市和较发达省份的部分县市先行试点。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已经连续3年在两会上提出要调整生育政策,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谈到,“把家庭搞得那么脆弱干嘛?人口结构已经成为最主要问题,我不相信会一放就乱!刻不容缓不是马上放开,而是刻不容缓地研究。”
注释
①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中最富生产性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这个时期里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
②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TFR)是一个合成指标,就是假设一个妇女在整个育龄期都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生育,她一生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总和生育率超过了5。在许多发达国家,它则低于2。 中国最近十年甚至十五年间,总和生育率已大大低于1.8。
③世代更替水平:一对夫妇生育的能够实现代际交替所需的平均子女数。之所以为2.1而不是2.0(一个孩子对应父母中的一个),是考虑到子女在达到育龄期前的死亡可能性。
2005年1月6日零点2分,张亦驰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国家统计局宣布这个小男孩是我国大陆地区的第13亿个公民,这一天也被定为“13亿人口日”。
“再创辉煌,应对挑战”是“13亿人口日”的主题,尽管世界罕有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13亿人口推迟了4年到来,但中国人口总量仍然庞大得触目惊心。
一位记者在这天采访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提出了本文开头那个疑问。
“那你说怎么才叫不失败,已经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了!即使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人口还是会增长啊!这是由于我们长期积累的人口增长惯性所致,而不是每对夫妇生的孩子多了。” 顾宝昌说。
2004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46亿,届时印度人口将达到14.49亿,超过中国,戴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帽子。
“峰值是什么意思,就是到顶了!到顶之后就会掉头向下,人口態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现在很多人只看总量,不看趋势。”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顾宝昌等学者先后于2004年、2009年两度联名上书,建议调整生育政策,“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这边厢有人悲叹“大国空巢”;那边厢也有人提出要实行比现在更严厉的生育政策,“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折中的则说, “再坚持几十年,等到人口负增长的时候再调整生育政策。”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将于11月1日零时正式开始,最后得出的人口数据将会对哪一方形成强力支撑?能否撬动已经运行了30年的现行生育政策?
太多,还是太老?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该报告披露: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占全部人口比例将超过30%,中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据测算,中国的人口红利①大约在2013年达到顶峰,此后将处于缓慢下降的状态。这意味着,“十二五”时期已经到了中国人口红利逐渐丧失的时刻。
“人口老龄化忧虑症和放宽生育政策争论,可以休矣!”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坚决反对调整现有生育政策,“主放派”开列出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快速老龄化,以及公共政策与个人私权之间的冲突,在他的逻辑序列中全都站不住脚。
他提出了著名的“两个百年人口目标”:100年后,争取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之间,200年后降到3-5亿之间,并且坚决主张,“第一,中国在实现人口零增长前绝对不应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第二,中国在未来百年之内应通过各种手段将总和生育率②控制在不高于1.5的水平。”
他主张先把人口控制在15亿左右,再通过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较快地递减人口,“递减到大约5亿左右,才能在100年内赶上发达国家。”
“李小平的观点完全是理论的推演,虽然逻辑性极强,但并没有任何实证能够证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主张放开二胎,他认为人口本身就是一种公共资源,“李小平举过一个例子,‘十个馒头,十个人分一个人只有一个,五个人分那就一个人有两个,两个人,就一人五个。’这个道理听上去很简单很诱人,但问题是,当只有两个人的时候,能生产出10个馒头吗?”
至于“主收派”一再强调的“人口与资源的冲突”问题,李建新认为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日本是一个小岛国,人口压力也很大,但是他们很节俭,从不浪费,所以人口和资源并没有太大冲突。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浪费,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活习惯……这才是资源最大的问题。而且资源和人口数量的对立是建立在技术不变的基础上的,如果技术能够不断进步,那么资源会因为人越来越多而使得人均变少的前提就不能成立。”
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顾问咨询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正武的主张是“有序放开”:“独生子女政策是从1980年开始执行的,受影响的就是那批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育龄妇女们,他们按照政策规定只能生一个孩子,如果立即全面放开,这批人现在是40岁-50岁之间,大部分都还具有生育能力,已有了一个孩子的她们有可能还会再生。她们再加上原本就存在的2005-2020年之间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的小高峰,有可能使得人口增长速度加快,这对我们完成2020年将人口数量控制在15亿的目标也可能会形成冲击。”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两度参与学者联名上书的顾宝昌表示,“我们从2001年就呼吁尽快着手调整,希望能够,通过试点,及早地做,缓缓地做,比较从容地探索、积累经验,然后再逐渐地推开。”
我国的生育率处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1③以下已经长达近20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总和生育率为1.33,已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
他表示,“如果不调整政策,高峰过后,今后几十年当中孩子的出生数要减少一半,这个情况几乎没有人关注。现在经济问题上,大家认识到过热过冷都不是好事,但在人口问题上没有讨论,好像生育下降越快、人口减得越厉害越好。”
据说马寅初先生曾对毛泽东主席说,“中国农村人口太多是因为晚上没电。”这确非戏言,社会学家公认,“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生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大,人们的生育意愿自然就掉了下来。
在亚洲,步入低生育率行列的除了中国、日本,还有韩国、新加坡,甚至还有伊朗。
韩国的计划生育曾被称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范例之一。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计划生育官员、人口学者纷纷到韩国取经。
从1962年开始,韩国全面推行家庭计划生育,提出了“我们就生一胎吧!”、“两胎也多!”的计生口号,甚至还出现了类似“即使生一个,三千里也满员!”的鼓励不育的口号。
随着计划生育的大力推行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韩国生育率下降很快,1962年总和生育率为6.0,1983年下降到更替水平2.1,1990年则降到1.59。
韩国人口学界曾为此展开过一场大讨论,顾宝昌说,“双方争论的论点、论据,跟我们今天的讨论简直是一模一样。”
支持调整政策者认为,假如生育率再进一步下降,会危及到韩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即便取消了目前的人口控制政策,也不会导致韩国生育率的上升。反对者的呼声也相当强烈,他们认为韩国是个小国家,地域小人口密度高,资源非常有限,所以还是要继续控制人口的增长。而且经过多年辛苦的工作,得来今天的生育下降,一旦取消,多年的成果将会荡然无存。
韩国政府在1995年成立了由20位人口专家组成的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并于1996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变,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即“新人口政策”。
然而新政收效甚微,在随后的几年中,韩国的生育水平继续下滑,到2004年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19,甚至低于正被人口负增长困扰的日本。
为提升总和生育率,韩国政府提出了新的鼓励生育的口号:“爸爸,我一个人很孤独,我要弟弟和妹妹!”、“两个孩子比一个孩子好,三个孩子比两个孩子好”、“留给子女的最大遗产是兄弟姐妹。”
政府还鼓励以前结扎的育龄夫妇做输卵管和输精管复通手术,并为他们生育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孩子提供补助。
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下降由来已久,然而直到近十年来,人们才意识到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一个严重困扰全球经济发展的因素。目前,从欧盟到日本,无不面临这一困境。
发达国家中除了美国生育率为2,其他国家的鼓励生育政策均收效不大。一些分析人士将此归因于美国移民的高生育率。
为什么低生育率到来时各国社会的认识和反应往往非常迟缓?澳大利亚人口学家Gavin Jones分析有3个主要原因:
其一是人口惯性帶来的错觉,人口还在继续增多,所以低生育率在目力所及的现实层面难以构成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长期控制人口造成了思想定势,在决策者和公众中很难扭转过来,很难换眼光看问题;
第三个是人口转变理论存在缺陷,过去的人口理论一直在研究如何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但对达到低生育率以后会怎么样,怎么办?过往的人口理论没有回答。
一放就乱,还是不放更乱?
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会不会一放就乱?
上世纪80年代,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经中央批准,为探索“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计生政策,推行了“二孩政策”。
2005-2006年,人口学者们对这些地区的人口态势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成果汇总出版了《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一书。
“实行生二孩的地方,多年来人口增长并不快,而且生育率没有出现反弹,二孩越来越少,三孩微乎其微,出生性别比正常。干群关系良好,没有恶性事件,而且越来越转向了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的计划生育,这样既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又为群众拥护,保持了低生育率水平。应该说这些试点地区的成果很可喜。”
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人问顾宝昌,“为什么政策松了计划生育的实际效果反而更好?”
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替他做了回答:“法律脱离实际,大家都违法,反而不如法律比较实事求是,大家都守法效果好。脱离实际的法律等于没有法律,大家都超生。”
有数据显示,在“一胎化”政策推行最严厉的1980-1983三年间,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却异峰突起,明显高于之前与之后。
“30年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我们的人口态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的学者们2004年上书中央,提出了一个为期15年的分步缓行调整方案:
第一步:从2005年起,允许夫妇双方中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两个孩子;
第二步:2010年起允许大龄已婚妇女生育第二个孩子;
第三步:2020年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照此方案,我国总人口将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但劳动力减少及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会得到缓解。
2009年,专家们再度联名上书,“生育政策调整已经事不宜迟,异常紧迫,应当及早着手,不应贻误时机”,呼吁中央及早作出战略性决策,将生育政策调整提上议事日程。
专家们建议选择若干生育水平长期偏低、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较好的大城市和较发达省份的部分县市先行试点。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已经连续3年在两会上提出要调整生育政策,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谈到,“把家庭搞得那么脆弱干嘛?人口结构已经成为最主要问题,我不相信会一放就乱!刻不容缓不是马上放开,而是刻不容缓地研究。”
注释
①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中最富生产性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这个时期里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
②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TFR)是一个合成指标,就是假设一个妇女在整个育龄期都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生育,她一生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总和生育率超过了5。在许多发达国家,它则低于2。 中国最近十年甚至十五年间,总和生育率已大大低于1.8。
③世代更替水平:一对夫妇生育的能够实现代际交替所需的平均子女数。之所以为2.1而不是2.0(一个孩子对应父母中的一个),是考虑到子女在达到育龄期前的死亡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