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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以来，青蒿素和它的衍生物成为全球抗疟的一线药物，2000年至2015年，全球可能患疟疾的人群发病率下降37%、疟疾患者死亡率下降60%，共挽救了620万人生命。
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成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全民服药方案纳入疟疾防治指南。
青蒿素出自一种名叫黄花蒿的小草。此草在中国南、北方随处可见，真正的贱如草芥，它怎么成了千古疟魔的克星？屠呦呦团队是如何将一味药草变成挽救生命的现代良药呢？
1965年，越南战争爆发。美、越两军苦战在亚洲热带雨林，疟疾像是第三方，疯狂袭击交战的双方，万千官兵逃过枪林弹雨，却被疟疾击倒，即使活命者，也丧失了战斗力。
为战胜疟疾，美国投入巨额科研经费，并动员西方各国制药的力量，像研发战争武器那样，为侵越部队研制抗虐的新药。越南军队连一点喹啉类的药物也没有，越南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中国紧急求援。1964年，毛泽东主席作出批示，周恩来总理随即下令，以军工项目的名义紧急研制“抗美援越”的抗疟新药。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立即行动起来。该院科研人员中、西医并进，一是以现有喹啉类西药为基础，合成新药;二是研发中药常山碱。两年下来，两条路皆为死胡同。研发西药是西方国家的强项，美英法德比瑞所有大药厂加起来开发不出有效的抗疟西药，基础薄弱的中国想在西药上有所建树谈何容易？再就是选材失误，常山碱被发现毒性太大，不宜使用。
越南战场医疗抢救上频频告急，1967年5月23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就研发抗疟新药问题作出批示，并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内特设了一个“523办公室”，要求调动全国的力量，大打一场研发抗疟新药的战役。
一时间，广西、云南等七大省份的医药力量被动员起来，无数支小分队深入山林、原野，采集各式各样的中草药。然而遗憾的是，中草药试过3200种，仍没有满意的结果，“人海战术”在科技研发上并非有用，科技研发更需要专业上的精英和天才。
1969年1月，北京广安门医院一位参与抗疟研究的针灸医生，向“523办公室”负责人推荐屠呦呦。研发目标久攻不下，“523办公室”求贤若渴，正、副两位主任立刻前往中医研究院。“523办公室”两位负责人查阅屠呦呦工作业绩，发现屠呦呦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仅3年，就在防治血吸虫的生药学研究上创出两项成果，毅然决定起用屠呦呦。
1971年，越南战争进入最残酷阶段，同时国内南方地区也有抗疟的巨大需求。周恩来总理再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大研制抗疟药物的力度。全国抗疟的高潮再次掀起，屠呦呦的工作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1972年3月8日，在南京全国抗疟研究大会上，屠呦呦首次报告了她的实验结果，全场振奋，有关领导当即要求当年上临床。
屠呦呦回到北京，满以为胜利在望，不想一连串的麻烦在等着她。首先是在屠呦呦离开实验室时，实验室内莫名其妙地着了一把大火，烧毁很多设备。接着有人贴出大字报，公开声称屠呦呦实验工艺有问题，青蒿提取物有毒，不可用于人类。有人背着屠呦呦，把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带挥发性的东西喂给猫狗吃，让军代表看猫狗食后抽风的模样，以证实屠呦呦所制药物的危害性。有人还就相信了这种诽谤。
屠呦呦毅然住进医院，勇敢地试服起临床的剂量。成为青蒿提取物第一位试验者，科研组其他两位同志也做起“自身验毒”的试验，结果全都安然无恙，领导才同意新药临床。
1973年，屠呦呦研发出青蒿素第一个衍生物双氢青蒿素，抗疟的疗效一下子提高了10倍。
大量的临床实践，证实青蒿素确实具备“高效、速效、低毒”三大特点，疗效显著。按说这是中国的知识产权应予保密或是专利方面的保护。可惜那时人们不懂。1979年，一个曾在屠呦呦科研综合小组里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将有关青蒿素的材料连同部分原料，偷偷地拿到国外，泄露给外国的同行，连青蒿的一些种子都被带了出去。
1981年10月，国际会议“青蒿素专题报告会”在北京举行。按照有关部门指令，屠呦呦被指定为首席报告人，并被强令要求将最实质性的内容和盘托出。在座的6名医药专家里，凯菲尔德上校是美国某陆军研究院实验治疗学主任。这样，中国人自己发明的青蒿素，就在毫无保护的状况下流失了。后来，欧洲一些药商开始悄然行动。比如瑞士一家制药公司与中国有关部门合作，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在北京郊区建厂，在青蒿素的基础上生产出抗疟的复方本芴醇，然后在40多个国家申请了专利。法国的一家药厂也与中国某单位合作，生产出青蒿素衍生物药品，然后出口。屠呦呦发明了青蒿，但没有专利，直到2011年9月23日，才获得了美国拉斯克奖，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在全球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来源|山西晚报
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成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全民服药方案纳入疟疾防治指南。
青蒿素出自一种名叫黄花蒿的小草。此草在中国南、北方随处可见，真正的贱如草芥，它怎么成了千古疟魔的克星？屠呦呦团队是如何将一味药草变成挽救生命的现代良药呢？
1965年，越南战争爆发。美、越两军苦战在亚洲热带雨林，疟疾像是第三方，疯狂袭击交战的双方，万千官兵逃过枪林弹雨，却被疟疾击倒，即使活命者，也丧失了战斗力。
为战胜疟疾，美国投入巨额科研经费，并动员西方各国制药的力量，像研发战争武器那样，为侵越部队研制抗虐的新药。越南军队连一点喹啉类的药物也没有，越南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中国紧急求援。1964年，毛泽东主席作出批示，周恩来总理随即下令，以军工项目的名义紧急研制“抗美援越”的抗疟新药。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立即行动起来。该院科研人员中、西医并进，一是以现有喹啉类西药为基础，合成新药;二是研发中药常山碱。两年下来，两条路皆为死胡同。研发西药是西方国家的强项，美英法德比瑞所有大药厂加起来开发不出有效的抗疟西药，基础薄弱的中国想在西药上有所建树谈何容易？再就是选材失误，常山碱被发现毒性太大，不宜使用。
越南战场医疗抢救上频频告急，1967年5月23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就研发抗疟新药问题作出批示，并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内特设了一个“523办公室”，要求调动全国的力量，大打一场研发抗疟新药的战役。
一时间，广西、云南等七大省份的医药力量被动员起来，无数支小分队深入山林、原野，采集各式各样的中草药。然而遗憾的是，中草药试过3200种，仍没有满意的结果，“人海战术”在科技研发上并非有用，科技研发更需要专业上的精英和天才。
1969年1月，北京广安门医院一位参与抗疟研究的针灸医生，向“523办公室”负责人推荐屠呦呦。研发目标久攻不下，“523办公室”求贤若渴，正、副两位主任立刻前往中医研究院。“523办公室”两位负责人查阅屠呦呦工作业绩，发现屠呦呦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仅3年，就在防治血吸虫的生药学研究上创出两项成果，毅然决定起用屠呦呦。
1971年，越南战争进入最残酷阶段，同时国内南方地区也有抗疟的巨大需求。周恩来总理再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大研制抗疟药物的力度。全国抗疟的高潮再次掀起，屠呦呦的工作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1972年3月8日，在南京全国抗疟研究大会上，屠呦呦首次报告了她的实验结果，全场振奋，有关领导当即要求当年上临床。
屠呦呦回到北京，满以为胜利在望，不想一连串的麻烦在等着她。首先是在屠呦呦离开实验室时，实验室内莫名其妙地着了一把大火，烧毁很多设备。接着有人贴出大字报，公开声称屠呦呦实验工艺有问题，青蒿提取物有毒，不可用于人类。有人背着屠呦呦，把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带挥发性的东西喂给猫狗吃，让军代表看猫狗食后抽风的模样，以证实屠呦呦所制药物的危害性。有人还就相信了这种诽谤。
屠呦呦毅然住进医院，勇敢地试服起临床的剂量。成为青蒿提取物第一位试验者，科研组其他两位同志也做起“自身验毒”的试验，结果全都安然无恙，领导才同意新药临床。
1973年，屠呦呦研发出青蒿素第一个衍生物双氢青蒿素，抗疟的疗效一下子提高了10倍。
大量的临床实践，证实青蒿素确实具备“高效、速效、低毒”三大特点，疗效显著。按说这是中国的知识产权应予保密或是专利方面的保护。可惜那时人们不懂。1979年，一个曾在屠呦呦科研综合小组里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将有关青蒿素的材料连同部分原料，偷偷地拿到国外，泄露给外国的同行，连青蒿的一些种子都被带了出去。
1981年10月，国际会议“青蒿素专题报告会”在北京举行。按照有关部门指令，屠呦呦被指定为首席报告人，并被强令要求将最实质性的内容和盘托出。在座的6名医药专家里，凯菲尔德上校是美国某陆军研究院实验治疗学主任。这样，中国人自己发明的青蒿素，就在毫无保护的状况下流失了。后来，欧洲一些药商开始悄然行动。比如瑞士一家制药公司与中国有关部门合作，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在北京郊区建厂，在青蒿素的基础上生产出抗疟的复方本芴醇，然后在40多个国家申请了专利。法国的一家药厂也与中国某单位合作，生产出青蒿素衍生物药品，然后出口。屠呦呦发明了青蒿，但没有专利，直到2011年9月23日，才获得了美国拉斯克奖，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在全球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来源|山西晚报